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習仲勛帶領廣東先走一步
查看原圖◎張漢青1978年春,習仲勛同志被中央派來廣東省任第二書記,同年底,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後又當選為省長。他於1980年11月被調回中央工作,離開了廣東。我在他身邊做些助手的工作。習仲勛主持廣東工作時,正是黨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的轉折時期。地處祖國南大門的廣東省,毗鄰香港、澳門,海外華僑眾多,早在2000年前出現「海上絲綢之路」時就與國外有了頻繁的交往。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極「左」路線的破壞性干擾,與海外和港澳的交往完全卡斷了,人緣、地緣的優勢變為危險的「黑關係」。這樣一來,受到嚴重傷害的就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廣大幹部群眾和港澳同胞、海外華僑的心。要求改變這種黑白顛倒的狀況,是蘊藏於廣東省廣大幹部、群眾當中的強烈願望和巨大力量。習仲勛南來廣東之後不久的深圳之行,就使他深深感受到這點。省委其他領導同志也有同樣的想法。比如當時擔任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同志,在1978年9月就提出,由於廣東所處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條件,應要求中央在政策上優先武裝廣東。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習仲勛在準備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彙報材料中,就講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廣東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同時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這些要求,在今天看來,是很有限的,但當時已是一種要求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代表了一種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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