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我國貧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貧富差距是指因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差距。若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範圍，還是有利於營造良性地竟爭氛圍，對社會進步是有益的。如失控超過警戒線，造成貧富懸殊的兩級分化並長時間得不到改善，那麼，則有會對社會穩定形成顛覆性地破壞力量。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生活水平整體有了較大提高，到上個世紀末從總體均衡來計算已達小康水平。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其中最大問題之一就是貧富差距過於拉大。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自古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財富的逐漸積累、過度集中和均貧富再分配的反覆循環，猶如加力的一根繞時空旋轉的軸心棒。驅動著上千年的歷史車輪搭乘著王朝更迭均沿此軸心旋轉，它是中國歷史環繞興亡周期律轉圈的主要推手。當前，我國也出現了貧富差距高企的嚴峻形勢，2008年的基尼係數就達0.49，明顯高於國際警戒線0.4的水平，並且持續在拉高運轉。要想跳出過去歷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渦」，必須十分認真面對這個問題。

下面來分析我國的貧富差距狀況及其主要生成原因：

一、當前貧富差距呈現代際固化

我國的貧富差距除了延續過去中國特有的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和行業差別之外，當前還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貧富差距形勢嚴峻；二是財富的社會結構發生新變化，前幾年還是窮人太窮，而現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貧富差距開始呈現代際固化趨勢。

一是貧富差距形勢嚴峻

我國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基尼係數早已突破國際警戒線，並且持續維持在高位。1981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僅為0.29，遠遠低於國際警戒線0.4；但是2000年以來，該指標已迅速突破國際警戒線，並長期維持在0.47以上，遠遠高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2005年OECD國家收入基尼係數的均值為0.31）。一些機構的調查數據呈現出更加嚴峻的結果：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2009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5；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更是測出，2010年中國家庭的收入基尼係數已達到0.61。如果將「隱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慮在內，中國家庭的實際收入差距則是遠大於上面統計數據的，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

根據經濟學者王小魯的研究報告得出：2008年中國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隱性收入」占城鎮居民「隱性收入」總量的比重高達63%。如果將「隱性收入」考慮在內，那麼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遠高於官方數據所給出的9倍；城鎮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組與農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遠高於官方數據所給出的23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於2013發布的城鄉居民家庭情況調查報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為6.2萬億元，約佔GDP的12%；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鎮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國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與收入差距類似，我國居民的財產分布狀況同樣逐漸惡化。

另據北大中國社科調查中心發布報告披露，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如果一個國家始終有大量不斷拉大距離的貧困人口的存在與增加，其經濟動力後勁不足，起伏動蕩勢出必然，最終會波及到每個人的起居安危。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財富畸形集中，必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聚增，中國五千年王朝的興衰史很好地映襯了這一普世規律。

二是過去的窮人太窮到現在富人太富、窮人照樣還很窮

十多年前中國貧富差距核心的問題主要是窮人太窮。林毅夫曾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的關鍵點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然而，當前中國貧富差距核心問題則變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潤全球富豪排行榜顯示，以10億美元作為上榜門檻，中國大陸上榜富豪數量多達262人，佔全部榜單人數（1453人）的比重高達18%。不僅如此，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未上榜的「隱形富豪」（也就是不能上檯面的「權貴」，這個「你懂的」）還多達750人左右。因此，中國實際富豪數量可能已經達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總人數僅為3953人，中國富豪佔比可能高達25.6%。

富豪持有了國家很大比重的財富。2008年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數據顯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財富為30億元，他們持有的財富占當年GDP的比重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財富猛增至64億，是2008年兩倍還多；他們所擁有的財富佔全國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們佔全國人口的比重僅為千萬分之七。

三是貧富差距出現了階層固化和代際固化現象

追溯我國近兩千年的科舉制度，雖然有導致知識僵化和遏制科技進步等缺陷，但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增強社會流動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了貧富差距不至於出現過度的代際差異。即使單個家庭很貧窮，也可以就讀於家族的免費學堂。通過科舉考試，還會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也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樣，恢復高考制度後，也改變了過去以家庭出身為背景來推薦上大學的不合理制度，重啟了社會流動性，因而深得人心。

但在當前教育制度不完備、社會制度不完善和遺產稅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現象。貧富差距的代際固化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貧窮傳遞給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後代是富人，窮人的後代依舊是窮人。

麥可思教育數據公司對中國2009屆50萬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該研究顯示：

例如，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員工子女較多的就讀於高職高專院校，而管理階層子女則較多的就讀於「211」院校。並且，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於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

又如，出身底層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艱辛。從學生畢業後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中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中未就業的畢業生只有15%。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生在就業質量上也處於弱勢，以2008和2009屆畢業生為例，畢業半年後他們的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再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披露，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家庭出身的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比例是他們在總體結構中比例的6倍（15.4%/2.6%），而農民家庭出身的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比例則只是其總體結構中比例的2/3（46.2%/72.9%）。

二、貧富懸殊的主要成因

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二是改革機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敗的成因；

一是發展模式方面的原因

我國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依賴於經濟改革來推動的。所謂經濟改革發展模式的實質就是放權，把人們的物質意識激活，或者是按哲學家所說的把「人性惡」的方面釋放出來，讓人們去追逐自己的利益，這是對人的本能一種釋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引入了多種所有制竟爭的態勢。根據當時情況辯證地看，這還是符合國情的。

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看：必須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私有制」順應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夠帶來生產力的高度發達。而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要素缺位的國家，社會生產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這樣不拘一格地先把生產力發展起來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來。這實質上是在補上資本主義要素缺位的「短板」，其策略應該還對。然而，這單一發展模式在帶來經濟騰飛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社會問題和弊端。其中拉大貧富差距和滋生腐敗土壤是其最大的負作用，這也是因發展模式造成了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十分驚人。經濟總量方面，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僅相當於美國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國、德國的1/3和英國、義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國人均GDP僅只相當於美國的1.5%、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於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實情，因而「發展是硬道理」成了當時的主旋律。

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相繼實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主要包括地區非均衡發展戰略（為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提供優惠、鼓勵措施）和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城鄉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財政、金融、教育、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政策）。

例如，1978－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財政支出（1795.2元）是農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總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經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鎮常住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發展戰略使經濟活動呈現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機會因此而存在巨大差異，再加上戶籍制度等體制障礙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結果使城鄉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是改革機制不到位的原因

按發展規律來說，經濟改革時應該同步啟動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這樣才能使整個社會變革有序地運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時我國經濟實力太弱，我們太注重經濟改革了，而配套的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沒跟上，也是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經濟改革是做「蛋糕」；社會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則是重組分「蛋糕」的權力；只有三者齊備，才能構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鏈條。

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較為完備的做法。它體現在社會財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供給者在市場中所獲得的相應報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過慈善事業對窮人的特定財富轉移，這有助於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問題。總的來說，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則是注重社會責任與道德良知。

對大部分發達國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同三個視角足以解釋收入差距的產生原因和應對措施。但是，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還存在另外一個重要的機制：體現在「非均衡發展戰略」上。我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經被強行分割開來，一部分人和土地獲得高報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則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報。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機制稱為「零次分配」，以區別於收入的初次分配，這樣在起步的一次分配上就顯得很不公平。

其中失地農民和因改制下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鄉兩類代表人物，其原因雖有政策不完備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敗造成的。大量的失地農民是因為「村主任」侵吞他們的土地補償款而淪為赤貧的，下崗的改制職工則是「廠長」、「經理」強佔了改制企業的資產才使他們一貧如洗的。

由於注重效率，西方發達國家初次分配後的基尼係數是比較高的（如德國為0.50，美國為0.49），但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最終的基尼係數（如德國降低至0.29，美國降低至0.38）。

相比之下，中國最終的基尼係數在二次分配之後仍然居高不下。對於這個結果，我們不能籠統地責怪政府不作為，或者簡單得出「二次分配無用」、「還是初次分配是關鍵」的結論。問題的要點在於，單一過分強調增長發展模式是導致初次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導得出，在這一發展模式驅使下，政府建立在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難有所作為了。

再則，慈善事業是救助貧困群體的有效機制，被稱之為第三次分配機制。比如，美國70%以上的公眾參與到慈善事業當中，85%的捐款來自普通公眾，平均每年每個家庭捐贈900美元。

而我國慈善發展水平較低，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2005－2012年，中國慈善捐款佔GDP的比例分別為0.03%、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2010－2012年美國慈善捐款佔GDP比例均在2.1%左右。雖中國GDP高於美國的1/2，但美國慈善捐贈總量卻是中國的近24倍，美國人均捐贈更是中國人均捐贈的上百倍。特別是中國的富豪們與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等美國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的差距。

另外，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導致了對貧富差距產生的「逆向調節」作用。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本應縮小貧富差距，但由於社保制度不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體並沒有參與到社會保障體系來，導致二次分配出現了「逆向調節」現象。由於社會保障強制性不足，截止於2013年底，中國城鎮就業人員的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的參保水平則更低，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20%和31%。

同時，社會保障體系「嫌貧愛富」。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的養老金「雙軌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逆向調節」的力度。比如，中央企業佔據90%以上的企業年金市場，通過補充保險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雖然從2005年開始，中央連續12年給企業離退休人員增加養老金，但由於「雙軌制」差距實在太大，僅憑「車水杯薪」的調節，難起到質的變化。加上現今只是簡單的「並軌」，並未出台縮小差距的辦法，這條「鴻溝」還將死死擋在兩類人群之中。若加上廣大農民的養老問題，差距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貧富差距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多數富豪不是來源於技術創新。政府在土地、資金、自然資源等的壟斷地位，擁有決定權力的人與想獲得資源的人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事實上形成了權力與資本結合的交易模式，這是富豪產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極大的拉大貧富差距：

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富豪所在的行業主要以房地產業為主。2013年的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約有263名內地富豪上榜，其中75名富豪以房地產為主業。在過去14年的胡潤中國百富榜中，房地產業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製造業超越。胡潤預測，房地產業仍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富豪的主要來源。而相比之下，美國富豪最多的三個行業是投資、通訊媒體科技和零售，德國富豪最多的三個行業是通訊媒體科技、零售和食品飲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個行業是製造業、礦產和零售，法國富豪最多的兩個行業是奢侈品和食品飲料。美國的富豪財富積累大多是基於創新領域，比如，蓋茨與微軟公司、喬布斯與蘋果公司等等。

「無創新的巨額財富積累」雖不是當代中國的「專利」，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的晉商以茶業和金融業為主、浙商以鹽業為主，可以說是富可敵國，但是，巨額財富積累並不是靠創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許經營和獲得壟斷地位。曾有歷史學者指出，「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眾多的「紅頂商人」也就應運而生。

「無創新的巨額財富積累」會帶來三個嚴重的後果：

第一，缺乏創新。既然巨額財富積累的核心是權力資本接成連襟所致，甚至是利益輸送所獲。即權力賦予准入機會和壟斷地位，進而獲得巨額財富，那這些財富要麼用於個人奢糜享樂，要麼用於利益輸送，決不會用於技術創新。這也是中國兩千年來特別是最近六百年來缺乏創新激勵的根本原因。

第二，留下了滋生腐敗的土壤。

第三，這種財富積累方式必然容易出現「仇富仇官」現象。美國有像蓋茨這樣的超級富豪，但是並沒有引起社會的仇富心態，那是因為美國的超級富豪是通過技術創新來累積財富。兩千年的歷史教訓，現在必須引為足夠地警醒。

還有一大重要因素出自非理性增長的房地產行業里。過去十多年中國房價上漲幅度驚人。1998年房改之後，絕大多數年份里各類房屋銷售價格漲幅都明顯高於CPI漲幅，並且二者差距在2001年之後大幅提高。全國一線城市房價漲幅更大，比如北京和上海2001－2012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2.1%和12.9%。而後的北上廣深一線城市都如同「比學趕幫」式的非理性增長，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奇型」的垢病。當前的高房價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政府的「土地財政」，打破了利益「供給則」平衡造成的。

高房價是拉大中國貧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產市場雖然收益高，但主要是富人群體參與多，而窮人群體因無實力參與很少，富人家庭的房產占財產的比重比窮人家庭高得多，而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積更大，因此房價上升進一步擴大了富人和窮人間的貧富差距。

奧爾多投資研究中心2007年的數據表明，財產持有最高10%的家庭資產中，房產佔到了46%，而財產持有最低10%的家庭基本不持有住房資產。由於投資房產所需要的資金遠高於其他投資品種，因此房產是一種只適宜富裕人群的防通脹投資工具。購買住房可以使用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但即使是通過銀行貸款途徑籌集資金，高額的首付對於中低收入者來說也是難以承受的，因此房價上漲所帶來的財產保值增值收益嚴重偏向於富人。

同時，地區間房價上漲幅度不同，發達地區房價上漲比落後地區更快，導致地區間財富差距擴大。城鄉間房價形成機制不同，城市房價持續上漲擴大了城鄉間財富差距。由於過去部分單位長時間擁有福利分房，而這些單位又是「權貴」集中的地方，因此高房價又導致財富再分配加大流向這部分人群之中。

三是腐敗的成因

這方面的原因眾所周知。例如，原鐵道部長劉志軍案發後，其它的資產不說，光追繳的房產就有370多套。這從一側面窺測了「權貴」在房地產業，起著支配性地位作用。又如，已暴露與打掉的各類「老虎」，貪得的資產數額一山更比一山高，從中可見貧富差距令人撐目結舌。再如，加上眾多的「老虎」與成千上萬的「蒼蠅」，經他們搜刮的難以計數的民旨民膏。這無疑使本處在財富分配末端的民眾更是「雪上加霜」，進一步加大了貧富差距。

總之，我國的貧富差距狀況到了相當嚴峻的地步，已成為反腐與全面深化體制改革要十分認真面對的首要問題。反腐、改革的力度與深度，決定了貧富差距縮小的程度，更能檢測出民心聚攏的氣度。

如果允許貧富懸殊兩級分化的社會問題的長期存在，又想搭建一個和諧有希望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那就如同「痴人說夢」。因為，這還不僅有悖於尊重人的自由與平等權利的普世價值觀，更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格格不如。走共同富裕道路才是社會主義追尋的目標，「兩極分化」則是與其背道而馳的「邪路」。

因此，怎樣儘快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成了執政黨在與時俱進「大考」中「分數」最高的必答題。因為它事關中國是否再次陷入興亡周期律歷史「旋渦」的顛覆性大事，相信執政黨深知其責任是重於泰山的。

作者：清新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