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美國的自由與限制：一切皆有可能已成過去

　　《水滸傳》第五十二回中，柴進篤信法律：「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則看得明白：「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

　　看來，古人雖有法有典，但不一定「依得」。說理的地方都不易找，更不要提追求自由、平等、公正了。

　　歷史終歸是進步的。

　　如今，憲法已成為大多數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人民對理性政治與美好生活的追求都體現在這「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上。」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僅有200多年的歷史，但美國卻是擁有成文憲法歷史最長的國家。正是1787年費城會議上起草的《聯邦憲法》，創立了民主共和體制，使美利堅從草莽中崛起，迅速成為國際上最具活力的超級大國。

　　美國憲法並非「一成而不易，鏤之金石，懸之國門」，依照王希教授的分析，美國憲法是一個多元利益相互妥協的產物，其內涵不斷被重新界定，憲法的生命力因新的原則和實踐不斷地加進來，而不斷得以更新，成為一部「活著的憲法」。

　　王希教授長期致力於19世紀美國史、美國憲政史、內戰與重建、美國黑人史研究，對美國社會有細緻的觀察。作為一個被學生稱為傳道士般專註且充滿激情的歷史學者，他常年奔波於美國和中國的大學之間講學，並以一個中國人特有的現實關懷感關注中國當下的發展。

　　近期，王希教授接受了本報專訪。

　　民主是一個歷史過程

　　《21世紀》：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大學裡教美國歷史，能先講講您的學術經歷么？

　　王希：我是1984年去美國的，最初的目的是想研究美國現代化的歷程。當時我很關注19世紀美國史，尤其是美國內戰和重建過程。我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的內容：美國的政治史、憲法史，還有美國黑人史。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分析美國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從建立、實施以及最後失效的過程。這條修正案的內容是賦予內戰後獲得解放的美國男性黑人政治上的選舉權利。

　　1993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隨後到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然後就到賓州印第安納大學教書，目前擔任該校歷史系系主任。1997年，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我出版了英文專著《民主的考驗：1860到1910年間美國黑人選舉權與北方共和黨人的政治》。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敘述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的歷史，二是以此作為一個案例，來討論美國民主的內涵和本質。在書中，我把民主當做一種政治過程來觀察和討論。

　　從1997年開始，我利用暑假回國教書，主要是給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的研究生開美國史課程。在此過程中我感到，中國非常需要了解美國憲法的發展。所以我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主要是把美國憲法制定與成長的歷程做了一個連貫的敘述和分析。後來我又翻譯了我導師埃里克·方納(編者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曾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和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著作《美國自由的故事》。

　　為什麼要翻譯這本書呢？因為當時國內對自由問題的爭論很多。但是大家對自由的討論基本上是從抽象層面來爭論，如要不要自由，要什麼樣的自由等。但方納的著作是把自由作為一種歷史經驗來描述。我覺得，從歷史的角度看，自由是一個範疇、一個概念，但自由必須具體化，也就是說，必須通過具體的法律、公共政策和公民權利來體現。在美國歷史上，不同歷史時期的「自由」有不同的涵義，也有不同的政策演變。而且圍繞自由，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利益集團會有觀點的衝突，衝突的結果最後會演化為不同的政策。

　　《21世紀》：您的著作或文章大多選擇與憲法相關的角度來研究美國歷史，為什麼選擇這個領域？

　　王希：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以後到民國初期，中國人對美國的制度是非常熱衷和關注的。從魏源、徐繼畲到梁啟超、孫中山等人莫不如此。但自上世紀20年代以後，一直到7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美國憲法研究很少。我去美國的時候，即選擇了美國政治制度演變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在自己的英文著作的前言里曾經這樣寫：我這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常喜歡對民主高談闊論，進行抽象式思辨，但是從來沒有機會把民主作為一個過程來研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來考察。我的目的就是要觀察民主作為一種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在運作過程中，民主這個概念又是如何演變的。中國的學者在過去沒有機會接受這樣的訓練，也沒有機會來做這方面的研究。

　　在近現代史上，美國是最早實施共和制的國家，雖然它的歷史很短，但它在實踐政治民主方面，可以說是歷史最長久的國家。除此之外，美國也是第一個建立成文憲法的國家，又在內戰後將奴隸變成具有選舉權的公民。這些使我對美國憲政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我在做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看了很多19世紀美國的檔案，不同的人都用同一種語言，即憲法語言來說話。黑人要求有選舉權，被打敗的南部白人不同意給黑人選舉權。雖然他們持相互對立的觀念，但都用同一種憲法語言來表述自己的政治訴求。憲政是基於憲法之上的政府治理和政治運作，憲政的內容非常豐富。所以，不能做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憲政是好還是壞。在做判斷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憲政是什麼；憲法是怎麼制定、怎麼發展、怎麼演變；制定憲法的一系列的原則，包括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聯邦制、人民主權等，這些概念在1789年是什麼意思，在1900年是什麼意思，在2000年又是什麼意思。同樣的憲法概念或原則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涵義是不同的，不能從一種僵化的概念來研究美國的發展。這種研究讓我覺得非常激動。

　　美國歷史是公民建設的一部分

　　《21世紀》：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美國講美國史是不是會有一些壓力？

　　王希：有非常大的壓力。一個壓力就是你對美國史到底知道多少。畢竟我是二十幾歲才去美國留學的，此前在國內學習到的美國史，是很膚淺的，真正的美國史訓練是到了美國後才開始接觸的。所以我時常要保持對自己的一種懷疑：自己對美國歷史知道得到底有多少。美國的公民教育非常深厚，我的美國同事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習本國的歷史，且每天耳濡目染。所以對我來說，第一個挑戰就是在知識厚度和知識寬度上，對美國史了解多少。直到現在，雖然我天天上課講美國史，但還是要不斷地大量閱讀，來保持自己對本專業知識的積累。當然，哥倫比亞是美國史研究最好的大學之一，而我的導師埃里克·方納本身不僅很有影響，也是一個極為嚴謹和優秀的教授。我得感謝哥大給予我的紮實訓練。

　　《21世紀》：除了這種文本上的研究，是不是還需要對美國精神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你才能去說服人家，你的國家歷史是這樣發展的。

　　王希：對。知識不光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有理解的問題。講歷史不能照本宣科，必須把它融會貫通，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實際上，好的歷史學家講課的時候更多的不是書面式的語言，而是用他的理解，用對文化的一種設身處地的感受，做出能夠引起人聯想、引起共鳴的講述。我選取19世紀的政治史、憲法史和黑人史作為研究領域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一方面這些領域的文本資源豐富，另外它們也為我提供一個跨學科的廣闊平台。因為在美國生活，我有機會，並盡量從我接觸到的文化氛圍、文化實體和文化經驗中吸收東西，增強我對美國歷史的理解，這種經驗對我的教學和寫作都非常有幫助。

　　當然，我能在美國教歷史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美國大學比較開放，至少我的同事們會認為，外國人講美國史，只要他所受的基本訓練很好，對基本史實的把握是準確的，那他一定會有不同的視角。

　　第三個挑戰是，歷史是帶有感情的一門學科，尤其美國的歷史具有一些特殊性。美國歷史比較短，但美國人每天的日常生活、政府決策等與這個國家的歷史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所以歷史變得很重要。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它國內的民族自豪感對其歷史很有影響。作為外國人去講美國歷史，會涉及如何找到平衡的問題。美國人講歷史時會用「我們」。講課的時候是用「we」還是用「American」，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我一般會根據不同的情況，如果需要把學生放在一個歷史的場景裡面，我會用「我們」，但是我如果是在敘述史事的時候，我會用「美國」，或者「美國人」。這是我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

　　還有一個挑戰就是語言。雖然我是學外語出身，在美國求學十年，教了十幾年的書，也可以用英文寫作。但是用英文講課還是有很大的挑戰性。我幾乎每天都在學習，而這個學習過程帶給我無比的喜悅和動力。

　　《21世紀》：這需要很大的激情。

　　王希：是的。我覺得一方面可能是我的性格、我的知識背景和教育背景所致，另外一方面是我對學術求真的信仰。激情背後需有理性的支撐，而理性完全可以通過激情來表現。

　　《21世紀》：您講美國人很重視歷史，但我感覺美國人重視歷史的方式是實用的、理性的，不像中國那樣對歷史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和喜好。

　　王希：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強烈的歷史感。不管人們承認與否，我覺得中國和美國對歷史的認知和對歷史的應用，可以說大同小異。但是表現方式不一樣，這與兩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有關係。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的文字文明，我們向來對歷史很尊重。在我們的語言中、生活中、在父母對子女從小的教育中、我們周圍的環境中都充滿了歷史的東西。比如說，我們日常對話中所用的成語，每個成語後面都包含一個歷史故事。所以中國歷史是以一種文化浸潤的方式進入我們的生活，有時是察覺不到的。

　　而美國的歷史相對來說比較短，如果從美國在北美建立一個殖民地算起，即1607年開始，美國歷史到現在不過400多年，作為一個國家的歷史的話，美國僅有200多年的歷史。另外， 美國是個由外來移民組成的國家。美國人靠什麼來建立國家認同？靠共同經歷和共同認可的歷史。所以，在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歷史成為其公民建設的重要內容。

　　美國人對自己歷史的認知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最初的美國史是由一批白人作家來寫作的，那是一部英雄的歷史。這種英雄史觀將美國看成是人類歷史的一個例外，頌揚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把民主和自由奉為美國的精髓。實際上這種歷史觀掩蓋和無視了美國歷史上許多的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的內容，包括對奴隸制問題一帶而過，也將美國人中的一大部分人排斥在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之外。

　　這種現象到近代有了明顯的改觀，尤其在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後，美國史學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形勢的發展，美國人需要調整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黑人、印第安人、婦女以及其他少數族裔是沒有選舉權的，也就是沒有參與國家建設和公民建設的渠道。後來他們有了選舉權進入政治領域之後，就要求對公民的教育重新定義，要求重寫美國歷史，要求給學生提供一個完整的美國歷史觀。所以，美國史學的變化非常精彩。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也是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處在不斷的定義和再定義之中。雖然使用的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社會正義等這些概念，但它們的內涵是變化的。

　　「我們是誰」

　　《21世紀》：美國是一個文化、種族、族裔、宗教信仰都非常多元的一個社會，它是怎樣維持國家認同的？目前有一些分析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危機，比如亨廷頓寫的《我們是誰》，您怎麼看目前美國的國家認同問題？

　　王希：亨廷頓這本書非常有影響。他寫作的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美國出現了多元化主義，不同的群體都在要求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擔心這種多元化的利益訴求會分裂美國。但是我覺得這種擔憂有點不必要。

　　美國維持國家認同與它對歷史的重新界定、重新詮釋很有關係。美國內戰之前，「美國人」這個概念基本上被定義為白人。經過內戰的解放黑奴運動及20世紀的民權運動以後，美國從法律上廢除了種族歧視，修改了帶有種族歧視的移民法，越來越多的非白人族裔的移民加入美國國籍，成為了美國公民。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家認同問題就變得比較突出。

　　《21世紀》：在現在的美國，「我是一個美國人」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麼？

　　王希：這個問題與「我們是誰」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認同問題的提出與以種族、族裔為基礎的公民利益群體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興起有關。在民權運動及其之後，黑人、亞裔人、印第安人、拉丁美裔為反抗長期以來的體制性歧視，以種族、族裔利益為基礎，組成事實上的利益群體，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並在文化上追求一種與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不同的群體文化。比如講西班牙語的南美洲人移民到美國，成為美國公民，但他們仍講西班牙語，集中居住在南部和西部州的某些社區，有自己的社區，連美國國歌都要用西班牙語唱。這就對原有的以新教、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英語為基礎的美國文化認同提出了挑戰。

　　美國有一個現實問題，即移民人口在不斷增加，而今後的主要移民是來自亞洲和拉美國家的非白人移民。根據預計，到2050年，美國的有色人種可能佔到美國總人口的一半。也就意味著在21世紀下半葉，有色人種可能成為美國人的多數。

　　到那時，國家認同將變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所以，要使所有美國公民真正變成美國人，就要不僅從國籍上，而且要從心靈上、感情上、思想上認同美國的價值觀。這自然涉及到一個問題：美國價值觀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有爭議。以亨廷頓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美國的文化根源是從英國來的，政治文化的根源更是來自英國和歐洲傳統，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但什麼叫自由，什麼叫民主，什麼人可以享有自由，可以享有民主，卻是有爭議的，所以，歷史學的研究就是反映這種爭議的。另外，很多人提出，還要把平等、寬容、包容和多元作為美國價值的一部分。

　　我要講另外一個問題。在全球化的現在，華人也好，其他族裔的移民也好，他們與祖國的聯繫遠遠比早一代人更加緊密。以前去了美國好像不能再回國了，必須要認同美國。但現在，跨國流動很頻繁，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經濟上，現代移民都可以與自己的祖國保持密切的關係。所以，有美國人擔心，美國的外交政策會被由各種族裔組成的利益集團所左右，這些集團會利用美國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機制來為其母國的利益服務，從而影響和分解美國的國內政治和腐蝕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這也是亨廷頓等最為擔憂的事。

　　《21世紀》：很多美國移民都會有一個「美國夢」，即憑藉個人奮鬥，有朝一日可以成為比爾·蓋茨那樣的人，甚至能成為美國總統。但目前很多分析認為，美國的這種社會上升機會在減少，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的趨勢，您是否有這種感觸？

　　王希：美國社會確實是有階級、階層的分化。在美國，「階級」這個概念還是用的，只不過美國人不太願意承認階級存在的現實。你要問美國人是屬於什麼階級，大多數人會說自己是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的分類很多，從年收入2萬到20萬都可以說自己是中產階級。前段時間，紐約時報用了四個指標作為來決定一個人的階級地位的參數：經濟收入、職業、房產價值，還有其所受的教育。由此可見，美國人對「階級」的認知與我們傳統所用的經濟地位的指標有所不同，它是一個綜合性的認知。

　　目前，要進入美國社會最高層，這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施瓦辛格的故事不是每個外來移民都可以重複的，不要忘了他的妻子也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員，很有背景。

　　在美國，如果要進入政界、白宮，或者要競選議員等，一定要有很好的人際關係，要有深厚的經濟實力。最早的政治上的人際關係主要在大學裡建立，而且是在最優秀的私立大學裡建立。上什麼樣的私立大學，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一個人將來在政治上的發展。當然，能上什麼樣的大學，又與上什麼樣的中學和小學有關係。並不是窮人就上不了最好的大學，只是機會更少罷了。比如哈佛大學就對優秀的窮人學生提供免費的就讀機會。可以說，美國是一個很有秩序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很有限制的國家。除此之外，美國還有許多隱性的、不公正、不公平的「潛規則」，不僅在經濟領域如此，在政治領域更是如此，很難突破。對於普通移民，甚至對於本地生長的美國人來說，並不像19世紀那樣一切皆有可能。

　　美國人變得非常現實

　　《21世紀》：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在美國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您怎麼看這兩種價值取向對美國的影響？

　　王希：可以說，美國早期是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並存的，早期的理想主義帶有新教的普世救濟的色彩。但我認為，理想主義在今天的美國影響很小，實用主義遠遠超過理想主義，美國人變得非常現實。

　　《21世紀》：9·11事件之後，美國人的價值觀有什麼樣的變化？是否有保守化趨勢？

　　王希：美國人一直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國家。但9·11之後他們開始覺得，美國的價值觀並不是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歡迎。

　　目前，美國社會有兩個方面的回歸。一個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回歸，比如國會撥款提高中學的美國史教育水平，尤其強調對美國的「建國之父」們的學習和了解，資助中學老師，讓他們進修美國史，理解美國的價值觀。國會要求各個高校舉辦系列活動，定期紀念聯邦憲法的誕生等，這在以前很少見。

　　第二個是宗教價值觀的回歸。在後工業化時代，美國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單親媽媽、青少年持槍殺人、校園暴力等，美國人感覺到社會的道德價值體系在崩潰，社會缺乏一個道德的基礎和支撐。以前這些問題主要是靠教會和學校來解決，但教會體制化愈演愈烈之後，人們覺得教會只是為了賺錢，而且講的東西沒有意義，所以，年青人並不熱衷於教會的說教。但9·11之後，很多人感到一種無奈和恐懼，又到宗教里去尋求理想，或者尋求一種安慰。所以，現在電視佈道師一下成了一個熱門行業，影響廣泛。

　　《21世紀》：這些佈道師是什麼背景？

　　王希：他們的背景都是神學家，但他們有很強烈的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是屬於極為保守的一類。但他們也是精於市場效應的宗教商業家，他們基本上可以被稱為是一種市場化的佈道家。美國的電視台、電視佈道家注意到現實的問題，然後從《聖經》中找出東西來解釋。宗教又引起了人們的認同。

　　布希總統被認為是一個迷途知返的榜樣，他在妻子勞拉的影響下重新回歸基督教，很是篤信。還有很多人到中年的美國人也回歸宗教以獲得「再生」。這在文化上是對美國多元化的社會提出一種挑戰，產生了分歧。自由派認為，多元文化應該是美國文化的未來，美國應該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寬容應該成為美國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而保守派認為，如果有多元的價值，那就不可能有核心的價值，而美國的價值觀必須要有一個文化根基，而這個根基應該是基督教。所以，這又涉及到核心價值觀的定義問題。

　　(被訪者言論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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