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 | 明亡清興之際鄭氏的抉擇

鄭成功與鄭芝龍父子，在明亡清興之際的不同選擇，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公元1646年，在清軍入關後的第三年，善於把握風向的鄭芝龍再次做出重要的政治選擇，歸順了清朝；鄭成功則成為了明朝復興最後的希望。客觀的說，在每個王朝更迭之際，無論是鄭芝龍還是鄭成功的選擇都很正常。很多時候，即使用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標準來要求，你也很難正確評判一個服務於兩代王朝者的忠奸。正因為如此，清王朝在修史之時，才會開創性的單列了一個《貳臣傳》。悲劇的是，由於鄭成功的關係，鄭芝龍甚至沒有機會被列入「貳臣」之列，而是與吳三桂等人一起列名於《逆臣傳》。其在大歷史層面，整合中國東南海上力量的貢獻，同樣被有意無意的忽視了。

每一次中原王朝遭遇北方馬上民族入侵之後，中央之國幾乎都會階段性的出現南北分治狀態。對於馬上得天下者來說，一般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在戰術上適應江淮流域縱橫交織的水網。與歷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長江這次沒能成為替明王朝續命的天險，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屬性的台灣海峽。事實上，鄭成功並不是第一個試圖依託海洋，挽救沒落王朝命運弄潮兒。在南宋王朝的最後時刻，渡海前往越南建立復國基地的想法，一度被提上議事日程。然而無論從天時、地利，還是人和角度看，這種想法在當時都不具備可操作性。最終為世人留下的，只有「崖山之戰」後的悲涼。

無論以中國人所尊崇的「忠」文化層面來看，還是時代背景下的民族氣節角度，以及將台灣納入中央之國版圖的貢獻來說，鄭成功的歷史地位都是無可質疑的。相比之下，出身鄭氏集團，後來幫助清王朝完成兩岸統一的施琅，則成為了一個爭議人物。點評這些歷史人物的是非，並非我們今天的任務。只能說在歷史的洪流中，鄭氏父子以及施琅的選擇，並不應該簡單被看作他們的選擇，而更應該被視為類似抉擇的代表。

客觀上說，即使鄭氏家族全部選擇追隨鄭芝龍，台灣海峽依然有可能成為博弈的戰場。這一方面是出於對清王朝的不信任。鑒於清王朝的異類出身，以及「剃髮令」的高壓推行，這種不信任感的存在非常普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反抗者們認定，他們在海上有足夠的優勢。這種優勢，即來源於環中國海貿易的經濟貢獻，更取決於地緣政治上的退路。

所謂地緣政治上的退路，指的就是台灣島了。對於鄭成功所代表的東南反抗力量來說，台灣島和台灣海峽，是其敢於直面北方壓力的資本所在。相比之下，代表西南抗清力量的南明永曆政權，雖然也能夠依託險峻地形進行抵抗，但總得來說沒有東南抗清力量那麼有地理優勢。將中南半島諸國，視為退路的想法更是不具可操作性。這使得南明政權在西南的存在，較之在東南的抗清力量，要更早退出歷史舞台。

（註：公元1659年，清軍攻入昆明；1662年，南明永曆帝於緬甸為吳三桂所絞殺。公元1683年，鄭成功之孫鄭克爽降清）

鄭成功是在公元1661年發動台灣之役的。在此之前，其領導的以金門、廈門為基地的東南抗清力量，一直在從浙南到潮汕一線的沿海的軍事對抗中佔據優勢（台州-潮州一線）。然而無論是期望收復中原，還是形成南北分治格局，做到這點都是遠遠不夠的。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富庶的江南才是必須拿下天王山。對於依賴海外貿易提供資金的鄭軍來說，控制江南這個最重要的絲綢供給地的誘惑同樣巨大。公元1657-1659，鄭軍先後三次由福建沿海起兵北伐，並在最後一次北伐中，一度沿長江而上，進逼江南的門戶——南京。

儘管這三次北伐都遭遇了失敗，但鄭軍在東南沿海的海上優勢依然存在。要知道，即使在北伐失敗之後，鄭軍依然在廈門全殲了乘勢進犯的數萬清軍水師（1660年）。從戰略上看，如果同時期以雲貴高原為基地的南明永曆政權，能夠穩定住並反攻四川成功的話，那麼鄭軍再圖江南，並形成南北分治局面並非沒有可能。即使抗清力量內部無法統一，亦有可能形成三國分立的局面（包括更複雜的割據）。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常態的存在。然而南明永曆政權在西南的失敗，徹底讓鄭成功在戰略上成為了一支孤軍，不僅再次北伐在戰略上機會渺茫，失守金、廈也成了一個時間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向海外謀求一個即在戰略上有自給能力，又能夠發揮自己海洋優勢的根基之地，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早在鄭成功還寄希望於北伐之時，就已經與控制台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過多次衝突，甚至先後兩次發布針對台灣的禁令。包括禁止從中國港口啟航的中外商船前往台灣貿易（1655年），以及嚴禁中國籍船隻前往台灣貿易（1657年）。有記錄表明，在鄭成功切斷台海貿易之後，損失慘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應允每年繳納5000兩白銀作為軍響（及大量軍用物資）、同意鄭成功向前往台灣貿易的中國商船收取關稅。然而鄭成功的這些做法，並不意味著他已經決心攻取台灣了，更多是爭奪海上貿易的主導權， 以為自己在大陸的軍事行動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撐。

客觀的說，如果不是東南海上貿易的昌盛，單憑對金門、廈門兩座小島的控制，鄭成功是沒有可能成為重要的抗清力量的。反之，要是鄭成功有機會進取江南，與清庭劃江而治的話，也沒有必要把荷蘭人趕出台灣。事實上，在是否要攻台的問題上，鄭軍內部一直存在的很大分歧。從中國人的本性來說，作出背井離鄉本身的決定是非常困難的。同時，與屬於亞熱帶氣候區的福建沿海不同的是，台灣南部的嘉南平原一帶，屬於熱帶氣候區。縱然台灣當時已經有不少中國人定居，但對於大多數未到過台灣者來說，對熱帶疾病的擔憂心理依然會很強烈。

另一個擔憂，則在於對環中國海經貿秩序的打破，有可能傷及鄭軍內部人員的現實利益。經由鄭芝龍時代以來，亦官亦民的鄭氏海上集團，實際已經主導了環中國海的貿易，並由此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將荷蘭人趕出台灣，意味著對舊有平衡的打破，誰也不敢保證荷蘭人的反撲，會不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單從經濟角度考慮，這種做法很像是殺雞取卵。不過，台灣是否要取已經不簡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了。如果不走這一步，明朝復興的最後希望將成為泡影。另外，誰又能保證，歸順了清朝就一定還能享受之前的貿易自由度呢？要知道，正是明朝的積弱才導致了中國東南民間海上貿易及武裝的發展，一個強大的新興王朝，是很難繼續給予這樣的空間的。

在面臨抉擇之時，不同意見、不同角度的考量是十分正常的。歷史更加關注的，只會是決定之後所造成的戰略後果。在台灣問題上，無論最初的動機如何，鄭成功的攻台決定，都使之從一個舊王朝最後守望者的角色，升級至國家、民族英雄的地位。儘管鄭成功的最初動機，並不是為中央之國開疆擴土，而是因為在大陸復明無望，退而求其次的經略台灣，但在歷史的變遷中，地緣結構的變化有時就是這麼弔詭。很多時候一個政權的失敗，反而被動式的促成了族群的擴張，使得原本未被重視的邊緣板塊得到開發。一如西晉覆滅後造成的「衣冠南渡」現象，對長江以南地區的大規模開發，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樣。

另一個與台灣有關的案例，是1949年以後舊政權對台灣的經營，使之在通行語言和文化上極大拉近了與華夏核心文化的距離。考慮到之前半個世紀，台灣島剛剛經歷過一次日本化，這次文化意義的衣冠南渡現象，在地緣層面無疑造成了深遠影響。以至於大陸地區近年來興起國學學習時，台灣地區的實踐和模式，很大程度成為了仿效對象（比如《弟子規》熱）。當然，政治上的長時間割據，不可避免造成了「台獨」心理的蔓延。只是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台灣島的割據狀態，與中國歷史上的其它割據歷史並沒有本質區別。即使在現實的「世界」概念，已經與中央之國獨大於亞洲東部的時代有所不同，亦無法改變「大一統」結局的再次出現。

地緣看世界

溫駿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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