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瀕危學者的痛苦

洛克菲勒基金會學者逃亡計劃的受益人之一，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素描畫像。

在過去的三年半里，敘利亞衝突不僅造成二十萬人死亡，近千萬人無家可歸，而且令整個地區動蕩不安。它還讓國家的知識資本遭到洗劫。三分之二的敘利亞流浪兒童沒有入學，百分之七十的醫務人員逃至境外。這個在內戰中深受重創的國度，已經損失了全部九個精神病學家。

八十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會曾接受這一艱難的挑戰——當時的知識分子正試圖逃離歐洲的戰火和法西斯政府。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做了一些其他公共機構幾乎從未做過的事情：冒著極大的風險去搭救學者。在1933年到1945年之間，該組織斥資150萬美元，通過一系列計劃，為歐美高校的300多名學者提供教職資助，還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預留了許多教職。這些學者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德國人，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工作。

前不久，我採訪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席朱迪斯·羅丹，並參觀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位於紐約城外波坎蒂科山區的原洛克菲勒莊園——來調查他們承擔的風險。（聲明：在我採訪羅丹、參觀檔案館並開展研究的兩年里，《大西洋月刊》和大西洋傳媒公司在城市新聞報道與新聞直播方面已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我的研究先於這些合作，且與之無關。）

我在基金會檔案館找到了探討納粹統治下知識分子生存處境的珍稀資料——那些令人心痛的信件，折射出了阿道夫·希特勒對獨立思想和猶太學者的共同打壓，給歐洲大學帶來的艱難處境。基金會最初並未意識到這種打壓的嚴重性，但他們在歐洲的公共衛生項目負責人在1930年代初對希特勒掌權地區的政治局面進行了評估，並上報給基金會的首腦。（事實上，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二戰前曾資助優生學研究，臭名昭著的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勒就是在基金會支持的知識生態系統中成長起來的。）

最後，基金會主席和受託人作出結論，有必要做點什麼來拯救歐洲最頂尖的人才。但是，決定拯救哪些人，也就意味著決定放棄哪些人。到底要不要付諸行動，這麼做究竟會不會危害到基金會，基金會是否準備好進行這樣的努力了——基金會歐洲分部與紐約總部的內部記錄記載了這種艱難的抉擇。

哈佛大學的創新理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促使基金會作出營救決定方面扮演的關鍵角色，出乎我的意料。整個1930年代他都在提供救援學者的名單。然而，他同時又表示，他無法確定希特勒權力的擴大在當時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結合當時的背景對其進行思考。在1933年5月2日寫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社會科學分部負責人埃德蒙·戴伊的信里，熊彼特甚至表示，他「準備原諒（希特勒）了」：

施托爾珀和馬爾薩克的情況實屬例外，可能要單獨看待，單從他們作為經濟學家的建樹來看，並無任何暗指德國政府的不友好行為，我自己也是不贊成這種行為的。我對希特勒以前的政府有所了解，所以我只能說，經過比較之後，我準備原諒他……

1940年7月，基金會副主席托馬斯·阿波蓋特忽然對已經成熟運作的學者逃亡計劃表示反對，並建議將這個工作轉交給國際教育協會。他擔心，「一種無情的渴望讓我們拯救智慧，而一種慈悲的渴望讓我們拯救生命，此二者之間的衝突，會讓我們無法避免地陷入左右為難之境」——這為後來基金會擴大營救規模埋下了伏筆。在一份記錄中，決定學者生死這件事情給他內心帶來的鬥爭顯露無疑。阿波蓋特寫道：

我越是思考流亡學者的處境，越是覺得基金會不該直接干涉此事。我們不能依靠有缺陷的原則來指導我們頒發獎金或營救落難學者。人們指望我們有無限資源，所以我們每付出一筆錢來搭救傑出的學者，都會導致更多不那麼傑出的人向我們求助。順便提一句，在很多情況下，我無法確定那些為逃離家園而向我們求助的人，是不是最應得到幫助的人。一種無情的渴望讓我們拯救智慧，而一種慈悲的渴望讓我們拯救生命，此二者之間的衝突，會讓我們無法避免地陷入左右為難之境。這還牽扯到另一件事情：由於我們對學校的資助和獎學金項目，我們在歐洲有上千個學者朋友。救援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拒絕其餘，會引發普遍的失望和怨恨，而我們本來盼望的是友善。綜合考慮所有這些因素之後，我建議基金會不要直接參与營救學者的工作。

當年夏天，基金會的社會科學部門負責人約瑟夫·威利茨在一篇題為「如果希特勒獲勝——」的文章中對時局進行了評價和預測。他預計，倘若納粹取得徹底的勝利，那麼歐洲公民社會將不復存在。他寫道：「大不列顛、法國、荷蘭、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和瑞士，幾乎不可能再提供適合社會科學研究的環境了。」他還認為，基金會對學者展開的專門營救不夠有效，「假如納粹在這些國家的統治導致一流人才的處境糟糕至極，而基金會對我們的文化能做出的最大貢獻，隨便說個數吧，也不過是把100個英國一流專家、75個法國頂尖學者和其他國家的一些精英人才帶到美國，那我會選擇這種無情做法的。」威利茨的觀點在基金會得到了廣泛支持。

最後，基金會設定了篩選學者的五個條件。他們營救的學者必須：

1. 在自己從事的領域裡出類拔萃

2. 正當壯年

3. 已無教職，且面臨無論來自宗教、種族還是政治方面的危險

4. 有望獲得美國高校現有的獎學金

5. 保證在教學崗位上至少待兩年——這個要求對基金會的財政也是有益的，因為沒有長期教職的學者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

馬克·布洛赫是被挑選出來的學者之一。他是法國的愛國者，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是一流的經濟史學家，在巴黎大學任教。1940年10月31日，布洛赫悄悄地向洛克菲勒基金會歐洲學者急救計劃的參與者利蘭教授求助：

我給你寫信以後，收到了厄爾·J·漢密爾頓教授的一封來信，信中稱洛克菲勒基金會有意邀我至美國。我跟政府談過了。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們會允許我接受美國方面的邀請。但我認為，這個邀請儘快到來是很重要的。雖然我沒法向你透露詳情，但我可以說，這個邀請能讓我好過不少。而且你知道，現在歐洲的局勢瞬息萬變，很可能會出現新的障礙讓我無法成行。我真討厭露出苦惱不安的樣子。

在信的最後，他加了這樣一段話：「我媽媽一點也不顯老，她不想離開我們。我希望她能陪我的孩子們、我的妻子和我共赴美國。」

但身為猶太人的布洛赫最終還是沒能成行。他被基金會選中，在1941年4月獲得簽證，同時獲得簽證的還有他的妻子及六個孩子中的四個。他獲知兩個大兒子的簽證將於六月發放，但他拒絕在等待期間把他們單獨留在法國。到了七月，法國政府宣布，禁止18歲到40歲之間的男性離開巴黎。布洛赫留在法國參與了抵抗。1944年6月，納粹將他逮捕並執行槍決。他的屍體被丟到法國里昂的一個無名萬人坑裡。

洛克菲勒基金會挽救了一些著名學者，比如亨利·伯奈特、亨利·格雷高利、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奧托·邁爾霍夫、查爾斯·奧柏林和路德維格·馮·米塞斯。其中包括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六個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更多的人，像馬克·布洛赫一樣沒有獲救，這多少和基金會的篩選條件有些關係。有多少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多少智慧之光——正在被敘利亞內戰的黑暗所吞沒？拯救他們的最佳辦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