【居正歿，大明衰】張居正的身後，是大明朝舉朝的茫然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黃仁宇

「其實（張）居正完全可以不必將內閣搞成那個樣子。他自己當初不也是從高拱手中奪來首輔的位置嗎，但也未曾去改變高拱的政治方向，而且將其發展成為一場改革。可是他自己卻將內閣的權威跟自己一起埋葬了。」

「明朝的帝國大廈本來就是要靠內閣支撐的。我們看，從宣宗的時代，便是內閣英才輩出的時代，無論是老成持重者，還是咄咄逼人者，無論是仁德忠厚者，還是心術不端者，都是無一例外的精英。他們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輩，開創自己當政的時代，而任憑他人評說。然而此刻的內閣之中，我們又何嘗還能看到半個精英的身影！」

「我們看繼任張居正的首輔，像申時行、王錫爵之流，他們的威望遠不如張居正，手段也不如張居正老練，他們只知道唯諾因循，來取媚於皇帝，想盡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衣缽相傳，支持了十幾年。」

「明代內閣的權威，至此也便蕩然無存了。而這些失去昔日權威的閣臣們，還必須設法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黨爭之勢，自不可避免。」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

明代湖廣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

明朝中後期的政治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

【日月為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居正歿，黨爭興】

「以猖狂為氣節，以結黨為豪舉。」

----《明神宗實錄》

萬曆的前十年，是張居正的時代。內閣與宦官結合的首輔專權，雖然沒有留給朋黨多少的空間，但從居正的奪情之爭起，朋黨政治也漸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後，黨爭遂興。

我們今天論晚明黨事，即以東林諸黨為主，東林諸黨的形成，其實與士風的變化應有重大的關係。居正歿後，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權威，官員們為伸張自己的勢力，相結成黨，風氣傳至儒學，生員皆「以猖狂為氣節，以結黨為豪舉。事關一人，乃倡通學而聚蚊雷之聲，事關本學，乃聯各學而成鴟張之勢，把持官府，武斷鄉曲，至於縉紳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兇橫。」

為萬曆黨爭之初起。先師剛主先生（謝國楨）曾說：

「我們看繼任張居正的首輔，像申時行、王錫爵之流，他們的威望遠不如張居正，手段也不如張居正老練，他們只知道唯諾因循，來取媚於皇帝，想盡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衣缽相傳，支持了十幾年。庸愚的萬曆皇帝，他只知道兒女之情，那知道國家的大計，盡著內閣和言官在那裡暗鬥。所以到了沈一貫的時候，黨勢已成。」

先生還說：「言官的輿論一天膨脹一天，而言官的本身，慢慢的分出派別來了。在萬曆的中葉，言官和一般士大夫比較能主持正義的就是東林黨，與東林反對的，就是齊、昆、宣三黨。萬曆間的政治，可以說是東林與三黨消長的歷史。」

剛主師曾將東林比附於西方的政黨，但他絕非即以東林為中國近代之政黨，其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之傳統朋黨之處，在於他所獨具的政治主張而首先提出了士大夫的社會責任。因此東林非政黨，但東林確然是一政治團體。

政治團體與結黨營私的區別在於其必具的政治主張。自嘉靖的末世，嚴嵩內閣失敗，至隆慶間內閣紛爭繼起，萬曆十年後，雖有對於張居正專政期間的政治反覆，官僚士大夫們為各自的利益，黨同伐異的局面業已形成，朝政已陷於混爭之中。此種政爭的局面，在萬曆中葉逐漸明朗了起來。

【居正最後的日子】

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無限恩怨和不盡的是非。

----朱東潤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於京師家中，享年五十八歲。

在此前兩年多，居正似乎對自己最後時日無多已經有所預感，這一切都是從他患病開始的。萬曆八年(1580)二月的一天，他向神宗皇帝正式上呈了一份《疏乞休》。這一年，神宗十八歲，居正五十六歲。

這份奏疏實在是一個政治家思維的集中體現，居正談了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對先皇遺命的兢業，憚精竭盡的辛勞，和已經實現的中外安寧。這份乞休疏很像是一個功成名就者成功後的退閑聲明：居正現在可以無愧於先帝，而將一個完好的天下交給年輕的皇帝，歸政乞休了。

這份因患病而提出休息的奏疏，我們過去一直認為居正乞休的主因是疾病纏身，不勝勞頓。然而此時的居正，其實並無明顯的病症，只不過是「血氣早衰」，「鬚髮變白」而已。那麼居正為什麼要在去世前兩年提出歸政乞休呢？

明朝的內閣，從憲宗時代開始，便須權威的首輔，延至嘉、隆，內閣出現紛爭的局面，那些呼風喚雨的首輔們，辦事的幹練，手段的毒辣，一代更勝一代。對於權力的掌控，是決然不肯輕易放手的。當居正將高拱打倒後，不是還企圖以「王大臣案」將其置之死地的嗎？若以懼禍心理論之，居正應該更不敢有絲毫放鬆！

因此，或許居正的乞休疏並非出於懼禍的心理，而是另有原因呢？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

隆慶六年（1572年）即位，年號萬曆

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從萬曆六年(1578)起，內閣中便只有居正一個人的意志，兩個內閣成員申時行和張四維，一切只能對居正惟惟聽命，並無自己的主張。此後的數年間，是居正專權的時代。一年後的萬曆七年(1579)，下令禁毀書院，兩年後的萬曆八年，居正便提出乞休的請求。居正的心裏面是清楚的，此時困擾國家已久的南倭北虜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土地清丈與公平稅負以及一條鞭法亦均行之已久，通過考成法對於官僚政治工作效率的管理，也已初見成效。居正以前內閣的紛爭的教訓，讓居正明白如何控制內閣的臣僚，此時的內閣，並無一個如同自己一般的後起之秀去取代或者改變自己打造的政局。在這大功告成時乞休而退，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誰知事出意料，居正二月上疏乞休，三月便有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言時政之弊，而所言時弊之最，則為言路不開。（趙）世卿的奏疏，本來對於居正是一個信號，這可以看作是對居正權威的挑戰。雖然事後（趙）世卿受到處分，但這至少說明居正的反對者們還遠未肅清。可惜的是居正這位當局者，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形勢的危險，親家劉一儒勸他「政嚴則荷，法密則擾」，須以寬政收取人心，也未曾引起他的注意，甚至對於神宗皇帝在此事上的態度，也並未成為居正所重視的問題。此時的居正大約認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當然也包括歸政乞休這件大事。

對於居正的乞休，神宗的態度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即使此刻神宗距歸政還有一段距離，但是他的真實想法卻足以決定以後的發展，因為這個天下遲早還是他的。神宗皇帝對此會如何想呢？此時他已經十八歲，或許也會考慮可以嘗試自己管理國家了。但是對於居正所有乞休的奏疏，神宗皇帝只是採取了一味勸留。因為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決策人物，他的母親慈聖太后。

慈聖太后（1540年代－1614年）李氏，名不詳

明神宗母親，明朝最後一位皇天后

當時的一切都看在了慈聖太后這個「小家之女」的眼中。對於居正的治國，她是非常滿意的，她不希望這樣的局面有所變動，所以她這時候對歸政有所期望的神宗潑了一盆冷水：「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慈聖的懿旨是要將居正首輔的時間又延長了十二年。如果真的這樣，到十二年後居正也不過六十八歲，雖然年老，也還應該足能夠勝任的，到那時候，神宗皇帝也已三十歲的成年，算得上是一位足稱成熟的皇帝了。可惜的是事情並不這般理想。

一年以後的萬曆九年(1581)五月，當居正度過了他五十七歲的生日後，便病倒了。這場疾病讓他更加決心乞休。

到了這一年秋天，居正的病情每況愈下。按照醫生的說法起初只是積勞成疾，造成內傷氣血，外冒盛暑。給他開了不少涼葯，結果吃下去後卻無見效果，病情日益加重，以至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

但神宗皇帝只是一味地慰留，而居正本人在病中也還兼理著閣務，不曾真正放棄手中的權力。一位內閣首輔晚年請求病休與皇帝的一再慰留，這看起來只是（張）居正的權勢、對於國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皇帝（與太后）的重視，然而在這背後，卻是當時朝廷政局的必然。

居正的病情，天下都知道了，居正也不必再加掩飾。他在信函中不僅談到自己的病症，而且一再談到患病的原因：那是因為「久負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耳。」（《答司馬王鑒川言抱恙勉留》）這一切既然都是為國家大事操勞的健康透支，那麼皇帝也就必有一再慰留，這也就註定了居正永運無法離開這政治的中心。直到他將乞休疏改為《乞骸歸里疏》。這一回他真的擔心自己不能像別人那樣安靜地死在故鄉家中了。但是這一回神宗皇帝仍然只是准給假調理，等到痊癒後再出輔政。十幾日後，居正病情更重，他於是將乞歸骸骨的請求再次寫成了《再懇生還疏》。他在奏疏中甚至說：「一旦溘先朝露，將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虧保終之仁。」（《再懇生還疏》）儘管再不恩准居正的退休，便是缺少保全大臣始終的仁德，神宗居然仍未恩准他退休，直到得知居正糜飲不進而派宦官請教身後安排的時刻，居正已是在彌留之際了。

這也怪不得神宗們吧？明朝的帝國大廈本來就是要靠內閣支撐的。我們看，從宣宗的時代，便是內閣英才輩出的時代，無論是老成持重者，還是咄咄逼人者，無論是仁德忠厚者，還是心術不端者，都是無一例外的精英。他們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輩，開創自己當政的時代，而任憑他人評說。然而此刻的內閣之中，我們又何嘗還能看到半個精英的身影！

居正是強勢的，在他把持的內閣中，實在容不得任何強者的苗頭。不過此刻的居正，也突然之間感到身不由己。他臨終前薦舉的潘晟曾經是太監馮保的老師，是太監馮保勉其所為；梁夢龍、曾省吾是居正的學生；王纂是兒女的親家；只有徐學謨，是當年居正歸葬父親時任鄖陽巡撫的舊人。

這番安排後兩天，居正撒手人寰而去。居正終於做到鞠躬盡瘁了。朱東潤先生為居正作傳寫到這裡時說：「居正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無限恩怨和不盡的是非。」無限的恩怨和不盡的是非，只是居正死後種種事件發展的表象，其實伴隨著居正而去的，還有內閣的權威的喪失，留下的只是舉朝的茫然。這對於一個改革者來說，是決然算不上一件好事情的。

前引先師謝國楨教授看到居正歿後內閣權威的失落，說道繼任申時行、王錫爵之流，他們的威望遠不如張居正，手段也不如張居正老練，他們只能用唯諾因循，來取媚於皇帝，鞏固自己的地位。

明代內閣的權威，至此也便蕩然無存了。而這些失去昔日權威的閣臣們，還必須設法造成黨羽來養成自己的勢力，黨爭之勢，自不可避免。

黃仁宇先生在他的名著《萬曆十五年》中更為沉重地說道：「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其實居正完全可以不必將內閣搞成那個樣子。他自己當初不也是從高拱手中奪來首輔的位置嗎，但也未曾去改變高拱的政治方向，而且將其發展成為一場改革。可是他自己卻將內閣的權威跟自己一起埋葬了。明朝人說：「江陵以卓犖恢張之才，其術近於申、韓，故收部院之權而握之手，其失在於攬權，攬權不已，轉而怙寵．怙寵不已，轉而騁威，卒之身名大敗。」而讓人未曾想到的是，內閣的威權，也隨之而敗。

失去內閣權威的大明帝國，還能夠繼續大明帝國的輝煌嗎？先天不足的明朝皇帝們能夠真正取代業已成為帝國倚靠的內閣去治理國家嗎？居正維護自己權威及其身後影響的所作所為，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居正的最後時日，也成為了大明帝國最後的時日。這恐怕是他直到臨終前不曾想到的事情。

（摘自《走進晚明》「第三章 從朋黨到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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