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視野中的近代哲學

摘要 實效主義近代哲學的實質取決於近代哲學家對啟蒙的理解。康德對啟蒙的界定揭示了啟蒙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突出人的理性;另一個是鼓吹理性的獨立自主。因此可以這樣概括:弘揚理性,解放理性正是16—18世紀歐洲哲學的基本目標。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哥白尼引發的科學革命削弱教會的權威,確立理性的崇高地位,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培根哲學勾勒了近代哲學的基本輪廓,笛卡爾哲學則創立了近代哲學的第一個理論體系。笛卡爾哲學不僅闡述了近代哲學的基本構想,描述了理性的運作秩序,進而建構了統一的世界結構,而且為近(現)代思想提供了話語形式或理論架構。從這種啟蒙的視野理解近代哲學,將顛覆長期流行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對立的敘述模式。啟蒙視野中的近代哲學文 | 杜麗燕 尚新建

一

福柯認為 , 所謂近代哲學(modern philosophy), 即試圖回答「什麼是啟蒙」這一問題的哲學。福柯的意思是說 ,回溯哲學發展的進程 ,西方近代的各種哲學都對塑造「啟蒙精神」做出了貢獻,對其內涵都有不同程度的認同(有意或無意的), 因此可以說 ,「啟蒙精神」規定了近代哲學的發展方向和理論格局。後來的哲學工作 ,或者在這種理論架構里展開 , 繼續闡發和擴充人們已經認同的「啟蒙精神」;或者重新審視和界定「啟蒙」,試圖打破既定的理論架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實際上都在回答「什麼是啟蒙」的問題。在福柯看來,甚至黑格爾 、尼采 、韋伯、霍克海默和哈貝馬斯等人 ,也毫無例外地面臨「什麼是啟蒙」的問題。因此 ,「什麼是啟蒙」成為近代哲學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近代哲學是在自己的理論架構里展開的 , 問題的提出也是由理論架構決定的 。於是,「什麼是近代哲學」的問題轉換成「什麼是啟蒙」的問題。換句話說,近代哲學的實質取決於近代大多數哲學家對啟蒙的理解。如果把培根和笛卡爾的哲學作為「近代哲學」的開端 ,而將尼采哲學看作近代哲學的終結和現代哲學的開端,那麼 ,這一時期的哲學家關於「啟蒙」的經典界定, 當首推康德 。1784 年 11 月 , 康德在《柏林月刊》上撰文 ,回答什麼是啟蒙的問題 。他說:「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招致的稚嫩。」所謂「稚嫩」 ,指人的無能 , 即如果不經外人指導 , 便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性。不是因為人天然地缺乏理性 ,而在於人缺乏運用理性的勇氣。因此 ,康德熱情地呼籲人們克服因膽怯和自我束縛而導致的無能。他接過賀拉斯「敢於認識」的口號 , 將其奉為啟蒙運動的座右銘。康德以為「啟蒙」就是尋找出路、使我們擺脫稚嫩的過程。

康德所說「擺脫稚嫩的過程」展示了啟蒙的兩個基本特點:首先 , 突出人的理性。康德認為, 人們需要啟蒙的地方就在於如何充分發揮自己的理性。啟蒙的目的就是弘揚理性 。從歷史上看, 沒有哪個時代能像近代那樣熱情地謳歌人類理性,那樣堅定地信奉理性進步的觀點 。究其原因 ,乃因為當時的哲學家經過理性的自我審查 ,發現理性是統一的和不變的 。正如卡西爾概括的:「理性在一切思維主體 、一切民族、一切時代和文化中都是同樣的。宗教信條 、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論的觀點和判斷 ,所有這些都是可變的 , 但是 ,從這些可變性中 , 卻能抽取出一種堅實的、持久的因素,這種因素本身是永恆的。這種同一性和永恆性表現出理性的真正本質。」

人類的各種精神力量都圍繞著一個核心 ,儘管形式千變萬化,卻展示一種同質的力量, 這種力量就是「理性」 。理性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凝聚點和中心, 表現了時代的追求和成就 。其次, 鼓吹理性的獨立自主。人有權利自由地運用理性, 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權威, 不服從任何外在的命令 ,只服從理性本身 。理性的發揮依靠理性的自由。啟蒙就是爭取運用理性的自由, 即個體理性的自主。「autonomy」 一詞是由autos(自我)和 nomos(律法)組合而成, 意味著自我支配。啟蒙信奉自律而不信奉他律 。康德看到,長期以來,理性為種種桎梏束縛 。康德試圖恢復理性的自由, 認為理性應該僅僅聽從自身的命令。這並不是說理性可以隨心所欲 ,恰恰相反 ,遵從理性就是祛除個人的特殊情緒和自然慾望, 與理性的普遍規則保持一致 。所以, 在康德那裡 ,理性的自主指理性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擾 。

二

康德所說的「弘揚理性 , 解放理性」 , 正是16—18 世紀歐洲哲學的基本目標 。近代哲學從誕生之日起 ,便將注意力集中到理性 ,「堅定地相信人類理性的能力 ,對自然事物具有濃厚的興趣 ,強烈地渴求文明和進步」。一切真理都需要經過理性的檢驗, 凡具合理性的才有真理可言。因此 ,理性成了科學與哲學的權威。這裡的「理性」當然是廣義的,指人類一般的理智活動,既包括狹義的理性認識, 也包括感性認識 , 與非理性的、神秘的知識相對待, 與教權、愚昧和迷信相對待。所以 ,人們後來劃分的近代唯理主義和經驗主義都屬於理性主義, 都是為理性搖旗吶喊的先鋒。西方學者將這一時期稱作「理性的時代」的確恰如其分 ,這是啟蒙的開端,是理性的第一道曙光 。啟蒙精神的一切特徵和成就, 已經孕育在時代哲學的體系中 。

樹立理性權威是為了取代教會權威。即使今天的歐洲人 ,恐怕也很難想像中世紀的教會統治對當時歐洲產生多大的影響和束縛 ,更何況我們中國人 ! 教會擁有巨額財產和富麗堂皇的建築 ,掌握著教界和俗界的統治權力。教皇即皇帝, 教皇即國家,教皇即法律。與此相應,在思想和文化上 ,教會試圖控制每個人的心靈 。教會有權拯救靈魂,也有權懲罰靈魂。教會的統治制度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每一個歐洲人的思想和情感 。教會規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支配人的世界觀 。偏離教義就是異端;脫離教會無異於死亡。在這種專制統治下,唯一的真理是教會的權威 ,百姓的權利只有迷信和服從 。甚至在學術界, 也深受影響 。僅舉一例:直到 16 世紀後期, 學術論證的一般形式仍然是堆砌大量引文 , 而且大多出自經典文獻,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 。這種徵引並非研究和批判後的認同 , 而是強制下的服從。這正是皮爾斯描述的權威的方法。這種方法「使國家的意志代替個人的意志 ,建立一種制度,將它的正確學說擺在人們面前, 始終不渝地重複這些學說 ,把它們傳授給年輕人;同時 ,這個制度有權禁止講授、宣揚或發表相反的學說 ,讓人們無法得知有可能使思想發生變化的一切原因 ,讓人們保持渾渾噩噩的狀態 ,以免他們找理由做不同的思考,控制人們的情緒,從而使他們對私人的以及與眾不同的意見,充滿憎恨和恐怖的心理。這樣 ,便使所有反對現存信念的人感到恐懼, 嚇得一聲不吭 。讓大家驅逐並懲罰這種人 ,並嚴肅審查可疑分子的思維方式,一旦發現他們主張被禁止的信念,立即讓他們遭受嚴重懲罰 。假如任何辦法都不能達到完全的一致 ,那麼 ,業已證明, 將所有不按確定方式思維的人統統殺光 , 是在一個國家確定信念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

有強制手段支撐的教會權威,是中世紀的神學教義和政治學說為人們廣泛接受和傳播的主要方式。當然不是說中世紀絲毫沒有理性 ,事實上,經院哲學建立了龐大的理性知識體系。但是, 中世紀的理性必須服從信仰, 服從教會的權威。理性在權威的壓迫下逐漸變得懦弱、無能、萎縮和麻木 。

偉大的航海探險重新刺激了理性的解放 。新大陸的發現使歐洲人接觸到以前從不知曉的民族及其文化 ,不僅使他們對域外文明產生濃厚興趣,而且使他們對以往的知識深表懷疑 。他們拓展了視野和心胸,發現世界居然那麼大 、那麼廣闊 。相比之下,歐洲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角落。於是, 解放思想 、打破陳規、擺脫權威的慾望重新燃起。勇於探索 、自己思考的呼聲日漸高漲。歐洲的一些學者努力發掘文化遺產 , 大量翻譯和介紹古希臘的各種文獻 ,要求恢復自由的古典精神,形成波瀾壯闊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運動的實質是用人道對抗神道,用人文精神反對教會權威 ,用世俗的知識反對教會的惡習 ,這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正是在這種氛圍的熏陶下 ,歐洲醞釀了兩場偉大的革命。一場是 1517 年發生在教會裡的宗教改革。馬丁 ·路德將 95 條論綱貼在維滕堡教堂的大門上,公開要求教會改革 。他的著作在德國被大量印刷和廣泛閱讀 ,並得到許多信徒的支持 。由於天主教會的頑固立場 , 路德最終放棄從內部改革教會的理想,另外建立新的教會,結果導致新教的形成 。原先不可思議的異端現在成了新的正統,教會分裂了 。這是對教會權威的沉重打擊。另一場是哥白尼引發的科學革命 。哥白尼的日心說向教會的地心說提出嚴峻挑戰, 不僅批判了托勒密—亞里斯多德的宇宙模型, 而且矛頭直接指向教會權威 ,指向《聖經》的權威。地心說的動搖標誌著中世紀的世界觀已經瓦解, 新時代的世界觀正在形成, 因為「哥白尼教人用新的眼光去觀察世界。地球從宇宙的中心降到行星之一的較低地位 。這種改變不一定意味著把人類從萬物之靈的高傲地位貶降下來, 但卻肯定使人對那個信念的可靠性發生懷疑 。因此, 哥白尼的天文學不但把經院學派納入自己體系的托勒密學說摧毀了 ,而且還在更重要的方面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信仰」 。後來的伽利略和牛頓等人, 全面提出近代科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 ,建立了近代的科學體系 。

近代科學的成就極其輝煌, 這不僅在於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新的內容, 發現新的物質結構和物質能量,而且在於確立了理性的絕對權威,重新塑造人與自然的關係。正如卡西爾所說:「與其說科學的真正成就在於使人類理智得以探究新的客觀內容 ,不如說它歸於人類理智以新的功能。對自然的認識不僅引導我們進入對象世界, 而且起著幫助理智發展自我認識的媒介作用。」科學的本質是理性的 。崇尚科學即崇尚理性 。然而 , 理性的崇高地位需要哲學的論證,需要人們的世界觀發生根本變化。也就是說, 新科學的興起必然伴隨新哲學的發展, 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因而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近代的哲學綱領都以改造科學為主旨,並將重建科學作為哲學的主要論題。

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拉開近代哲學的序幕 。這個口號意味著培根把知識看作人類支配自然的一種力量 , 把科學看作增強統治力的手段 。自然的神秘色彩統統不見了。天不再為父, 地不再為母 ,萬事萬物變成純粹的物質材料,變成赤裸裸的物理化學過程 ,等待人們去開發, 去利用, 去蹂躪。人與自然從原來的親緣關係變成對立關係:人成為主體 , 周圍世界的一切事物是對象 ,只有與主體相「對待」才能獲得存在的權利 。人的主權隱藏在知識當中, 掌握了知識,就可以更好地統治和支配自然。人統治自然的手段就是知識或科學。因此 ,如何擴大人類知識成為哲學關心的主要問題。培根的哲學已經孕育了近代哲學的二元結構 ,已經將哲學轉向知識論 。

三

如果培根哲學只是勾勒了近代哲學的基本輪廓,那麼, 笛卡爾哲學則創立了近代哲學的第一個理論體系 ,闡述了近代哲學的基本構想 。笛卡爾哲學的主要標誌是建立了哲學的主體 , 其目的是追求知識的確定性 。笛卡爾運用徹底懷疑的方法,不僅排除了與身體相關的感覺經驗 ,而且排除了普遍的數學知識, 甚至排除了上帝,最後剩下唯一不可懷疑的東西是正在懷疑的「我」 , 由此得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 。這個「我」是思維, 是理性 。其主要內涵是思維主體 ,僅僅思 ,純粹思的行為 ,並不涉及思維的內容。這個思維之我是唯一確定的實在, 最終將笛卡爾從懷疑中解救出來。我(思維)成為一切知識的最後根據。「我思」取代了存在,思維活動取代了思維內容。我不再固守世界的結構,開始背井離鄉,孤獨地四處流浪 。因為只有當我孤獨的時候, 才可能認識自身,才可能確定我是誰。而且, 只有認識了我 ,才能進一步認識我之外的世界 ,認識上帝的世界。當沒有外在世界干擾 ,沒有上帝支配的時候,「我」是無拘無束的,任憑理性自由馳騁 。笛卡爾的二元論成為理性自由的一個前提條件。這正是康德後來所說的理性的解放。

然而 ,笛卡爾建立哲學主體的真正含義並非僅僅確立理性的「我」 , 更主要的則是描述理性的運作秩序 ,進而建構統一的世界結構 。笛卡爾在Praeamula 里第一次表明他試圖建立統一科學的哲學綱領。他認為各門科學現在都被遮蔽, 去掉面具,它們便顯出自己的光彩 。領會了科學的前後秩序 ,便不難把握它們,就像記憶一系列數字一樣 。科學的統一秩序一旦揭示 ,認識任何一門科學都不再是困難之事 。這是因為 ,科學的前後秩序將提供方法,通過邏輯結構接近那些秩序模糊的地方 。在笛卡爾看來, 普遍數學是一種邏輯工具 ,是排列和組合知識的一種新方法。他認為 :「如果更細心地研究就會發現, 所有的事物, 只要覺察出秩序和度量 ,都涉及數學 。這種度量,無論在數字中、圖形中 、星體中、聲音中,還是在隨便什麼對象中去尋找, 都應該沒有什麼兩樣。所以說 ,應該存在著某種普遍科學, 可以解釋關於秩序和度量的一切問題。它與任何具體題材沒有牽涉 。這門科學稱之為`普遍數學" 。」

可以看到 , 笛卡爾的普遍數學與普通數學的相似之處, 僅僅在於它們都依賴於符號語言 ,不同之處則在於 ,普遍數學的秩序和度量不僅規定其對象 ,而且也成為認識論的基礎 。他在給梅爾森的信里說 :「認識這種秩序是關鍵和基礎,藉此,我們可以得到我們希望獲得的最完善的科學, 關於物質事物的科學;人們通過它 ,可以先天地認識世間物體的不同形狀和本質。」

普遍數學為事物確立了一種新的認識標準 :知識不是通過經驗從事物引申出來的 ,而是作為公理加於事物之上的 。在這裡 ,理性的原則起著作用。這種理性原則決定了科學的秩序不同於自然的天然秩序 。笛卡爾要求我們「按照某種秩序逐一考察事物 ,而不是按照該事物實在的存在秩序去考慮它們」 。

這種新的秩序獨立於所考慮的對象,本質上是武斷的 ,是由約定建立的。普遍數學不是描繪或臨摹自然 , 而是指示對象可能的確定性。對象不再獨立發生作用 ,因為它作為一種符號,隸屬於公理系統 。因此,笛卡爾的普遍數學實際上提供一套新的理性關係 ,其公理特徵構成一種邏輯語境,規定其中的各個對象。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數學的基礎有這樣一種要求,即運用事物的決定因素 。這種運用不是經驗地產生於事物,而是作為事物決定因素的基礎 ,使它們成為可能,給它們以活動空間。」確切地說, 笛卡爾借用數學秩序規定了知識可能的基本條件 ,為科學知識確定了範圍。所以 ,相對於主體 ,作為客體的整個世界圖景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不再是經驗的、活生生的 、千姿百態的 , 而成為單純的質點,由主體先驗決定的均勻運動。世界的本質亦成為理性的。

事實上,近代哲學家和科學家眼裡的世界圖景完全是理性的 。這種世界顯然不同於常人的感性世界, 沒有神的痕迹, 沒有神聖之感, 也沒有任何道德價值和宗教意味。或許正像韋伯所說的,它已經「祛除了巫魅」 。世界失去原來的豐富多彩,通通統一於單調嚴肅的理性。這也許正是世界成為科學對象的前提。伯特指出 :「但丁和彌爾頓的光彩照人的浪漫主義宇宙並不限制人的想像,而是讓想像翱翔於時空之上,現在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空間與幾何學的範圍一致 , 時間與數的連續性一致 。從前 , 人們以為自己生活的世界富於聲、色、香, 充滿樂、愛、美 ,到處談論有目的的和諧與創造性的理想 ;現在,這個世界卻被擠到零星的生物大腦里的小小角落。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冰冷的、僵硬的 、無色無聲 ,一片沉死;這是一個量的世界,一個服從機械規則、可用數學計算運動的世界 。人們直接感知的各種性質的世界 ,僅僅成為外面那個無限機器造成的稀奇古怪且微不足道的效果。在牛頓那兒 ……笛卡爾的形而上學終於打倒了亞里斯多德主義, 變成近代最主要的世界觀。」甚至人的感官也為理性所控制。例如,理性改變了人們的「眼睛」 ,凡經過科學訓練的人們所看到的, 大多是經理性過濾之後的世界。這恐怕也是培根的觀察實驗不同於古代的根本原因 。

可以看出, 笛卡爾的哲學為近代思想提供了話語形式或理論架構 。笛卡爾夢想為人類提供一種語言 ,能夠支配和佔有自然 。他曾經表達了這種願望 :「我希望將來有一種普遍的語言, 容易學 ,容易念 ,容易寫。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高我們的判斷力 ,清楚地表象一切事物,以至於犯錯誤幾乎成為不可能 。人們習以為常的那些意義混亂的辭彙 ,那些引起誤解的辭彙,統統為這種語言拒之門外 。」

一旦掌握了這種語言, 即使農夫也比現在的哲學家強 ,因為他們一眼即可洞見隱藏在語言中的現代科學(modernscience),並做出正確的判斷 。其實,笛卡爾的哲學已經創立了一種語言和邏輯,即便不能完全保證思維的準確無誤 ,至少使近代科學成為可能 。科學的客觀態度和理性的統一結構成為一切存在的基礎和模式。人們經驗的世界不再是我們的存在(to be)結構, 而變成獃滯的物體 ,為主客分離的二元論所擺布。近代思想家 ,甚至現代思想家,似乎都無法完全擺脫笛卡爾的話語結構 。正像尼采說的, 如果我們拒絕這個語言牢籠,就必須停止思維 。

自從笛卡爾之後, 歐洲近代哲學就是在這種話語結構里展開的 ,其宗旨是徹底打倒教會權威 ,樹立理性權威, 為科學的發展奠定基礎。推崇理性就是為人類提供確實可靠的認識工具, 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 。因此 ,這種理性帶有明顯的「工具」特徵 。在笛卡爾的二元話語結構里,哲學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主體如何運用理性去認識對象 、統治對象 ;我們如何將理性能力推及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 ,不僅僅限於自然科學部門,而且包括社會制度、人類行為、思維活動、倫理道德 、宗教信仰等各個領域 ,從中排除一切非科學的 、神秘的東西 。於是,整個哲學的重心轉向了認識論。這並不是說 ,哲學家不再研究其他方面的哲學問題 ,而是說他們似乎只能在笛卡爾的二元話語結構里研究問題 ,因而把認識論放在主導的地位 。理性的範圍和知識的確定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認識方法成為哲學家爭論的主要論題 。這意味著, 近代哲學與經院哲學有本質的區別 。在近代哲學家看來 ,凡能為理性所理解 、所把握的, 才有可能成為真理 ,才屬於科學的範圍 。一切都應按照理性原則重新審視, 一切都需要理性化。近代世界的發展過程就是世界的方方面面理性化的過程。有理性的人(我思)佔據世界的中心, 大有取代上帝之勢。從這種觀點看, 近代哲學的基本矛盾是理性與信仰、科學與迷信的衝突,其矛頭直接指向經院哲學 。事實上, 近代幾乎每個哲學家都在科學與信仰之間苦苦掙扎, 搖擺不定 ,正是這種矛盾的具體表現。

然而 ,傳統的解釋認為,近代哲學的主要矛盾是認識方法之爭 ,是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衝突,這是一種誤解 。這種看法主要來自新康德主義,是他們將哲學史理解為認識論史的必然結果 。固然,近代哲學的確展開了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論爭 ,但是, 在當時的情況下, 它們二者間的共同目標比它們的差異更重要 ,更能體現時代的精神。因為它們都是經院哲學傳統的掘墓人 , 是教會權威的批判者。過分強調二者的對立, 容易忽略它們的相似性。例如, 笛卡爾和洛克都強調複雜之物由簡單元素結合而成 ,這正是用理性塑造和理解事物的一個顯著特徵 ;萊布尼茲與貝克萊都否認物質的實在性, 其反物質主義的立場沒有什麼區別 ;如此等等。王太慶先生在評價培根和笛卡爾的哲學時, 曾形象地指出傳統解釋的利弊 。他說:「培根提出了經驗主義 ,來對付經院哲學的先驗主義。笛卡爾則提出理性主義, 來對付經院哲學的信仰主義。這兩個人都大力提倡具體的科學研究 ,來對付經院哲學的形式主義。由於偏重的方面不同 ,後來人們把培根的哲學稱為經驗主義,把笛卡爾的哲學稱為理性主義 。這兩個名稱很好地說明了他們的特點, 只是很容易使人們忽略他們的共同特點,把一條戰壕里並肩戰鬥的戰友誤解為互相對立的敵人。這好像有兩個人一同去打蛇 ,一個專打蛇頭, 一個專打七寸, 我們可不能把一個看成蛇頭派, 一個看成七寸派,忘了他們打的是同一條蛇 ,把它們的共同鬥爭說成勢不兩立的內訌。」先生所言甚是 。事實上 , 新興的近代哲學與傳統的經院哲學、科學理性與宗教迷信之間的對立 ,遠比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衝突尖銳得多 ,激烈得多 。況且, 所謂「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 ,只是就認識來源和認識方法而言,並不代表哲學家的基本哲學立場和觀點 ,因而以此劃分哲學派別 ,不免會以偏概全。例如 ,笛卡爾與萊布尼茲的差異,不僅遠遠大於他們的相似 ,而且大於笛卡爾與洛克之間的差異 。既然如此 ,我們有什麼理由固執地把笛卡爾與萊布尼茲綁在一起, 而讓他與洛克勢不兩立呢?

結論

西方近代的「啟蒙精神」規定了西方近代哲學的發展方向和理論格局 。倘若我們從啟蒙的視野出發,不僅能夠正確把握笛卡爾作為近代哲學之父的深遠意義,而且能夠破除我們長期以來固守的陳舊而錯誤的西方近代哲學敘述模式, 即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對立, 重新理解近代哲學的深刻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