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史學家論董仲舒

由於董仲舒在我國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使他不僅成為歷代思想界評論的對象，而且是當代思想界和歷史學界評論的重要人物。近幾年來，隨著國學的宏揚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董仲舒的歷史地位和他的學說的重要性越發清晰地突顯出來。建國後，史學界對董仲舒的評論不勝枚舉，其中最著名的，當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和白壽彝先生。

范文瀾說，儒家思想是西周以來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經孔子刪訂《六經》，聚眾講學，不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體系，而且培養了大批儒學傳播者。孔子死後，儒學地位繼續上升。戰國時儒墨並稱顯學，但儒家比墨家更佔優勢。秦始皇焚書坑儒，結果使儒生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漢前期朝廷與諸侯王國並立， 各派士人遊說諸侯王求祿，助諸侯王反抗朝廷。漢景帝滅七國後，全國政治統一了，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學術統一。

范文瀾認為，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的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延伸。《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學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的陰陽學說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董仲舒說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說，天不是為民生王，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坐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的湯武革命、天命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始終說統一起來了；墨家的本旨在於利民，董仲舒說，天使人有利和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說性善，荀子學派說性惡，董仲舒說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慾），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教育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循環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鬥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說的融合體，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范文瀾認為，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第一，大一統——董仲舒說，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現在學士們各持異說，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第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舒溫《尚德緩刑書》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義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說代替法家學說。他認為限田是更化的關鍵所在。他說，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買賣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家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稅十分之五，窮得只能衣牛馬之衣，食豬狗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藉勢力，與百姓爭利，百姓怎能敵得過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百姓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極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占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稅，節省徭役，讓百姓的負擔略微寬鬆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占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第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裡，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常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說可，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凶，歷家說小凶，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說，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到漢武帝的尊重和信任，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他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說「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地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的學說里，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著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份加入到經學裡，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第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案，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條，凡1882目，又有死罪例13472條。法令繁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看不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律作依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獄案232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16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案。

范文瀾指出，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樸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1）思想上拘泥於殘餘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階級的需要；（2）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之統一到儒學裡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已經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階級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做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范文瀾說，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他指出，自董仲舒以下，諸儒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著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統治階級則是絕對的。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通史》的主編白壽彝先生說，董仲舒的哲學基礎是「天人感應」的學說。董仲舒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格神，是最尊貴的「百神之君」，天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只有人的結構能與天偶合：成人有骨366節，與一年的天數相副；大骨12節，與一年的月數相副；體內有五臟，與五行相副；外有四肢，與四季相副。董仲舒構築「天人感應」的目的，正是為漢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服務的。董仲舒認為，天是要大一統的，漢朝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在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志辦的。董仲舒還利用陰陽五行說來體現天的意志，他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五行是天道的表現，將五行***化。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都是來自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從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五常為董仲舒提倡以後 ，成為我國古代維護歷代封建皇朝統治的工具。

白壽彝說，董仲舒的認識論繼承了孟子通過內省的途徑，按照「盡心」、「知性」、「知天」的模式，達到「天人合一」。董仲舒認為，人的認識活動受命於天，而認識的目的是了解天意，由內省的途徑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同時還要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才能達到對天意、天道的了解。在名實關係上，董仲舒認為「名」要符合天意，要符合「義」與「理」，強調的是「名」而不是「實」。董仲舒還認為，「名」是判斷是非的標準，「名」是第一性的，而「實」是第二性的。這是孔子唯心主義「名實」論的發展。董仲舒主張性三品說。董仲舒認為，人性分為「聖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聖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惡，這兩者是不可改變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質而未能善」。董仲舒認為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為善，但並非就是善，只有通過教育才能變為善。誰來實行教育轉化呢？當然是統治階級，是君王。這種主張更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白壽彝認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漢王朝總結歷史經驗，經歷了幾十年的選擇而定下來的官方哲學，對鞏固其統治秩序與維護大一統的局面起了積極作用。董仲舒不僅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經學家。他是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思想家，為以後 封建統治者提供了如何進行統治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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