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網 >> 〖近現代中國〗 >> 姚文元與胡風的恩恩怨怨

1980年的胡風先生 建國之前和建國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風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文元卻突然成了批判胡風的急先鋒，這到底是為什麼?從姚文元與胡風的關係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後來人生道路的必然性。不入門的「學生」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文壇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姚蓬子便與魯迅、胡風、田漢、夏衍、馮雪峰、潘漢年、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後來，姚蓬子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寫下了《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成了叛徒，但後來他隱瞞了這一情況。抗日戰爭時期，姚蓬子在重慶辦作家書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現。那時，姚蓬子的作家書屋主要以出版進步書刊為主。這時，姚蓬子與胡風的關係仍然很好。姚文元1931年出生於上海。姚文元1歲時，便由姚蓬子抱著去見過魯迅，魯迅還為此寫過一首詩。這一點後來也成了姚文元的「資本」。「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說過：「我1歲的時候見過魯迅。」當他後來在重慶南開初中讀書時，父親的作家書屋出版過胡風的很多著作，胡風也常來作家書屋與姚蓬子談天說地。那時，姚蓬子是胡風的朋友、出版者、崇拜者，自然經常在他兒子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風。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風，但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還與胡風這樣的大作家、文藝理論家說不上話。於是，性格內向、喜愛讀書的他每天從學校回來後，便躲在自己的屋子裡讀作家書屋出版的書。在這些書中，他最愛讀的，就是胡風的書。胡風寫的許多書和文章，他不止讀一遍，有的甚至讀過三四遍。胡風的思想、文章風格、寫作筆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靈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記。那個時候，姚文元也經常跟著父親去胡風家，還常常奉父命去胡風家裡送校對稿、送清樣、送書。抗日戰爭勝利後，遷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辦作家書屋，姚文元則進入上海大同中學讀書，後來又轉入滬新中學讀書。此時的姚文元仍是胡風著作的熱心讀者。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黨後，更熱心讀胡風的書了。他的書架上擺著胡風的書，桌子上放著胡風的書，偶爾出門，手裡仍拿著胡風的書。姚蓬子與胡風的關係好，了解胡風是文壇大家，自然支持兒子讀胡風的書。新中國成立後，姚文元進入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宣傳部工作，業餘時間仍經常讀胡風的書。不過，此時他讀胡風的書，已經不同於從前了。從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學習胡風的思想、文風、筆法，現在，他讀已經成為中國文壇巨星的胡風的書，是為了研究胡風的思想，通過對胡風思想的研究，走上成為文藝評論家的道路。姚文元下決心要成為胡風不入門的「學生」，自有他的考慮。在這些考慮中，有三個因素是主要的：一來姚文元自從少年時代接觸胡風後，就是胡風的崇拜者，對胡風的思想和筆法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二來胡風過去與魯迅關係密切，建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曾經把胡風當作魯迅的繼承人來看待的，胡風由此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人民文學》雜誌編委，在中國文學藝術界樹立了領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風的文藝思想，自然會得到胡風的讚許，他個人也會由此撈到好處，至少會為自己躋身文藝界打開一道門。三來青年姚文元立志成為一個文藝評論家，而從研究文藝評論大家胡風的著作入手，是成為文藝評論家的一條捷徑。姚文元整天鑽研胡風的書，幾乎成了胡風迷。他在上海盧灣區委宣傳部時，就經常在同事中談論胡風。姚文元的口才並不好，說話慢吞吞的，像是說一句想一句的樣子。儘管這樣，別人也願意與他交談。姚文元的這一長處，也引起了中共盧灣區委宣傳部長的注意。經他推薦，1954年底，一向有重視文化工作傳統的盧灣區委宣傳部決定：讓地位並不高(當時只是科長)的姚文元為全區幹部講一次胡風的文藝思想。青年姚文元獲此殊榮，內心自然十分高興。他下了一番功夫，認真準備了一篇宣傳胡風文藝思想的講稿。在講稿中，他是把自己置於胡風「學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裡十分清楚，此時的胡風，已經不是抗日戰爭時期作家書屋座上客的胡風了，不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連他的父親、曾經是胡風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這個胡風的「學生」，只是一個不入門的「學生」。驚怵之後的轉向就在姚文元熱心當胡風不入門的「學生」時，中國文藝界卻響起了一聲炸雷：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1954年，胡風深感中國的文藝工作中存在著一些缺點，如不提出解決，會妨礙中國文學藝術的繁榮。於是，當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份30多萬字(後來被稱為「30萬言書」)的報告，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後文藝思想和文藝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其中還對當時主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的中宣部領導人周揚等人提出了批評。胡風的報告，被中宣部認為是錯誤的、反動的；胡風向中央直接寫報告，也被認定為是不正當的。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先後開了8次會批判胡風，周揚在會上還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對胡風的批判，並沒有使胡風服氣，他在會上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黨中央提交了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宣部的這個報告，要求各級黨委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看待。當時中央還只是要對胡風的思想進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風寫給舒蕪的一批書信受到注意，中宣部把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報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後，同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1955年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為發表這些材料寫了按語，將胡風及其有關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將胡風逮捕。然而，在1954年底，周揚批判胡風的消息即在文藝界傳開了。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周揚的《我們必須戰鬥》一文。姚文元讀了這篇文章，感到震驚。雖然那時胡風尚未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但是周揚在文章中已經使用「反動」一詞來稱呼胡風了。這對姚文元來說，不啻于晴天一聲霹靂，一下子把他打暈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認為是自己「老師」的胡風，怎麼一下子成了「反動」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了好幾個晚上。想來想去，他感到了驚怵，他有一種後怕的感覺。如果自己真的在盧灣區委宣傳部作關於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如果自己宣傳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報刊上發表了，自己豈不真的成了胡風的「學生」?不光是胡風的學生，說不定還會被定為「胡風集團」中「反動」的一員呢!現在該怎麼辦?為自己的前途計，除了轉向，即從胡風的崇拜者趕快轉向胡風的批判者外，別無他途。於是，在驚怵之下，幾天之內姚文元就轉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風的批判者了。

走向全國文壇在打響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並不知道他有「貴人」相助。打響第二炮之後，暗中相助的「貴人」開始走向前台了。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夠打響第二炮的原因。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張春橋主動約姚文元到他《解放日報》的辦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經歷、家庭、工作之後，張春橋對他說，聽了你在上海文藝界批判胡風大會上的發言，也看了你在《文藝月報》上發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戰鬥力。你還很年輕，大有前途，今後我們經常聯繫。文藝理論家一定要成為政治家，今後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談話中，張春橋向姚文元提出，請姚文元參加《解放日報》批判胡風的座談會，請他在會上發言；張同時還提出，請姚文元當《解放日報》的「文藝理論通訊員」。這兩件事，對姚文元都有好處，他自然很痛快地答應了。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姚文元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評胡風給黨中央報告中關於文藝問題的幾個主要論點》。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報》批判胡風座談會發言稿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後發表的。文章的發表，自然也得益於張春橋的推薦。《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在全國特別是在華東各省有很大影響。姚文元的文章作為重頭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廣為人知。接著，張春橋又連續約姚文元寫了數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在《解放日報》顯著位置上發表。同時，張春橋還利用自己的影響，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薦給《文匯報》發表。那個時候，《解放日報》、《文匯報》都是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在這兩種報紙上經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對姚文元後來的「出名」是起到了關鍵作用的。這一時期姚文元發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風文藝思想的反動本質》(載1955年3月28日《文匯報》)、《胡風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一》(載1955年5月7日《解放日報》)、《胡風污衊勞動人民的反動觀點——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二》(載1955年5月9日《解放日報》)、《胡風反對有組織有領導的階級鬥爭——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三》(載1955年5月11日《解放日報》)、《給胡風的兩面派手腕以十倍還擊!》(載1955年5月17日《解放日報》)、《用最大的決心粉碎胡風反黨集團》(載1955年5月24日《新聞日報》)、《認清敵人，把胡風反黨反革命的毒巢徹底搗毀》(載1955年5月29日《文匯報》)、《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載1955年6月1日《人民日報》)、《徹底清除隱藏的兩面派反革命分子》(載1955年6月14日《青年報》)、《要用鐵的心腸消滅敵人》(載1955年6月18日《新聞日報》)……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到，姚文元批胡風是十分積極的，每隔幾天，就有一篇重頭文章在重要報刊上發表。由於姚文元對胡風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大量胡風著作中的觀點，然後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於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風著作的基礎上寫的，自然不那麼空洞。這個時候，姚文元真的從少年時代讀胡風的著作中得到了「好處」。不過，這種好處卻是在他批判胡風中得到的。這一點，可能連胡風本人都沒有想到。而且，隨著中央對胡風問題定性的升級，姚文元文章的調子也就跟著升級。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麼純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覺是很靈的。在《文匯報》、《解放日報》這樣全國有影響的報紙上發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時名聲大噪，「青年文藝理論家」、「文藝評論家」姚文元已經廣為人知。從那時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國文壇。

並非「壯士」的「斷腕」然而，正當姚文元大批胡風之時，他的「後院」卻起火了。原來，在胡風的問題被升級為「反革命集團」的同時，潘漢年因受「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牽連而被中央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而胡風和潘漢年，當年都與姚蓬子有著密切的關係。胡風是姚蓬子的老朋友。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潘漢年呢?他是姚蓬子的入黨介紹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個人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共事時，交往就很密切。胡風的問題被中央定為「反黨」問題後，中央就已經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月4日，潘漢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後，中央給潘漢年定的是「包庇特務、叛徒」的罪名，這也使經潘漢年介紹入黨後又叛變的姚蓬子的問題突出出來。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過問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風正起勁之時，上海市公安局審查了姚蓬子的問題。5月底，姚蓬子以「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審查。姚蓬子被逮捕審查，對姚文元是一次重大打擊，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批判胡風的「青年英雄」的父親，竟然是「胡風分子」，而且還是「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緊接著而來的，是上海市盧灣區委審幹辦公室對姚文元的審查。6月，區委審幹辦公室找姚文元談話了。談話的內容，是了解姚文元與其父親的關係，以進一步了解姚家與胡風的關係。對這次談話，姚文元早就有思想準備。談話中，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姚蓬子的叛變問題，所以才在以前填寫履歷表時寫道：「父親，黨外民主人士，進步作家」。後來知道父親的事情後，便與父親劃清了界限。他說，對於父親與胡風的來往，他並不知道，因為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學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間的事情。他說，他讀過胡風的書，但他是批判地讀的。姚文元的這些表白，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並不能使他輕易過關。於是，姚文元被列為盧灣區委的重點審查對象。姚文元從得意的「雲端」一下子跌落下來，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但他並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著擺脫逆境的辦法。想來想去，除了與父母親斷絕來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劃清了界限之外，別無他法。於是，姚文元乾脆住在單位不回家了。其實，姚文元對他父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姚家唯一的兒子，自小姚蓬子就對他疼愛有加，視其為掌上明珠。姚蓬子為了培養姚文元成才，費了不少苦心。對這些，姚文元是知道的，在內心裡也是感恩的。表面上看，姚文元是住在區委機關的宿舍里不再回家了，真像是一個「斷腕」的「壯士」，其實他仍然與家裡的父母有來往。因此，他的這個「斷腕」，實際上並非真正的「壯士斷腕」。1955年11月，姚蓬子的問題在審來審去後，除了「叛黨」這箇舊賬之外，沒有審出建國後與「胡風反黨集團」有聯繫的問題，也沒有審出與「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有聯繫的問題。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裡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他此時開始回家了，也不再與父親劃清界限了。他又開始繼續寫批判胡風的文章了。當年12月20日，中共上海盧灣區委審幹辦公室給姚文元寫了一個不痛不癢的審查報告。報告中說，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與胡風、潘漢年關係均很好，並有往來。姚文元也與胡風、潘漢年見過面，但姚文元未向組織彙報。反胡風鬥爭開始後，姚文元也沒有把這種具體情況揭發過。解放前，姚文元經常閱讀與研究胡風的書，解放後同樣買了很多胡風的書，但從未批判過。反胡風鬥爭開始後，姚文元還把胡風等的書籍放到外面公開的書架上。姚文元曾認為胡風是進步的。對胡風誣衊黨的文藝領導同志的言論，姚文元也認為是對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姚文元很不利，但並沒有寫下什麼實質性的問題。在姚蓬子被結束審查送回上海後，對姚文元的審查自然也就草草結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在批判胡風中學會了「攀龍術」在批判胡風時，姚文元並沒有想到他會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的注意。但是，他通過批判胡風，卻結交了張春橋。張春橋的點撥，使他掌握了「攀龍術」。這個「攀龍術」，說白了就是：寫文藝評論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動向，特別是要注意報刊上透露出的毛澤東的政治意圖，按照毛澤東的政治意圖寫文章，最終會引起一貫重視文章也愛看文章的毛澤東的注意，到那時，他自然就會平步青雲了。姚文元是個聰明人，自然把這一「要術」牢記在心。他在批判胡風時，就開始運用上了這個「本事」。此後，他更是十分關注政治，經常細讀《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同時，他把已經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找來仔細研讀，把毛澤東的一些話爛熟於心，隨時在寫文章時引用。在批判胡風時學到的這個「攀龍術」確實幫了姚文元的大忙。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真的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並且，毛澤東在1957年兩次提到姚文元、稱讚姚文元。原矗?957年2月6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此前，毛澤東已讀過姚雪垠的文章，還稱讚說「姚雪垠很會寫文章」。後來，毛澤東的秘書們便經常把新發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給他看。這時，《文匯報》上突然冒出了一篇與姚雪垠「討論」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便問身邊工作人員：姚文元是誰?經工作人員了解並把姚文元的簡況報告給毛澤東後，毛澤東對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談到了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他說：「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擊不能鍛鍊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20年一家獨鳴的理論。」毛澤東表揚姚文元的話，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找姚文元談話了。姚文元也被確定為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海文化界代表團的成員之一，於19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更使姚文元高興的是，毛澤東在3月10日接見上海文化界代表團時，當著眾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揚了他。毛澤東說：「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此次，毛澤東不僅當著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揚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擺到當時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王蒙、李希凡之上，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此後，姚文元更加註意研究政治動向了。他寫的文章，也更與上邊的領導人所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寫的批判「右派」的文章，發表得比較早也比較多。19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張春橋的安排下，在與江青、張春橋等人共同密謀後，執筆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末了，該提一下胡風和姚文元的結局了。1978年底，胡風被公安部門宣布撤銷無期徒刑判決，予以釋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宣布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1981年，胡風被補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1985年，公安部對胡風的政治歷史遺留問題又進行了複查，對其全部誣衊不實之詞予以撤銷。1988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又發出《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為胡風徹底平反。而姚文元則被作為江青反黨集團的主犯之一，於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扯淡網編輯）

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