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範：洛書：基於天文考古學的知識依據（2）

洪範：洛書：基於天文考古學的知識依據——中國思想結構的知識論證（02）

目錄：一：漢唐的文化功能式敘事二：宋元的數理分析式敘事三：清季以來的源流譜系式敘事四：被制式學術忽視的知識要素五：探索北極星與北極現象的理由何在？六：北極與北極星的認知與文化理解七：北天極現象：樞紐功能與極星變遷八：北天極現象：左樞與右樞的命名依據九：北天極現象與北極四游的運動模型十：含山玉版的構型特質與文化解讀11：北天極現象與洛書數序的天學依據

一：漢唐的文化功能式敘事洛書與河圖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兩幅最為神秘的圖形式文化符號，歷來被認為是上天授與有德政上古聖王的象徵了天命所歸的祥瑞之物，不但是以陰陽五行與周易八卦為代表的各種術數體系的淵藪，還是一種蘊含了以大衍之數、天地生成之數為主要特質的、華夏文化關於世界基本結構的認知圖式與數理結構。古人相信，河圖洛書與華夏文明的起源及重大轉捩點有著極大的關係，譬如認為伏羲氏時，洛陽孟津的黃河中，曾浮出龍馬，背負「河圖」，獻給了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遂為《周易》的來源。大禹時，還是在洛陽，洛河中浮出背馱「洛書」的神龜，大禹依此而治水成功，不但據此劃定天下為九州，還依此奠定賴以治世的九章大法，而這，又與收錄在《尚書》中的《洪範》篇有了連接。在此論述之下，《易·繫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被解釋為即是對這兩件事的有效概括。就我們所見的文字材料看，最早出自《易傳·繫辭》中的「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及《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後世對《易傳》與《管子》的成書年代多有商榷，但基本也都能認為《易傳》的下限應在漢武帝之前，而《管子》的下限應在東漢之前。接下來是《漢書·五行志》轉述的劉歆觀點：認為《河圖》是八卦，《洛書》就是大禹治水所依賴的《洪範》，而《洪範》本經「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裡。」值得注意的是：劉歆首創了將河圖、洛書、八卦、洪範，糅合在了一起，並推尊為由上天頒賜聖王如伏羲及大禹治世濟民的捷徑式根本大法。我們發現，這在邏輯上是與由《易傳·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表達知識論及政治合法性的場景，顯然有著較為清晰的密切關聯。這裡有個問題，如果劉歆對「河圖」、「洛書」進行不加特別區分的意義認定，並非是其個人的解讀傾向，而可能反應了其所處時代一般認知場景的話，那麼，《論語·子罕》所說的「子曰：風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墨子·非攻》：「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禮記·禮運》：「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呂氏春秋·觀表》：「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雲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史記·秦始皇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淮南子·人間訓》：「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淮南子·俶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論衡·感虛》：「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論衡·自然》：「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論衡·感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義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則同樣展示了其與《易傳·繫辭》、《管子·小匡》所呈現的文化意涵，有著極大的相似性，而這背後，很可能正凸顯了對其所處時代的知識論場景的不經意呈現。但如果劉歆不對「河圖」、「洛書」加以特別區分的解釋傾向是可靠的話，我們就需要對《尚書·顧命》所說的「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中的「河圖」含義，給出可以彼此融貫的解釋。由於《尚書·顧命》中的這段話提到了「玉、寶、大玉、夷玉」等明顯可被今天的常識認知理解為「寶物」的品類，由此導致了不少學者傾向於將「西序、東序」解釋為王家儲藏寶物的寶庫，而這裡是「河圖」也許就是與其類似的各種「寶物」的一種吧？我覺得，是否還可加上一個這樣設問：我們後世對「寶物」的理解，是否與古人是完全一致的？古今各自所寶其寶的理由又是什麼？古人對這些「寶物」所寶的理由，僅僅因為其玉質？還是同時附著了一些具有政治典謨甚或天命所居的文化意涵之所致？應該可以說，在既有史料的情況下，該解讀傾向不但得到了孔安國、揚雄、班固、張衡、王充、鄭玄、王肅、何晏等談到河圖洛書問題的漢魏諸儒的一致贊同，還得到了被今天的知識正當性判為學術偏門，甚或迷信體系的緯書系統的全力支持。讖緯雖然盛行於西漢，但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卻未曾收錄緯書，《後漢書》因修撰於亂世的南北朝，而無力編纂《藝文志》，直到天下承平的唐初，才在《隋書》中修撰了《經籍志》，其在收錄了明確涉及「洛書」的「《河圖》二十卷、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河圖龍文》一卷」、「《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一卷」的同時，還指出：「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同時還以不甚肯定的口吻稱「雲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至若初唐註解經書最力的孔穎達，更是在其所注諸書中多次援引漢魏諸儒與緯書中的相關資料。

審乎漢唐時代對河圖洛書的解讀傾向，所採取的這種正面肯定具有下述的言說特徵：1：藉由龍、馬、龜等物種，由河中出現的這種非人為的「天降」路徑而問世；而「亡秦者胡也」的問世，也是燕人盧生藉由人類無力掌控的大海，方才得以託言「鬼神事」。2：由於天人之間，並不經常直接的溝通信息，於是來自「天降」路徑的「神物」，就有著承載「天意」的可能。3：人類經由解讀與體會等方式，是可以在「天降神物」中，認知到「天意」的。4：這種不常見的「天意」呈現，多針對帝王或聖人，而河圖洛書則是各種「天意」呈現中，只針對「聖帝明王」的最高「瑞應」。5：河圖洛書自身的信息蘊含中，富含了被不同時代的聖王解讀而成的諸如《易》卦、《洪範》九章、《連山》、《歸藏》、《周易》等人間大法的範本。基本上，對河圖洛書所能具有的文化意義與知識作用，進行較為詳盡的發掘與強調，堪稱為宋代以前的主要學術定論與基本常識，這在魏晉六朝隋唐諸人的許多文章中得到了可稱為一以貫之的展現。就其學理邏輯而論，則以《隋書·經籍志》如下表述較為典型：「《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據此，我們或可將這種解釋傾向稱之為漢唐對「河圖洛書的文化功能式敘事」。

二：宋元的數理分析式敘事如果說，「漢唐的文化功能式敘事」，主要偏重於對河圖洛書所能具有的文化意義與知識作用，進行了較為詳盡的發掘與強調的話，那麼，我們則可以將主要興起並盛行於宋元二代的，以劉牧的《易數鉤隱圖》、邵雍、朱熹、蔡元定、朱震的《易卦圖說》、雷思齊的《易圖通變》、張理《周易圖》《易象圖說》《大易象數鉤隱圖》等人為代表的、從數理結構的角度，來分析其學理依據的研究取向潮流，稱之為「河圖洛書的數理結構式敘事」。數理結構派認為，河圖洛書易經八卦，蘊含了天地之理，其呈現方式是由行乎其中的「數」，以及這些「數」的構成形式，來承載與表達的。譬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中，根據《易·繫辭》對「數」的下列表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引申說：1：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此四象生數也。至於天五，則居中而主乎變化，不知何物也，強名日中和之氣，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交接乎天地之氣，成就乎五行之質，彌綸錯綜，無所不周。三才之道既備，退藏於密，寂然無事，玆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也。《經》雖雲四象生八卦，然須三、五之變易，備七、八、九、六之成數，而後能生八卦，而定位矣。2：或問日：天地之數，何以由天五而生變化？答日：天地之生數足，所以生變化也。天地之數十有五，自天一至天五，凡十五數也。天一、天三、天五成九，此陽之數也，故《干》元用九。地一不地四成六，此陰之數也，故《坤》元用六。兼五行之成數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極數也，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原其學理邏輯，可從劉牧在《易數鉤隱圖》序所論列的下述原理中窺其一斑：夫《 易》 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 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 易》 之為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而張理的《易象圖內篇說》序中所言，亦足堪參照：《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一，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需要提及的是劉牧和朱熹蔡元定，在究竟九為河圖，十為洛書，還是對十為河圖，九為洛書的問題上，所產生的截然相反的判斷。劉牧認為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朱熹以關子明、邵康節為據，認為十為《河圖》，九才是《洛書》。稱：「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指劉牧「託言出於希夷，與諸儒舊說不合。」必須說，朱熹對河圖洛書的這種見解是影響深遠的，後世不但皆以朱說為據，也遵循了朱熹將圖書放置在易學著作之首的定見，從而奠定了河圖洛書在中國思想傳統中處於優先於其它易學符號的、類乎文化與知識淵藪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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