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十大矛盾

論中國的十大矛盾 2010-07-27 16:35:30 邱海平 的博客

按照國際上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左右的時候就會進入某種發展的「陷阱」。如果平穩地越過了這一階段，就會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反之，如果在這個階段發生政治與社會的動蕩，就會重新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前一方面有日本、韓國等成功的典型，後一方面有拉美一些國家的例子。

雖然2009年的統計數據還沒有公布，但可以肯定一點的是，2009年中國人均GDP應該已非常接近5000美元。從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國已進入發展的「陷阱」。

事實也是如此。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社會矛盾，整個社會已經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如何正確認識形勢，特別是深刻認識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並有效加以解決，是關係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終能否成功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沒有完成，而且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道路依然漫長。

概括起來說，當前中國存在的十大矛盾有：

第一、中國的發展與美帝國主義的矛盾。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冷戰」的結束，使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由於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導致美國越來越走上了軍事帝國主義的道路（詳細的論證，可參閱大衛·哈維的《新帝國主義》）。美國的「反恐」其實只是一種國家戰略，並不是因為恐怖主義行為真的對美國構成了什麼實質性的威脅，美國反恐的真正目的，無非是借「反恐」在全世界布署它的軍事力量，以達到控制整個世界的目的。當然，遏制中國是美國一貫的戰略目標。正在進行中的韓美軍演以及美國頭一次對越南表示「支持」，其用意都在於遏制中國而已。

因而，中國的發展面臨著與美帝國主義的重大矛盾。中美之間雖然自上個世紀70年代恢復外交關係以來，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有了巨大的交往，並且為兩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但是，作為兩個大國，而且作為具有不同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的國家，中美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矛盾。在中美矛盾之中，毫無疑問，美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產生這種矛盾的根源，不僅在於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天然的矛盾性，而且更在於美國的社會制度與國際地位。作為世界上惟一現存的超級帝國主義大國，美國必然不可能讓中國威脅它的世界霸主地位。然而，31年改革開放以來，不管中國自身存在怎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規模與相應的軍事實力的進步，已經在客觀上造成了美國的「不安寧」。所以，美國以及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宣揚「中國威脅論」，並且從各方面實施對中國的遏制戰略與政策。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已經成功地將中國納入到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和經濟體系，也正是這樣一種格局，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諸多矛盾與問題。一定意義上來說，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有意容忍的結果，而且事實上，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有利於維護美國的超級霸主地位的。別的不說，光是美元這一條，中國就奈何美國不得。有人說，中國只要停止向美國出口三個月，美國就亂套了。但是我們要知道，停止出口美國三個月，中國自己可能先亂套了。這就是中美關係的現狀。

可以預言，無論中國採取怎樣的發展道路與政策，只要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和軍事上不斷強大，那麼，中美之間的矛盾必將不斷突出甚至尖銳化。因而，如何處理中國自身發展與美帝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發展道路上始終面臨的重大問題。

第二、獨立自主原則與對外開放政策的矛盾。

中國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大國，而且在改革開放以前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31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外開放，其中，引進外資是最重要的內容。從改革開放的最初目的來說，主要是為了引進資金的同時，引進國外的一部分技術和管理經驗。而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各種優惠政策，即非國民待遇。不僅中央政府以引進多少外資作為政府成績的指標之一，而且各地方更是層層加碼競相爭外資。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更加提高，外資的規模越來越大，滲透並控制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經濟部門，以致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換句話說，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加工基地，並形成了超過70%的對外經濟依存度。同時，帶來了資源的緊張和環境的破壞，以及過高的外匯儲備。

對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引進外資與發展對外貿易，的確拉升了中國的GDP和各級財政收入，並有助於解決就業問題；但是另一方面，過度的對外開放，不僅將一些經濟利益拱手讓給了外資企業，過多的外資擠壓了民族資本的市場，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自覺將自己置於國際分工的末端，形成了高產出低收益的發展路徑與慣性，不僅自主創新難以實現，加劇了民族資本中的勞資矛盾，而且已經在貨幣、資本等方面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所「綁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並且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度的對外開放，已經產生了與獨立自主原則的嚴重矛盾。無論是「全球化」，還是國際金融危機，我們雖然並不認為都是發達國家的「陰謀」，但是，中國並不是其中的最大受益國，這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在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同時，作為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居然在全世界扛起了自由貿易的大旗。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已經在經濟上被發達國家所「綁架」的表現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繼續實行自由主義政策，如果中國不能有效遏制外資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張，未來的中國，不僅在經濟上會進一步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而且在政治上一定會出現更加緊張的局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重要的，莫過於徹底放棄過度的對外開放政策，回到獨立自主為主，對外開放為輔的正確道路上來。

第三、經濟增長與國民收入分配的矛盾。

改革開放31年來，中國各級政府一直將GDP的增長作為主要的追求目標。為此，不僅大量引進外資和過度地對外開放，而且在發展私營經濟的同時，放棄了對中小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街道企業等公有企業的掌控，通過「改革」，將這些公有企業廉價地賣給了私人。這是導致中國財富佔有上的極不平衡和極不公平的重要原因與主要途徑之一。當代中國的多數家產過億的那些富人，無不與廉價地佔有公有財產有關。甚至包括國有土地資源（特別是礦山資源等）的私人開發，也屬此列。任何學過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僅僅依靠剩餘價值的資本化積累，中國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富裕階層的。

當然，在這樣的一種改革中，「腐敗」就是必然的伴生現象。在瓜分公有資產或財產的過程中，一般的勞動階級只是受害者，而無任何發言權，完全被邊緣化。

財富佔有上的重新分配，是產生中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認，中國的人均收入也是不斷增長的，但是，勞動階級的收入增長，與富裕階層的財富的增長相比，它們之間的差距無疑是越來越大了。

其次，由於在國際分工中處於末端地位，再加上中國的大部分製造業都嚴重信賴國際市場，從而導致了勞資之間收入分配的兩極化趨勢。雖然跟外國資本的利潤率相比，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很低，但是，與工資收入相比，中國企業的剩餘價值率卻是高得驚人。低利潤率與高剩餘價值率同時並存，這是所有後進國家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必然現象。富士康的「13跳」，是中國當代勞工階層生存狀況的最典型的反映。

當然，在中國，還存在另一個現象，即在國有企業中，企業領導人與職工之間、不同行業的企業及員工之間，也存在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剛看到了西安某國企職工自殺的報道，這應該是關於國企內部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又一個鮮活的註解。）

另外，由於中國依然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顯著地縮小，即使取消了農業稅，也並沒有改變這一基本格局。

最後，由於中國政府在建立全社會的福利保障制度與體系方面著力不夠，中國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赤貧階層。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存在於大中小城市的大量乞討人員上可見一斑。

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已經名列世界前茅，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越過了國際上公認的危險警戒線。而且事實上，過高的各種犯罪和反社會現象的頻發、人心的普遍浮躁、信仰的缺失，等等，無不與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公平有關。

中國必須放棄片面追求GDP的發展模式，必須嚴格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堅持發展公有經濟，並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不遺餘力地加快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和體系的建立，進一步加快住房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讓所有的公民能夠居者有其屋，病者有所醫，並且能夠讓所有適齡兒童和青年能夠平等地享受教育資源。惟其如此，中國才有可能安全度過「發展陷阱」。

第四、 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矛盾。

經過31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所有制結構，其中，國有企業雖然仍然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但是，外資和私營經濟卻也非常龐大，加在一起，無論是資產規模、營業額，還是稅收和就業量，都已經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大半壁江山。在這樣的情勢下，必然存在著經濟與政治的矛盾。

作為資本，無不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無論是外資還是私企，都是如此。雖然中國的外企與私企，都是在國家的鼓勵下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決不會以現有的利益為滿足，它們必將受到剩餘價值規律的支配，它們一定要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直致政治利益。而就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來說，外資和私企，除了通過政界和學界的代言人替它們「說話」與「辦事」之外，它們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仍然並沒有充分的直接發言權。在學界和公共輿論中，人們已經看到，相當一部分學者或所謂媒體人，都已經充當了「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他們總是對國家和政府不滿，總是對國有企業欲將除之而後快，其背後的目的，路人皆知。

當前中國的政府，處於身受兩面夾擊的狀態之中。一方面，外企和私企仍然不滿足於國家對它們的「賠款讓地」，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對現有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格局高度不滿。因而，中國政府經受著巨大的考驗。如何處理來自資本方和勞動方的對立的利益訴求，平衡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且仍然將國家的控制權仍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考驗，也是保證中國社會平穩度過陷阱期的重要條件。

第五、 官民矛盾。

由於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由於產生了勞資矛盾（改革開放前公有企業裡面是不存在這一矛盾的），由於產生了財富佔有與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相應地，中國社會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矛盾，即官民矛盾。

在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中，黨和政府的許多官員有意無意地成為了「經濟人」。由於中國沒有現實條件實行全民投票式的民主，民意的表達缺乏有效的合法化途徑，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而言，民權被嚴重削弱，從而使上述各種社會經濟矛盾又表現為官民矛盾。

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勞動階級仍然是中國居民的絕大多數，並且處於空前的無權無利（相對利益）狀態。他們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卑微，不僅產生了對於政府的不滿，而且也產生了對於社會的失望。他們猶如地球表面下的岩漿一樣，在暗暗地翻滾著，一旦地表發生破裂，就會像火山一樣噴發。

本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正如溫總理剛剛說過的那樣，它的任務就是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由於上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作用，使政府的這一目標和任務始終離人民的企望和實際要求相差甚遠。再加上新中國建國的歷史並不長，許多人不僅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優越性」還記憶猶新，而且對於「萬惡的舊社會」也並沒有淡忘。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中國的現狀並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一些人別有用心製造的結果。這正是中國極左派之所以始終存在著相當的社會市場的根本原因。

如何真正貫徹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僅在經濟上實現平等與公正，而且在政治上進一步積極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真正實現人民民主，這是解決官民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使整個國家平穩度過「發展陷阱」的重要條件。

第六、 不平衡發展戰略與地區經濟差距擴大之間的矛盾。

有意識地採取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戰略，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這一戰略，以深圳特區的設立為標誌。其後，又有沿海城市和內陸城市的相繼開放。再後來又有上海浦東地區的開發、重慶直轄市的設立、振興東北工業基地計劃的實施、天津濱海地區的開發等等。其間，為了彌補地區之間過大的經濟差距，也實施了「西部開發大戰略」。

不可否認，31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從理論上來說，地區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即使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由於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的不同，中國各省市的經濟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也是存在著差異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容之一，就是自覺地在地區經濟發展中貫徹了打破平均主義的原則，這就是有意識地通過政策上的傾斜，進一步自覺地擴大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了。於是，形成了現在的中國各省市之間的巨大的經濟差距，這種差距主要表現為北京、上海以及東南沿海各省與中西部各省市（包括東北）之間的差距。中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速度上的差距，讓人感覺彷彿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毫無疑問，這樣的地區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是產生許多問題的根源之一，也是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主要表現之一。

如何遵循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同時又使地區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的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可以容忍的範圍，是未來中國發展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

第七、 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初目的是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進 步，隨著外資越來越多，隨著公有經濟越來越少，隨著私營經濟越來越大，隨之明確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的經濟目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已經成為配置資源的基礎，雖然政府的勢力與作用依然強大，但是，所有的人都越來越認識到市場的神奇與無情，也越來越感受到金錢的無所不在的巨大作用，也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漸行漸遠。於是，儘管政府仍然在不斷地進行道德與政治的宣傳，但它們對於國民的實際作用實際上已經越來越小。換句話說，在當今中國，似乎人人都是名副其實的「經濟人」，並且是「單一」的經濟人。一夜之間，中國人似乎都成為拜金主義者。金錢主義原則滲透了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不僅人們在買賣中的關係如此，而且在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中也無不貫徹著金錢原則。

於是，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官場上的司空見慣的各種腐敗行為，而且在教育、醫療、體育運動等各方面都看到了嚴重的金錢至上的行為準則。一句話，在中國，存在著市場化不足與市場化過度同時並存的奇特現象，而且還存在著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而社會道德水平反而下降了（至少沒有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提高）的奇特現象。這就產生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在一個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並且缺乏健全的全民保障與福利體系的社會，也必然存在著這樣的矛盾。

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目標，雖然要以經濟增長與發展為前提，但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果，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退化而不是進步與現代化。如何處理保持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是中國未來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問題。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持續的。

第八、 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治之間的矛盾。

長期以來，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里，實行著適用於某些少數民族的自治制度與政策。應該說，從理論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對於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因為正是中國，創造了一種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治（不是自決）相結合的制度。而在西方文明的歷史中，往往奉行的是以強凌弱的民族原則，無論是歐洲移民對於美洲土著的剿滅，還是流行於19世紀的殖民主義，都是如此。

如果單從內部來看，應該說，中國所實行的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治相結合的制度是相當成功的。但是，由於中國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中國的這一制度必然受到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干擾甚至破壞。可以預言，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治相結合的制度仍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在應對這一挑戰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不僅要從內部動員更多的力量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同時還必須善於應對來自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在方面，美帝國主義通過民族分裂戰略，已經成功地瓦解了前蘇聯、南聯盟等。毫無疑問，美帝國主義也必將利用民族分裂主義實行對中國的遏制。

第九、 城鄉二元結構之間的矛盾。

到目前為止，從人口結構上來看，農業人口佔據了總人口的一大半，從這個角度說，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近年來，中國進一步加快了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步伐，人口進一步向城市和城鎮集中。同時，取消了農業稅，進一步改善了農民生產的條件。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仍然受制於諸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城市化與農業發展的矛盾；城市和城鎮對於人口的有限吸納力與龐大的農業人口規模之間的矛盾；城市化與巨大的農產品需求之間的矛盾，即城市化與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等等。因而，城鄉二元結構之間的矛盾仍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存在。

當前，由於受前些年高校擴招的影響，農村中受過高中等教育的青年形成了「新生代農民」，這些青年在各個方面已經不同於他們的父輩，這部分新生代「農民」在規模上估計達到了一億左右。他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或城鎮，而且基本不具備農業生產技能與意願，但是，按目前的戶籍制度，他們的社會身份仍然是「農民」，在就業、教育、婚育等各方面未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新生代農民現象已經成為中國城鄉的矛盾最集中的表現和形式。如何解決新生代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發展與穩定的緊迫任務。

第十、 經濟增長模式與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

改革開放31年來，由於中國實行了前述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再加上中國主要依靠了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技術創新，因而，巨大的產出與出口規模與有限的資源供給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現在，中國不僅進口一半以上的所需石油，而且在鐵礦石、銅等主要有色金屬方面也嚴重依賴進口。中國的淡水資源等生活用資源也日益緊張。與此同時，中國的碳排放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不僅對大氣污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而且在土地、水資源等國內生產與生活資源和環境的污染也很嚴重，從而造成了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

綜上所述，從各個方面來說，持續了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經濟面臨著艱巨的進一步轉型任務。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能否順利完成這樣一個轉型，將直接決定著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以及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毫無疑問，這個轉型，有可能比當年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還要更加困難，因為這個轉型，意味著必須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並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因此，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將會出現更加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整個社會處在十字路口，要麼成為真正的強大的、民主的、公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麼成為吳敬璉教授擔心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確定，不僅取決於人民的意願，更是取決於執政黨的意志及其對全社會的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