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第一部分：仕途順暢前言近年來，有關曾國藩的圖書的出版成為文化界的一個熱點。大到全集、全書，小到傳記、逸聞，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社會上也掀起了「曾國藩熱」，由學界，而軍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應，波瀾壯闊；上至政壇領袖、各級幹部，下至普通讀者、平民百姓，對「曾國藩」或讀之，或研之，或習之，或用之，競相求證，蔚為大觀。曾國藩生活的晚清社會，舊秩序行將崩潰，而社會前進的方向茫無頭緒。國內，太平天國義旗一舉，應者雲集，烽火燃遍十餘省，清王朝頓失半壁江山。國外，列強環伺，極盡威迫訛詐之能事，處處侵奪中國主權和領土。可謂內憂外患，百弊叢生。而曾國藩以一介儒生，無權的在籍侍郎，崛起於湘楚之間，縱橫捭闔，以殘酷的手段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成為清朝「中興第一名臣」。不僅如此，他的崛起還極大地改變了近代中國的權力格局，並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思想等方面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走向。雖然後人對他有「毀之則為元兇，譽之則為聖賢」的評價，但他畢竟在近代中國發展史上寫下不容抹殺的一筆。曾國藩是位官僚，所處的卻是吏治敗壞並極端腐朽的從政環境。他一無家學、二無根底，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反覆磨礪，歷盡宦海風波，獲得徹底的成功。雖詬病不絕，卻榮寵不衰，雖備受詆毀，然善始善終。其行其言，於無意間構造出一部爐火純青的官場絕學，把中國人為官從政的智慧與謀略闡釋得淋漓盡致。晚清還是一個信仰崩潰、道德失范的時代，在極其複雜的人生環境中，曾國藩持一定之規，為人、為官、為民、為國，處處體現出強大的精神感召力，成為時人推崇的末世聖人。作為一個備受爭議的大人物，他給後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會經驗。毛澤東曾說過：「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更是把曾國藩作為自己的人生楷模，處處效法。獨樹一幟的曾氏之學，是對中國傳統優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結，是他在幾十年宦海沉浮中總結出的官場實用寶典，是他從身體力行的成敗得失中總結出的一套獨到理論。尤為重要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人際關係也愈來愈多樣化、複雜化。這樣，絕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談、清談而注重實際的曾氏絕學，更是暗合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精神需求與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歷久彌盛。此次編輯出版的這套彩圖版《曾國藩全書》系列由《曾國藩傳》、《挺經》、《曾國藩家訓》、《冰鑒》組成。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曾國藩的學問人品、智謀權變、文治武功。《曾國藩傳》細述曾國藩人生歷程中的四件大事。第一、二章講述曾國藩童年的傳奇故事和他戰勝自我、科舉高第，並在官場上初獲成功的早年經歷，重在展示曾國藩學習聖賢之道並以之涵培心志、自我砥礪的心路歷程；從第三章到第八章描繪曾國藩團練湘軍、風雲際會，血戰太平天國及進剿捻軍的無言事功，重在揭示曾國藩在險惡萬分的戰場、官場中歷盡千劫萬難，最後達到「依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的人生境界的實踐歷程；第九章則敘寫曾國藩領導洋務運動的事業，備述他管窺世界潮流，順時而動，身體力行，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之路的開拓精神；最後兩章敘寫他忘卻人生榮辱，處理天津教案的歷史事實，側重介紹他「記大德，忘小怨」、老成持重的外交心態形成的曲折經歷。《曾國藩傳》以高度凝練的筆法，再現了曾國藩立功、立德、立言的傳奇人生，為讀者提供一把打開曾國藩謀略寶庫的金鑰匙。另外，本書還精選了三百餘幅圖片，其中有曾國藩本人及親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許多與曾國藩本人有關的歷史畫卷和遺址舊跡；還有反映曾國藩所處時代社會背景的眾多圖片。力求通過圖文的結合及豐富多彩的圖片，打造一條走近曾國藩的彩色畫廊，讓讀者回歸那個風雲激蕩的歲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國藩。由於編者水平有限，不足之處，請有關專家學者及廣大讀者多多批評指正。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蟒蛇投胎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農曆十一月十一日的夜半時分，一個小生命在湖南省湘鄉縣誕生了。這個呱呱墜地的乳名為寬一的孩子，就是後來在清代稱為「中興」大臣的曾國藩。他曾在中國近代史上叱吒風雲，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據說，1811年曾國藩出生的那個晚上，曾國藩的曾祖父，年近七十歲的曾竟希夢到蟒蛇從空中降到樑上，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曾國藩就被人們認為是蟒蛇投胎了。據湘鄉縣荷葉塘一帶的人世代口耳相傳的說法，成年後的曾國藩長得和蟒蛇特別像：他眼睛呈三角形，總是像要睡覺的樣子但卻充滿了光澤，中等身材，走路很重，言語遲緩。不僅如此，曾國藩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因為他從小就很陰險，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記在心中，必定會進行報復。嘉慶二十四年下半年，九歲的曾國藩隨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歐陽的人家中開始讀書。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疼愛自己的孩子，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將曾國藩罵了一頓，在那裡當塾師的曾竹亭也連連向主家賠不是。曾國藩把這件事暗自記在心裡，到散學時，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魚缸底，水乾魚死，這才消了心頭之恨。十二歲時，曾國藩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裡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曾竹亭為此痛斥了他，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不讓曾國藩像鄰居小孩一樣嬉遊，曾竹亭帶著曾國藩到六里以外的九峰山古鑼坪定慧庵去讀書，每天很早出門，很晚才回來。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作馬騎的竹棍繫上繩子，往神王肩上一放，很生氣地說：「搭幫你，我到山沖里讀書去了!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馬，如果我的馬走了，我一定饒不了你!」因曾國藩有著一雙似閉非閉的三角眼，個性內向，把什麼事都擱在心裡盤算，因此，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閉眼蛇」。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肩負重任（1）湘鄉曾氏，從來未曾出過什麼光宗耀祖之人。到了曾星岡這代，青年時好吃懶做，到處遊盪，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早歲失學」；到壯年，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紳的身份，這才以不做學問為羞恥。因此，他喜歡宴請文人雅士，並感到這是很開心的事情，同時，督促兒子曾竹亭一年到頭辛苦讀書，以期有所成。然而，偏偏這位曾竹亭天生就比較愚鈍，「累困於學政之試」，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 ，已四十三歲，經過了十七次考試才中了舉，入了縣學。所以，長孫寬一凝聚了祖父輩和父輩光大門第的全部希望。「平生因學而困苦，課徒傳業者蓋二十餘年」的曾竹亭，從兒子八歲起就把他帶在自己的身邊，無論出門還是睡覺，從早到晚給他講書，耳提面命，如果他不懂就再講，頗有耐心。他對兒子說：「我雖愚鈍，但對你這樣愚鈍的人進行訓告也不會覺得煩的。」這樣的家庭期望，這樣的家庭教育，對寬一而言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自然是理所當然了。寬一於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 ，也就是他五歲的時候就學認字，取學名叫子城，字伯涵。「城」是「成」的諧音，也就是渴望兒子早日成龍。家中聘請陳雁門做子城的啟蒙老師，以《千字文》為讀本。曾國藩七歲多時，父親曾竹亭因參加童子試屢試屢敗，便設立私塾，取名字叫「利見齋」, 這個名字其實極為俗氣，私塾中授徒十多人。子城從這時起跟著父親學習，一共學了整整八年。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 ，子城九歲，已經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開始學習時文帖括。他練字時，先後臨摹了顏真卿和柳公權的字帖，同時也學習了黃庭堅帖。十歲時，弟弟國潢出生了，曾竹亭叫子城寫篇文章，說：「你現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寫篇文章吧!」子城寫成作文後，曾竹亭高興地說：「文中出現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後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繼承家業了!」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 ，曾子城隨父第一次到長沙府參加童子試。一天，他父親的朋友衡陽廩生歐陽凝祉到曾家來做客，見到了曾子城所作的試藝，讚不絕口。曾竹亭請歐陽先生出個題當面考考子城，歐陽叫他吟首詩，詩要以「青雲共登梯」為主題。詩寫成後，歐陽稱讚說：「這種語氣分明是金華殿中人才會有!」表示願為子城說媒。不料卻因那些「名門閨秀」嫌曾家地位不太顯赫而無人問津。歐陽凝祉深覺不安，便移花接木，讓曾子城做了自己的女婿。這位歐陽夫人生於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少子城五歲，她於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撒手人寰。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曾子城第二次到府應試，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績。他非常自傲，認為考官張啟庚閱卷不公平，為諷刺考官兩目無光，還特地買了副老花鏡作禮物送給他。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從衡陽唐氏家塾汪覺庵師處回到自己所在的縣後，肄業於湘鄉縣的漣濱書院。山長劉元堂、郭嵩燾、胡林翼、左宗棠、劉蓉、劉長佑等後來都成為了領導湘軍的將領。這年，參加甲午鄉試的他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當時，他已二十四歲。曾子城自五歲開始識字讀書，讀到這時已過了十八九年的光陰，但與他父親四十三歲始入縣學相較，他應該算是「早售」。所以，曾家上下，每個人都歡欣鼓舞，在家裡大擺筵席，接待親朋好友，整整熱鬧忙碌了好幾天。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肩負重任（2）清代的科舉考試繼承了明朝的考試製度。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明令廢止科舉制度的時候，其間二百餘年，根本就沒有太大的變化。儒生首先須通過制藝考試，成為可入縣學的生員，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稱的秀才。在鄉試中登第的秀才，稱為舉人。通過會試、殿試登第的舉人，稱為進士。進士中只有進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進到翰林院中。曾子城經過十八年的苦讀，於道光十三年始入縣學，磨鍊了五年之後，才中試進士。他從識字讀書到開始踏上仕途，耗盡了二十三年的時光。曾子城在中試舉人後的當年十一月就起身趕往京城。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三月，第一次參加會試的他卻名落孫山。然而，擁有很高期望、進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著「匣里龍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蛟鼉」！正好，這年趕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壽，增加鄉會試恩科一次是慣例，所以第二年還有一次中第的機會。但從湘鄉到北京，來迴路上的花銷太大了。曾子城在徵得父親的同意後，決定留在京城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會試。好在有一所「長沙會館」設在京師，長沙府的應試舉子都住在裡面，所需的花費也不是很多。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時間裡，漸漸開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繼續勤研經史外，又很快地沉醉於唐宋的詩詞和古文。他覺得古文可以任意發揮見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縛手縛足的八股文，實在是更有生氣，也更有意義。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會試，曾子城再一次與登第無緣。他雖然對此很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歲，將來還有的是機會，因此，也就將這一時的挫折看得格外坦然了。發榜後，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裝，搭乘運河的糧船回自己的故鄉了。這時，他身邊的盤費已經所剩無幾。因此路過淮寧時，他便借了同鄉、任知縣的易作梅一百兩銀子。但經過金陵的時候，他在書肆中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實在讓他感到愛不釋手，一問價錢，要他身上所有的錢加在一起才買得起。曾子城心中暗自盤算：從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既然已經買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沒什麼用錢之處了。而隨身所帶的一些現在穿不著的冬衣，不如索興當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盤費湊齊了。於是曾子城用當衣物所得的錢，毅然買下了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到家以後，曾星岡見他花了上百銀子，卻換回來幾箱書；帶去的衣箱里也都裝滿了書，獨獨不見了衣服。待他問明緣故以後，不僅沒有對兒子加以責備，反而高興地鼓勵他說：「你借錢買書是件很好的事情，我會幫你把欠款還清的。但希望你要細心研讀，也就不算白費了。」曾子城牢牢記住了父親的話，從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頭攻讀，幾乎一年都沒有出過家門。在他進入翰苑之後，在自訂的十二條日課中，「讀史」仍是其中的一條，並規定說：「嗣後每日點十葉，間斷不孝。」這「間斷不孝」四字，就是因父親六年前說的那句話而起的。過了兩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家因為償還易作梅的借款而沒有剩餘的錢供子城赴京了，幸虧親戚幫助，借得三千吊錢，才促成了曾子城的這次出行。曾子城到達京城，剩下的錢就只有三吊了。可喜的是這次參加會試，他在中試的貢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複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依據慣例，列三甲者是不能進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第二天就打算回去，不想參加朝考。同去應試的郭嵩燾千方百計加以勸阻，善化人勞崇光御史又答應為他圓轉，他才留下來參加了朝考。朝考入選後，他於五月初二日被引見，之後改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舉之路，這一年他才二十八歲。曾子城在這次中試之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國藩。有人說，是由於他的某位老師嫌「子城」二字太過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說，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肄業於湘鄉縣漣濱書院時，深得山長劉元堂先生的賞識，並將他命名國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國家的屏障和藩籬。不管命名的時間如何，原意是什麼，總之，這位遠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國藩，從此由田舍郎的身份一躍而進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為國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第一部分：仕途順暢平步七遷初入官場欽點翰林，改庶吉士後的曾國藩同年（道光十八年）八月與凌玉垣、郭嵩燾同行回到湖南。偏遠山村裡出了個翰林，這個頭等新聞驚動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連日里，曾家的賓客絡繹不絕，比曾國藩「早售」之日的場面熱鬧多了。親戚朋友，以及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趕來賀喜，所有的賀詞贊語無非就是子貴父榮，說曾國藩乃蟒蛇精靈之類的話。當全家都在沸沸揚揚的時候，年已六十五歲的祖父曾星岡卻較為冷靜，對兒子竹亭說：「我家以農業為本，現在雖然富貴了，但過去是不能忘的。寬一當了翰林，事業還很長遠，我們家裡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關問，不要累著了他。」這實際上是叫曾國藩解除後顧之憂，將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國藩拜祖墳，上祠堂和家廟進行祭祀。又於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訪了縣裡的親朋好友，更於三月二十九日起，遍走衡陽、耒陽、永興各地親友，拜謁地方官員紳耆，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甫一月，又於七月二十三日起，走訪了寶慶、武岡、新化、藍田這些地方的親戚朋友，十月初四日才回來。之所以他會如此忙碌，一為酬謝親友，二為炫耀衣錦還鄉，三為聯絡官府，更為光宗耀祖。由於第二年（道光二十年）四月翰林院舉行散館考試，曾國藩於十一月初二日開始向京城出發。正好這天寅時，紀澤——他的第二個兒子呱呱墜地。自從十五個月的大兒子楨第於當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十歲的滿妹也因此而夭折後，他妻子總是不停地哭，這天卻破涕為笑了。自衡陽遷湘鄉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學孟，在遷湘鄉前，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時間，其妻屈氏在白果雞公頭一個姓周的人家屋後埋葬。由於久未掛掃，已經找不到在什麼地方了，曾星岡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這個地方。也正在曾國藩進京的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後，上墳山豎碑祭祀。曾國藩正是參加了這次大祭墳活動後，從白果出發，經過兩個縣城——湘鄉、寧鄉，到達長沙府，下河乘船北上的。他的父親和叔父驥雲把他遠送到了長沙才回去。他和同行者經過漫漫征途，於三月二十八日才來到北京，在宣武門外一個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來。四月十七日散館的題目是《正大光明殿賦》，以「執兩用中懷永圖」為韻，詩的題目是《賦得「人情以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國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見，他被任職為翰林院檢討。曾國藩自道光二十年進入翰苑，至這年年底，已經過了差不多三年時間。除夕將到之際，他回首流逝的歲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學業也沒有長進，京都的繁華與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對比鮮明，不禁「心搖搖如懸旌，又皇皇如有所失」。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西行入川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國藩參加翰詹廷試，廷試的題目是《如石投水賦》, 其韻為「陳善閉邪謂之敬」;《烹阿封即墨論》; 《賦得「半窗殘月有鶯啼」》，得「鶯」字。他在眾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見，第二次被任職為翰林院侍講。七月十五日正式補了侍講這一空缺。三月二十三日，曾國藩被引見後的第九天，他興高采烈地向祖父母報告說：「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初聞之，孫心驚恐甚，蓋不作賦久，字亦生疏。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入考，到今才過四年，此舉萬沒料中。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而結果卻讓曾國藩出乎意料，故他不無自豪地稟告祖父母說：「湖南以大考陞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云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陞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膚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為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掃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緒也消失殆盡，立即大談「竭力盡忠」。曾國藩的好運接連不斷，升侍講後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試正考官，而較他年長資高的御史趙楫卻只得到副考官的職務。曾國藩立志要像諸葛孔明那樣，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所以他一到四川，這位卧龍就成了他第一個憑弔的對象。他曾在留侯張良廟流連忘返，對這位漢初的風流人物「英風渺千載」倍加景仰，將自己「亦欲從之游」、「達人志江海」的抱負抒發得淋漓盡致。西行旅途中，曾國藩深刻體會到了人情冷暖，並終生銘記於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熱後，好幾天吃不下一粒飯，顛簸晃蕩的轎子更是讓他難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勞崇光多方照顧外，別的人都好像看不見似的，曾國藩竟病得「皮皺面有窪，耳聾氣愈下，慘淡過潼關，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陝西巡撫、湖南湘陰人李星沅卻給了他很多的照顧，百般慰藉，「遺仆炊香粳，呼僮伺館舍。征醫未辭頻，饋物不論價」，還專門飛報蜀中大吏，吩咐他們以醫師代巡捕，來迎接這批考官。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國藩返都後，擔任文淵閣校理。第一部分：仕途順暢高升不斷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教習庶吉士職位。九月，分校庶常館。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為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國藩第四次任職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轉補左庶子。「詹事府的職務本是東宮輔導太子，因本朝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無所事事，不過如翰林院一樣只會養才儲望罷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職位是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十二日，補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擔任文淵閣直閣事。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 ，湘籍京官上書皇帝言事，奏摺是由曾國藩寫的，他由此成為湘籍京官之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題目是《遠佞賦》，韻為「請問下民常厥德」; 《君子慎獨論》; 《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績。到這個時候，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職為內閣學士，同時兼禮部侍郎的頭銜。甚至曾國藩本人也對如此的平步青雲感到驚詫不已。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孫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雖然他表面上是這麼說的，實際上他的內心卻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給叔父母的信中他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負的口吻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 「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對他的弟弟們百般叮囑：「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第七次被升職為禮部右侍郎。他立即給住在湖南的陳源兗傳書一封，信的內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濫廁春宮。清夜捫心，實堪慚恧。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可見命數有定。李林甫、秦檜自以為得人之謀，而不知其縱不奔營，亦自得為宰相，徒枉為小人叢詬罵也。」他不斷陞官進祿，處境得到迅速的變化，心境也隨之而明朗，這封信正充分抒發了他當時的這種變化之快的為官心境。此後，身居禮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國藩，開始了其真正的官場生涯。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貴人相助曾國藩在沒有被實際授職為禮部右侍郎之前，雖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卻沒有什麼真正的實權。實授禮部右侍郎才標誌著他從政生涯的真正開始。此後四年之中，曾國藩曾經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國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於官場，實在讓人艷羨不已。而曾國藩的這一系列官場晉陞，與那個叫穆彰阿的人的幫助是分不開的。穆彰阿，字鶴舫，號子朴，別號雲漿山人。他是滿洲鑲藍旗人，曾經擔任過各部侍郎、工部尚書、兵部尚書、戶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還曾經擔任過軍機大臣領班。穆彰阿門黨極多，其中就包括曾國藩。在道光年間，除了皇帝的權勢，無疑是沒有人能壓得過穆彰阿的。曾國藩正是考慮到，穆彰阿這種無人能夠企及的權勢才拜在穆彰阿的門下。在道光十八年的會試中，第三十八名貢士便是曾國藩。複試是在正大光明殿舉行的，在考試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賜為同進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國藩非常不滿意他所取得的成績，因為按當時的規定來看，列三甲者不能進翰林院，如果進不了翰林院，就不會有穩固的基礎發展未來的仕途之路，這一點曾國藩是很清楚的。就在這時，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對他非常賞識，提拔了他。無論是在道光十八年的會試，還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總考官的身份出現的。在翰詹考試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國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給他，曾國藩立即謄正後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這次拜訪使兩人的師生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國藩這位農村出身的進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為他與穆彰阿有了這種親密的關係，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也就源源不斷地來到了他的身邊。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國藩，每於御前奏稱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是夕，宿穆邸。及入內，內監引至一室，則非平時候起處。逾亭午矣，未獲入對。俄內傳諭：『明日再來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問奏對若何，文正述後命以對，並及候起處所。穆稍凝思，問曰：『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文正未及對。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於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因顧謂文正，仍下榻於此，明晨入內可。洎得覲，則玉音垂詢，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正是因為穆彰阿的百般關照，曾國藩才能有一順百順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職就從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第一部分：仕途順暢言為心聲曾國藩於道光十五年入京參加會試前，在家中無非是讀書習字，讀「子曰詩云」，習帖括制藝之類，既沒有寬廣的眼界，又沒有廣博的學識。道光十五年會試報罷，他暫時居住在京師，開始涉獵詩和古文，他尤其喜歡韓愈的文章；第二年會試又報罷，他買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時間仔細研讀這套書。這才逐漸開拓了他的眼界和學識。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入翰苑後，大部分時間都很清閑，他便更加發奮學習，廣泛閱覽，勤作筆記，並將筆記分為五類，分別是「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草」，親自做手錄和摘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師益友，相互間切磋扶持，這樣日復一日的學習使他的學識大有長進。可以說，在京為官十二年，為曾國藩成為一代大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京都這段時間，曾國藩因為日課是讀書，月課是作文吟詩，因此寫了許多的詩文。現在看來，曾國藩集中的作品，幾乎一半以上的詩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寫於這段時間。這段時期，曾國藩也有幾篇文章表達的是他的文學觀點，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讀李義山詩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書歸震川文集後》、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農南歸序》這幾篇文章正是闡述了這樣的觀點。《送周荇農南歸序》對自漢以來的文學家進行了評述，其中對清初文壇的評述是：「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大概這就成為他後來推崇桐城文學的開端。在詩這方面，曾國藩在京都期間寫了不少。他常常檢查自己寫詩是否是因為想出人頭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檢討自己「作詩之時，只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為己之志?」十二月，又對自己檢討道「汩溺於詩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經過深刻反省之後他說：「好作詩，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寫道：「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這樣寫的：「走何子敬處，欲與之談詩。凡有所作，輒自適意，由於讀書少，見理淺，故器小易盈如是，可恥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書中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書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無遺：「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在弟弟們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奉旨團練咸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國藩匆匆離開京城南下，想藉助典試江西的機會回家省親。十二年的官場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風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歷練與深沉。此時的他，「急於科舉而淡於仕宦」，懷著渴望見用於世而又企求歸隱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時難得悠閑，此時沿途觀光賞景，好不愜意。將近一個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達安徽太湖縣境的小池驛。忽然，家人來報，他母親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脫下官服，披麻帶孝，經黃梅縣渡江至九江，然後逆流西行。這時，太平軍在金田村起義以後，已經繞過提督向榮設置重兵的桂林，將全州攻克，乘勝進入湖南，沿路行軍無往不勝，八月攻佔嘉禾、桂陽、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經駐紮在長沙城外，對長沙城進行連續不停的猛攻。曾國藩路過武昌時，因湖北巡撫常大淳前來弔喪，才把湖南省城的戰況告訴了他。於是，他「拋棄行李，僅攜一仆，匍匐間行，經岳州，取道湘陰、寧鄉，於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從此他的鄉村生活便開始了。僅僅過了三個多月，正當曾國藩暫時把母親安置在居室後山，「擬另覓葬地，稍盡孝思」之時，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豐帝的寄諭由巡撫張亮基轉來：「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儘力，不負委任。」接到諭旨後，曾國藩立即「草疏懇請終制，並具呈巡撫張亮基代奏，力陳不能出山之義」, 「但繕就未發」。十五日，曾國藩又接到張亮基來信，被告知武昌於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軍攻佔，他感到非常震撼和驚詫。「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剛好是在同一天，弔唁曾母的郭嵩燾趕到了湘鄉，此事被湘鄉縣令告知曾國藩。二人關係不同尋常，曾國藩立即邀請郭嵩燾。當郭嵩燾趕到曾家時，夜已經深了。兩人秉燭暢敘，談及國事，曾國藩說明自己要守制，出來主持團練是萬萬不行的。郭嵩燾則力勸曾國藩說：「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從戎，古制也。」曾國藩的野心郭嵩燾是知道的，他一心想著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適逢亂世，英雄輩出，為什麼不全力施展抱負，以此為皇帝盡忠呢?為說服曾國藩，郭嵩燾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摯的情意溢於言表，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也為他所打動。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燾的意見。郭嵩燾又找到曾國藩的父親，和他大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教訓了曾國藩一通，他這才應允，但過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騭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提出若要他答應此事，郭氏兄弟必須入幕參贊，郭嵩燾只好應允了他的條件。此後四年，郭嵩燾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了大部分時間，在湘軍初創，曾國藩「大業」初起時，他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抵長沙，籌練湘軍的工作從此就開始了。團練，也就是集團訓練的意思。封建統治者對鄉民進行團練，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裝，這種風俗是從唐德宗年間開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則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戰爭的時候奉命出征，沒有戰爭的時候就回府務農。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後，兵農分離，但各藩鎮仍然延用團練的辦法。清代前期，團練的情況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時聚時散。嘉慶年間，苗民在貴州、湖南兩地發生暴動，鳳凰廳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積十餘碉則堡之」，後來平定苗疆時，團練的兵力和碉堡的戰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後來，白蓮教教徒起義，白蓮教運動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陝西、甘肅等省，持續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請求用鄉勇和碉堡如法炮製，嘉慶帝發布詔書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後才鎮壓了白蓮教起義。以前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經驗，所以當太平軍興起時，咸豐帝在積極布防的同時，還發布上諭要求各省團練鄉民，企圖使八旗兵和綠營兵在內的正規軍與團練鄉勇密切配合，一起鎮壓太平軍的起義，於是在全國就掀起了第一個辦團練的浪潮。由於丁憂或請假在籍的官吏對地方的情況較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們與地方督撫配合行動。前刑部尚書陳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個團練大臣，時間在咸豐二年八月，曾國藩就是第二個團練大臣，時間在這年十一月。接著這年十二月到咸豐三年二月，在僅僅幾個月的時間裡，累計任命了四十九名團練大臣。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軍消滅了江南大營，清廷進一步意識到必須依靠地主武裝才能取得勝利，在全國各地辦團練的第二次浪潮又興起了，清廷又先後任命了四十三個團練大臣。這九十二人中，官職由高到低，自前尚書至已革總兵不等，分布在十六個省份。由此可見清廷如何重視辦團練事宜。曾國藩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嚴厲打擊土匪，原因是隨著日益擴大的太平軍勢力，湖南境內各會黨趁此機會紛紛湧出，平日受盡官吏欺壓的百姓為反抗官府也都趁機組織了起來。是時太平軍雖已離開長沙，但揮師湖南是隨時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時候湖南境內的各股反抗力量與太平軍部隊相結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統治就將宣告結束。而且，即使太平軍還沒有進攻到湖南，各地民間組織的武裝暴動也擾亂了整個湖南官場，讓官員們惶惶不可終日。作為地方團練大臣的曾國藩，在還沒有實力與太平軍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進行訓練，一面集中兵力鎮壓各地起義。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擔任了湖南省團練大臣，而後，他又在省城長沙設立了審案局，招募勇丁，揭開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序幕。第二部分：罵名留世「曾剃頭」的由來曾國藩剛剛上任沒多長時間，就把嚴懲土匪作為他這個團練大臣的「團練」方針。在咸豐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縣發出號令，要求對土匪、逃勇「格殺勿論」。咸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豐帝下旨，讓張亮基、潘鐸與在籍侍郎曾國藩共同處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豐三年正月初三，咸豐帝又下旨，說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認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為封疆大臣，只有把噁心剷除，才能使人民不受傷害，從而讓地方得以安寧。瀏陽、攸縣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撫認真查辦，並與在籍侍郎曾國藩一道，參照地方形勢，統籌辦理才能最終剿滅。所有這些都說明咸豐帝為剿匪一事憂慮萬分。因此，在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國藩給咸豐帝寫了一張奏摺，即《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在這篇奏摺中，他系統地表述了對太平軍要嚴刑峻法的觀點。由於在奏摺中出現了許多描述匪徒幾近殘忍的話語，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所以咸豐帝在接到曾國藩的奏摺後，看到曾國藩同他一樣極為仇視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國藩的看法。便批閱道：「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凈盡。」咸豐二年，曾國藩剛到省城時，撫臣張亮基從湖南以外的省份調來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來防禦起義軍。不久便收復了武昌，長沙的形勢也得以緩解。曾國藩與張亮基、潘鐸共同商議計策。將留在雲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選勇敢善戰的留下，總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來防守。為進行團練，捐錢斂費是必要的，但實行起來又特別困難。如果並村結寨，築牆建碉，多制器械，廣延教師，招募壯士，以進行常規訓練，需要花費很多錢，因而民眾很不樂意；但如不並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幟，不募勇士，雖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幹活的農具就可以用來作武器，這樣花費少，民眾特別喜歡。於是曾國藩便採用了第二種方式，不但省錢省力，也讓百姓深受鼓舞。湖南匪徒較多是眾所周知的事。自從洪秀全帶領的太平軍進入湖南，天地會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軍，還沒有剷除乾淨，又出現了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曾國藩見這幾年土匪橫行，肆虐成災，認為必須以嚴刑峻法來懲治他們，才能消滅他們的勢力。所以曾國藩準備冒著聲名敗落的危險，衝破一切險阻，聯絡各地的鄉團，嚴懲匪徒。曾國藩在省城辦理街團，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跡可疑的人，便立即抓獲調查，對那些搶掠結盟的，便用巡令旗，將他們正法。並且在寓館設立了審案局，派了兩名委妥員，負責拿獲匪徒，進行嚴刑審訊。對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也是加倍嚴懲。曾國藩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種田度日。他給湖南各州縣紳耆寫信，告知他們要把團練辦好，對於「素行不法，慣為猾賊，造謠惑眾者告之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置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這樣連篇累牘的指令甚至還出現在曾國藩的私人信件中，如：「聞下游逃兵逃勇紛紛南來，省中當嚴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當斬一二人以威眾」；對於「粵匪、土匪」, 「若非痛加誅戮，與草剃而禽之，則悍民不知王法為何物」；「聞有並非楚勇、並非湘勇隨之以去者，……尤須認真訪查，斬數人以懲其餘」；或是「嚴縛匪黨，動與磔死」等等。他把審案局設立在長沙魚塘口自己的寓館內，委派候補知州劉建德、照磨嚴良浚負責案件的審理，「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他還偷偷地稱讚自己道：「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在給僚屬的信中，他對自己的所做所為供認不諱：「國藩以前月下旬於寓中設審案局，十日內已戮五人。」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大肆屠殺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國藩開始對各地的起義進行大肆的鎮壓。在長沙設立審案局的同時，曾國藩的勢力範圍也擴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軍主要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聯盟軍，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徒眾，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會會眾。太平軍在路過湖南的時候，他們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會的人隨他們一起北上，但湖南會黨依然有著很強大的勢力。尤其是受太平軍的影響，革命群眾的鬥志分外高昂，群眾鬥爭的烽火，燃遍了祖國各地，處於東南的衡陽、永州、郴州、桂陽、常寧以及西南的寶慶、靖州各屬，這種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當時太平軍已經全部離開湖南東下了，沒有聯絡這些同盟軍，才使得曾國藩有機會把他們逐個擊破：咸豐二年冬天，瀏陽的周國虞、曾世珍、鄧萬發等率領的忠義堂暴動被江忠源給鎮壓了下去；咸豐三年正月，攸縣洪利父子率領的暴動被張榮祖等鎮壓了下去，這支軍隊是駱秉章、曾國藩派出的；二月，曾國藩派劉長佑、李輔朝、王等將常寧白沙堡的農民暴動鎮壓了下去；派張榮祖到宜章、桂東、臨武，因為那裡有來自陽山、大庾的農民暴動軍，他們也被鎮壓了下去；會黨曹、李躍率領一萬餘人在衡山草市、吳集暴動，曾國藩派劉長佑、王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了下去；三月，戴正率領的永興、安仁等地的農民暴動被曾國藩所派的夏廷樾、張榮祖等鎮壓了下去；到了咸豐三年三月，經過嚴厲的鎮壓，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動比以前收斂了許多。正是因為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殺政策，曾國藩才得以大名遠揚，但他得到的並不是對他十分有利的名聲，因此，在咸豐三年三四月間，曾國藩又到處給別人寫信，為自己的酷殺行為進行辯解和開脫，以求他人理解。曾國藩瘋狂的「剿匪」行動終於平定了湖南境內的起義運動，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別人稱為「曾剃頭」，殺人就和剃頭一樣簡單，既形容他殺人之輕易，又表明了他所殺的人數量之多。因此《清史紀事本末·湘軍陸師之編製》裡面有一句話說道：「一時謗議四起，至有曾剃頭之稱。」「曾剃頭」這樣一個名字並不好聽，對此，曾國藩是早已預料到的，因為他早就對咸豐帝說過，即使他自己因為執行皇命而被人稱為殘忍嚴酷之人，他仍要堅守自己的職責，所以，對於「曾剃頭」這一綽號，他又怎麼敢加以拒絕呢?而且，此綽號陪他走過了一生的道路。第二部分：罵名留世組建湘軍曾國藩出山，湖南巡撫張亮基奉旨勸諭有很大的功勞，但曾國藩到長沙沒多長時間，張亮基便調往武昌署湖廣總督，布政使潘鐸暫時接替了他的職位；同時，原雲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調職擔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則被升職擔任湖南按察使。他們與曾國藩的關係都不怎麼好，尤其是曾國藩的「越權侵官」，使他們對曾國藩進行譏諷、掣肘，甚至打擊。不久因潘鐸病歸而接任湖南巡撫的駱秉章，對其手下人與曾國藩之間的齟齬也不聞不問。這種明爭暗鬥令曾國藩的處境非常孤苦。曾國藩後來在八月十三日給朝廷上了《移駐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離開長沙回到了故鄉。在鄉間沉思了幾天的曾國藩於八月二十七日憤走衡陽，在奏摺中，他聲稱「衡、永、郴、桂尤為匪徒聚集之藪，擬駐紮衡州，就近搜捕，曾於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現在之所以要轉移到衡州，正是為了保證原有的「查辦土匪」計劃順利進行。要在衡州將農民暴動進一步地鎮壓下去，曾國藩在當時確是這樣想的，但他卻沒有把自己移駐衡州的近期內的原因和內心活動告訴咸豐皇帝。如果把湘軍作為一個總體或者集團來對待，那末，湖南新寧應該是湘軍的發祥地；如果把範圍縮小到由曾國藩創建，並由他指揮的那一部分湘軍，那末，湖南衡陽則是它的發祥地。從曾國藩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達衡陽的那一天開始，到他於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從衡陽出征的時候結束，他在這裡呆了整整五個月的時間。曾國藩憤走衡陽之後，因為少了許多不必要的應酬與牽制，煩惱也少了許多，在那裡一心一意地訓練他的湘軍。咸豐三年十月，太平軍西征軍圍攻武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正在衡陽練兵的曾國藩接到了清廷諭令，「趕緊督帶兵勇炮船，駛赴下游會剿」。曾國藩則以「保衛全楚之計，必須多備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師還沒有守備為理由，藉此機會申請「截留粵餉四萬餘兩，作為籌備炮船之費」。這裡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陽、湘潭所設的兩個船廠自造；而「炮」，則是六百尊洋炮，那是兩廣總督葉名琛奉命為他先後買到的。經過半年的努力，當時的湘軍已經具有了初步的規模，水陸兩師加起來有一萬人之多，其中水師十營，共有五千餘人，前、後、左、右、中有五正營，此外又有五副營；陸師也是五千餘人。水師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長龍、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釣鉤船、一百餘艘輜重船，船上一共配備有五百七十多門炮。在剛剛開始創立的時候，曾國藩並不知道籌措水師需要做哪些工作，於是就四處諮詢，按照廣東水師的樣式，設置拖罟、快蟹、長龍等，開始了他的編創工作。後來，長沙有個叫黃冕的人給曾國藩提議道：「長江上下千里，港汊極多，敵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營都添十艘小戰船(即三板)，這樣就便於在港汊中搜尋敵船。」曾國藩對此非常贊同，於是就開始對水師的編製進行了如下的調整：每營配製快蟹一艘、長龍十艘、三板十艘。人員配製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槳工、八名櫓工；長龍配十六名槳工，四名櫓公；三板配十名槳工。正是這樣的水師配製，才能夠使曾國藩日後在對太平軍作戰中取得勝利。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岳州之役（1）曾國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軍水陸兩師的訓練之中，卻不曾想到，在這個時候，全國的形勢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一舉攻克南京，將將軍祥厚斬殺，同時也斬殺了兩江總督陸建瀛等，擁眾百萬。幾十萬清軍見此陣勢，不戰而敗。太平軍定都南京一個多月後，分別派出軍隊，一部分用於北伐，另一部分則進行西征。西征軍共五萬人，兵分兩路，於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將廬州攻克，安徽巡撫江忠源因不願落入太平軍之手而投水自盡；咸豐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軍在黃州大敗清軍，湖廣總督、曾國藩的座師吳文在這場戰役中死去。接著，西征軍又一舉將武昌攻克，並於咸豐四年正月再次進入湖南，接連攻佔岳州、寧鄉、湘陽等地。太平軍直接威脅著省會長沙的統治。為了控制太平軍勢力的發展，咸豐帝詔命曾國藩立即調動他的湘軍，前往武昌，從而緩解了軍事上的緊張局勢：「此時惟曾國藩統帶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為緊要，該侍郎應能深悉緊急情形，兼程赴援也。」此時，曾國藩所訓練的水陸兩師的總人數共一萬人，其中水師十營，前、後、左、右、中為五正營，五正營之外又分五副營，各營的帶領營官分別是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水師共五千人；陸勇亦五千餘人，編列字型大小，將五百個人編為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統為小營」，共十三營，各營的帶領營官分別是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營總統，陸師則統統接受塔齊布的率領。「合以陸路之長夫、隨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糧台之員弁、丁役，統計全軍約一萬七千人」。他們所準備的糧台，帶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斤，鹽四萬斤，油三萬斤，甚至連軍隊中所需的器物，打造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們也一併帶了去。曾國藩的水師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當初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沿湘江而下長江，直接到達金陵，沿途船夫紛紛攜帶著船隻加入了太平軍，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風帆到處都有太平軍的旗號，清軍水兵還沒開始戰鬥，便潰不成軍。湖北巡撫常大淳頗有見地地於咸豐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陸攻武昌，船炮充斥。聞湖南大軍有廣西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炮船及中小號炮船，請調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賊勢，斷其糧運。」在這個時候，曾國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於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專門寫了一篇奏摺《請籌備戰船折》道：「該匪以舟楫為巢穴，以擄掠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來，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區域，城池莫不殘毀，口岸莫不蹂躪，大小船隻莫不擄掠，皆由舟師未備，無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顧水次，該匪飽掠而去，總未大受懲創。若今為保省會之計，不過數千兵勇，即可堅守無虞；若為保全楚之計，必須多備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現在兩湖地方，無一舟可為戰艦，無一卒習於水師。今若帶勇但赴鄂省，則鄂省已無賊矣；若馳赴下游，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維，總以辦船為第一先務。」在這裡曾國藩精闢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實戰狀況，並由此而得出結論，即必須對水師加倍重視；不僅如此，曾國藩在創建湘軍之初，就從戰爭的全局考慮，認為「先肅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後才可以把安慶、蕪湖、金陵三重鎮逐一攻克。所以，曾國藩之所以能夠認真地對待水師建設，一方面是因為現實的軍事力量對比，另一方面則是從長遠的戰略方針出發來考慮的。他在衡陽「鳩工購材，試行造辦，成造樣船數只」，但是因為「工匠太生，規模太小，不足以壓長江之浪，不足以勝巨炮之震」，此次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後來湖南巡撫將水師守備成名標送來，同時也送來了廣東繪製的拖罟、快蟹船式，湘軍才又仔細琢磨，依據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為長唇的寬舷，「又推五日競渡船意，為短橈長槳如蛇足，以人力勝風水」。不久，曾國藩又將造長龍戰船的任務委派給同知褚汝航在湘潭製造。這樣，曾國藩的水師便具有了初步的規模。他從衡陽發兵出征時，所配備的船隻已經有「拖罟一號、快蟹一號、長龍五十號、三板艇一百五十號，皆仿照廣東戰艦之式，又改造釣鉤船一百二十號，雇載輜重船一百餘號」，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門炮配備在船上，已經具有了初步的規模。但和有數萬隻船的太平軍水師比起來，其規模實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軍的船隊均由民船、商船編成，對於運輸有益，但是在戰鬥方面卻不行，雖然經過簡單的改裝，卻沒有很強的戰鬥力；而湘軍的戰船卻是專門為戰爭所作的，便於戰鬥。與此同時，湘軍戰船上配備了上千尊洋炮，都是從香港購買來的，而太平軍戰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湘軍水師對於操舟、作戰、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陽的時候已經經過了一些訓練，且在衡陽、湘潭兩處設有船廠，對舊船進行修理，同時為補充船隊也製造新船。湘軍水師的組織也都非常的嚴密，因為太平軍水師不對自身建設多加重視，所以這方面也根本無法同曾國藩的水師相比。兩軍經過長期的較量，特別是發生在咸豐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漢陽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鎮之役，太平軍水師三次都失敗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湘軍水師則因此而在長江稱霸，也就成為了曾國藩最親信、最可依賴的力量。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岳州之役（2）且說曾國藩從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帶領水陸兩師出發，浩浩蕩蕩，進駐長沙。該地的綠營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軍容相比。這些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八月憤走衡陽之後五個月中卧薪嘗膽、艱苦奮鬥、堅韌自勵的結果。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領約兩萬人馬的水陸兩師，從衡陽啟程，開始著手準備東征的事情。途經長沙，當年的官場對手們看到此時的曾國藩如此風光，個個都來巴結奉迎，握手言歡，說了不少旗開得勝之類的恭維話。曾國藩在長沙城只停駐了兩天，就再次出發向岳州去了。當時石達開的堂弟石祥禎守衛岳州城，領有三萬人馬。曾國藩率領軍隊行進，當走到離岳州城還有三十里遠的時候，探馬來報，說岳州城裡太平軍已經消失了蹤影。曾國藩心裡十分高興，以為太平軍一定是對湘軍的聲勢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風而逃了。這樣，曾國藩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岳州城。初戰告捷後，曾國藩立即就將功勞報給了咸豐帝。曾國藩的這份奏摺表明，他當時無疑已經頭腦發昏了，認為勝利得來得如此之易，領兵打仗，不過如此。在他的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全體湘軍中滋生了一種驕傲情緒，因而產生了麻痹心理，由此而招致了緊接下來的失敗。曾國藩佔領岳州後，王、李續賓帶領一共有一千名湘軍的兩個營向武昌進發。一路上風平浪靜，眾士兵連一個太平軍也沒有看到，湘勇們因此便放鬆了警惕。這天夜裡，他們宿營在羊樓司，根本沒有派遣夜間巡邏兵。誰知到了半夜，羅大綱親自率領五千名太平軍士兵，從周圍的山裡衝出，吶喊著向羊樓司衝殺。湘勇們從夢中驚醒，還沒有做抵抗就丟掉了幾百條性命。王、李續賓於忙亂之中只好倉皇南逃。禍不單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帶狂風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洶湧的波濤，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師根本無法對付如此的大風大浪，因此溺死了許多人，同時也嚴重損壞了許多船隻，戰船、輜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傷數十艘。軍心不免動搖。接著，就在太平軍於臨湘羊樓司大敗王部後，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軍就把岳州攻佔了。曾國藩在太平軍的浩大聲勢面前，不敢進行長時間的戰鬥，只好帶著隨從自岳州城中倉皇出逃。幸好水師船隻前來接應，跑到船上的曾國藩才逃過了此劫。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曾國藩只好命令部隊暫時退回長沙，恢復軍心，以再做打算。面對敗績，曾國藩已經感到沒有顏面面對皇上，因為上次的奏摺中自己已誇下了海口。在長時間的充分考慮之後，曾國藩向咸豐帝上了兩份奏摺，第一份奏摺就是《岳州復失水勇退回長沙防剿折》。這份奏摺的主筆人是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曾國藩後銜會奏的。當然，身在長沙的駱秉章，對於當時接戰的實際情形並不了解，是曾國藩給他提供了具體情況。從這份奏摺中，我們可以發現，曾國藩已經徹底掩蓋了兵敗的狼狽情形，而只是具體描繪了湘勇奮勇殺賊的情形，這樣，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為糧草和槍彈不夠，已無法再守城；敗回長沙，是因為要保衛長沙的安全。反正咸豐帝自己並沒有到過前線，也只好聽任曾國藩說了。第二份奏摺名為《岳州戰敗自請治罪折》。對於曾國藩的兩份奏摺，咸豐帝顯得十分寬宏大量，雖然他嚴厲指斥了曾國藩，同時又給了他將功贖罪的機會：「曾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複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遲誤。曾國藩所統各勇為數過多，既須剿辦粵匪，又須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曾國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沉損多隻，何事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國藩以在籍紳士專顧湖南，不為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接到上諭以後，曾國藩自己反倒覺得非常慚愧。因此，他駐兵長沙城外，沒有臉面再和城內的官紳打交道。這時惟有一種想法充斥他的大腦：如何抓住時機，將所有的太平軍全部消滅，一來洗雪心中的憤懣，二來也可以讓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紳面前丟顏面。第二部分：罵名留世一意孤行石祥禎率領的太平軍將士在岳州戰役中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太平軍的士氣，同時對湖南境內的各股反清勢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這大好形勢下，太平軍做出了向長沙進軍的決定。為了給奪取長沙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太平軍決定先將離長沙90里的湘潭和離長沙50里的靖港這兩個地方攻克。在太平軍的凌厲攻勢下，清廷綠營軍紛紛逃竄。湖南的清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得投奔曾國藩的湘軍。而在岳州之戰中慘敗的湘軍，死傷七八百人，又被曾國藩淘汰掉了一千餘人，因此，只剩下七八千人可以供曾國藩調動。所以當時太平軍的作戰方略是：首先將曾國藩的湘軍殲滅，再攻取長沙城。曾國藩聽說了太平軍水陸並進，將要逼進省城的消息後，大驚。這時太平軍的陸軍已散落地分布到岳州、湘陰各地，他們的戰船也密集在了臨資口、樟樹港、喬口、靖港等處。由於連續多日北風凜冽，大雨不斷，水軍不能去剿滅太平軍。曾國藩把各陸水軍布置在靖港港外，建好堅固的炮台，以等待時機攻打。三月二十四日，大風剛剛有所平息，曾國藩便命令各營水師駛入靖港，如此反覆，共擊中了船中以及岸上的太平軍共二百多人，擊沉了三隻船，另外還有一隻火藥船。太平軍知道省城水陸兩邊都防守甚嚴，不敢公然闖入，便想由陸路繞過寧鄉，直接向湘潭進攻。曾國藩先派湘軍營官伍宏鑒、魏崇德、郭鴻翥率領湘軍近千人建立營房，以防止太平軍的進攻，並囑咐這些營官，因為太平軍的氣勢極為囂張，所以一定要防守謹慎，但不要主動出擊，待到塔齊布率兵到達時，再籌划進攻追剿的事。三月二十五日，太平軍分三股力向魏崇德所在的營進攻，湘軍在營內向太平軍施放槍炮，擊斃了幾十名太平軍。接著太平軍分十幾路，形成四面圍逼之勢。湘軍奮力拚殺，殺了百餘名太平軍。但太平軍愈來愈多，愈來愈勇，湘軍死亡至數百人，敗退下來。三月二十六日，塔齊布率領一千三百餘名士兵前去增援，太平軍聞訊後連忙撤退，直奔湘潭而去。塔齊布、周鳳山聽說了這一消息，也繞道直奔湘潭。但就在三月二十七日，塔齊布還未到達湘潭時，太平軍就發動了攻打湘潭的戰役。作為湖南省一個重要城市的湘潭，物產豐富，城內糧草充足，但卻只有五百人在守城。因此，只要太平軍一攻湘潭，湖南巡撫駱秉章就必定會從曾國藩那裡搬救兵，這樣，就可以在湘潭城下將湘軍一舉全部殲滅了。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七下午，率領著七千人馬的太平軍將領林紹璋趕到了湘潭城下。當時守衛湘潭的長沙協石營守備崔宗光在此之前根本沒有得到半點消息，當他得知兵臨城下後，倉皇之中率領五百守兵匆匆趕上城頭。但這些守兵根本沒有任何鬥志，一見擁有如此浩大聲勢的太平軍將士，全部都不戰而降。於是，太平軍沒有多久便攻克了湘潭城。湘潭之失，可把駱秉章給急壞了，他趕忙親自找曾國藩，希望他能夠把湘潭奪回來。但是，當時曾國藩因為求功心切，卻和駱秉章的想法有些不同。他的想法是：朝廷給他下達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敗，他忍辱退回長沙，已經感到非常沒有面子，此次如傾巢對付湘潭的太平軍，勝利了倒還可以，但是如果失敗了，還有何臉面再活在世上？況且太平軍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會在岳州一帶造成軍勢上的弱勢，若能趁虛越過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豈不是可以掙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會讓人感到曾國藩這一招是退避之舉。但是曾國藩手下的幕友陳士傑、王運等人卻大多和曾國藩持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湘潭是大商埠，軍需所資，先把湘潭奪下是理所應當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敗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於死地。陳士傑持此主張最力。他告訴王運：「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死矣。」王運向曾國藩轉達了這一意見，曾國藩才恍然大悟。陳士傑不但自己對曾國藩力加勸說，而且約請楊載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國藩上書攻湘潭的好處所在。恰恰這時，十營水師的營官都來見曾國藩，他們一致力諫曾國藩攻取湘潭。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才做出了一舉攻克湘潭的決定，於是派補用副將塔齊布、藍翎守備周鳳山率領一千三百多人進軍湘潭，又派候補知府褚汝航等五營水師前往。同時決定第二天自己親自領兩千多人增援。第二部分：罵名留世靖港戰敗正當曾國藩一心一意將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時，當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長沙縣鄉團士紳的報告：「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團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曾國藩對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動，認為：「潭城賊被官軍水陸痛剿，專盼靖港之賊救援，亟應乘機攻剿，俾賊逆首尾不能相顧。」於是臨時把計劃變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領大小四十多隻戰船，陸勇八百名向靖港進發。靖港位於湘江、資水交匯的地方，對岸有銅官山，六朝時曾經設置了銅官，所以才有「銅官渚」的稱號。曾國藩隨水師督戰，坐船到達距銅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但曾國藩手下的將領李元度卻極力勸阻曾國藩不要再這樣做，他認為，現在湘軍的精銳部隊已經被調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應該是湘潭之戰勝利後的事情，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坐等軍情發展，然後再做另外的打算。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國藩卻對李元度的勸告置之不理，認為靖港太平軍只有幾百人，跟擁有近五千士兵的湘軍無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對付幾百人，根本就是以石擊卵，勝利必定是屬於他的。因此，他不再為此事與手下幕僚商議。他此舉決心非常大，甚至將一份遺疏和一份兩千多字的遺囑交給李元度，托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遺疏交給湖南巡撫，讓他上陳給皇帝，同時把遺囑轉交給他的弟弟們。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曾國藩率領湘軍水陸兩師及五千多名當地的團丁浩浩蕩蕩趕到了靖港，然而，在進入靖港之後，卻在街上連太平軍的影子都沒發現。正在納悶之際，他們就遭到了一陣密集炮火的攻擊，部隊立即就亂了陣腳。這時，埋伏在銅官山的兩萬太平軍才從山上直奔下來，將湘軍嚇得潰不成軍。與湘軍同來的團丁還沒有和太平軍兵刃相接，便望風而逃遁，帶動湘軍陸師也向後奔逃。因為中了敵人圈套而氣惱萬分的曾國藩見部隊不戰自潰，感到無比的氣憤，便離船登岸，來到浮橋橋頭，插了一面旗幟在那裡，手執寶劍，高喊：「有退過此旗者斬!」但是，湘勇們為了求生，根本就顧不得自己的統帥說了些什麼，他們仍紛紛後退，並為了搶奪過浮橋逃命而爭先恐後。因為爭搶過於劇烈，結果浮橋橋板毀壞，橋上人因此跌落水中。而看到陸師潰不成軍，水師便不等號令，紛紛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邊還胡亂地朝岸上開炮。曾國藩在同月給自己弟弟的家信中是這樣描述此事的：「所可恨者，吾於初二日帶水師五營、陸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賊巢，申刻開仗，僅半頓飯久，陸勇奔潰，水勇亦紛紛奔竄。二千餘人，竟至全數潰散，棄船炮而不顧，深可痛恨!惟釣鉤子未出隊者，略存子葯炮位，而各水手亦紛紛盡散。紅船之水手僅存三人，余船竟無一水手，實為第一可怪之事。」此次靖港之戰曾國藩的失利完全是因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軍設置的圈套。太平軍算知曾國藩自岳州敗後，一心只想求得戰爭的勝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設下埋伏。靖港位於溈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氣才能逆流而上。河的對岸是銅官山，山上茂盛的樹林對設埋伏非常有利。因此太平軍乘岳州之勝後一舉拿下了靖港，當曾國藩準備進攻靖港時，他們在表面上只看到了幾百太平軍，而兩萬人馬的太平軍大部隊則正隱藏在銅官山中，等著好好打一個大勝仗呢。曾國藩見戰事已經無法再繼續進行下去，便混在侍衛從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隨著潰船退回到來時的地方。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風突然颳了起來，本來水流就十分湍急的江面，這會兒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國藩眼見兵敗如山倒的慘狀，耳邊又聽到有人到處在喊「活捉曾剃頭」，心中想著此次敗績真是有生以來的奇恥大辱，覺得活著也沒有什麼意思了，便步出船艙，兩眼一閉，就向湘江跳去。身邊侍衛根本就來不及對他進行阻攔。正當曾國藩行將一命嗚呼之際，一個人從船尾座艙中跳了下來，一把抓住了曾國藩，並將他拖上船去。此人名叫章壽麟，字價人，雖然做的是曾國藩的幕僚，但卻有著出眾的武藝。原來，李元度等人見曾國藩執意攻打靖港，又將遺疏和遺囑都交給他，料定曾國藩在靖港獲勝則已，如果不勝則只有死路一條。但曾國藩一死事小，他一手操練的湘勇及手下的幕僚又要去投奔誰呢?於是便悄悄地囑咐章壽麟注意曾國藩的一舉一動。曾國藩被救上船後，心裡感到非常惱火，便指著章壽麟罵道：「你來幹什麼!」為欺騙曾國藩，章壽麟只好說：「我是來報信的，剛剛接到戰報，說湘潭那邊的戰爭已取得勝利。」 曾國藩明明知道他說的不是真的，但此時的他既然有台階可下，也便不再說什麼了。此時，太平軍在湘軍炮火的阻攔下，已無法對曾國藩的逃軍進行追擊，曾國藩就藉此時機，狼狽萬分地逃回了長沙市郊南湖港。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心灰意冷（1）曾國藩于靖港戰敗投水自殺，幸而被救，倉皇逃回水陸洲。然而，就在逃回水陸洲的這天傍晚，巡撫衙門西花廳里，正在舉行著一場盛大宴會，給陶恩培餞行。前幾天，陶恩培接到上諭，被提升擔任山西布政使，限期進京陛見，要到山西接任職務。陶恩培心裡的得意之情自是溢於言表。一來陞官，二來長沙是兵凶戰危之地，離開自是好事了。出席宴會的官場要員，以及在城裡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殷勤地向陶恩培致意。只見觥籌交錯，奉承話不絕於耳。到處都向人們展示著榮耀、富貴、享受與昇平。正當駱秉章又要帶頭敬酒的時候，一個戈什哈匆匆進來，告訴了他們靖港之役的戰況。駱秉章不免感到震驚。陶恩培卻分外快活起來。他是蒙恩榮升，而曾國藩卻是兵敗受辱。孰優孰劣、孰是孰非，完全呈現在世人面前。駱秉章的酒杯在半空中停了下來，陶恩培主動把杯子碰過去，微帶醉意地說:「中丞，難道這很意外嗎?說實話，這早已是我意料中事。曾國藩這種目空一切的人，怎麼可能不徹底失敗呢!」駱秉章苦笑著將杯中之物喝盡，心想，你陶恩培從今以後就不在長沙這種鬼地方了，你可以說風涼話，誰又來管我呢？看來長沙被圍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想起去年那些日日夜夜都擔驚受怕的日子，駱秉章心裡不免產生了害怕的感覺。鮑起豹喝得醉醺醺的，滿臉通紅，他將拿在手裡的雞腿放下，嚷著：「怎麼樣，諸位，曾國藩這個人早就被我看透了。一個書生，沒有一點本事，卻總是目空一切，瞧不起別人。上百萬兩銀子拋到水裡不說，現在把太平軍也引到長沙了，這還讓我如何實施自己的用兵計劃?」說罷鮑起豹突然站了起來，對身邊的親兵大聲吼道：「傳我的命令，將城門關閉，加強警戒，準備香燭花果，明天一早我就得到城隍廟裡把菩薩請來。」聽著鮑起豹下達的軍令，西花廳里驟然籠罩上了一層緊張氣氛。才過了幾個月的平安日子，現在戰爭卻又要打起來了，大家再也沒有心思喝酒吃菜，嘰嘰喳喳地開始討論戰情。乾瘦的老官僚徐有壬非常氣憤，他說：「練勇團丁，剿點零星土匪尚可，跟長毛交戰怎麼會勝呢？我去年有意將他們和綠營區別開來，免得讓綠營兄弟臉上過不去。若不加區別，一體對待，大家說說，朝廷還有何顏面？他曾國藩還不滿，還要負氣出走，還要在衡州大肆招兵買馬，想要把綠營軍給取代了，真是不自量力!也是朝廷一不小心被他給騙了，結果弄成這樣，真是把我們湖南文武官的臉都丟盡了。」惟獨左宗棠坐在那裡什麼話也不說。他既為鮑、陶、徐等人的中傷而感到悶悶不樂，也對曾國藩如此不爭氣感到惱火。忽然，鮑起豹又沖大家嚷道：「駱中丞，我們聯名彈劾曾國藩吧!此人在湖南呆了一年多，好事未辦一樁，壞事卻做了那麼多。這種劣吏不彈劾，今後還有誰對朝廷盡忠呢?」陶恩培、徐有壬馬上對他的意見表示贊同。駱秉章穩重，他認為鮑起豹的行為太過魯莽：「曾國藩兵敗之事，自然會有朝廷來管。至於彈劾一事，我們現在不必急於此事，待朝命下來後再說吧!」左宗棠坐在一旁感到非常生氣，心裡罵道：「這班小人可真會落井下石!」看看時候不早了，陶恩培想如果今夜不走的話，萬一長毛圍住了長沙，他就無法脫身了；如果城被攻破，自己再不小心身亡，那就冤枉透頂了。他站起身，對駱秉章和滿座賓客拱了拱手，說：「恩培在湖南數年，感謝各位的關照，今日離湘，我實在是不忍心，而且現在就要開始戰爭了，真恨不得朝廷收回成命。恩培真希望能在長沙和全城父老一起與長毛決一生死。但是事已至此，今夜就得啟航。恩培對各位的深情厚意感激不盡，就在此與駱中丞、徐方伯、鮑軍門和各位告別了。」說罷，陶恩培竟掉下了幾滴眼淚。不知是因為感動於陶恩培的深情和忠心，還是因為害怕即將到來的戰爭，有幾個高級官員都偷偷地灑下了幾滴眼淚。駱秉章說：「分手也不能在這裡，我們都一起把陶方伯送到江邊的船上去吧。」當燈籠火把、各色執事前後簇擁著幾十頂綠呢藍呢大轎走到江邊時，曾國藩正獃獃地在船艙里坐著，望著北流的江水出神，心裡卻在盤算著另外一件事：湘潭並沒有勝利的消息傳來，看來湘潭之戰大概也失敗了。長毛確實會打仗，難怪他們會在兩三個月時間裡，從長沙一路到江寧都暢通無阻。突然，他看到迎面浩浩蕩蕩走來一列轎隊，心裡覺得奇怪：如此浩浩蕩蕩的隊伍深夜來到江邊，看來是湘潭之戰大獲全勝，駱秉章帶著文武官員們一起都來向他表示祝賀的。自從岳州敗北逃到水陸洲已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除了左宗棠來過幾次外，他還沒有接受過一位現任官員的拜訪。徐有壬、陶恩培等人好幾次到江邊送客，都到了他的船邊，也不肯多走幾步來拜訪他，想不到今夜大出動。但他又不大相信，對康福說：「你到岸上看看去，可能是駱中丞他們來了。消息確實了，就上船來告訴我。」康福走後，曾國藩趕緊把帽子戴上，把靴子穿好，收拾停當。一會兒，康福進艙了，帶著一臉的怒氣說：「駱中丞倒是來了，但卻不是為了來看我們。」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心灰意冷（2）「他們為什麼要到江邊呢?」曾國藩不理解，既然不是向他來賀喜，深夜全副人馬到江邊，卻又為何呢?「據說因為陶恩培榮升山西布政使，今夜剛在巡撫衙門裡舉行的宴會結束了，駱中丞、徐方伯等人親自來把他送到船上。」原來是死神而非救星，這位「重病之人」再也提不起精神來，頹然倒在船艙里，嚇得康福忙把他背到床上。曾國藩想到自己辛苦到如此程度，親自出征，盡忠國事，等待他的卻是失敗、冷落，陶恩培嫉賢妒能，安享尊榮，尸位素餐，卻官運亨通，甚至還得到了提拔。不平、憤怨、失望、痛苦，一時全部湧上胸膛。他失望地睜開自己的眼睛，對康福說：「幫我叫貞干來!」曾國藩口中的貞干即曾國葆，曾國葆的貞字營在這次戰鬥中死傷最重，聽到大哥叫他，便無精打采地走進曾國藩所在的船艙，走到床邊問：「大哥，你現在感覺好一些了嗎?」「你帶上幾個手下，一起去城裡買一副棺材來。」國葆聽到此言大感吃驚，帶著哭腔說：「大哥，你千萬不能再想不開了，你要想開點!」曾國藩鼓起眼睛大吼道：「你還嗦些什麼，叫你去你就去!」與大哥相隔十七歲的國葆對兄長的敬重從來都甚於對父親。他儘管打心眼裡不願意，也不敢跟大哥說個「不」字，只得說聲「好，我就去」，就從船艙里退了出去。出艙後，他馬上將此事告知康福、彭毓橘，吩咐他們務必寸步不離守著曾國藩。曾國藩坐在艙中，透過船上的窗戶，望著僅三百步之遙的江邊，那裡燈火通明，滿面春風、一臉得意的陶恩培與各位送行的文武官員、名流鄉紳一一拱手道別；下人們，一擔接一擔地把各衙門和私人送的禮物抬到陶恩培的坐艙中去。陶恩培的大小老婆們，一個個披紅著綠、花枝招展地被人攙扶著走上跳板，一扭一擺地向船艙裡面走去。半個時辰後，陶恩培才慢慢地走到了甲板上，眾人皆道「珍重」，於是官船緩緩啟動；然後，一頂接一頂的綠呢藍呢大轎氣派十足地被抬著走進了城裡。此時的曾國藩已萬念俱灰，甚至已經下定了死的決心。但既然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才這麼做的，就不能不把兵敗之事向皇上和盤托出。以下就是他所寫的遺折：為臣力已竭，謹以身殉，恭具遺折，仰祈聖鑒事。臣於初二日，自帶水師陸勇各五營，前經靖港剿賊巢，不料開戰半時之久，便全軍潰散。臣愧憤之至。不特不能肅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屢次喪師失律，獲罪甚重，無以對我君父。謹北向九叩首，恭折闕廷，即於今日殉難。論臣貽誤之事，則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則萬古不肯瞑目。謹具折，伏乞聖慈垂鑒。謹奏。寫完後，他又把奏摺仔細檢查了一遍，改動兩個字；稍做思考之後，又在奏摺後面附了一片，對塔齊布的蓋世英勇大加稱讚，說他深受士兵們的愛戴，請皇上把重任委派給他，並將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等人一一推薦給皇上。遺折遺片寫好後，曾國藩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他想起還有幾件後事應該向弟弟交待，於是又在另一張紙上寫道：季弟：吾死後，趕緊送靈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親之望，不可在外開弔。受賻內銀錢所余項，除棺殮途費外，到家後不留一錢，概交糧台。國藩絕筆。寫完遺言，曾國藩感到心裡輕鬆了許多。現在他在思考，他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死法：投水，還是上吊?就在這時，左宗棠也坐著藍呢大轎跟在藩司徐有壬的綠呢大轎之後，他本不想跟大家一起把陶恩培送到江邊，只是因為想看看靖港敗退下來的湘勇是否改變了原有的陣營，因此才跟隨駱秉章出城。他看到水陸洲一帶破爛的帆船、桅杆以及稀疏的燈火，心中甚是不忍，決定明早再單獨前來安慰曾國藩一番。猛然間，他見前面有幾個人抬著一口黑漆棺材向江邊走去，在旁邊卻是曾國葆在指揮這一行人！他心裡一驚，難道曾國藩已經一命嗚呼？不然，為什麼親自監抬棺材的人竟是曾國葆呢？他吩咐停轎，待後面的轎隊過去之後，他便命令轎夫飛速奔向曾國藩的大船。曾國藩見進來的人是左宗棠，跟他打了聲招呼。左宗棠見並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這才放心了，開門見山地質問：「你在白沙洲投水自殺，這件事是真的嗎?」曾國藩並沒有否認此事。左宗棠又問：「我方才見貞干指揮人抬了一副棺材沖江邊方向走來，這副棺材是為誰預備的?」曾國藩斜著眼睛回答：「當然是留給鄙人自己用的。」左宗棠突然心頭升起一股無名業火，大叫：「好哇!你可真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曾滌生，為什麼你不要做大丈夫，卻做出愚夫村婦才做的事。你若真的死了，我也絕對不會放過你，我會勸說伯父大人不讓你埋在曾氏的祖墳里。」曾國藩萬萬沒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勸慰他反而給他一頓痛罵，訓得他無地自容，就反問道：「你為什麼說我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左宗棠一屁股在曾國藩的床邊坐下，聲色俱厲地說：「二十八歲你就進入了翰林院，三十七歲授禮部侍郎銜，官居二品，誥封三代，你所享受到的皇帝的恩情，如天地之深厚，河海之深長。太平天國犯上作亂，朝廷有難，你接受皇上的命令，開始訓練團練，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亂興邦，你卻剛剛出師，就因為一點點的挫折而有自殺的想法，置皇上殷殷期望於不顧，視國家安危為身外之事，你的忠又在什麼地方呢?」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心灰意冷（3）聽過左宗棠的一番言論，曾國藩身冒冷汗，慘無血色的面孔開始有了些紅暈，卻依舊微閉著兩眼，躺在床上什麼話也不說。左宗棠繼續說：「令祖星岡公多次說過，男兒的奇恥大辱便是懦弱無剛。你將祖訓書之於紳，發憤自勵，同時也以此勉勵自己的弟弟們。京中桑梓，誰不知道你曾滌生自強不息奮鬥了這麼多年，是曾氏克家興業的孝子賢孫。現在受了一點點的挫折就不想活了，這不就是懦弱無剛么?上有為你傷心的老父，下有因你而失望的子弟。你死之後，有何顏面見九泉之下的星岡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訓讓你將孝轉化為忠，實望你為國家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使芳名千古流傳，使曾氏門第世代有光。要是你今天自殺了，使父、祖心愿化為泡影，那麼你又怎麼稱得上是孝子呢?」左宗棠的一番話表面上是譴責，實際上卻是對曾國藩的信任，使得渾身僵冷的曾國藩漸有活氣。他曾經自比為今世諸葛亮，是因為對自己能夠建功立業、流芳千古有充分的信心啊!他從心裡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的話卻依然有氣無力：「國藩自盡，實因兵敗，我也是不得已呀!」左宗棠瞪了一眼曾國藩，對他的辯白根本不予理睬，依然侃侃而談：「從四處趕來投在你麾下的一萬水陸湘勇，他們都是你的子弟，他們對你的依賴之心有如子女對父母，幼弟對兄長一樣，眼巴巴地盼著你帶他們攻城略地、克敵制勝，希望自己也能有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的機會。現在，你看看孤苦無依的他們，要是你對他們全然不顧，使湘勇成為無頭之眾，你的水陸兩師的士兵只能落魄回鄉，過無窮無盡的苦日子。這一年多來的辛苦都白費了，功名富貴也將全都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作為湘勇的統帥、子弟的父兄，又怎麼可以說你有仁義之心呢?眾多朋友，在你的邀請之下，放棄自己的事情來做你的助手，郭筠仙募二十萬巨款資助你。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圖的是你平天下巨憝，建蓋世勛名，跟著你的人也才能沾著光，青史上留個名字，也不枉變個男兒在人世間走了一遭。你如今想一個人一了百了，卻不想因此會擾亂了多少朋友的心。你的義又何在?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八個字，要是你今天撒手西去了，便如同銅打鐵鑄，你曾滌生的大名就永遠離不開這個污點了……」宗棠還沒有說完話，曾國藩霍地從床上爬起，緊握他的雙手說：「古人云『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我今天就是這個樣子啊。國藩一時糊塗，幸虧吾兄對我如此責罵，否則險些做下貽笑萬世的蠢事。眼下兵敗，士氣不振，還請吾兄給我指條出路。」左宗棠微露笑容說：「宗棠深怕仁兄因為一時的氣憤而做下傻事，所以不惜忠言逆耳。滌生兄，我想你一定是因為看見今夜江邊送陶恩培榮升而心情變得更鬱悶。其實，這些不算什麼，像陶恩培那樣的行屍走肉，根本就不被我左宗棠放在眼裡。漫說他今日只升個布政使，即使他日後當了宰相，也無非是一個會做官的庸吏罷了。太史公說得好：『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如果沒有干出一番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讓英名永載史冊，再高的官位又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呢?至於世俗的趨炎附勢，我們只需冷眼旁觀，更不必放在心上。孫子云：『善勝不敗，善敗不亡。』勝敗乃兵家常事，失敗不可怕，一蹶不振才是最讓人害怕的，人應該學會不屈不撓。昔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高祖還不是數次慘敗，最後垓下一戰，自刎的人卻是項羽。諸葛亮剛開始輔佐劉備的時候，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幾乎沒有地方可以容身，最後才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勢。這些都是仁兄熟知的史事，依我看來，今日靖港之敗，誰又能說不是為日後的大勝作準備呢？此刻湘勇雖然潰不成軍，異日或許能夠滅洪楊、克江寧呢!」慷慨激昂的議論，意氣風發的神態，使曾國藩感到勇氣似乎增加了百倍。他握著左宗棠剛勁有力的雙手，許久都沒有說出一句話。左宗棠摸摸口袋，突然有件事浮上心頭，說：「昨日朱縣令來長沙，說他前些日子見到了伯父大人。伯父大人臨時提筆寫了兩行字，讓朱縣令帶來給你。我今日幸好把它拿了過來，你拿去看吧!」左宗棠把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紙條從衣袋裡掏了出來。曾國藩看時，果然是父親的字跡：「兒此出以殺賊報國，非直為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父親的教誨，更令曾國藩感到無比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還有什麼顏面去見列祖列宗!他顫抖著重新把父親的手諭折好，放進貼身衣袋裡，心情才感到輕鬆了一些。左宗棠所說之辭雖然大大觸動了曾國藩的心思，但曾國藩卻依然死志未改，因為一是所處的太過慘酷的境地，作為一個奉理學為圭臬的士子，就算是他的臉皮再厚，也覺得沒有顏面再在這個世上活下去；二是靖港慘敗，朝廷肯定會嚴加追究，說不定朝廷定的罪會讓他生不如死。因此，曾國藩左思右想之下，還是一心一意地想死。於是，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在長沙妙高峰行館的曾國藩擬寫了給咸豐帝的遺折遺片：未發之遺折為臣力已竭，謹以△△（按：此二字塗去）身殉，恭具遺折，仰祈聖鑒事。臣自岳州戰敗後，即將戰船於十四日調往長沙。十五、十六賊匪水陸大隊全數上犯。水路賊舟灣泊離省（城）數十里之靖江（港）、喬口、樟木（樹）港一帶。陸路之賊於二十五辰刻陷寧鄉。臣派往寧鄉防堵之勇千八百人在東門外鏖戰，自辰至未，殺賊甚多。而賊匪愈聚愈眾，多至二萬餘人，將臣之勇環圍數重，死傷極多，餘眾潰圍而出。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心灰意冷（4）二十七日，賊匪即破湘潭。分股至漣江之易俗河及湘水之上游擄船數百號。臣派副將塔齊布、都司李輔朝、千總周鳳山等由陸路往剿；又派候選知府褚汝航、候補知縣夏鑾、千總楊載福、文生彭玉麟、鄒世琦等營由水路往剿。自二十八日至初二日，塔齊布五獲勝仗，前者殺死長發賊四千餘人，踏破賊營數座，燒毀木城一座，實為第一戰功。水師褚汝航等燒毀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亦為近年所僅見。此二案均由撫臣另行詳細奏報。臣於初二日自帶舟師五營千餘人、陸勇八百人，前往靖江（港）攻剿賊巢。不料陸路之勇與賊戰半時之久，即行奔潰；而水師之勇見陸路既潰，亦紛紛上岸奔竄。大小戰船有自行焚燒者，有被賊搶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潰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臣愧憤之至，不特不能肅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屢次喪師失律，獲罪甚重，無以對我君父。謹北向九叩首，恭折闕廷，即於△△日殉難。臣讀書有年，竊慕古人忠憤激烈之流。惟才智淺薄，過不自量，知小謀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幫辦團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辭謝。臣以墨出外蒞事，是臣之不孝也。去年奏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辭謝，輒以討賊自任，以至一出僨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躋卿貳。聖主即位，臣因事陳言，常蒙褒納；間有戇激之語，亦荷優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報萬一。何圖志有餘而力不足，忠憤填胸，而絲毫不能展布。上負聖主重任之意，下負兩湖士民水火倒懸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賊，日日以家書勉臣盡心王事，無以身家為念。凡貯備乾糧，製造軍械，臣父亦親自經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敗，尤大負臣父藎忠之責。此數者，皆臣愧恨之端。論臣貽誤之事，則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則萬古不肯瞑目。所有微臣力竭殉難，謹具遺摺哀稟於聖主之前，伏乞聖慈垂鑒。謹奏。未發之遺片：再，臣自去歲以來，日夜以討賊為心。曾書檄文一道，刊刻張貼。今事無一成，貽笑天下；而臣之心，雖死不甘。謹將檄文抄呈御覽，一以明臣區區之志，一以冀激發士民之心。臣死之後，皇上必於兩廣湖南擇一討賊之人。陸路之將，則臣去年所保之塔齊布，實為忠勇絕綸，深得士卒心，願我皇上畀以重任。水路之將，難得統領大員，現在湘潭獲勝之褚汝航、夏鑾、楊載福等，均可自將一軍。臣於二月初間，咨行廣西撫臣勞崇光，續召粵勇一千。三月中旬，又在衡州續造大船二十號，約於四、五月可齊。廣東水師陳輝龍，亦於近日可到。而臣忽以靖江(港)之敗，失去船炮，臣是以愧恨不能自容。伏冀皇上速簡賢員，總統水軍，而以塔齊布總統陸軍。但使滅賊有期，則臣雖死，猶足以少贖罪愆。不勝瞻戀之至。謹附片具奏。然而，吉人天相，也是曾國藩不該就此而命喪黃泉，正當他準備好一切謝天下的工作，想要自裁時，塔齊布所領的收復湘潭的軍隊居然讓人意想不到地十戰十捷，將林紹璋的太平軍給打敗了，從而一舉收復湘潭，太平軍死傷幾千人，湘軍所取得的第一個勝利一下子就把曾國藩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並很快將他從失敗的陰影中拯救了出來。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靖港之敗，都給曾國藩以後的軍事生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訓，他以後能夠帶領湘軍取得金陵之戰的最後勝利，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正好反映了曾國藩此時的狀況。第二部分：罵名留世轉敗為勝經過了靖港之戰的失敗和湘潭之戰的勝利，曾國藩吸取了不少經驗，同時也得到了許多教訓，對湘軍進行了重新的整頓，用有生氣的兵員代替素質較差的兵卒，同時賞功罰罪，使湘軍又煥發出原有的生機。恰巧在這個時候，曾國藩接到咸豐帝的諭旨：「曾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剿賊之任。著駱秉章即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曾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也。」於是，曾國藩便遵照咸豐帝的命令，帶兵出征。經過整頓後的湘軍戰鬥力果然增強了許多。加上曾國藩在打了兩次敗仗之後也摸索出了一些用兵之道，所以此次出征可以說是非常的順心遂意。自咸豐四年五月曾國藩帶兵從長沙出征以後，至七月一日，接連攻克了常德、澧州，並再次攻佔了岳州城，曾國藩因此感到一些欣慰。這次勝利讓咸豐帝也極為高興，他在上諭中稱：「此次克複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蹤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搗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群醜。」曾國藩見水師接連獲勝，便帶領手下戰將陳輝龍到了岳州。這時太平軍雖然屢次遭到失敗，但仍盤踞在城陵磯下游一帶，又在漢口布置了數千隻戰船，連繳數十里。城陵磯在岳州和武昌兩地之間，處於川湘交界之地，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當時太平軍的秋官又正丞相擔任城陵磯的守衛，而攻打城陵磯的清軍水師，有一部分歸曾國藩直接訓練和掌握的，另有山東登州鎮總兵陳輝龍也統領著一營的清軍水師，廣西保升道員褚汝航統領的另外有一營清軍水師，由廣西保升同知夏鑾統領的清軍水師一營，廣西升用道員李孟群統領的一營，加起來共有四千多名水師。其中李孟群營有廣西水勇一千名，陳輝龍營有四百多名的廣東水兵，剩下的以湖南人居多。但這些人大多歸曾國藩管制。這批水師雖然船多械足，但在經過了幾次戰鬥之後，軍隊之中驕傲的情緒逐漸滋生。曾國藩因為大部隊還沒完全到達岳州，所以故意放慢進攻的步伐，以等待時機。塔齊布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但陳輝龍因為自四月下旬到達這一帶後，便因船炮不齊、糧餉不足坐等了兩三個月，待到啟程後，又因為風大而耽擱住了，他特別著急，想快點兒把太平軍斬盡殺絕。褚汝航、夏鑾也都慫恿曾國藩出兵，並且要求一同前往。曾國藩覺得陳輝龍已經在水師營中幹了四十多年，經驗極其豐富，一定是瞅准了進攻的最佳時機。並且褚汝航他們也是多次建立戰功的名將，每次都善於把握時機。七月十六日辰刻，陳輝龍、褚汝航、夏鑾分別帶領各自的清軍水師向城陵磯進發。這時李孟群還未到達岳州，但他的前隊廣慶水兵，也跟隨著陳輝龍的部隊。左營彭玉麟、右營楊載福也準備好進行援助。這時還風平浪靜，等到了城陵磯時，恰好與太平軍遭遇。陳輝龍等一起向太平軍發起進攻，槍炮齊發，轟斃了數十人，燒毀了太平軍的數只戰船。這時風勢已大，廣東提標水師右營游擊沙鎮邦，對水師最忌諱的事情全然不顧，乘風追擊。陳輝龍見風勢愈大，即插旗收隊；又害怕游擊沙鎮邦的炮船有危險，便又督催拖罟趕往救護。沒想到船太大，竟在漩渦激流中擱淺。兩廣兵勇也被風吹得七零八落，互相擁擠。太平軍的戰船就在這時候突然殺出來，將它們重重包圍。廣東弁兵的戰船以及廣西何越王廷的船隻，都前去救護，又因風力太盛，互相擁擠在了一起，無法使用槍炮。當太平軍的船隻逼近時，兵勇陷入重圍，進退不得，被殺害了許多，餘下的都跳水得以逃生。陳輝龍、沙鎮邦都已經陣亡。褚汝航見陳輝龍情況危急，出於情義，便趕去相救。無奈太平軍的兵力越來越強大，清軍漸漸有些支撐不住。褚汝航赤手空拳殺了幾名太平軍，夏鑾也與太平軍進行正面交鋒，均被重創，落水殉難。廣東署千總何若灃、廣西帶勇侯選府經唐亞，一同遇害。這時提督陸營雖帶領部隊到達了城陵磯，但無法渡過港口，所以無法前去救援。清軍水師大敗，死傷無數，並且損失了幾員大將。此次水師失利，咸豐帝嚴厲斥責了曾國藩，據稱，咸豐帝看完奏摺以後，感到非常憤怒，他指責「曾國藩系在水路督戰，於陳輝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一軍，毫無節制。即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曾國藩前經革職，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議。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剿，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前。」不過，雖然話是這麼說的，此次水師在城陵磯打了敗仗，指揮不力的曾國藩應負很大一部分責任，但他的指揮不力並不是沒有原因，首先是沒有足夠豐富的水師作戰的經驗，其次是對手下的將領過於依賴，認為他們畢竟也統帶了幾十年的水師，從心理上認為他們在具體作戰方面一定勝於自己，所以在駕馭時不免放任了他們。不過，曾國藩由此也得到了不少的好處，首先就是這些清軍水師統領戰歿後，他便依靠水師一統天下；其次就是他認識到在任何時候所依靠的人只有自己。並且陸軍最終攻克了城陵磯，所以咸豐帝也沒有過於責備。第二部分：罵名留世平定湖北清軍在攻下城陵磯後，在咸豐四年七月中下旬，湘軍水師沿江掃清了太平軍的殘部，攻佔了蒲圻；接著乘機攻佔了沿江的重要港口，在距武昌六十里的金口安營紮寨。塔齊布、羅澤南率領的陸軍，在八月下旬，攻下了武昌遠郊的紙坊。曾國藩準備進攻武漢。長江、漢水把武漢分割成了三部分，其中數武昌的位置最為重要，攻打武漢，實為攻打武昌。共有兩萬名太平軍駐守在武昌，擁有幾千隻船艦，並且還在武昌城外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程。但是這些船艦都是由民船改裝而成，並不適合做戰。而且武器裝備簡陋，用的都是土炮，也缺乏有經驗的將領。再加上太平軍已兩次遭到慘敗，信心極其不足。而湘軍的情況則與之恰好相反，總兵力在兩萬左右，武器裝備也甚為精良，而水師雖在城陵磯慘敗，但陸軍卻獲大勝，並最終攻下了城陵磯。曾國藩此時也是信心十足，增加了水師的兵力，使船艦更加堅不可摧。根據雙方的特點，結合武漢三鎮的形勢，曾國藩制定了水師作戰的詳細計劃，採用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軍事戰略。他派水師清理江面，把太平軍與武漢三鎮的通路給切斷了，再與陸軍聯合，用炮火向太平軍的營壘發起進攻；陸軍的絕大多數力量來攻擊武昌，魁玉帶領的湖北兵圍攻漢陽。八月二十一日，水陸兩軍同時向太平軍發起進攻。水師共分兩路，他們發揮火力優勢，將太平軍的五百多艘船艦擊毀燒盡；塔齊布率領的陸軍將洪山攻下，使位於武昌南面重要高地和「陸路匯總之處」得到控制，羅澤南率領的軍隊也在同一天將花園營壘攻下。這時，守城的太平軍混亂極了，許多人紛紛棄城逃跑。第二天，清軍水師又擊毀了數百隻船艦，攻下了武昌和漢陽城外太平軍的所有大小營壘。黃再興大為吃驚，不敢戀戰，第三天凌晨便棄城出逃。漢陽守軍也在同一天棄城東走。第四天，水師又乘機對未撤離的漢水太平軍船隊進行圍攻，數千隻船艦，有的被燒毀，有的被擊沉，無一能夠幸免於難。短短的四天中，湘軍中只有二百多人傷亡，卻一舉將武漢重鎮攻下，使太平軍損失了二千多艘船艦，數千名士兵。代價如此小，卻戰績輝煌，實在出乎意料。如此大勝，使整個滿漢統治階級甚受鼓舞。這次勝利，從武漢三鎮擄掠了大量財物，許多湘軍將領和士兵得以加官晉級，更以為太平軍已是日薄西山，沒有幾天活兒頭了，他們便把從軍作戰當作風險小而又可以名利雙收的捷徑，所以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新的戰役中，圖謀有更大的收穫。曾國藩也信心倍增，他辭謝了署理湖巡撫的任命，全心全意帶領軍隊東下，並制定了從三路進軍的計劃，他準備先破田家鎮，再進攻九江。三路軍馬先後在九月上、中旬發動進攻。在長江北岸，魁玉、楊昌泗帶領的綠營軍為主力，但這一軍隊素質較低，太平軍把他們堵在了蘄州一帶，動彈不得。塔齊布、羅澤南率領的兩軍是南路湘軍的主力，分別向興國和大治兩地進犯，既使東進沒有了障礙，又使武昌南面的防禦工事得到鞏固。接著兩軍向半壁山和富池口分頭進逼。中路的水師偶爾與太平軍的艦隊戰上幾個回合，不分上下。田家鎮、半壁山是太平軍的防守重鎮，湘軍東下九江也必須途經這裡。太平兵在田家鎮設有重兵防守，並在那裡修築了堅固的土城；同時在半壁山派重兵防守；江面上有兩道連接兩處的鐵鏈，小船和木排布置在江心，木排上設有木城，裡面有重兵防守。太平軍在這裡集結了大批兵力，大約有四萬人，並派燕王秦日綱前來親自率領。雖然太平軍兵力強盛，部署嚴密，但後方力量卻十分薄弱，秦日綱不敢主動攻擊，只是一味地消極防禦，處境十分尷尬。綜合雙方勢力以及形勢發展情況，曾國藩做出了先以主力部隊進攻兵力較少的半壁山的決定。在上次防禦中，太平軍利用地形的險峻以及防禦工事的堅固來對付清軍，但這次他們變通了策略，轉而採取在營壘之外進行野戰的方法。十月一日，當羅澤南率領的軍隊行到半壁山前二三里處時，太平軍便前去主動迎擊，駐紮在田家鎮的大營也派軍隊渡江前去援助。經過一天大戰，太平軍死傷無數。而羅澤南率領的湘軍卻注意審時度勢，雖太平軍多次來營前求戰，羅澤南卻命令全軍休整，第四天才與太平軍開戰。秦日綱雖然親自率領軍隊，但並不能挽回敗局，反而死傷更多，以致於丟掉了半壁山大營。羅澤南與已攻佔昌池口的塔齊布軍聯合起來，收復了南岸；接著湘軍水師又在十三日向太平軍大舉進攻，使太平軍的江邊防守被擊破，焚毀了數千艘船隻。半壁山被破、江心鐵鏈也被清軍給摧毀了，駐紮在田家鎮的太平軍一下子就失去了戰鬥的勇氣，加上蘄州的太平軍也聽到消息而撤退了軍隊，於是，太平軍只好將田家鎮主動放棄，沿江下撤。攻克城陵磯、平定湖北以後，曾國藩在以後的日子裡感到無限風光，自此以後，屢攻屢克、屢戰屢勝的他大有一鼓作氣將金陵拿下的攻勢。第二部分：罵名留世九江危機九江是長江上的重鎮，在保護南京方面的作用非同小可，因此，洪秀全非常重視保衛九江的工作。當時林啟容是九江的守將，領有一萬人馬，嚴密把守九江。為了確保在戰鬥中不把九江丟掉，洪秀全又命令翼王石達開帶領四萬人馬奔赴九江增援。而當時的湘軍是在九江上游駐紮。離九江十里遠的竹林店，一共駐紮有兩萬人馬的水陸兩師。一是因為前一時期屢屢在戰爭中取勝，二是湘軍水師裝備精良，所以雖然湘軍的兵力並不如太平軍，曾國藩也並不怯陣。但是，由於林啟容守御得法，湘軍在很長時間內沒有攻下九江，並且傷亡嚴重。因此，曾國藩急於擺脫目前的困境。當時的水師統領彭玉麟給曾國藩獻上一計，提出以小股部隊繼續攻戰九江，大股部隊則從九江繞過去，以湖口和梅家洲為攻擊目標，為湘軍東進打通道路。湖口是長江中的一個碼頭，鄱陽湖在它的南邊，長江在北邊，梅家洲是一個江心沙洲，它正對湖口，梅家洲與湖口之間的江面是一般船隻通行的地方。曾國藩認為彭玉麟的建議比較符合時宜。然而，令曾國藩遺憾的是，石達開對湘軍此舉也並不是沒有料到。當時有一萬名太平軍駐守在梅家洲，而湖口周圍有大批太平軍水師埋伏在那裡。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湘軍水師與太平軍水師在湖口江面開始了一場搏鬥，太平軍水師在遭受一些損失後，掉轉船頭駛向鄱陽湖。當時湘軍水師的二百艘舢板便全數出動，在太平軍水師的後面進到了湖中。正在此時，只聽一陣炮聲，在鄱陽湖口的太平軍船隊便將鄱陽湖進入長江的出口給封鎖住了，同時許多炮彈也一齊轟向湘軍水師的船隊。至此，湘軍水師才知上了太平軍的當，但是既然已經被斷絕了迴路，便索性將船劃向鄱陽湖的湖心。於是，湘軍水師便被截為內湖和外江兩股，而這給湘軍水師造成了致命傷。因為由長龍、快蟹與舢板兩部分組合起來才是湘軍水師的原貌，當這兩部分合在一起時，笨重的長龍、快蟹的作用和軀體一樣，起著基地的作用，而快捷靈活的舢板則好比觸鬚，它的作用在於攻擊和護衛，而如今，舢板失去了軀體，長龍、快蟹失去了護翼，這意味著一場滅頂之災即將降臨到他們頭上。果然，曾國藩很快就遇到了災難。就在因為田家鎮取得勝利而奉到上諭「著賞穿黃馬褂」的當天晚上，即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湘軍在長江水面上吃了一計大敗仗。三更，太平軍在九江林啟容與小池口羅大綱的帶領之下，各抬數十隻小船入江，趁著昏暗的夜色，沖入湘軍船幫，進行火攻。陣腳大亂的湘軍紛紛懸上船帆向上游駛去，自九江以上到隆坪、武穴、田家鎮，直至蘄州，處處皆有戰船，甚至還有人棄船而逃，水手都從船上逃走了。曾國藩坐上舢板督陣，號令不可開船，可是根本沒有人聽他的命令。倉猝之中有數百條來不及逃亡的戰船被燒毀，曾國藩的坐船也被俘虜，所有的文案全部丟失了，皇帝獎賞他的黃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鐮等物件，全都落入了太平軍之手。曾國藩見自己手中的賭注消失殆盡，感到非常痛心，於是，他又重演了靖港之戰失敗後的一幕。只見曾國藩衝出船艙，便向江中跳去。然而，上天卻又為他創造了一次奇蹟：正當曾國藩於絕望中跳入長江時，恰逢水師統領彭玉麟駕駛舢板路過這裡，於是就救他上船。在被送到羅澤南統率的陸軍營內之後，一心想尋死的他還想仿效春秋時晉國的先軫，騎上馬追趕敵人，以死赴敵，在羅澤南、劉蓉等人的努力勸告下才沒這麼做。事隔四年，至咸豐八年十二月，他還感到心有餘悸，感嘆人世間事往往是吉凶同在，喜憂摻半，真是讓人難以理解!第二部分：罵名留世九江戰敗關於九江之敗的具體情形，曾國藩在給皇帝的兩封奏摺中做了具體的闡述，它們是：《內河水師三獲勝仗折》及《水師三勝兩挫外江老營被襲文案全失自請嚴處折》。從這兩份奏摺的內容看，一是曾國藩已經不再像靖港之戰以後的他那樣畏懼失敗；二是在奏摺中很巧妙地交替描寫勝敗的場景，讓咸豐帝無法對此次戰役的實際情況和失敗的嚴重程度有很好的把握。正因為曾國藩這兩份極有水平的奏稿，所以他文中請求皇帝把他交給刑部嚴加處理的要求並未讓咸豐帝多加重視，咸豐帝的上諭中就明確表示了這一點：「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舢板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為得手。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群醜，此時偶有小挫，尚於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在此，我們不難發現，曾國藩在戰場中「長於策略，短於指揮」，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兩次親自指揮均以失敗告終，尤其以靖港之敗與九江之敗最為深刻，而且兩次都差點讓他送了命。但是，九江之敗是發生在湘軍為朝廷立下赫赫戰功，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之後，因此，它對曾國藩來說影響並不是特別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九江之敗卻破壞了曾國藩奪取南京的計劃，而且，自此之後，曾國藩坐困江西，他的軍事生涯也大不如前，這對他來說可謂是深刻的教訓。第三部分：官場失意官場失意咸豐四年十二月，在取得了許多顯赫戰績之後，曾國藩在九江城外卻慘敗於太平軍，他投水自殺，卻又被人救起，之後率領湘軍與太平軍在江西展開苦苦的周旋。在咸豐五、六兩年中，沒有取得任何可以炫耀的戰功。而同時，他卻因為官場中的明爭暗鬥而與江西官員結怨極深。1.與陳啟邁結怨當時陳啟邁是江西巡撫。陳啟邁字子皋，他和曾國藩曾一起在翰林院做事。陳啟邁曾經做過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江西按察使、直隸和江蘇布政使這些官職。湘軍進入江西後，雖然緩和了江西的局勢，但給江西帶來的負擔卻極為沉重。因為當時湘軍水陸兩師每月糧餉竟達九萬兩銀子之多，而湘軍又不屬朝廷正式編製，軍餉的來源則全部由地方自籌。此前湘軍的糧餉由湖南省供給，但進入江西後，因為交通運輸不便利，許多支出均由江西地方政府供給。陳啟邁與曾國藩雖然從關係上來說是同鄉，但利益不同。作為江西巡撫的陳啟邁，考慮最多的是江西的地方利益，而給湘軍提供軍餉，會損害到江西的利益。正是由於這一不可避免的原因，曾國藩與陳啟邁兩人不斷產生摩擦，直至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曾國藩此時所處的艱危的環境以及所受的窘辱，大多都來自陳啟邁，具體說來，主要有：曾國藩要在江西重新對水師加以建設，陳啟邁卻說在江西省根本沒有建設的必要；曾國藩請河南候補知府劉於潯設立船廠，陳啟邁一會兒寫信說，要求把廠內的若干船隻給江西，一會兒又寫信說，不再需要那些船了。曾國藩調羅澤南部攻湖口，陳啟邁卻把他調來守衛景德鎮，旋又調他西往義寧，回頭又把他調到湖口去。曾國藩無奈，只好幾次都回信答應了他。當時太平軍已佔領義寧，江西官軍去增援，被太平軍打敗。知州葉濟英、糧儲道鄧仁坤請求羅澤南率眾援助，卻遭到陳啟邁的屢屢禁止。事實上，曾國藩與陳啟邁之間衝突的主要內容還是軍餉。而導致曾陳二人徹底勢不兩立的最終原因，則是因為兩人對待舉人彭壽頤的不同態度。彭壽頤是萬載縣舉人，接到了朝廷允許各地辦團練的命令，他便在縣內辦團練。但彭壽頤因與縣官李山告有著極深的仇怨，李山告便派人捉拿彭壽頤，彭壽頤被逼逃命去了。後在曾國藩幕僚劉蓉的幫助下，彭壽頤謁見了曾國藩。曾國藩在與他長談後，認為他這個人才實在不可多得，決定給他用武之地，並把此事通報給了陳啟邁。陳啟邁表面上答應得非常爽快，暗中卻叫按察使惲光宸捉拿彭壽頤。至此，曾國藩對陳啟邁已經無法再容忍，便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一日給朝廷的奏摺中，參劾了陳啟邁。到了七月初二日，朝廷專門就曾國藩的奏摺下了諭旨，決定將陳啟邁革職。曾國藩參劾陳啟邁一事，雖然結果是勝利的，但是他卻沒有過久地享受此事帶給他的喜悅。因為他在此後的江西官場更難活動，處處受到掣肘。而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得知父親去世時，不待朝廷恩准，便為了奔喪而離開隊伍回家了，這也正說明了他與江西官場的格格不入。應該說，這時的曾國藩還是不很精通為官之道的，尤其是比起後期官場中的他，所用的手段也過於簡單。第三部分：官場失意南昌城死裡逃生湘軍自九江失敗後，便將九江的防衛撤了去，回護南昌。咸豐六年正月初二日，太平軍大舉進攻樟樹鎮，劉於潯水師把他們擊退了。周鳳山從新淦趕回來增援樟樹鎮，在瓦山遇到了太平軍，並將太平軍打敗。初七日，彭玉麟在樟樹鎮大敗太平軍。二月初八九日，曾國藩聽說石達開由吉安回到了臨江，帶領著幾千名太平軍，二百多艘戰船，屯踞在永泰一帶。十一二日又打聽到，太平軍欲由沙湖渡到東岸，兵分三路來襲擊清軍。永泰、沙湖距樟樹鎮都只有三四十里，易進難退。這個地方東面挨著荷湖大橋，前面的新淦縣又是太平軍的據點，又可由小路繞到豐城，來襲擊清軍的後路。曾國藩探聽到在橫樑、荷湖兩邊，各有三四千名太平軍駐守。到了十三日，太平軍到樟樹鎮堤上、河邊，分兩路探聽清軍的動向。彭玉麟率水兵，擊退了河邊的太平軍。陸軍趕到後，又擊退了堤上的陸軍。十四日卯刻，曾國藩派四成的軍隊駐紮在大橋上，以防守荷湖的太平軍。並派水師戰船駐紮在臨江的河口，以防止賊船下竄，影響大本營的安全。周鳳山親自率領五營的陸軍並讓水師進軍橫樑。黎明時分，清軍行過樟樹鎮數里，到達了狗頸堤，在那裡看見太平軍兵分四路，約有五千多人，一路駐紮在河橋，一路駐紮在堤左，兩路駐紮在河邊沙洲，嚴陣以待。周鳳山急忙調來大橋上的士兵，迎擊左路，然後親自率領軍隊，去堵擊橋上的那路太平軍。彭玉麟見沒有太平軍的戰船出得河來，便考慮到河邊的那路太平軍可能會包抄堤上，使陸軍腹背受敵，便命令水師登岸一同來剿滅太平軍，一時間炮火連天。都司畢金科、李新華各自帶著士兵，襲擊了沙洲裡面的兩路太平軍。太平軍合為一路，奮勇激戰，雖清軍多次進攻仍僵持不下，最終清軍大勝。十六日，石達開率領十萬大軍佔據了橫樑、香溪一帶。周鳳山聽說了太平軍全面進攻的消息，便想命令各營軍馬同心協力迎擊。十七日辰刻，命令水師分路迎擊。行過樟樹鎮時，見到三千多名太平軍由狗頸堤進入香溪。西路各營軍馬奮力拚殺，殺死一百多名太平軍，奪獲了多件器械、旗幟。堤上、河邊仍有兩路太平軍，彭玉麟命令水師擊退了他們，殺死多名太平軍。清兵陸軍進逼香溪時，突然與太平軍的大隊人馬遭遇。香溪地勢寬敞，東有山坡，太平軍分四隊佔據在那裡。都司滕國獻、周歧山帶領士兵從右面衝擊過來，打敗了太平軍。清軍正在追殺，從山的左邊突然竄出一股太平軍。因為守備岳炳榮、千總黃玉芳等不能與之抵抗，滕國獻等便率領右路的軍隊回到隊里，極力堵截太平軍。不料大股的太平軍從後面蜂擁而來，雙方相持了很長時間，傷亡很多。十八日，樟樹鎮被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包圍，周鳳山把部隊分為幾股，從不同方向抵禦太平軍的進攻，但因太平軍有著強大的兵力，湘軍很快便被分割為幾部分，首尾不能相顧，短短時間內，死傷的達上千人之多。周鳳山一看形勢不好，便領著潰兵一路撤退到了南昌城裡。周鳳山樟樹鎮大敗，南昌城頓時失去了屏障，太平軍長驅直入，南昌城迅速被五萬人馬團團圍住。曾國藩於樟樹鎮敗後也離開南康，奔赴南昌，與當時的江西巡撫文巡一起商討如何做好南昌城的防衛工作。當時的南昌城形勢非常危急，城內只有五千多名士兵把守，而圍兵卻有五萬人之多。因此，南昌城內人心惶惶，奔走逃跑的人亂作一團，甚至有人被踐踏致死。曾國藩一面指揮城內軍隊死守，一面派人快馬加鞭，命令調遣鮑超、李元度火速來南昌救援。連日來，太平軍不斷發射火箭、炮子攻擊南昌城，又四處挖地洞，綁雲梯，凌厲的攻勢銳不可當。李元度、鮑超的陸勇和李孟群的水師被堵在包圍圈外，根本無法增援南昌城。曾國藩登上城樓，看城外旌旗飄揚的太平軍隊伍人山人海，真是感到膽戰心驚。然而，就在他抵禦了幾天已經感到絕望後，一個早晨，一覺醒來，手下人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圍攻南昌的太平軍已經撤退了，原有的五萬名太平軍竟一個不剩！原來，太平軍圍攻南昌時，南京遭到了向榮率領的江南大營的攻擊，洪秀全為求穩妥，就命石達開回護南京，於是，南昌的形勢才有所好轉。樟樹鎮大敗，與曾國藩關係重大，因為當時是曾國藩命令周鳳山對樟樹鎮嚴加把守，阻止石達開。但曾國藩不敢承擔責任，他將這次失誤的責任推給了周鳳山。曾國藩從南昌死裡逃生後，因為太平軍的軍事力量愈來愈強大，他在江西根本沒有立下任何戰功，因此對於朝廷的指責和各方的壓力，他無話可說。第三部分：官場失意喪失至親1.為父戴孝在曾國藩一生中，給予他最深刻的教訓的，是咸豐七年二月至咸豐八年五月的這一段時間。這段日子，奔父喪在家的曾國藩似乎已經被朝廷徹底遺忘了；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湘軍卻被別人領導著；他手下的湘軍將領的官位也都越做越大，銀子越賺越多……而此時的曾國藩，朝廷給他的頭銜卻依然是在籍侍郎。2.胞弟殉難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聽到父親曾竹亭已撒手西去的消息，便回到家裡為父奔喪，在此之後，他在家裡呆了整整將近兩年的時間。直到咸豐八年六月，他才重新受到朝廷的起用，統領分散在各地的各路湘軍的散兵游勇。然而，正當曾國藩胸懷重振事業的遠大理想，懷著對朝廷感恩戴德的心情重返戰場時，等待他的卻是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即三河之敗。咸豐八年八月，太平軍在李秀成、陳玉成的率領下對江北大營進行了集中攻擊，因此，此舉勢必削弱了安徽各地的太平軍力量。當時曾國藩的方略是把攻下安慶當作首要目標，然後向南京挺進。李續賓、曾國華率領六千精銳湘軍前往安慶，這支一直被譽為所向無敵、一直立於不敗之地的軍隊在八月間也確實立下了不少戰功，在太平軍集中兵力於江北大營的時候，它趁機接連攻下了太湖、潛山、桐城、舒城等縣，這些地方都在廬州附近。廬州是清政府在安徽的臨時省垣，咸豐八年六月太平軍曾攻下此地，朝廷幾次下令當時的安徽巡撫將廬州奪回，但卻一直都沒有成功。因此，這時李續賓、曾國華就只能選擇兩種方案：一是按既定方針，到安慶會合所有湘軍；一是乘勢攻下廬州，從而了卻朝廷的一樁心愿，以邀功請賞。但若攻打廬州，勢必應該在短時間內完成，因為李秀成、陳玉成所率的十幾萬太平軍就駐紮在廬州附近，如果他們二人帶兵回來增援，不過三五日的路程。因此，這一仗打得還是非常冒險的。但李續賓、曾國華兩人此刻卻顧不得那麼多了。咸豐八年十月，李續賓、曾國華率軍來到金牛鎮，此地就在三河鎮外。三河鎮是太平天國的一個糧草基地，對太平軍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它的前面是界河、馬柵河，後面是巢湖，金牛嶺居左，白石山居右，三河鎮與外界的聯繫僅有一條大道，因此，它的地形同一個酒葫蘆非常相似。此種地勢在軍事上易於把守，卻難以攻克。為了保險起見，太平軍還築了九個堅固的堡壘在鎮外防守。從金牛鎮到三河鎮只有不到四十里地的距離，因此，李續賓、曾國華率隊在短短時間內便趕到了三河鎮外，經過幾天的戰鬥，將太平軍的九個堡壘全數攻破。正當三河鎮眼看就要被湘軍拿下時，局勢卻突然發生了變化，李秀成、陳玉成親率十二萬太平軍趕到三河鎮增援那裡的太平軍，將湘軍團團包圍。自半夜至第二天中午，僅用半天時間，太平軍便在三河鎮消滅了將近六千多湘軍，連李續賓、曾國華也都身死沙場。咸豐帝對曾國華之死給予極高的褒獎。然而，有意思的是，關於曾國華之死的說法不一，還有人認為曾國華並非死於三河之戰中，而是於戰後一個月趁著夜深偷偷回到了曾國藩那裡。此事真是把曾國藩難倒了，因為咸豐帝已賜予「一門忠義」的匾額給曾家，對曾家給予了很高的褒獎，若此時咸豐帝知道曾國華尚在人世，那可就犯了欺君犯上的大罪了。因此曾國藩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向世人隱瞞曾國華還活著的事實，而把曾國華送去一所道觀讓他做了道士。三河鎮之敗是湘軍組建以來所遭到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靖港、九江之敗雖然慘重，但還沒有嚴重到在一場戰爭中死亡六千多名士兵。好在此次戰役曾國藩只是遙控，並未到前線親自指揮，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第三部分：官場失意祁門遇險1.降臨機遇湘軍自咸豐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敗後，士氣遭到了極大的挫傷。不得已之下，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在湖南把將近六千名湘勇召集到一起，前往支援曾國藩。或許是否極泰來，曾國荃居然帶領湘軍接連攻克了幾座堅城，使曾國藩的內心也感到了一絲安慰。其時石達開已率重兵離開天京，進軍四川。咸豐帝怕石達開在四川成事，所以命令曾國藩帶領湘軍攻打石達開部。但曾國藩卻把眼光盯在收復南京上，所以竟然沒有聽從咸豐帝的指令，終使咸豐帝將已經下達的命令又收回了。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下計劃，準備兵分四路圍攻南京，與此同時，清軍江南大營因為遭到了太平軍的強大攻勢而全面潰敗，兩江總督何桂清敗逃，江蘇、浙江兩省的軍情非常危急。朝廷在盛怒之下，逮捕了何桂清，以致兩江總督這一職位暫時沒有人接替。當時，兩江總督掌管著對太平軍作戰的最高指揮權，其大權有很多人都夢寐以求，因此，誰能當上兩江總督，將意味著誰將掌握東南數省的命運。當時，曾國藩正第二次出山，帶領著湘軍對安慶進行圍攻。對於何桂清的戰敗，曾國藩並沒有非常地同情，因為自咸豐二年起，雖然各地團練是在朝廷的鼓勵下興辦的，但綠營兵仍然是對付太平軍的主力，團練只是起到補充和輔助的作用。江南大營的潰敗，預示著團練成為對付太平軍的主力。果然，在四月十九日，距江南大營潰敗才剛剛過了幾天，朝廷即下諭旨，命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此諭旨對於曾國藩來說，毫無疑問是很大的驚喜，因為這意味著曾國藩在其後的用兵中，可以不受限制地對江南數省的軍事力量進行調動，同時，攻克南京的輝煌戰績，也一定能夠因為他親自指揮而成為現實。因此，接到任命書後，曾國藩在五月三日給咸豐帝寫了一份感激涕零的「謝恩折」。2.貴人薦舉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何桂清被逮捕後，兩江總督一職的候選對象並非只有曾國藩一個人，至少像湖北巡撫胡林翼，還有薛煥等人，都在候選之列。但是為什麼最終獲得此職的人卻是曾國藩呢？在唐浩明的《曾國藩》這部書里，他這樣寫道，曾國藩之所以能署兩江總督，完全是因為肅順對他的舉薦，咸豐帝原是準備讓胡林翼署此任的，但他在此之前詢問了肅順的意見，肅順推薦了曾國藩。肅順還有意把此事寫信告訴胡林翼，並且讓他和曾國藩一同看了這封信，目的無非是為了結納這兩個漢人中的佼佼者，以便日後對他們加以利用。對此，曾國藩對肅順充滿了無限的感激。他要給肅順寫一封極機密的信，然後派人把信專程送到北京。曾國藩拿出信紙，又慢慢地磨著墨。猛然，他記起了肅順的信原本是給胡林翼的，心中產生了疑問：為什麼像這種機密大事，肅順卻要告訴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這種事情是不能泄露的。「肅順要討好!」曾國藩心裡說，於是心裡冷靜了下來。對於這個聖眷甚隆的協揆，曾國藩心裡再明白不過了。肅順精明幹練，魄力宏大，對於漢人大力重用，瞧不起滿蒙親貴中的無能之人。為人驕橫跋扈，獨斷專行。原來總是巴結恭王，後來仗著皇上的寵幸，對恭王也不理不睬。今日的肅順，與歷史上的權臣難道有區別嗎？恭王以及在他身後的滿蒙親貴，在朝廷中勢力很大，比起他們來，肅順是沒有什麼勢力的。皇上雖說年輕，但據說有癆病，一旦皇帝駕崩，肅順哪裡對付得了恭王的勢力！他這樣明目張胆地拉攏自己，安撫胡林翼，是否別有所圖？想到這裡，一絲恐懼籠罩了他的心頭。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件事情如此重大，還是以謹慎為好。曾國藩停止磨墨，重新把紙收了回去。曾國藩對此事的深思熟慮，顯示了他熟諳官場之道。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只要皇帝駕崩，天下政局必會有一番大的變化，而各級官吏能否保住原有的官位，也就不得而知了。當時雖然交通不發達，但對於咸豐帝身體不好之事他早有耳聞，所以他必須為將來打算。以後的事實證明曾國藩的這種從長計議的想法是再高明不過的，祺祥政變，肅順被砍頭，此事也沒有牽連到曾國藩，他的位置依然穩固。第三部分：官場失意徽州失守處於叢山包圍之中的祁門是安徽的一個縣城，一條官道從縣城穿過，東連休寧、徽州，南連江西景德鎮，此外，此地也與浙江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曾國藩接任兩江總督後，對著地圖仔細考查了安徽的地形，在思索良久之後，決定把總督衙門設在祁門。然而，當曾國藩親自來到祁門之後，卻感到非常後悔，因為祁門除了那條通往景德鎮和徽州的大道，另外只剩下一條小道通向邊上的兩個小鎮，而城前的那條小河叫做大共水，河水極淺，將它作運輸軍需之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太平軍把大道封鎖了，曾國藩將無法逃出包圍。因此，當時曾國藩身邊的諸多幕僚對他進駐祁門都大加阻止，一致勸他前往進退自如的東流駐紮。如曾國藩的得意弟子李鴻章就向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但是，皇上已經知道了曾國藩駐紮祁門的事情，如果輕易改變，既有欺矇之嫌，對於兩江總督至高無上的威嚴也是一種損害，他才固執地決定不改變以前的想法。對於勸他的幕僚，他甚至有些惱怒：「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曾國藩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時之氣，但又必須為祁門的安危做出精細的布署。他覺得，要保證祁門安全，關鍵是保衛好祁門東面的徽州，如果徽州不出事的話，太平軍就根本沒有辦法通過官道到祁門來。這樣決定後，他讓他的兒女親家李元度接下重任守衛徽州，為了此事他專門向咸豐帝上了一道《奏請李元度簡放皖南道折》。在朝廷批准這一奏摺後，李元度便率他剛組建不久的幾千名江勇前赴徽州。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李元度就徽州防務一事前往祁門和曾國藩一起商量，對此，曾國藩在八月十二日日記中記載如下：「與次青談到任事宜。文人好為大言，毫無實用者，戒其勿近，與沅弟意略同。又戒待屬員不可太謙，恐啟寵而納侮也。夜頗能成寐。」八月十四日李元度回徽州，放心不下的曾國藩又多次囑咐他：「是日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過謙，謂次青好為逾恆之謙，啟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且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也。」可見當時曾國藩把很大一部分希望都寄託到了李元度身上。此時，太平軍已向叢山關方向進軍。徽州與叢山關距離非常近，李元度派兩營人馬到叢山關防衛太平軍，叢山關於八月二十日被太平軍攻陷，這個壞消息極其沉重地打擊了曾國藩，因為叢山關一失，能否守住徽州城就成為關鍵。徽州城一旦守不住，那麼祁門的安危就可想而知。因此，曾國藩好幾天晚上都沒睡好覺。第二天，曾國藩就立刻給李元度寫信，告訴他應該如何守城。當時，徽州城內的守衛人馬有將近兩萬人，但其中有一萬四千名都是綠營出身。這些綠營兵本來就不善於戰鬥，加上又有好幾個月沒有發餉，整天都在那裡滋生事端。李元度接防後，看到已無法依靠綠營軍，就把綠營兵擱置在一旁，把守衛城門的重任全部交給了平江勇，這無形中使綠營兵對平江勇及李元度更加仇恨。八月二十五日，太平軍十餘萬人把徽州城圍得嚴嚴實實，並趁夜色對徽州城發起猛攻。城內的平江勇因為剛剛成立，並沒有很強的戰鬥力。而綠營兵此時不但不拼盡全力守城，有的反而趁此機會搶劫，甚至和平江勇打了起來。在十分混亂的情況下，李元度眼看無法守住徽州城，便只好帶著一幫殘兵敗將逃離了徽州城。曾國藩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二更才得知徽州已經被太平軍攻陷了。此消息讓他感到非常震驚，曾國藩又為此整個晚上都未成眠。第三部分：官場失意祁門危機徽州被攻陷後，兵分三路的十幾萬太平軍長驅直入，直撲祁門大營，祁門因此斷了糧草，並且與外界失去了聯繫。當時只有兩千多名守兵守衛祁門，另有一萬多官兵都是打了敗仗而退下來的，加上那些文職官員平日里擅於紙上談兵，遇到事情時膽子卻小得和老鼠一樣，因此，整個祁門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景象。加上祁門原本就非常窄小，忽然間積聚了好幾萬人，日常用品自然是供不應求。當時，有許多文職官員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把所有家當都收拾好，隨時準備逃命。曾國藩身邊的幕僚也力勸他儘快從祁門撤退出去，但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一個兩江總督又怎能從戰場上逃走呢？因此，他心中對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感到無比憤恨。卻又實在沒有別的辦法，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鱉。他在祁門被圍時所寫的一些家信和日記中就表明了這一點。如八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得知徽州之戰失敗以後第三日，他給曾國荃寫信說：「日下所最怕者，賊從婺源竄樂平、景鎮，斷祁門之後路，蹂躪江省腹地也。希公來此，專為保祁門老營。因老營僅朱、唐三千人，內有千七百人未見過仗，故止須二三營。」他在九月初一日所寫的信中又說：「其次，所慮者，敗兵二萬人擁塞祁門，滿坑滿谷，所在搶掠，油鹽百物，皆無可買。」當時祁門的形勢已經處在危急時刻，因為祁門除了有城邊的櫸根嶺和羊棧嶺兩座山嶺可以賴以防衛之外，已經沒有其它的屏障了。此兩嶺離縣城極近，如果這兩個地方被攻破，那麼祁門也就守不住了。曾國藩在總督衙門，經常能夠真真切切地聽到從櫸根嶺和羊棧嶺上傳來的槍炮聲。太平軍的救援部隊又把前來援救的各路部隊完全擋在外圍，因此曾國藩感到十分焦急。好在守衛櫸根嶺和羊棧嶺的部隊依靠所佔據的地理優勢拚死抵抗，所以太平軍一時之間，還不能把這個地方攻下來。到了十月份，祁門的形勢更壞了，櫸根嶺和羊棧嶺將要不保。曾國藩實在坐卧不安，便親自跑到前線去督軍作戰。然而，也許是曾國藩註定不該因此而喪命，正當曾國藩將所有的部下都打發走，準備太平軍攻陷祁門的時，便以自殺謝天下之時，以鮑超、張運蘭二人為首的湘軍於二十日、二十一日大破太平軍，把太平軍從羊棧嶺趕了出去。曾國藩能夠在此起死回生，實在是出人意外。第三部分：官場失意絕情報復李元度從徽州敗走後，覺得沒有臉面再去找曾國藩，因此，二十多天以來一直在浙贛邊界徘徊，直到九月十七日才去祁門拜見曾國藩。但在與曾國藩談到他之所以會在徽州一戰失敗的時候，曾國藩覺得李元度根本未從戰鬥中吸取教訓，就決意向咸豐皇帝彈劾李元度。朝廷在收到曾國藩的奏摺後，咸豐皇帝於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諭，命令將李元度革除原有職務並對其進行審問。關於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一事，幕僚們一致反對。曾國藩為什麼會如此絕情地參了李元度?其原因並非是為國為君，也不是公報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後，祁門失去了保衛的屏障，被李世賢、黃文金包圍，曾國藩被困在祁門之中有好幾個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進擊蕪湖的龐大計劃已經不可能再實施了，連自己也總是擔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國藩向咸豐帝呈上《徽州被陷現籌剿堵折》後，咸豐帝批諭道：「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即查明下落具奏。」這一褒一貶之中所隱含的意義，曾國藩自然對此深有體會。所以，曾國藩置上下官員的議論於不顧，一意孤行，定要奏參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個革職拿問的下場，原來，一是把自己東征計劃破滅的憤怒全都歸罪於李元度，二是想借參劾李元度之敗，以此來代替自己因為「籌畫未密」所犯的過錯，曲折地表達自己不滿於清廷的情緒。本來，成功與失敗就像孿生兄弟一樣。軍事鬥爭的成敗，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論英雄。曾國藩不顧眾議，毅然決然地把軍隊駐紮在祁門，一度出現祁門孤懸的局面，連言災異者也說祁門並非久留之地，應該算是失敗慘重。後來由於鮑超等的竭力救援，始獲得歷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勝利，曾國藩算是從虎口逃了出來。這時，那些說災異的好事者又都轉換了口氣，又說祁門這地方仍然有符瑞，歲星也會到這裡來。曾國藩看透了這種炎涼世態，於是就作了一首絕句：天上歲星也起霉，掉頭一去不歸來，忽聞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門走一回。可是，曾國藩雖然自己曉得世態炎涼，卻不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頭上的歲星奪去了。而且，曾國藩並沒有就此停止對李元度的懲罰，而是接二連三地彈劾，毀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從曾國藩的官場經歷來看，如果是官場中他可以輕易除掉的對頭，他會毫無顧忌地加以彈劾；如果他自己認為他的對頭難以動搖，則厚顏卑辭、千方百計地巴結；對於那些還有利用價值的人，則盡量顯示自己的寬宏大度。至於對自己的朋友，他總是盡量地給予好處。然而，對李元度卻是一個意外，他能狠下心來加以參劾，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想，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愛之深，責之切吧!但是，李元度並沒有就此而喪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將功贖罪的機會。早在曾國藩奔父喪時，李元度與後任浙江巡撫的王有齡之間就往來密切，而王有齡則與曾國藩存在很深的隔閡，因為湘軍不屬朝廷編製，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籌軍餉。曾國藩在江西時，向王有齡要軍餉，王有齡卻沒有答應他；後來因浙江軍事危急，王有齡向曾國藩討救兵，曾國藩同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由此兩人間積怨不斷。李元度與王有齡有聯繫，更增加了曾國藩對他的誤解。後來，曾國藩復出，李元度也就對曾國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敗，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結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門戶。他在家鄉，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隊伍，號稱安越軍，到浙江投靠王有齡去了。李元度的改換門庭，使曾國藩對他更為惱怒。咸豐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軍援助湖北於義寧等處出力有功，經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奏請，使他重新擔任按察使的職務；接著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經江西巡撫毓科奏請，賜給了他布政使頭銜；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軍入浙，同左宗棠部會合，把常山等地從太平軍手裡奪了回來。故於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著擔任了浙江鹽運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雲，本來與曾國藩沒有任何的關聯，卻使曾國藩感到有些難堪，因為李元度的這一系列功勞，都是在離開曾國藩之後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會越多地證明李元度並非是因為無能導致徽州之敗的，而是曾國藩調度無方。正是因為這種心理的影響，曾國藩對李元度接二連三地報復，現在我們從曾李二人交往的歷史來看，曾國藩是一直處於主動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終含屈受冤，鬱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覺得徽州之敗，他確實無顏見曾國藩，而曾國藩始終不能對此釋懷，在此種情況下，他到底該怎麼做呢？就此抑鬱終生？或向曾國藩表明全是因為自己無能才導致戰場失利？當然李元度組成安越軍，以給自己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這無疑是最明智的選擇，也是作為一名大丈夫所應該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國藩卻是一個權勢熏天、心胸狹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藝卻無法施展。雖然如此，從晚年李元度與曾國藩的關係看，因為李元度並非斤斤計較之人，兩人的關係還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經寫了一首詩，步曾國藩的韻腳：「嗟我昔從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鯤鵬化，甘同鮒轍涸。」稱自己之所以在官場中屢屢受挫，完全是自己的報應。而在曾國藩死後，李元度在祭文中還曾經寫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於我，地拓海容。」李元度晚年出任貴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樣的官職。與晚於他的李鴻章已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了。在此我們也只能對之惋惜而已。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安慶之役（1）安慶是處於長江之濱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國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軍要進軍南京，必須要先把安慶攻下，而一旦安慶被攻下，南京的形勢也將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國一直派重兵對安慶進行防守。咸豐十年閏三月，曾國荃帶領著一萬多名湘軍，開始準備進攻安慶。咸豐十一年八月，圍困近一年半的安慶城在湘軍的猛烈攻擊下終於失守了。在湘軍歷史上，攻下安慶，其意義極其重大，它同時也極大地傳播了湘軍的名聲。當時，太平軍對安慶這個戰略重地也非常重視，因為它既保護了東邊的天京，又是糧食等物質的供應樞紐，還是與捻軍聯絡的據點。當時，約有八萬多人的湘軍，正在長江南北兩岸分七路指向安慶、蕪湖等地，打算上游勝利以後，以高屋建瓴之勢攻佔下游。他們計劃宏大，來勢兇猛，給人勢在必得的感覺。然而，他們的計劃卻有很大的弱點，即他們在後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虛。這個弱點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會，但到1859年4月(咸豐九年三月)才輾轉從香港來到南京，被洪秀全封為干王，總理朝政。1860年春，為解除江南大營對天京的包圍，他建議太平軍實行「圍魏救趙」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誘清軍赴援，然後迅速回師，對江南大營進行全力攻擊。洪秀全、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對他這一意見非常贊同，果然於5月間一舉消滅了江南大營。洪仁看破了湘軍後方空虛的弱點後，再次建議故伎重演，乘虛直搗江西、湖北，進奪武漢，這樣就能把敵人的兵力分散，從而解除對安慶的包圍。於是，陳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兩人都順著長江西行，約定於第二年4月在武昌會師。1860年9月30日，陳玉成率五萬大軍從天京出發，經廬江、桐城，攻佔了湖北蘄水、黃州，於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進犯。這時武昌城內，只有官文帶領三千人進行防守。見太平軍業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亂，許多有錢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腳，立即帶領軍隊回去救援，但又要顧及安慶前線，因此長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來就有肺病，時常吐血。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軍奪得安慶後，曾國藩在《克複安慶省城片》這一奏摺中寫的很客觀：「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畫圖決策，商之官文與臣，並遍告各統領。」可惜，胡林翼已經躺在了病床上，無法進入已奪取的安慶，於八月廿六日亥刻與世長辭，年僅五十。曾國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寫道：「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剛好咸豐帝在七月十六日先於胡林翼駕崩，國喪剛過，故曾國藩在給胡林翼作輓聯的時候，感到非常遺憾。輓聯是這樣寫的：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藎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勛名。再說，曾國藩住在長江南岸，分析長江北岸的形勢，預計彭玉麟、李繼宜回師湖北後，大批折回的太平軍又將迴轉來對桐城、懷寧兩地的清軍大舉進攻。他生怕正包圍安慶的曾國荃定不下心來，亂了陣腳，故急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3月17日、18日)給曾國荃接連寫了幾封信，叮囑他必須先堅守五六天，等待鮑超部渡過長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寫信給曾國荃，對太平軍進攻武昌的戰略目的進行了準確的分析：「群賊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即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抄寫前文無疑也。」接著，他又對堅守安慶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進行了反覆的說明：「無論武漢之或保或否，總以狗逆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安慶之壕牆能守，則武昌雖失，必復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轉機也；安慶之壕牆不能守，則武昌雖無恙，賊之氣焰復振，是乾坤無轉機也。」他向曾國荃指出了應該怎麼做：「弟等一軍關係天地剝復之機，無以武漢有疏而遽為震搖，須等狗逆回撲，堅守之後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漢的有利形勢，對於曾國藩、胡林翼來說，確是他們能否堅持在下游規略安慶，再圖金陵的戰略方針的關鍵所在。所以曾國藩於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給他兩個弟弟的信中又說：「賊縱有破鄂之勢，斷無守鄂之力。江夏縱失，尚可旋得；安慶一弛，不可復圍。故餘力主不弛圍之說。」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安慶之役（2）太平軍守安慶，其策略在於守險不守陴。安慶之險在集賢關，因此太平軍便將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賢關，以阻止迫近安慶的湘軍。曾國荃則採用長壕法對付太平軍，即在安慶城的城牆之下挖了兩條很深很寬的壕溝，湘軍居於兩壕的中間，內壕的作用是圍攻安慶，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軍，曾國荃也因此被人們稱作「曾鐵桶」。當時，安慶城內的一萬多名太平軍已被四萬湘軍圍困了一年的時間。湘軍在城外挖了三道長壕，使城內太平軍很難從包圍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軍也很難衝到城內增援城內部隊。陳玉成雖然在菱湖築壘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內幫助防衛，還向城內送去糧食，一時間把安慶的局勢穩定住了，但由於從各地前來增援太平軍的部隊，包括從天京來援的洪仁、林紹璋部，從蕪湖來援的黃文金部和捻軍，從廬江來援的吳如孝部，都在挂車河、練潭一帶遭到了湘軍多隆阿等部的狙擊，無法會合陳玉成部。陳玉成在集賢關內孤軍奮戰，對曾國荃的圍軍根本無能為力。湘軍從咸豐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經驗，這次所採取的方法依然是圍城打援。曾國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給曾國荃一個個圍城竅訣，教他必須恪守「堅靜」二字。他說：「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喊吶，槍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他囑咐兩兄弟要在拚命堅守上既達成共識，又通力合作。他還對戰事進行了一般性的概括總結，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壕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就在這個時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線對於東面來的林紹璋援軍繼續狙擊，又從長江南岸調來鮑超部對於西面來的陳玉成援軍進行狙擊，還派胡達軒三營、成大吉七營分別進駐石牌和集賢關外，拖住敵人的後腿。他們的目的是要將安慶奪回來，而行動方向卻是對太平軍援軍的有生力量進行打擊和削弱。這個圍城打援的戰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說：「用兵之道，全軍為上，得地次之。今日戰功，破賊為大，復城鎮為下。古之圍者，必四面無敵；又兵法，十則圍之。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軼橫擾，乘我於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圍城，則無以致賊而求戰。」這一策略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它不但使湘軍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勝利，也使湘軍最後在爭奪安慶這場戰鬥中取得了勝利。當曾國藩聽到五月初一日「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的消息時，他立即判斷說，陳玉成部必會因此而氣勢大衰，並說：「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真可喜也。」他特別注意劉林，這個人英勇善戰，並說自己因為尊敬他的為人，所以稱他為先生，「愛其人，故稱翁」。並對曾國荃等人囑咐說，不要讓劉林這人跑掉了。劉林被俘獲後，楊岳斌將他肢解，並割下首級送到安慶城下示眾。劉林部覆滅後不久，集賢關內的八千多名太平軍，也因孤立無援，先後在戰場中喪了命。至7月，安慶城外所有的太平軍據點都被消滅了。陳玉成部因為多隆河在挂車河的狙擊，無法援助城內的太平軍，只得與洪仁、林紹璋、吳如孝、黃文金、楊輔清等率領的四萬多名太平軍，從湖北蘄州繞道過去，經宿松、石牌，於七月十五日(8月20日)再次向集賢關發動進攻。這時，安慶城內很長時間內都缺少糧食，但太平軍戰士還是列隊西門上，遙遙地呼應著增援部隊。陳玉成率部苦戰了好幾天，抱草填壕，雖血肉橫飛，仍然不停止衝鋒活動；城內飢憊之卒，幾乎連舉刀槍的力氣都沒有了，還奮勇殺出。可惜最終還是無法越過敵人的深溝高壘，不能會師。八月初一(9月5日)湘軍轟倒北門城牆，蜂擁而入，城內到處都有人在屠殺、搶劫。陳玉成等遙見城內火光衝天，又帶領部下進行了兩次衝鋒，卻都失敗了，方引軍西去。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對待俘虜，格殺勿論爭奪安慶一役中死傷了三萬多名太平軍，城內葉芸萊、吳定彩等一萬多人都被清軍所殺害。安慶的失陷基本結束了安徽的戰事，江蘇和浙江便成了與太平軍作戰的主戰場。後來，洪仁寫道：「我軍最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安慶之克使湘軍名聲大振，然而他們在安慶之戰中的殺戮卻是極其殘忍的。早在咸豐十一年五月，太平軍劉林部在安慶城外赤崗嶺的戰鬥中敗於湘軍，其中有三個壘、千餘名的太平軍投降了清軍。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興奮，便寫信給曾國荃，問他有沒有把這些人都殺了：「不知劉林一壘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壘，已殺之否?」當他聽說已經全部殺死了投降的太平軍的時候，感到非常高興：「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使狗黨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真可喜也。」優待俘虜、繳槍不殺，這在歷朝歷代的戰爭中都是大家遵守的規則，也是一支仁義之師所應該做到的。而在曾國藩的心目中，他寧願斬草除根，也不願意優待俘虜，因為這種方法省事又實用。這對曾國藩來說是一條反動邏輯。他讓別人也接受他的反動邏輯。如據唐浩明的《曾國藩》，在曾國荃帶兵打仗之初，曾國藩即教他對於所有的太平軍俘虜，都要格殺勿論。如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給曾國荃的信中他就特別指出，既已帶兵，就不應該害怕殺人太多：「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此賊之多擄多殺，流毒南紀；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幅巾歸農，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頗以為慰。特世變舊新，吾輩之出，幾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維持之者。」因此，當安慶城被攻陷後，曾國荃就殺光了守衛安慶城的太平軍，曾國藩掩飾不住內心的興奮，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給了朝廷，並且在奏摺中多次提到了「無一人得脫」、「圍殺凈盡」、「實無一名漏網」等詞。第四部分：天國瓦解提拔左宗棠在咸豐十一年八月業已奪得安慶的情況下，經營江浙便成為曾國藩的主要工作。也由此而造就了兩位顯赫一時的人物，一個叫李鴻章，一個叫左宗棠。左宗棠比李鴻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當時的軍事形勢和曾國藩本人與咸豐十年三月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咸豐十年春夏之交，中國國內到處是緊張而複雜的局勢，英法聯軍正陳兵大沽口，對清朝廷的首腦機構構成了嚴重威脅；閏三月，清軍江南大營遭到了第二次慘敗，主帥和春受傷病死，太平軍相繼攻克了江蘇的富庶之地蘇州、常州；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在頭一年八月就開始了夾江進擊的第二次西征，勝利推進。環視內外，曾國藩感到運籌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識到，朝廷必定會把剿滅太平軍的任務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屬更是舉杯歡慶，對江南大營的潰敗，一個個都感到興奮異常。左宗棠聞而嘆曰：「天意其有轉機乎?」別人問他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他說：「江南大營得此一洗盪，而後來者可以措手。」他們不顧同伴的失敗，卻只想到失敗帶給他們的好處。胡林翼說得則更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所以，在這樣的情勢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國藩的舉薦，於四月二十日奉上諭，「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而在曾氏幕府多呆了一年多的李鴻章，在這年五月才被曾國藩派去做淮揚水師的組建工作。左宗棠初到曾國藩宿松大營的時候，認為作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於小人還不如死於盜賊，因而想在曾國藩手下做一營官，既滿足了自己討賊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馬揚鞭，衝鋒在前。當時，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給駱秉章的信中曾國藩這樣寫道：「左季翁自領一隊之說，侍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罷論矣。」但曾國藩接到咸豐帝的寄諭，徵求他的意見：「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這才改變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帶領一隊湘軍。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國藩的意見卻是讓他募五千人。左宗棠在宿松只呆了二十多天，因為兒子病情很嚴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國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對安徽的兵力進行支援，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卻這樣說道：「蘇州既失，為公計者，宜先以偏師保越為圖吳之計」, 「是制此賊，必取遠勢，而不能圖速效」。又說：「先將江西兵事、餉事逐為經劃，亦當務之急也。」這個計策實際就是「保越圖吳」，爾後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長期運用了這一戰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買馬，將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舊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稱為楚軍。這年八月間，他率楚軍經醴陵直趨江西，先在江西東北部和東部與太平軍進行了幾次交鋒，隨後轉戰到了浙江。自安慶失守後，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從江西東向的侍王李世賢部及從廣西回師的石達開舊部，幾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帶領太平軍一舉將浙江省會杭州攻克，巡撫王有齡萬般無奈，只得自殺。在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發三次廷寄，諭令左宗棠馬上趕到浙江去，負責軍務的督辦。曾國藩等於十月底作出決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臣等往返熟商，即請左宗棠督率所部進援浙江，並將駐防徽州之臬司張運蘭，駐防廣信之道員屈蟠，駐防玉山之道員王德榜、參將顧雲彩，駐防廣豐之道員段起各軍，及副將孫昌國內河水師，均歸左宗棠就近節制調度。兵力稍厚，運棹較靈，於援剿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庶於三省全局有裨。」當時，曾國藩作為兩江總督，原本只是負責統率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為對曾氏集團的依賴，又於十月十八日下發明諭，上述三省除外，「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杭州將軍瑞昌只是負責浙江軍務的幫辦。但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給朝廷的奏摺中說：「以臣遙制浙軍，尚隔越於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可取決於呼吸之間。」又說，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制。即無庸臣兼統浙省」。曾國藩深感朝廷對自己有太重的依賴，給了他太尊貴的權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懼，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會犯下過錯；另一方面，也說明曾國藩當時給予左宗棠的信賴與倚重也是非常多的。左宗棠此時在廣信負責駐防工作，他根據「寧肯緩進，斷不後退」的原則，率軍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圍，使後方得到了鞏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連發四道諭旨，催促左宗棠趕快帶兵趕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從江西東北邊境和皖南邊境翻山越嶺，歷經千辛萬苦進入到浙江省西北部開化縣，迫使太平軍退到遂安方向。其後，左宗棠根據曾國藩的以衢州府作為控制全浙的根據地的戰略決策，於五月初四日(5月31日)攻佔衢州，以衢州為基地進奪全浙。八月，蔣益澧帶領八千多名湘軍從廣西開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數增到了一萬六千名之多。他們由南向北逐漸推進，太平軍頑強地抵抗了這種推進行動。經過一年多的雙方拉鋸，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左宗棠在法國軍官德克碑的不敗之師的幫助下，才最後把杭州攻下。雙方又爭奪了幾個月，到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軍基本上佔領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佔杭州後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左宗棠補授閩浙總督，同時仍然擔任浙江巡撫的職務。至此，左宗棠在官場上已經比較成熟了，成為清廷的大員，與曾國藩處於同等的地位。第四部分：天國瓦解任用李鴻章比左宗棠組建軍隊晚一些時候，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在安徽也組建了一支號為淮軍的軍隊。從此，湘軍及其別系楚軍和淮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在安徽，一在浙江，一在江蘇，從三面威脅著天京，成為後來對抗太平天國的主要力量。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於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奏請建立三支水師，分別為淮揚、寧國、太湖，增添圍攻金陵的力量，他特彆強調創辦淮揚水師，因為這樣一來淮揚一帶產米產鹽可以更為便利，且可以對淮揚的陸軍起輔助作用。接著，他於七月初三日上疏，對於李鴻章的「勁氣內斂，才大心細」、「研核兵事，於水師要，尤所究心」、「堪膺封疆之寄」大為讚賞，奏請派李鴻章到淮揚去擔任興辦水師的工作，又奏請「破格擢授兩淮鹽運使」。清廷雖然同意讓李鴻章去負責興辦淮揚水師，但對曾國藩的疏奏並沒有全盤肯定，沒有簡放李為鹽運使。但李鴻章也趁機抓住機會，從而擁有了在長江下游組建新的軍隊的權柄。這之後，曾國藩於咸豐十年八月上疏朝廷，被朝廷批准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黃翼升出身鐵工，長沙人，原在湖南負責監造戰船的工作，後隨彭玉麟、楊岳斌水師在武昌、九江、安慶等地與太平軍廝殺。咸豐十一年，淮揚水師建成，他被曾國藩舉薦為水師總統，在彭、楊水師之外作為一支獨立的部隊。這是曾國藩把自己的軍事勢力伸向江蘇所做的最初一步。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命令之下，率領不久前在桐城、舒城一帶收集的團勇舊部五營和郭松林、程學啟的部分湘軍六營，一共五千五百多名湘軍，分七批潛伏在七艘英國商船上，那些商船是上海道寶應時用十八萬兩銀子租來的，那些船從安慶出發，偷越太平軍的水上防線，一直駛向了上海。他們到達上海的時候是三月初十。淮軍一到上海，就勾結了美國人華爾的常勝軍，由此可以看出他們與外國反動派是聯盟。這時，李秀成所率領的大軍先後佔領了上海外圍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等地，英國侵略軍的司令何伯被太平軍打傷，法國侵略軍司令卜羅德甚至被太平軍擊斃。太倉一戰，清兵被殺者數百人，落入水中者千餘人，三十餘座營壘被攻破，大炮洋槍也有好多被太平軍繳獲了。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也在青浦被俘。然而，正在這時，天京的軍情卻比較危急，洪秀全一日三詔，李秀成只好從松江前線回去援助天京，只留下譚紹光等少量部隊圍駐上海，這就使李鴻章及其淮軍有了重新發展的機會。在李鴻章瘋狂地擴軍備戰之後，淮軍的數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四萬多。他們趁天京被圍、李秀成孤軍奮戰的時機，在從東向西推進的過程中不斷取得勝利。他們攻佔太湖東岸的吳江，使得江浙兩省的太平軍之間的聯繫被切斷；他們招降納叛，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四日(1864年1月22日)把蘇州攻佔；接著佔領無錫和浙江嘉定，與左宗棠的楚軍一起威脅到太平軍的軍勢。最後，淮軍於四月初六日(5月11日)攻佔了常州，與金陵外圍的湘軍取得了聯繫。左宗棠佔領杭州，李鴻章佔領常州，湘、淮、楚三軍結合到了一起，為曾國藩最後完成他攻克天京的宏圖大業，鎮壓太平天國的首腦機構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至此，曾國藩在江浙約三年的經營終於大見成效。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圍攻南京（1）咸豐十一年，曾國藩在安慶之戰取得勝利以後，就一直把南京，或者說金陵作為他的下一個目標。當時，曾國藩令曾國荃回到家鄉繼續招兵買馬，以使他的吉字營實力得到進一步的擴充。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藩的弟弟國荃和貞干從南北岸分別東下，接連著攻下了十幾座處在要隘的名城。西梁山古稱天險，太平軍把它當作金陵的門戶，想不到清軍未用多少兵力就攻下了它。而與此同時，左宗棠率領的大軍連續在江山、常山等地獲勝，聲威大振。五月初一日，曾國藩的弟弟國荃向秣陵關發起進攻。秣陵關是金陵的重鎮，這時太平軍守備得並不太嚴密，清軍到達後，守關的太平軍將領不久便投降了。清軍繞過三汊河後向大勝關進逼。初二日，國荃派軍隊先埋伏在橋邊，然後六營大軍飛速前進。太平軍見清軍從後面抄了過來，害怕被困住，於是乘夜縱火，棄巢而走，清軍前去追擊，打敗了他們，奪下了大勝關、三汊河。這時彭玉麟駐守在金柱關，聽到曾國荃孤軍深入太平軍營的消息，恐怕被太平軍算計，於是便急調水師前來策應，由烈山駛近頭關。水陸結合，一舉拿下頭關。彭玉麟進攻江心洲，上面有堅固的石壘。水師用炮火攻擊。最後逼得石壘中的太平軍焚火自盡。清軍乘勝追擊，立馬奪取了蒲包洲，於是便停泊在金陵的護城河口。曾國荃率領三萬多名水陸大軍進駐雨花台，距南京城只有四里之遙。曾貞干駐紮在三汊河東橋一帶，在江邊修築起堡壘以保護西路糧道。就這樣開始了對南京的攻防戰。初四日，鮑超進攻寒亭、管家橋逆壘並一舉攻破。十二日，二萬太平軍共同向雨花台的清軍進犯，曾國荃設計埋伏將其攻破。十五日，鮑超在抱龍關擊破了太平軍，進攻寧國府。十六日，駐紮在金陵的太平軍大舉向清軍進攻，共分二十多支，並集結重要兵力向雨花台長壕猛撲過來，對清軍在南京的各處營壘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曾國荃在長壕奮力防守，雙方軍隊互有損傷。部將劉連捷英勇善戰，一舉斬了二千多人，太平軍紛紛逃跑，曾國荃冒雨修牆。而寧國府尚有二萬人駐守在雄黃鎮，二十四日那天晚上與太平軍勾結圖謀襲擊清軍。二十五日曾國荃派部將易良虎、劉連捷將他們擊退。這時，駐紮在這裡的清軍因疾疫已經死亡了大半，而偽忠王李秀成率領蘇、常兩地的太平軍二十多萬人來援助金陵。十九日，開始圍攻曾國荃的大營。太平軍使用西洋的落地開花炮前後轟擊，聲動天地，清軍各處布兵防禦，共與太平軍激戰了十五個晝夜。九月初三日，偽侍王李世賢從浙江率領十萬大軍來到這裡，攻撲更加猛烈。清軍傷亡很多，而太平軍傷亡更多。初五日，清軍出濠擊賊，攻破了十三座逆壘，殺了數千人。十二日，太平軍埋伏在地道的兩穴里，同時轟發，土石上飛，太平軍逾過牆進去了。太平軍白天並沒有怎麼進攻，反到了夜間輪番攻戰起來，連續地在清軍的營壕之外扎了一百多個營，相距僅二十丈，並在暗處挖地道，想乘著雨夜進行襲擊。曾國荃下令各軍開挖內濠、內牆進行防禦，分兵連破了七處地洞。十月初五日，清軍出濠，攻破了太平軍的十座營壘。太平軍兵敗逃跑，死傷無數。偽忠王、偽侍王無計可施便逃跑了。金陵大營才得以解圍。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鮑超、劉連捷向六安州發起進攻，苗沛霖包圍了壽州，公檄將凝學、毛有銘前去援助，使太平軍敗退。初七日，曾國荃、彭玉麟共同攻克了東關太平軍的營壘，然後攻克了銅城閘。這時曾國荃已經圍攻了金陵很長時間，太平軍想盡辦法解圍，太平軍與捻軍聯合做戰。這時同治帝頒布諭旨道：「此時曾國荃雨花台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墮賊詭計；湖北為數省樞紐，誠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團風，當不至任賊竄人。群醜蓄謀紛竄，曾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精心，以圖萬全。浙、滬兩軍事機尚順，左宗棠以杭城不難即克，而難於杜賊分竄，是以不急旦夕之效，固屬老謀。此時賊既紛竄北岸及長江上游，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即收搗穴擒渠之效。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事機也。」又諭：「曾國藩現駐皖省，為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發、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潁、壽、六安逆練紛紛撲擾，凶焰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洲北渡，聲言就食，不即擾及里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含，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為此包抄大舉，勢將圍裹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曾國荃之軍逼城為陣，不能遽撤，曾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集群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滸，實為東南大局安危所系，南顧彌增廑念。刻下皖事孔亟，計惟浙軍尚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曾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為援應，方為妥善。」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圍攻南京（2）同治二年四月下旬，曾國荃乘守城的太平軍因幾個月未作戰而有所懈怠時，命令清軍連夜襲擊雨花台，最後一舉攻下。在奏摺中，曾國藩對戰況的激烈大肆渲染，說是有六千名太平軍被俘殺，其實不然。雨花台緊鄰城牆，地勢較高，上面築有堅固的石壘，江南大營進攻了多年都未能拿下。李秀成聽說了這一消息，極為震驚，便在五月初撤離了天長、六合，率領軍馬援救天京。楊載福、鮑超率水陸軍乘勝追擊，佔領了兩浦，並對準備渡江的太平軍進行截擊。楊載福、曾國荃原計劃先把九洲對面南岸的下關、草鞋峽、燕子磯等地方攻下。五月十五日，清軍向九洲發起了進攻，太平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湘軍遭到了慘重的損失。進行了一天激戰，雙方仍分不出勝負。這天晚上，狂風大作，湘軍機發起猛攻，終於攻下九洲。把雨花台和九洲攻下來後，曾國荃便準備進攻聚寶門、印子山，曾國藩也把鮑超、肖慶衍兩隊軍馬調到江南，以便對天京形成攻圍之勢。但由於鮑軍中流行疾疫，江南一帶軍情危機，曾國藩攻圍天京的計劃破產。但太平軍的形勢也好不到哪兒去，李秀成的軍隊此時已損失了十多萬人，並且缺糧少餉，對清軍已無力反攻。曾國荃在六月到九月之間，先後猛攻南京城附近的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高橋門、七瓦橋，最後全部佔領了這些要地。十月，又派軍隊進駐孝陵衛。太平軍只能通過北神策、太平兩門進行聯絡。十一月初五，湘軍用地道火藥，炸塌了十多丈城牆。此時，天京已是岌岌可危。李秀成匆忙從蘇州、無錫趕了回來，但已於事無補，於是他在分析了整個形勢後，建議洪秀全放棄南京，轉移到江西。但洪秀全捨不得丟下南京城，太平軍的形勢無以緩解。同治三年正月，左宗棠在浙江、李鴻章在江蘇的勝利使得南京城的屏障盡失。但此時並沒有對南京城的攻守造成太大影響。湘軍此時又把鐘山頂上的天保城攻下，然後在太平、神策兩門外修築了堅固的石壘，派軍嚴加把守，從而形成合圍南京之勢。三月初，曾國荃更加強了對南京城的進攻，他命令湘軍在各城修築起堅固的石壘，並開挖地道，但地道所起作用不大，大多數被太平軍破壞。這時由於南京城久攻不下，清廷派李鴻章前來合攻。湘軍全力攻擊，守城的太平軍無力反擊，湘軍終於攻下南京城。曾國藩至金陵後，令熊登武把他的屍體從墳里挖出來給燒了。他在七月廿八日的日記中還有記載：屍體被挖出來以後，「扛來一驗，鬍鬚微白可數，頭禿無發，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黃緞綉龍包裹。驗畢，大雨約半時許」。洪天貴是繼位的幼天王，在天京被攻陷的當天夜晚，李秀成帶著他從城南衝出重圍。李秀成護主心切，讓幼天王騎上了自己的壯馬，卻不幸與大隊伍分散，一個人被俘虜。洪天貴在黃文英部的保衛之下，輾轉奔逃於安徽、浙江、江西，最後還是在江西石城做了俘虜，於1864年11月18日被處死。至此，轉戰十餘年的湘軍總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使命。第四部分：天國瓦解血洗南京城湘軍進入南京城後，對南京實行了「燒」、「殺」、「搶」的政策，如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南京大屠殺一樣血洗南京城。首先對南京城進行焚燒。太平軍大多依靠巷戰，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們的據點，湘軍為對付太平軍，乾脆把房子也燒掉了。他們並且把城中財寶劫掠一空。趙烈文曾這樣描述湘軍在南京城大肆擄掠的情形，「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甚至連曾國藩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說：「至偽天王府一看，規模俱仿宮殿之別，而焚燒無一存者。」大火在南京城一共燒了八天，如若沒有六月二十四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時得以平息。經過這番大火，南京城幾乎成了一片廢墟。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是這樣描述的：「九月朔日，全眷赴寧，初十日入督署，亦故英王府也。方師之入城也，搜捕餘黨，悉焚其巢穴，巨廈多為煨燼，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更為無淪矣。惟陳玉成以先死，其府獨空，遂未被災，故暫以之為督署。」湘軍入城後大肆屠殺生靈百姓。曾國藩在奏摺中這樣寫道：「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秦淮河屍首如麻。凡偽王、偽王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敵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當然這裡面包含有曾國藩為邀軍功而虛報數字的可能性，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湘軍確實殺人如麻。湘軍在把南京城攻下五天後，即六月二十一日，整個金陵城中，「屍骸塞路，臭不可聞」。在二十三日時，「精壯長毛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擔又無窯可挖者，盡情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一人俱無。老者無不受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為髮指」。可見，湘軍在南京城殺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並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殘、孕者，極其慘無人道。湘軍在南京城還大肆強擄和姦淫婦女，使婦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破壞。趙烈文曾說：「婦女四十歲以下一人俱無」，可見湘軍對待婦女之殘忍。許多湘軍將領都是好色之徒，總兵李臣典把南京城攻下一個月便一命嗚呼，原因是「恃氣壯氣盛，不謹疾之由」。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自己一手訓練的湘軍，是鼓勵他們縱火殺人的，那麼對於搶劫呢？他則是默許的。早在咸豐十一年，當曾國荃攻破安慶，運送了大量的戰利品到家裡的時候，曾國藩就已經對他不聞不問了。第四部分：天國瓦解領取戰功，自愧故友六月二十三日，湖廣總督官文、陝甘總督楊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曾國荃等會銜，一起向朝廷奏請了攻克金陵之事。這一爆炸性消息，使清廷內外都感到欣喜異常。捷報發出後才剛剛有六天時間，即六月二十九日，曾國藩便收到了朝廷賞他的太子少保銜，封一等侯爵，並且是不更替的世襲制；賞給曾國荃太子少保銜，封一等伯爵。此外，主將李鴻章被賜予一等伯爵頭銜，李臣典被授予一等子爵頭銜，蕭孚泗被封一等男爵，彭玉麟、楊岳斌、鮑超、駱秉章等，均由朝廷賞賜一等輕車尉世職，楊、彭二人還加太子少保銜。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湘軍文武官員都得到加官晉爵。曾國藩及其湘軍將領們個個都得到了晉陞，同時他們還得到了太平軍留下的無數金銀財寶。藉助無數中國人民的生命，那些湘軍將領們實現了升官發財的美夢。曾國藩謀劃多年的夢想終於成為現實，朝廷給了他無數的獎賞，撫今思昔，他知道今天的成功離不開無數將士效命疆場，尤其是眾多幕僚朋友對他盡心儘力的幫助。於是不免想起了昔日曾給予他幫助的人。而他初創湘軍時的合作者，如左宗棠、李鴻章均已高官厚祿，彭玉麟、曾國荃也都坐到了一省行政首腦的職位，而李元度則因為自己的阻礙一直都沒有加官晉爵。在這種情況下，他於同治三年給朝廷上一密折，希望朝廷批准他對李元度重新任用。其實曾國藩對自己這樣接連不斷地打擊李元度，也不是沒有感到後悔過，他在不同時期的反省程度是不一樣的，前期是歉疚中夾著怨恨，到後來則是覺得自己徹底對不起李元度。如在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因為李元度給曾國藩寫了一封賀稟，曾國藩想起以前自己和李元度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對自己對李元度的參奏難免有一些後悔之意：「旋與幕客久談，因李次青來一賀稟，文辭極工，言及前此參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覺有不安。」但他只是在偶然間才有了這種想法，其時他還是有些恨李元度的，如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給曾任自己幕僚的彭申甫的信中，就說他與李元度已經不可能再和好如初了，信是這樣寫的：閣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誼。弟於次青結契甚深，初不減於閣下。前歲被參之後，始作《小桃源記》，徑自回籍，猶可曲諒。厥後脫卸未清，遽爾赴浙，則乖睽深矣。頃於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復奏，仍參革職。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書，反覆追維，耿耿不安。自問平生不多負人，與次青許與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參革，仆固寡恩，渠亦違義。今夙緣已盡，無顏再合。渠果發憤為雄，誓灑此恥，或遂切實建立事功，則雖默傷乎私誼，猶將裨益於公家。若更浮沉，不圖自立，則非鄙人所敢知也。到同治元年五月在第三次向朝廷參劾了李元度之後，他逐漸改變了以前的那種心態，如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在給彭申甫寫信的時候，已稱自己不可能忘了他與李元度之間的友情。曾國藩與李元度在官場上的恩恩怨怨，清楚地表明了曾國藩做官的一條重要的原則，對於順應他的下屬，他會加以提拔，而對於忤逆他的，他一定會嚴加懲治。只是由於曾國藩歷來崇尚理學家的天理良心學說，才使他不致於把人逼到絕路上。第四部分：天國瓦解擅作主張殺忠王封號為忠王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軍事將領。咸豐十年，他帶領著軍隊把清軍的江南大營攻破，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軍事才能是非常傑出的。他與陳玉成一道，在楊秀清、石達開之後，成為太平天國軍事方面的主要力量。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帶領太平軍回到南京進行援助。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這個時候洪秀全已經去世了，李秀成護送幼天王洪天貴從南京城裡逃了出去，途中與部隊失散，李秀成落入了清軍手中。李秀成同陳玉成一樣是廣西滕縣人，因為他非常重信義而遠近聞名，並擅長用兵，軍中無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後，被曾國荃審問，李秀成回答說：「別再白費力氣了，給我紙筆，我寫出來就是。」他坐在囚籠中，每天寫七千多字，一共寫了十天的時間。據說，曾國藩原來承諾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殺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狀中，也已經表示願意投降，答應只要饒他不死，他可讓太平軍停止戰鬥：「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為姓洪之將，外眾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將，再有反覆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鎮在禁，容我寫信勸去。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但他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凌遲處死的命運。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有如下幾點：首先是因為李秀成太有名望了。洪秀全死後，李秀成實際上已經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給殺了，脫逃掉的他依然會領導幾十萬仍在各地戰鬥的太平軍，這對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對於這位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曾國藩也不可能掌握對他生殺予奪的大權，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決定的權力。其次是由於太平軍將士對李秀成的擁戴。《太平天國戰紀》中曾經有這樣的記載：「松王陳得風已降國荃，見秀成在虜，向之拜。國荃叱之，得風曰：『吾為母而降，事泄當死，蒙王不殺，今無以為報，故拜耳。』秀成被殺，年四十。」李秀成雖然已經落入了敵人手中，其手下將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秀成對將士的影響力。第三個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是李秀成對南京之戰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詳細，而曾國藩的奏摺大都偏離事實，在諸如南京城守兵、財富、湘軍的燒殺擄掠等問題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將這些事實泄露給朝廷，曾國藩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災難。這是曾國藩殺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李秀成寫了十天的供詞，每天寫七千多字，然而才有兩萬多字保存了下來，主要是因為曾國藩的刪節和修改。清軍在抓到了李秀成後，曾國藩在《奏報攻克金陵盡殲全股悍賊並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折》中這樣寫道：「至偽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五夜，提折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在給曾國藩的上諭中說：「其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系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泄神人之憤。著曾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並咨明沿途督撫，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朝廷的命令應該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然而，曾國藩卻玩了一個小小的把戲，即在朝廷的諭旨下達前就處死了李秀成，根本沒有等朝廷的命令。曾國藩竟敢不遵從朝廷的旨意，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第四部分：天國瓦解瞞天過海當然，曾國藩知道這樣做冒了很大的風險，於是，又於七月二十日補了一份《復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檻送京師已先就地處決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軍機處片》，在這篇奏摺中解釋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曾國藩遞給朝廷的李秀成的供詞中，刪改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朝廷覺察到了這一點，於是，又於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國藩補上他所刪掉的部分。這個命令讓曾國藩感到極為難堪，正是因為供詞中有些部分不便給別人看他才把它刪除的，他豈能保留？於是，沒有辦法的他也就只好裝聾作啞，在奏摺中不提任何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好在朝廷也沒有對此做更進一步的調查，他終於逃過了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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