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她是魯迅的原配妻子,守活寡41年,無性,無愛,無兒女,沉默無聲地死去,死後也與魯迅相隔千里。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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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女神書館 民國女子的17期文章
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文| 香蕉魚
她等待自己的丈夫。
彷彿,戰死疆場的將士之妻,等待亡魂歸家。
等待,對她來說,是煎熬,更是籠罩於現實生活之上無邊的黑暗。
她的一生,沒有太多的悲歡離合,也沒有無以計數的故事要講,唯一可說的,就是她的丈夫,魯迅。
魯迅說,是母親送給他的一份禮物,他要好好的保管她。
於是這件禮物在魯迅母親那裡顯得尤為珍貴,在魯迅這裡卻成了多餘的戰利品。
因為多餘,貫穿了她一輩子的那場婚戀,始終瀰漫著孤獨的氣息,他不來,她便等他。
他來了,她便躲在他的影子里生活,燒飯、做菜、洗衣,件件事都是圍繞著他,可他說走就走。
朱安的一生本就是不幸的。
朱安比魯迅大了兩三歲。
根據1948年北平新民報刊登的《朱安小傳》上的記載:
夫人朱氏,紹興世家子,生於勝光緒五年七月。
這就是說她的生辰應該是1879年。
她的家庭不算太富裕,但祖上是出過大富大貴之人的,到她這一輩家道中落了。
訂婚後,尚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得知她是一個小腳女人,又沒上過幾年學,便寫信催她放腳,也鼓勵她上學堂,將自己改造成一個新女性。
娘家不許她這樣做,他們覺得魯迅此舉實在違背祖宗傳統。
在長輩的眼裡,朱安無須更多的自我提升,她懂禮儀,守規矩,燒得一手好菜,針線活也很好,儘管目不識丁,卻為人謹慎,寡淡無欲。
她的母親、祖母的性格亦如此。
可以說,多年來的封建禮教的灌輸,她已經抹去了作為個人的最後一抹亮點,成了一個標準的舊時代的兒媳婦,心中只有丈夫和夫家。
1899年,朱安訂婚了。
這是她多年來灰色生活中的亮色。
她要與魯迅訂婚了。
這時候的魯迅還是那個年紀輕輕,一腔熱血的青年周樹人。
離他發表《狂人日記》,寫下魯迅這個筆名,還有20年的光景。
訂婚的原因眾說紛紜。
一種是魯迅母親主動提出,想要讓朱安嫁與自己的兒子。
提親之前,魯迅的母親就見過朱安,覺得甚是喜歡,主動託人說媒。
另一種是魯迅的母親也受了騙,談不上喜歡朱安,只是婚已經定了,無法退婚。
還有一種說法,是《朱安小傳》里提到的:朱安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所以選夫婿的時候眼光很高,標準也很苛刻。
選來選去,總是沒有看得上眼的。
一拖再拖,就把朱安拖到了20歲的年紀,再嫁不出去就成老姑娘了。
後來正好遇到了魯迅家有男子正好適齡,她便勉強答應下嫁了。
訂婚時,魯迅尚在外求學,他本不打算結婚,於是就推脫說還要在留學幾年,於是婚期一延再延,到了1906年,朱安27歲了。
她等了七年。
七年里,與夫君雖不得見,但通信還是有的。
然而她不識字,收到書信也只能由別人讀給她聽,寫信就只能去街頭找寫字先生代筆。
儘管有各種書信往來的便利,她的知識網大概還是控制在了封建家庭手中,一星半點的新知識都流不到她那兒去。
魯迅是知識分子,又是個行動上,思想上的急先鋒。
他寫信給她,讓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學識,擴大自己的思想範圍,或許有一天,兩人的思想水平能達到同一高度。
可是,這對封建意識強烈的朱安與朱安的家庭來說,全是不可思議的事。
把女兒從小家碧玉的小姐培養成了賢妻良母,他們已經是仁至義盡了,何苦還添那些麻煩。
家裡的反對,朱安自己也覺得不妥,她沒有反抗精神,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在家,順著家裡人的意生活,結了婚,順著丈夫的意思生活。
魯迅從日本留學回來,第一次見到朱安,見她沒有半分改變,大失所望。
1906年7月6日,朱安與魯迅舉行婚禮。
這婚禮上有個細節尤其為人稱道。
魯迅剛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辮子,穿起了西洋風格的衣服,可回家後卻突然發現自己正在經歷的是一場非常傳統的婚禮。
家裡人忙給他戴上帽子,帽子後面鑲著一條假辮子,這本就是委屈了,魯迅還得穿上傳統的禮服。
一切穿戴好之後,他嘆了口氣,只好祈求在新娘這兒能夠得到一些安慰。
可是,新娘剛來到他面前,繡花鞋就掉了,露出一雙難看的小腳。
原來是朱家的人,知道魯迅不喜歡小腳,故意把鞋穿大了,在裡頭舔了許多棉花。
鞋子連帶著棉花一起滾落了下去,一雙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
魯迅定睛一看,七年了,他一直讓她放腳,如今卻一點起色都沒有。
不僅如此,新娘臉色鐵青,似乎嚇得不輕。
後來才知道,她一直在為繡花鞋掉落的事情擔憂,覺得這是凶兆。
這次新娘與婆婆想到一塊兒去了。
魯老太太也覺得繡花鞋落地是不祥之兆,便催著兩人快快進了屋子,平平安安地拜了堂。
婚禮當晚,什麼都沒發生。兩人像陌生人一樣,魯迅在自己房間里哭了半宿漸漸睡去。
而朱安大概哭得更傷心吧,只是無人知曉了。
婚後的第三天,魯迅再次出發,去日本。
大先生走了,朱安開始了漫長的獨身生活。
她總是一個人在宅子里晃蕩,當好媳婦,做好吃的給家裡人,一天到晚守著兩個真正的寡婦過日子。
她盼著他回來,一直盼,白天里盼,夜裡也盼。
儘管盼得她心都痛了,卻沒有採取任何的主動,也沒有向家裡提出要去找魯迅的想法。
她是個守舊的女人,在她思想意識里,兒媳是不能離開家的。
她的腦筋轉不了彎,只是死死的等。
他回來看一眼,她便對他好一點,要是不會來了,就盼著日子能過的快一點。
三年時間裡,朱安一直安分守己地陪伴在魯老太太身邊。
魯迅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如今他依舊如此。
他嘗試與朱安交流,都以失敗告終。
一是無法交流。
二是他本能地厭惡她身上的自以為是。
母親發現兒子與兒媳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她問魯迅,朱安到底那裡不好?你這樣嫌棄她。
魯迅說,與她談不到一塊去。
母親再問,如何談不來?
魯迅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
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得到?
她的每一個小錯誤,放在魯迅那裡,就是不可饒恕的大罪。
1919年,朱安終於得償所願與魯迅住到了一起。
魯迅賣掉了在紹興的老房子,舉家遷居北京,住在八道灣。
後來因為與弟弟周作人不和,又遷到了四三條衚衕。
親兄弟不合有諸多猜測,不過如今也都是時過境遷了。
只是從八道灣搬出來的時候,魯迅把朱安帶在了身邊。
他詢問過朱安的意見,想留下的話就留下,如果想回紹興便託人送她回去。
她自然是不想回去的。
她留在魯迅身邊,正好可以照顧他衣食起居。
搬到四三條衚衕之後,朱安度過了她人生中最快樂的兩年。
她會燒菜做飯,照顧魯老太太時,就挑一些軟的易消化的東西煮,口味也不錯。
而對於魯迅,她才真正拼盡全力花足了心思。
魯迅平時不與她說話,她只好從他的剩菜里去觀察,判斷出他到底喜歡吃什麼。
每當客人到來,她便樂於做女主人該做的事,端茶送水,來去無蹤。
她想討好魯迅,卻從未提出過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來感動他。
過去的等待沒有打動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動他。
朱安反抗過魯迅的冷漠。
不是江冬秀式的大吵大鬧,也不是黃逸梵般氣勢洶洶的離家出走。
她的反抗是小女人式的抱怨,指責,記恨。
她訴苦:「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說話,怎麼會生兒子呢?」
她說,「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一語成讖,她的餘生都消耗在體貼婆婆上了。
1925年,魯迅遇到了許廣平。兩人要去上海居住。
魯迅走後,四三條衚衕的鄰居俞芳問朱安,今後如何打算?
她說:我好比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點往上爬,爬的雖慢,但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我現在沒辦法了,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用。
她是絕望的。
多少女學生在宅院里,歡聲笑語,進進出出。
她見到她們,整個人自卑到了塵埃里。
可她這麼也不會想到有一天魯迅會與其中一人一起離去。
她的希望破滅了,這一輩子最後的希望沒了,夢碎了。
蝸牛雖然爬得慢,但總有一天會抵達自己想去的地方。
可是她連機會都沒了。
抱著希望生存的人,必須是強大的,弱小如她這般,最終得到的,只能是絕望。
那時張恨水的小說也暢銷,魯迅的母親很喜歡讀。
每每一出了新的作品,魯迅便要成批的買了寄回去,給母親解饞。
可想而知,魯迅家裡識字的也不少,大多都是進步人士,滿腹經綸。
朱安嫁進來之後,無論是才貌與學識上與整個家庭都是有差距的。
而她卻一生目不識丁,今後數十年也沒有進步。
究竟是不敢反抗封建意識,還是自恃清高抵死不願從供著她的那座神壇走下來?
又或者,做事,做一件錯一件,讓她膽怯到不敢嘗試任何新鮮事物?
大先生離開,每月給她與母親匯錢,供她生活。
即使自己的生活不太順意,也還是不斷地往北京寄錢。
大先生去世後,許廣平也一直寄錢給朱安。
直至朱安去世,經濟上沒有被虧待過。
1943年,魯迅的母親去世,死前她囑咐周作人把自己的那份錢給朱安,讓她平安度過餘生。
哪知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不具備謀生能力的朱安,過得非常困難。
周作人、許廣平和魯迅好友多方匯錢,接濟,她還是過得一天不如一天。
她經常是一碟蝦油小黃瓜,碟子旁邊放著腌制過的辣椒,有時候是一碟腌白菜,一小碟霉豆腐。
這些就是她配著硬邦邦的窩窩頭吃的。
雞鴨魚肉是從來不見的。
這些小菜,根本滿足不了老年人的營養需求。
窮困潦倒時,她突然想到家裡還有魯迅生前的大量藏書。
周作人建議她可以出售魯迅的藏書,她思忖半晌,答應了。
此前她已經變賣了家裡值錢的東西了,再沒有可變賣的東西了。
得知她要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整個文化界都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記者也趕到她家裡來,勸她保存藏書,不要任性。
她對記者吼道,「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我啊!」
花了一生換來了這句吶喊,聽來著實讓人痛心。
許廣平給她說了周海櫻的情況,告訴她海櫻已經病癒了,才轉移了她的注意力。
朱安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我看看。」
她覺得,自己膝下無子,海櫻是先生的孩子,以後可以為她養老送終。
又一次,老派思想佔了上風。
但這一次,新的東西似乎注入了她心田。
她意識到藏書的價值,也認清了自己的價值。
她年輕時,是被人保存下來的掌上明珠,後來又成了丈夫不願與之共處一室的遺物,如今她還又將輾轉到何人手上去呢?
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享年69歲。
生前她曾找人代筆,給許廣平寫信,表明自己想要與魯迅先生合葬。
後來,她還是獨自葬在了西直門的保福寺處。
她始終沒有回到魯迅身邊,只是葬在她伺候了一輩子的魯老太太身邊。
魯迅去世後,她在北京的宅子里設立靈堂,一身孝服,為魯迅守靈。
她去世的時,身邊空無一人。無人為她守靈,無人為她張羅身後事。
孤獨至此,她恐怕是民國第一人吧。
有人把她的婚姻形容成守活寡。
還有人把她的這種犧牲比作文學創作上的苦口良藥,說,正是她的極端封建和落後,讓魯迅體會到了封建禮教對人的壓迫,創作出了曠世名篇。
這樣的說話,我總覺得不對。
若真是如此,每個女人的無條件付出與犧牲,都可以被美化為是男人成長路上的助力了?
朱安犧牲了,她就是犧牲了。
六十九年的人生,是她命中注定的牢獄之災。
或許封建禮教困住了她的思想,或許三從四德讓她變得愚昧,讓她從此成了千千萬萬面孔中最典型的舊時代婦女,讀完她的故事後,如果覺得她只是一個被思想意識碾壓的提線木偶,未免太苛刻了。
人人都崇尚新潮與文明,難道人們所崇尚的新潮思想中,就沒有一種思想能夠先進到真正的海納百川,包容和理解她的不得已?
館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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