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17】《孟子節文》事件與明朝的言論自由

明朝從未大興文字獄，朱元璋也從未因為有人提到他當過和尚的事情而殺過人。這一點我在《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一卷裡面考證說明過，這裡必須再強調一遍。大規模文字獄是清朝的專利，漢、唐、宋、明都只是個案處理。

朱元璋曾經組織人修訂過《孟子》，刪去了其中諸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內容。這一事件長期被當成明朝鉗制思想的標誌性事件。

但事實並非如此。朱元璋在頒布《孟子節文》的同時並沒有禁止完整版《孟子》的發行，只不過在原來的版本之外又多了一個精簡版而已。他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他需要改革宋朝以來文官一枝獨大的政治傳統。

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老百姓說可以，但站在文官集團的立場來說，就有問題——那你文官自己是貴還是輕呢？中國古代社會並不是由民、社稷、君組成的，而是民、社稷、官僚、君組成。漏掉了官僚群體之後，這句話就有可以被歪曲和利用的可能。

這句話把文官集團放到了最終裁判者的地位，讓文官集團掌握了「民」的代言權，而把君民關係對立起來了。我們常說臣民、臣民，好像臣和民是一體無差別的，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下面的人都是一樣的卑微無助。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臣是官，是統治階層，民是被統治階層，二者不僅不是一體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

在帝國制度下，這種衝突由皇帝來裁判，只有皇權才能鎮得住官權，老百姓是鎮不住的。「君為輕」的必然結果，就是「民為輕、官為貴」。宋朝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皇權被架空以後，刑不上大夫，文官們就無節制的貪污腐敗、喪權辱國、橫徵暴斂，用最殘忍的酷刑去鎮壓老百姓的反抗。最後的結果是民、社稷、君全都遭殃。人民遭受殘酷剝削，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敵入侵中被屠殺；社稷亡於蒙元；皇帝被敵國抓走或者被迫跳海自殺。只有文官們沒啥事，打了敗仗死的是士兵，他們臨陣脫逃也可以免於死刑；國家滅亡了被屠城也屠不到他們頭上，還可以投降元朝以後繼續做官。所以，朱元璋刪去這句話，並不能說明他反對「民為貴」，而是反對官員們說「君為輕」，意在重新定位君臣關係，強化君權。

而且，這件事情發生在洪武二十七年，胡惟庸謀反案和藍玉謀反案這兩個大案都已經爆發了。我們在第一卷里講過，這是官僚集團對朱元璋鐵腕反腐敗的反抗，嚴重威脅了政權穩定。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朱元璋覺得有必要對文官可以推翻皇帝的言論加以限制，才開始拿《孟子》動刀。刪掉部分內容的原因他自己也說了，是因為這些話「非臣子所宜言」。這是皇權和文官集團之間的政治角力，不涉及民間的出版自由。

朱元璋只是規定，以後科舉考試必須按照《孟子節文》來出題。對於《節文》中沒有的孟子言論，「科舉不以取士，考試不以命題」——也就是告訴儒家學者，你們要想做我明朝的官，就得遵守明朝的政治規矩，想像宋朝那樣欺負皇帝是不行了。僅此而已。完整版的《孟子》一書並沒有被禁毀，民間閱讀、印刷、銷售、傳播都沒有受到限制。這個《孟子節文》，相當於《孟子考試大綱》，朱老師給大家劃重點，沒有劃的一律不考。原版《孟子》有些地方超綱了，你要看可以自己看，但是科舉考試沒用。

朱元璋頒行《孟子節文》之後三年就去世了，此書後來又沿用了十三年。就因為這十六年，他被文人們一直罵到現在，說他黑暗專制、鉗制文化思想自由傳播，甚至把中國近代的落後都歸結到他頭上。

——「老子就編了本考試說明，你們至於這樣嗎？」朱元璋氣得從墳里爬出來說。

永樂九年，文官們奏請明太祖朱棣停止將《孟子節文》作為科舉指定參考書，而改為完全按照宋朝理學家朱熹的思想來作為科舉出題和評分的標準。從此以後，《孟子節文》就被文官們封殺，再也不允許流傳。參與編寫《孟子節文》的劉三吾等儒生被斥為「逆臣」。

明末清初，很多歷史學者、藏書家都記錄了《孟子節文》事件，但是他們也都表示這本書已經找不到了，身邊也沒有讀到過原書的人。可見封殺的效果不錯。朱棣時期編寫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四庫全書》和《明史·藝文志》裡面都沒有抄錄這本書的內容。一直到清朝滅亡以後，人們才在宮廷內部的檔案館找到了它的明初刻本。

所以，朱元璋沒有禁書，相反，是士大夫們禁了朱元璋的書。《孟子》在明朝從來不是禁書，《孟子節文》才是禁書，而且禁得相當徹底，從歷史中消失了四百多年，儒家學者自己要想研究都找不到了。對於皇帝竟然敢不同意儒家聖人的言論這種行為，理學家們不能容忍。

理學家們把他們對《孟子》等儒家經典的解釋當成考試範本，這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光明正大的事，而朱元璋把他對《孟子》的理解當成考試範本就是思想文化專制。這就是士大夫們的邏輯。

朱元璋還曾經要求科舉考試要從他編寫的反腐敗教材《御制大誥》中出題。等他一死，這個規定馬上就被廢除了，比封殺《孟子節文》速度還快。此後此書逐漸消失，到編寫《明史》的時候，寫作班子想要找《御制大誥》來看一看，不想這本曾經被要求每家每戶都收藏一冊的書竟然找不到了。

——「你們看清楚，老子才是思想文化專制的受害者。」朱元璋又從墳里爬出來說。

明朝皇帝基本不主動查禁書籍。偶爾有大臣跑來告狀，說某本書不利於社會穩定需要查禁，皇帝有時候會批准，也不太上心。隆慶年間，給事中李貴和上書，請求查禁《皇明資治通紀》，說這本書是民間未經批准私自編寫的本朝歷史，描寫很不嚴謹，容易惑亂人心。「上從之」——皇帝同意查禁。但批准完了之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皇帝也不管。實際情況是，因為這本書有了被皇帝查禁的名聲，反而身價倍增。過了幾年，「復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

明朝還有一些書被禁，是文官集團內部鬥爭的結果。

萬曆年間，在儒家學者內部，理學學派和心學學派激烈鬥爭。心學學派的思想家李贄寫書揭露理學學者是偽君子，遭到了理學官員們的痛恨。首輔沈一貫攛掇言官張問達上書，誣告李贄，說李贄到處散布反對倫理道德的學說，白天帶著妓女在水池裡面洗澡，借講課的機會跟聽課者的妻女淫亂，一些年輕人聽了他的課，就去攔路搶劫、猥褻婦女等等。還說李贄馬上就要到北京來講學，已經走到通州，還有四十里路就進城了，如果不儘快制止一定會把首都搞亂。

這篇告狀奏章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把李贄的政治思想和一些捕風捉影的荒唐事情結合起來，混在一起告。萬曆皇帝看了之後大怒，下令把李贄逮捕並焚毀其書。

文官們見這次誣告得逞，便想要趁著皇帝生氣再搞一次「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禮部尚書馮琦親自撰寫《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向皇帝建議：「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為主……一切坊間新說曲識，皆令地方官雜燒之。」但萬曆皇帝這一次提高了警惕，沒有批准。理學士大夫們想要學習宋朝、搞思想文化專制的陰謀落空了。

——明朝皇帝之所以對思想文化和圖書出版能夠秉持開明的態度，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合法性很高，政權非常穩固，不怎麼擔心「異端邪說」會威脅皇權。

按照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思想——不管是道統還是法統——底層人民造反也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但是必須是遇到完全無法忍受的暴政才可以。朱元璋參加起義軍，確實是被元朝的暴政逼得走投無路之後才選擇的造反：先父母雙亡，又流浪乞討，然後到廟裡當和尚，最後和尚也當不成了，才去投靠郭子興的起義隊伍。而且，也不是他個人的遭遇不好，是整個國家都是這麼一種形勢。這種情況下造反，合法性就很高。除此以外，按照當時人們的觀念，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統治，是驅逐了異族，恢復了中華正統。這又是一層更大的合法性。

所以明朝的士大夫們常說：「自古得國之正，未有如本朝者。」這麼強的執政合法性，再加上朱元璋文武均衡的制度設計，皇帝很有安全感，有一種很強的「天命所歸」、「天下共主」的意識，民間想說什麼隨便說，反正皇位來得很正，人正不怕影子歪、半夜不怕鬼敲門，無需通過搞文化思想專制來保障自己的地位。

相反，宋朝皇帝奪取皇權的合法性在漢民族大一統王朝中是最低的。趙匡胤是後周世宗一手提拔起來的將領，臨終託孤給他。他沒有吃不飽穿不暖，也沒有被政治迫害，卻欺負恩主留下的孤兒寡婦，發動軍事政變，黃袍加身。這讓趙匡胤對自己的位置日夜不安。為了維護趙家王朝的統治，在國家強大和皇位安全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大力防範武將，重用文官；不僅不反腐敗，而且用良田美宅、美女金銀來誘惑開國元勛們甘於墮落，這樣他們就不會對皇位產生威脅。這些做法最終導致了文官勢力失控，道學思想一家獨大，官場極度腐敗。宋朝也成了大一統王朝中對民間文化思想鉗制最厲害的一個。

漢高祖劉邦跟朱元璋一樣，官逼民反，得國很正，皇權合法性高，因此漢家天子也不重視控制思想文化，百家爭鳴，隨便說，從來沒有搞過什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類的事兒。唐朝李淵李世民父子，以皇帝親戚和國家重臣的身份起兵奪取了隋朝的天下，合法性有點問題。但當時天下確實也是因為隋煬帝楊廣的暴政搞得官逼民反，所以李家皇帝的合法性就略低於明朝和漢朝，而高於宋朝，他們對文化思想的控制力度便高於明朝和漢朝，而低於宋朝。

至於元朝和清朝，因為是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合法性很低，鉗制力度也最大。元朝從出版審查制度到事後追責都很嚴。清朝則主要是事後審查，具體表現就是大規模的文字獄，不僅焚毀圖書，而且不斷運用死刑來對付被懷疑對清政府不滿的文學創作者。這是統治者的權力危機感、恐懼意識的反應。

楊海文，《朱元璋時期的<孟子節文>事件》.原載劉小楓、陳少明主編《柏拉圖的哲學戲劇》（《經典與解釋》第2輯），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59~296頁；第5節以《<孟子節文>的文化省思》為題，刊《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２期。

李璇，《明清兩朝的禁書與思想專制》，載《吉林大學》，2009

奏章原文參見：《神宗實錄》卷三百五十九

由於元朝統治階層漢化程度比較低，從皇帝到貴族很多都不認識漢字，對文人和文官基本沒有搞過文字獄。但由於元朝高層文化水平低，不注意史料的記錄和保存，元朝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實在缺乏，不能確定對中下層人士或普通老百姓如何。現有文獻中只能看到元朝有一系列非常嚴酷的處罰文學創作違禁的規定，但缺乏具體案例。

與明朝比起來，清朝皇帝在查繳禁書的工作中可謂盡職盡責，極其認真。

乾隆三十四年，查禁錢謙益《初學》、《有學》二集：

「今偶閱其面頁，所刻初學集，則有本府藏板字樣，有學集。則有金匾山房訂正、及金間書林敬白字樣。是初學集書板，原系伊家所藏，縱其後裔凋零，而其書現在印行，其板自無殘缺，轉售收存，諒不出江蘇地面，無難蹤跡跟尋。至有學集，則鐫自蘇州書肆，自更易於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書賈等轉視為奇貨，乘間私行刷印密藏，希圖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晉此時現駐蘇城，著傳諭令其將二書原板、即速查出。」

——乾隆皇帝查繳禁書的細心實在是令人佩服，連禁書的各種版本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對可能的藏書之地及流傳之地都要親自查看過問，督促官員迅速查繳。

乾隆四十六年，對尹嘉銼一案禁書的查繳，在將尹嘉銼抄家問斬、將其所著禁書銷毀之後，乾隆皇帝又下旨說:

「尹嘉拴悖謬書籍既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其將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併解京銷毀。至尹嘉拴，曾任山東山西甘肅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傳之處。並著傳諭該督撫等詳悉訪查，如有書籍板片即行解京銷毀。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

——皇帝在查繳禁書時連罪者的親友及曾經為官之地都一一想到，詳細指示改如何追繳銷毀。而且說明了沒有查繳清楚還要追責問罪。可見清朝對於禁書查繳之嚴密，以及皇帝對待查繳工作的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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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曉鵬，經濟學博士，著有《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