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敢明：從傾向西方經濟學到自覺擁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首先，讓我感謝浙江大學和MPA教育中心的主任徐林博士，浙江大學是國際知名學府，雖然徐主任同我素昧平生，但他把這次講座機會給了我，同到會的各位老師和同學交流自己的認識。

其次，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一個學者，而是看作一個學長，也就是一個年齡比你們大一些的同學。因為我在這裡要講的，與其說是傳授專門的知識，不如說是座談一個老同學的學習經驗和工作體會，但願它對你們未來的研究和工作有所啟發。

一、我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接受和認識轉變過程

我大學所學是建築工程專業，三大力學四大結構，大量的數學計算，訓練了我的邏輯推理和計算能力。研究生所學雖屬於經濟學，但研究方向又是經濟數學模型。加上本人一直愛好數學，還在研究生就讀時，就寫過一篇線性規劃方面的數學論文。所以，我是一個「理科」類型的人。做事、想問題都愛問「為什麼」，注重邏輯證明。

我入讀研究生的那一年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革命傳統德高望重，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春風撲面而來。往左一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吳樹青、吳易風在課堂里為我們授課。前者1989年任北大校長，後者的著作我在中學裡就拜讀過。往右一看，西方世界的嶄新觀點,包括經濟學、行為科學等帶給大家的好奇和興奮、又如撓腳抓心般讓人騷動。

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同時學習的過程中。由於後者在表述形式上更接近於數學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傾向於西方經濟學。例如，有了導數和微分的基礎，對「邊際效益」的理解就很自然。畢業論文在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悉心指導下完成出色。論文對當時國家主管部門和經濟學界熱烈討論的積累率問題，以理工科的嚴謹給出的分析結果是，我國積累率應在21.6%與28.8%之間為最優，至於偏向區間的哪一頭，取決於即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偏好，但無論如何不應超出這一範圍。這個結果，細化和印證了以陳云為代表的中央意見和經濟學界關於積累率應在20% ～30%之間的經驗感覺。不久，國內學術界在西安舉行全國第一次數量經濟學年會，我這篇論文入選，會後被收錄於《理論研究》雜誌(1982年第4期)。按說，這已經算是一篇不錯的成果了。

不僅如此，從形式上看，這個模型對西方經濟學中著名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做了改進和推廣，一經發表即引起國際學術界反響，還收到了美國羅得島州立大學赴美合作研究的邀請，費用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再往後，經中國人民大學系統分析教研室龔德恩老師從數學上進一步完善，改寫為《用最優控制方法研究我國的積累率問題》，發表於中國科學院系統的《信息與控制》雜誌。數年後,《積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學出版社以及至少5所高校分別出版的「經濟控制論」類教材所收錄，也引起了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重視。也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在茅於軾先生手把手的引導下，進入了數理經濟學的大門，並且成為改革開放後在中國較早傳播這類學問的研究人員之一。在經歷過「十年文革」、上山下鄉的一代人中，經過3年學習訓練，就能從經濟學的一個門外漢，取得這樣靠前的成績，應當不算愚鈍吧？這時的我才二十八、九歲。

顯然，沿著西方經濟學的道路，我有毫無疑問的美妙前途。同時，就生活狀況而言，我從陝西來到北京，從一個基層技術員，成為中央國家機關的政策研究人員，肯定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就個人利益而言，我誠心誠意地擁護改革開放。

1981年研究生畢業以來，我有機會隨同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參加農村改革調研；有機會在國家建設部參加建築業改革調研；有機會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與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討；有機會進入中南海成為國家體改政策研究的近距離參與者。這期間我提出過許多重大政策建議。如全國最早（1982年）提出領導職務競爭上崗，第一個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辦法，主筆全國建築施工招標投標第一個文件的起草。國家實行保值儲蓄期間，作為非主流觀點提出下調儲蓄存款利率的政策建議，並最終被朱鎔基總理採納等。

我進入中南海工作是1988年。此前10年是1978年，我從陝西來到北京讀研究生。再往前10年是1968年，我作為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從城市到了農村，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這樣的履歷，使得我對社會的基層、中層和高層都有所了解。從1988年到1992年，作為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研究人員，作為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國規劃和辦事機構——國家體改委——高級經濟師，我確信了兩件事：第一，在中南海工作的高層領導總體上都很睿智，更是兢兢業業，禪精竭慮地為國家、也為自己的歷史機遇而努力工作。第二，中南海的信息很靈通，了解情況的渠道也很多。國家的得失成敗、人民的喜怒哀樂，原則上沒有不知道的。

這就糾正了我過去在基層的一個幼稚認識，以為下面的那些消極情況中央不知道。每當遇到壞人壞事，總想給中央領導寫封信，反映反映。

這也糾正了我過去在中層時的一個幼稚認識，以為中央領導不如自己高明，每當看到社會運行方面的缺憾，總想給中央提些建議，改進改進。

有一個同我經歷相仿，但比我更有能力的同事，擔任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的主任，有一次不經意間說了這樣一句話：「過去我總覺得自己報國無門，現在才知道自己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換句話說，經濟發展的種種困難、社會狀況的不盡人意，其根本原因，並非誰不盡職，也並非誰不聰明所能解釋的。這背後應當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這也可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歷史上曾經有過舜、堯及李世民這樣有為的皇帝，也不乏包公、海瑞、于成龍等一批好官，而社會狀況仍然弊端重重，包括不能做到長治久安。

我記憶明顯的一件事是，1988年物價指數接近20%，出現了搶購風潮。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通貨膨脹就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吸納儲蓄是應有措施之一，順理成章的是提高利率。當時為防止居民大量提取儲蓄進行搶購，避免所謂「籠中虎」下山，央行一度出台過利率很高的「保值儲蓄」。而實際情況卻是複雜的。當我經過調研一反主流觀點提出降低儲蓄利率時，曾被認為「不懂金融」。幸虧朱熔基總理慧眼識金，採納了降低利率的政策措施，事實證明實施效果良好。

類似的案例多次發生，使我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本身產生了懷疑。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就科學發展的歷史性進程說過這麼一個現象：棋手們在對局時遇到死棋，起初棋手不會去懷疑遊戲規則是否正確，而只能責怪自己的能力不夠、水平不高。當多次出現死棋，棋手終於醒悟，可能是遊戲規則本身有缺陷。於是修改遊戲規則，從而在深層次上推動了棋藝的發展。

1988年我成為「國家體改委高級經濟師」時35歲。俗話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時的我正處在「而立」與「不惑」之間。當經濟學理論與改革實踐不斷產生矛盾時,迫使我這個注重邏輯思維的人苦苦思索。當把理論的描述與許多親歷的事實聯繫起來思索後，忽然有一種「頓悟」的感覺，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西方經濟學講了這麼一套道理：在一個買賣自由的市場上，每個人拿著自己的產品和勞務同別人交換。通過反覆進行的討價還價，逐漸形成一個公認的交換比例，即市場價格。市場價格給買賣雙方一個評價優劣的明確標準，給社會財富一個進行分配的合理尺度。在這個標準和尺度的引導，社會逐步形成稀缺資源的最佳配置。再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用的是「因為——所以」、「假定——必有」的推理模式，優點是邏輯嚴謹、形式優美，且符合近300年來以、以經典力學為代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說，同一種思維模式，很易被接受。

自亞當·斯密以來，眾多優秀的學者經過200多年的不斷錘鍊，使得上述道理越講越精彩，體系也越來越龐大。它們各個部分相互印證，逐漸形成公理化的表達形式，使進入這個領域的初學者甚至部分專家，如同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眼花繚亂，只覺美不勝收。

現在我們要提問的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客觀世界的正確反映嗎？

作為推理嚴密的一套邏輯體系，西方經濟學賴以成立的前提是：「自由買賣所形成的市場價格必然合理」。而市場價格之所以為是合理的，可用反證法來證明：如果買賣雙方有一方認為不合理，就不可能成交；既然成交了，那就意味著雙方的認可，當然是合理的。雖然在某一次交易中可能會有偶然的不合理，但無數次的偶然，在大數定律的意義上，一定是必然，一定是合理的。

如果這個前提真的堅如磐石，那西方經濟學總體上也就無可置疑。所需要做的，僅僅是修補完善的工作。而作為一個學生，如果是從書本到書本的學習，也很難看出這裡有什麼不對。甚至會由衷地讚美這是真正的科學。這正如中國一句古詩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但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卻發覺，恰恰是「自由買賣所形成的市場價格必然合理」這個前提大可懷疑！與其說它是一個普遍適用的事實，不如說包含更多的理想成分；或者說，只在一個非常狹窄的意義上符合實際。當進行討價還價的買賣雙方恰好地位平等時，上述結論成立。而當人與人地位並不平等，包括權利不一樣、信息不對稱時，討價還價並非各自勞動的真實反映，往往是無可奈何的「城下之盟」。譬如一個躺在手術台上的患者，與拿著手術刀的醫生，兩者之間由於信息不對稱，很難設想所謂的「討價還價」。難怪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搞市場化就很不成功。

生活在現實中的觀察者都不難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是相對的，不平等則是絕對的；平等是少見的，不平等才是常見的；平等是美好和理想化的，不平等才是實際和揮之不去的。

就說大家熟悉不過的計程車市場。北京一個「的哥的姐」風雨無阻、每日工作14個小時，月收入3000元。而上交的「車份兒」每月4000元。一個老闆如果有100輛車，每月收入就是40萬元，有1000輛車，每月收入就是400萬元。誰定的這個價格？市場！調查發現，車輛本身的價值或投資實際上無足輕重！之所以在討價還價過程中產生如此偏愛老闆一方的價格，就是因為勞資雙方地位不平等。表面上，勞資雙方在訂立合同時，還是「的哥的姐」懇求老闆把車租給自己的，看不到強迫，也看不到欺騙，看到的是「雙方自覺自愿」，完全符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但我們要問：買賣雙方所定的這個「市場價格」合理嗎？

還有一個事例更說明問題。據年報，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稅前年薪超過了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為6616萬元，合每天18萬元還多。

這個薪酬是誰定的？不是黨和國家，也不是計劃機關，只能歸結為市場。它合不合理？在西方經濟學看來是合理的。因為企業願意出，馬明哲願意拿，買賣雙方達成一致，且表面上看來也符合既定合同。因而說不上任何問題，任何不當。

但就所付出的勞動來說，它合理嗎？這個薪酬水平，相當於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2757年的收入（按每月2000元），從東周列國開始一直工作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中，人與人收入天地之差的狀況很普遍。很多都不能用能力和貢獻的差別來解釋，包括我們經常看到和聽到的、同工不同酬現象的存在。當然，追查下去，源頭必然就是地位的不平等。

所以，至少在勞動力價格上，市場並不向西方經濟學所說的那樣，能做到普遍意義上的合理定價。深入看，市場經濟的根本缺陷，還不在於它某一次或在某些地方給出的價格不合理，而是在於它給出的價格尺度總是偏愛有錢有勢一方，反覆作用的結果又形成馬太效應，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狀況。難怪就連西方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薩繆爾森先生都說，「富人的狗可以喝牛奶，窮人的嬰兒應當挨餓，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之一」。市場經濟的根本缺陷，借用系統理論的概念，在於它是財富分配的正反饋系統。

在徹底明白了這一點後，我越來越感到「市場定價並不完全合理，甚至完全不合理」的結論是如此顯然。也感到一些專家在作政策研究時，不分場合地將「市場機制」當作天然合理，不看前提地將「市場價格」當作資源配置、利益調節的合理基點，是一個多麼「想當然」的做法，可能造成多麼嚴重的失誤。

從2008年起，眾多專家學者並決策者都公開指出改革遇到了難題，經濟遇到重大困難。難題和困難的根本點何在？其實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包括所謂內需不足。譬如就房地產看, 「人沒有房住，房沒有人住」 的現象同時存在。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觀點，說中國目前遭遇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那不妨再問一句：美國次貸危機的原因又是什麼？是真的缺房還是缺少有效的購買力？根源不還是兩極分化嘛！窮人想買房，因收入有限只得去貸款，貸款到期還不上就成了危機。從物質財富看，房子是有的，甚至已經住上了，但就是買不起。

我們不妨重讀來自美國1929年的故事，一個礦工家庭母女倆的對話，更易理解什麼是市場機制下的所謂「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

「媽媽，屋裡冷，為什麼不生火？」

「因為家裡沒有煤。」

「家裡為什麼不買煤？」

「因為爸爸媽媽沒有錢。」

「爸爸媽媽為什麼沒有錢？」

「因為爸爸失業了。」

「爸爸為什麼失業了？」

「因為爸爸挖出的煤太多了。」

還有類似「把牛奶倒入海里」這種匪夷所思的舉動，也是收入差異巨大引發的。進一步，它又扭曲了被推崇為至高無上的法律和被認為天經地義的道德。

譬如，2007年出台的《勞動合同法》，本意為保護勞動者，要求企業與一些職工簽訂無固定期合同，結果很多企業（本來職工的待遇就相對偏低），乾脆把既有的職工改成了臨時工或派遣工。工資，也就是勞動力價格，壓得更低，勞動者權益更沒有保障。何以如此？07年底一個署名為舒聖祥的人發表文章，《勞動合同法為何一再傷害勞動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原因在於：勞資雙方權利的極度不平等。」

最後看道德意識。「一夫一妻」是最為天經地義、最具道德底線的家庭組織形式，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就連這一點都受到了衝擊。黑龍江省一位人大代表公開提案將賣淫嫖娼合法化，「理由」很充分，說這是減少社會犯罪、廣開就業門路、規範行業管理、增加財政收入的好事情。江蘇省建設廳前廳長徐其耀踴躍實踐這一觀點，一人包養情婦146個，很看不起那些只包了十幾個的。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提、這麼做？就是在他們內心深處，認為這是合理的。

可是我們從社會道德層面想一想，如果這被視為正常，那這個社會是否就有相應一批數量的男性不得不過非正常生活？我國現狀男多於女，專家認為上世紀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達到婚齡時，將會有10%的男性被擋在婚姻門外。還有人推算，2007年中國男性已比女性多出3700萬，這背後潛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如果包二奶的現象繼續蔓延，如何保證社會的總體和諧，保證我們子孫後代的心靈不被扭曲？且不說這會不會引發更嚴重的社會衝突。

當市場經濟給出的結論與社會實踐相矛盾時，我們應當相信哪一個？當鞋不適合腳時，我們應當相信腳還是相信鞋，又如何取捨？請大家自己作出結論。

簡言之，正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而不是書本，正是為了政策研究而不是自我修養，我把探索和懷疑的目光從對人的品質、能力的質問，到對政策、體制是否科學的探討，又從對政策、體制的探討到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懷疑。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具有理工科性質的嚴謹體系，一百個正例不能證明其正確，一個反例就足以說明其錯誤。而西方經濟學所描述的市場經濟，自詡是一個嚴謹的理論，卻對那麼多顯而易見的反例視而不見。因此，我越來越感到納悶的，不是市場經濟不夠完善，也不是西方經濟學並非真理，而是如此具有偏差的理論，何以被一些人奉若神明。

這就是我在1988年至1992年之間思想上的最大認識和變化。

二、計劃經濟的始興後衰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有待完善

前面說了，我從一個對西方經濟學的崇拜者逐漸成為一個懷疑者，完全是面對實踐中的矛盾所致。這個思想認識過程應當說完全符合邏輯和歷史一致的原則。從歷史上看，之所以會有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它的助產婆正是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弊端。因此，當年德國出現馬克思可能是偶然的，但市場經濟的世界產生馬克思主義肯定是必然的。目前也是如此，經濟危機催生了西方世界今天重新出現「馬克思熱」，出現了社會主義的思潮。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體系也是博大精深、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就其邏輯結構看，也是一個公理化的體系。它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可歸結為三大基本原則：生產資料公有制，消費資料按勞分配，國民經濟計劃發展，也被簡稱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這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助互愛，只有社會分工不同而沒有老闆和僱工之分。這個系統中，「人與人平等」不是邏輯前提而是所追求的目標。馬克思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畢其一生，在兒女的啼哭聲中批判資本主義，勾畫社會主義的偉大藍圖，值得一切有良知的人尊敬和愛戴。

不光馬克思，很多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愛因斯坦，這個獨立、誠實、沒有階級偏見和民族偏見的人同樣認為：「要做到消除經濟危機，邏輯上最簡單也是最大膽的方法是完全的計劃經濟」(1931年)，並終生嚮往社會主義。馬克思、愛因斯坦這兩位數一數二的「千年偉人」[1]不約而同的結論，說明科學社會主義是當代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最高成果。它的說服力不僅在於「鐵一般的邏輯和海一般的思想力」，而且符合隨後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史實。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兩極分化的嚴重和危機的加深，《共產黨宣言》問世不到70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破壁而出。又經過不到半個世紀，16個國家，佔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意氣奮發地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人類歷史上，社會制度的這種迅猛變革和疾速發展，前所未見，可謂狂飆突進。

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無不經歷了始興後衰的過程。

這裡，有必要先看一看列寧在世時，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一段歷史情況。

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寧的看法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高聲批判和竭力打倒市場經濟，認為唯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他們不相信市場，當然也不認為市場價格合理。列寧在「俄共十大」上所強調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流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不僅列寧，應當說所有共產黨員的思想深處，也都把商品、貨幣和市場，看成資本主義的同類物。適逢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年，國內外敵對勢力對蘇維埃俄國發動武裝干涉。為贏得這場戰爭，列寧領導黨採取軍事化措施動員一切人財物全力應對。著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由此發端，主要表現為強制徵收剩餘農產品，嚴禁私人貿易，商品貨幣的流通基本停止等。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有效地保衛了蘇維埃政權，且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的思想一脈相承，因而深得各級黨員擁戴，被認為社會主義的管理就該是這樣。就在戰爭基本結束之際，蘇維埃拿出了取消貨幣的具體方案。一個月後，莫斯科具有象徵意義的蘇哈列夫卡自由市場被強行關閉。

此時，以列寧為首的黨，躊躇滿志地打算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發的基本思想付諸實現：市場經濟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搬掉這塊基石，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立足。列寧還就行動方針明確表示：「現在擺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在軍事工作方面獲得的經驗運用到和平建設方面去。」

可沒過多久，戰時共產主義的負面作用開始顯現，1920年糧食總產量只及戰前的一半，大工業的產值比戰前減少幾近七分之六。不滿情緒普遍爆發。典型的是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發生的水兵叛亂。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時曾是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現在掉過頭來反對黨。嚴酷的現實使列寧醒悟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常規化不行。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承認在經濟政策上犯了錯誤，沉重地總結說：「1921年春，在經濟戰線上我們遭到了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使我們遭到的任何一次失敗都嚴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險得多。」完全起因於形勢的逼迫，不得已，列寧只好憑藉自己的威望，於1921年10月緊急推出發揮市場機制的新經濟政策，方才挽狂瀾於既倒。

實行新經濟政策，當時不少黨員認為黨的共產主義方向改變了，或者說黨變質了、理想幻滅了，這對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十分痛苦。根據官方數字，僅僅一年內，就有14000多人由於不理解而主動退黨。當市場開始活躍，電車重新賣票時，一些人以自殺表示抗議和絕望，其中包括著名詩人勃洛克、俄共領導人皮達可夫的妻子等有影響的人物。別國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經濟政策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竟至放聲大哭。這說明人們一度是多麼堅信和維護計劃經濟，然而他還是無可遏制地衰敗了。

我們再看一看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計劃經濟也是始興後衰。新中國成立，開始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情況令人特別鼓舞，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用飽蘸感情的筆墨寫出他當時的親身體會和感受：

我國在解放前是一個飽受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國家。在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2-1957），國家集中有限的財力投向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分配方面，非勞收入明顯減少，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將近９％。農民生活從舊社會的饑寒交迫開始轉向溫飽；市民收入在物價穩定的前提下每年都有所增加。當企業由資本家手中轉到國家手中，由私有變為公有後，廣大職工感到自己當家作了主人，不再為資本家幹活，積極性大大提高，各個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比解放前的私營更加誠懇周到。人們為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而忘我地工作。人際關係中兄弟姐妹般的同志感情，解決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不僅如此，舊社會遺留的陳規陋習、賭博、妓女和匪患絕跡。公共場所內禮讓成風，政府廉潔有效，人民群眾歡欣鼓舞。「半夜裡往往笑著醒來」，的確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有過50年代這種經歷的人都有同感，那是一個生產發展與社會平等兩方面都令人懷念的社會。

從本世紀初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開始，短短的幾十年中全世界社會主義擴展為十多個國家的強大陣營。與此同時，世界六大洲普遍出現了眾多社會主義流派和運動，其波瀾壯闊之勢蔚然形成激蕩全球的世界洪流。在已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各種輝煌成就光彩奪目。世界上的第一個人造衛星就是從社會主義的故鄉飛上天的。所有這些，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承認的。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放慢，一度還出現負增長。無論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再也沒有建國初期的興旺和活力。到了1978年，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居然說「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也不光是中國，大約從20世紀下半期開始，實行了大規模計劃經濟的國家，勞動生產率等主要經濟指標明顯下降，以致計劃經濟被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稱為「短缺經濟」。不少經濟學家還把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兩相對照，如東西德國、南北朝鮮、大陸港台，以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效率差。到了20世紀80～90年代，曾為社會主義帶頭人的前蘇聯已經垮掉，其餘的也紛紛走上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道路。至今仍然硬撐著不改革的朝鮮和古巴，經濟上的困境無以掩飾。算來不過幾十年，計劃經濟在實踐中的這種衰敗之象，驟然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經濟學家，用綜合數據說明計劃經濟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有一個始興後衰的變化。

1950年--1965年期間，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增長率為3.75，而計劃經濟國家實際增長率為4.43；但在1965年--1980年期間，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增長率為3.36，而計劃經濟國家的實際增長率卻僅為3.24。

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初期，經濟速度就能夠超過資本主義，不能不說明計劃經濟確有優越性。問題在於：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為何不能持久。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經濟基礎、文化背景、領導個性有多大差異，既有實踐中計劃經濟所表現出來的始興後衰過程，大體類似，說明這裡確實存在著某種共同的原因。

客觀地說，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形成世界潮流，之所以蔚為壯觀、可歌可泣，完全是迫不得已、大勢所趨，是計劃經濟自身的衰敗為之創造了條件。

因而，當改革也遇到難題時，出路絕不能是再搞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溫總理對此有深刻洞察：「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三、探討問題源頭，尋求理論創新

經過了資本主義，又經過了社會主義；見識過市場經濟，也見識過計劃經濟，使我認識到，市場經濟兩極分化、計劃經濟始興後衰，二者都存在嚴重缺陷。按照科學方法論進行剖析，它們的局限都在於所依賴前提假定不切實際。市場經濟有效性的前提假定是「人與人具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計劃經濟有效性的前提是「人要有大公無私的崇高覺悟」。由於這兩個前提條件在現實中都很難完全做到，因而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這兩種體制都是理想化的。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中，凡是人與人之間地位相對平等的那些領域，如小商品市場中各個攤位之間，中小企業相互之間，效果就很好；凡是涉及地位壟斷、權利摻和、信息不對稱的那些地方，如醫院與患者之間，就弊端叢生。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參與者具有大公無私覺悟，或基本不顧忌個人利益得失時，效果也很好，如我國 「一五」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參與者更多地計較自身利益時，執行的結果就毛病百出。

現在，我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沉積問題過多的看法已經爭議不大，爭議的焦點轉向，這到底是實行市場經濟造成的，還是實行市場經濟不徹底造成的。有位著名經濟學家甚至驚呼：謹防這一爭論撕裂我們這個社會！在我看來，持有這兩觀點的人都深陷各自的烏托邦。建議深思一下，自己的主張中，所依賴的前提條件是否現實，可能就釋然了。

還有一類方法，數學模型，從邏輯上說，其有效性既不依賴於人的覺悟，也不依賴於人與人是否平等。典型的有如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模型》、康托洛維奇的《最優計劃方案》、茅於軾的《擇優分配原理》都是有代表性的。前兩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者也得到了國內外的很高評價。但這類辦法的運行，必須有「確切的數據」作前提，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於現階段還不具備這樣的資料庫。因此這些辦法真用起來也面臨巨大障礙。

總結一下，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還有數學模型等，被稱之為主流觀點所給出的辦法，為什麼說起來都挺好，做起來都不順利？原因就是這些辦法，前面提到過，都來自近300年來形成的、以經典力學為代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此形成的邏輯體系，其有效性離不開平等、覺悟和數據這三大前提之一、二。而現實生活中所缺少的，恰恰是這三大前提。換句話說，正因為理論所依賴的前提靠不住，才使得理論所給出的結論有偏差。

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說過，哪怕面對「無賴」也要有效的辦法，才是好辦法。這時我就想，能不能找到這樣一種理論以及辦法，對平等、覺悟和數據都不依賴？再加上科學方法論對形成一個理論的基本規範，是否有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論創新呢？

把上述思路整理一下就有：一種好理論、好模式、好辦法應滿足下述要求：

第一，具有切合實際的前提，包括「三不依賴」。

第二，它不僅要很好地解釋已經出現的所有重大史實，而且要有強大的預測功能，比較準確地對尚未發生的經濟現象進行預測。

第三，它不能只「務虛」而不「務實」，既要有邏輯上的說服力，又要有實踐上的生產力。制定政策，改進管理，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生產力的發展，應當是其思想體系的當然延伸和必然結果。

第四，它儘可能不要否定我們的祖先和歷史，不要橫掃已有的信仰和圖騰，讓百姓陷入信仰缺失的泥潭。

第五，它是一個統一而嚴密的形式邏輯體系。最好能形成一個公理化的表達形式。這也包括其基本概念不能含糊模稜，

以上五條都重要，但需要特別提醒的是，很多人似乎沒有注意到概念含糊模稜所帶來的低效。請允許我在這裡說一句半開玩笑的話。目前社會上最為流行但又最為含糊的基本概念有三個：效益、民主和愛情。什麼是「效益」、什麼是「民主」可以作出多種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釋。至於愛情，影視明星王志文的解釋最到位：「這就是愛，說也說不清楚，這就是愛，糊里又糊塗。」有生活體會的人都知道，凡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都是理想化的。同理，凡是以含糊模稜的「效益」、「民主」為基本前提的理論，都是不盡人意的。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應當說不是個笨人。但他何以敗得如此之慘，在一個超級大國總統的位置上被無聲無息地一腳踢出政治舞台？學術界的說法很多。我認為，其根本失誤在於，他不遺餘力地貫徹的理論，其邏輯體系所依賴的前提是所謂「公開性」、「民主化」，非常含糊模稜。因而所賴已為據的基本政策在執行中也就不可能不走樣、不亂套，結果自己亂了方陣，在自我作對中衰竭而死。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進入一個很高深的層次，嘗試回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當前社會仍然存在缺陷或弊端的總根源何在？

有人試圖用腐敗猖獗、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某種邪噁心態等原因來作解釋，都是倒因為果。其實所有的社會缺陷或弊端，其總的源頭不是哪一個惡人或哪一個利益集團作祟，任何個人、任何集團都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腐敗屢禁不止和黑惡勢力頻頻出現，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是現象而不是本質。真正的原因是社會運行規則的紊亂。好比一個交通系統，規則有毛病，必然事故到處發生，各種歪門邪道四處顯現，交通警察焦頭爛額，人民群眾還意見很大。那為什麼不能奉行一套好的運行規則呢？答案是：還在努力尋覓，暫時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因此，急則治標。面對現實，面對我們的父老鄉親，你就學習雷鋒「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象雷鋒、王傑、焦裕祿，象千千萬萬英模人物，像我們如今的胡總書記、溫總理一個側面的工作一樣，竭盡全力為人民服務，包括四處救火。

因此，緩則治本。面向未來，面對我們子孫後代，就要大膽進行理論創新，好比創立一套科學的交通規則，從根本上使得社會經濟系統運轉順暢，減少事故的發生。

如果有人不解，或感到厭煩，何以費這麼大勁搞理論呢？那就問問交通系統為什麼非要有一套合理的交通規則不可，為什麼做好各項工作都要講究方式方法？其實，理論就是規則和方法的擴大化和普遍化，為之勾畫一個根本性的思想基礎。選擇一個科學的理論，就是在最普遍和最廣泛的意義上選擇一個好的規則和方法。

關於理論的重要性，革命導師恩格斯、我們的胡總書記都講得很清楚。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胡錦濤在主持第六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實踐難以取得成功。」

四、 現實中的模版——體育競賽

初看起來，理論創新的難度非常大，應當唯有馬克思、愛因斯坦這樣天才的思想家才能企及的。但經過多方探索，發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創立新的理論經濟學來說，已經存在著一個「模版」。只要讀懂這個「模版」併合理推廣和移植，創新難度就將大為降低。

讓我們變換思維，換個眼光看問題。先不提西方經濟學，也不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假想我們不知道市場經濟，也不知道計劃經濟，完全客觀地進行考察發現，人類各種形式的活動中，最文明健康也是獲得最大認可的一種是體育競賽。無論貧富、國度、膚色和文化背景差異多大，體育競賽均為之提供了一個公平競賽的舞台。凡因不公平而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裡都相對很小；包括經濟領域一直未能解決好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在這裡自然解決。它促使每一運動員的潛能得到最大發揮，同時貫穿著人人平等的精神。勇奪第一的英雄氣概與和平友愛的寬容互助，在此為天成之美。奧運會的蓬勃發展和巨大影響力，正說明它所具有的內在活力與和諧。若說體育競賽的實踐正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活標本，難道不是非常貼切嗎？

就像一個走遍深山尋寶的地質隊員突然發現了金礦，就像一個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隻突然看到了航標。有一天，我驚喜地發現，在「管理體制」上，體育競賽活動完全符合馬克思所勾畫的社會主義藍圖。當時真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感覺。

先看「所有制」。競技過程中，場地、器械，正好比「生產資料」。參賽的任何一方，只能憑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憑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享受優待計分。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不難設想，如果在比賽中「優待」有產一方，將會對體育競賽造成怎樣的扭曲與扼殺，不能不令人產生「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製度」。運動員的成績取決於競賽水平，歸根結底取決於該運動員所付出的有效勞動。待遇又與成績掛鉤，自然體現「消費資料按勞分配」。

最後看「運行方式」。無論競賽項目的遴選，還是競賽規則的改進，越是大型的賽事，越要有遠見、有組織的計劃管理，可稱之為「計劃管理」。

　　簡言之，體育競賽的管理特徵與馬克思所勾畫的社會主義藍圖，在三大原則上一一對應，絲絲入扣。無論你處在什麼國度，奉行的是哪種宗教信仰或政治、經濟制度，一旦涉足體育競賽，採用的都是「社會主義」的管理。倘若我們把「社會」的涵義界定在體育競賽的活動範圍，可以說全世界高度認可和通行的，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

從這個視角看問題，不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而且對社會主義三大基本原則的科學合理性是一個具體形象的展示。

將體育競賽式的管理，從概念上推廣到社會經濟活動的一般領域，形成適用廣泛的、規範性的「公平競賽模式」，這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上是有先例的。它無非是把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看作廣義而言的「運動項目」，譬如要提高建築業的效率，就進行建築工程方面的競賽，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在農業、新農村建設等方面進行競賽。所有具體問題，無非是一種組織或設計工作上的技巧而已。列寧領導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新中國曾經舉辦的、多種行業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勞動業績，且從中湧現出的英雄模範，多少年來一直鼓舞著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愛因斯坦說：「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而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則說：「面對重大問題，且勿輕易結論。」

判斷此處究竟是以創造性的想像力看到了新的視角，還是缺乏根據地胡亂類比，一定要仔細推敲以下兩點：一是新的觀點能否符合所有的基本史實，二是所形成的理論框架是否邏輯簡單。

由於時間原因，今天我不可能對此展開充分講述，只就其中一個首要問題進行解答：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一度曾在各個領域都強力推行過具有「三大基本原則」的管理體制，可為什麼體育競賽能夠鮮花盛開，而經濟等其他領域則不盡人意，以致不得不改革呢？包括以上所提到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為什麼曾經輝煌充滿活力，爾後還是衰落，被認為過時了呢？換言之，體育競賽與勞動競賽究竟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呢？

兩相對照發現，差別在於體育競賽對成績的認定具有「嚴明的評價標準（標準量及基本單位）」，這些標準無不是清楚明白、沒有歧義的。如舉重的「公斤」，「賽跑」的「米」、「秒」等；而「其它領域」，包括對幹部、對成績的認定卻相當含糊模稜，如「德才兼備」 、「效益良好」、等，怎麼解釋都行，帶來的後果就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服不行。」

由此產生了一個大膽猜想：在管理體制上，凡符合社會主義三大基本原則且具有「嚴明評價標準」的領域，就能形成「社會主義公平競賽」，得到體育競賽般的效率與公平；反之，凡缺乏嚴明評價標準，即使存在「三大基本原則」，也難免弊端叢生。或者仿照數學語言：對於開展社會主義公平競賽，三大基本原則是必要條件，嚴明的評價標準是充分條件。從形式上，它完全可以形成一條管理學的「定理」。

為落實「公平競賽模式」，我又進一步提出了《金牌等價公設》，在此基礎上完全可以形成可操作的條例「二一三五辦法」，以及為把馬克思主義從理論科學推進到應用科學，需要建立一個測量基礎，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內容。

常有人急切地問：「你能不能用簡單的幾句話講一講你究竟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對此我反倒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一個物理學老師能否用簡單的幾句話對牛頓講清什麼是相對論，我也不知道一個英語老師能否用簡單的幾句話對諸葛亮說明什麼是英語。因為所要說明的，不是原有概念體系中的某個問題，而是一個新的概念體系。

一個涉及許多新概念的體系，只能一步一步地娓娓道來。在今天我所講的主題中，我所說到的只是我進行理論創新所得出的、粗線條的結論。

　 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科學。三大基本原則先進合理，只要補充一個「測量基礎」，或者形成「嚴明的評價標準」，就會使社會主義經濟順利前行。理想的社會經濟模式不僅存在，且實行起來不會太難。

　　2．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實比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合理，也更具生命力，更受歡迎。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目標，正該沿著這個方向前進。

3．共產主義目標完全正確，革命先烈鮮血不會白流。

我們一旦能將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搞得如同體育競賽，如同奧運會一樣紅火，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用懷疑嗎？到此不禁令人感嘆，倘若當年能正確總結經驗，將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有益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並推而廣之，而不要把著力點放在階級鬥爭和思想改造上，會避免多少本不該有的曲折！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無不說明，理論問題不但必須解決，而且理論的先進性，必然表現為實踐中的優勢；理論的欠缺，也必然表現為實踐中的代價。

中央黨校的李君如副校長，在1991年訪問前蘇聯時，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蘇共黨內和人民群眾中思想極度混亂。不久就發生了蘇聯解體事件。十年之後，作為中國有作為的政治理論家，他寫下了一本意義深遠的書《社會主義精神支柱》。我拜讀以後，引起深深的共鳴。今天的中國社會，多麼需要一個統一而堅強的精神支柱啊！作為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接班人，讓我們想一想方誌敏、趙一曼、江姐……這些為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受盡敵人酷刑、寧死不屈的先烈，讓我們想一想不遠萬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身的白求恩。還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一代領袖人物……他們一生奮戰，鞠躬盡瘁，雖然樹立了許多敵人，但沒有一個私敵；雖然一度大權在握，但從不為己謀利，不但個人生活儉樸，也沒有給子女留下什麼財產。雖然我沒有親眼見過傳奇中所說的革命前輩，但我熟悉我的父親，一個紅軍時代的革命幹部。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為貫徹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曾經英勇地前去國民黨軍隊做統戰工作。紅軍連派三人都被國民黨匪徒殺害後把頭顱掛在城牆上，我父親毫無懼色地第四個前去。紅軍這種堅決抗日，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震懾和感化了國民黨的官兵，對之正確認識紅軍並共產黨起了積極作用。還有我的叔伯楊步浩，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對我的當面教誨。他們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對工作無盡無悔的投入，在感性上無可置疑。從理性的角度想一想也能懂得，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能戰勝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除了人心向背的差異，還有什麼能給予解釋呢？！

當我們在理論研究上有所感悟，明白了其中的正確道理時，面對為人類理想而血灑疆場、奉獻終生的革命前輩，就會更加理性地敬禮回答：你們當初選擇的道路完全正確，你們的鮮血沒有白灑，你們開創的偉大事業正為你們的子孫後代發揚光大！

李君如副校長2006年說過的一段話，在我看來更是閃耀著哲理之光和崇高使命感：「我們面對的是中國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研究的是民族復興之大偉業，我們需要的是善於化解矛盾之大智慧，我們應當承擔起這種歷史造就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大使命。」

總之，改革開放30年帶給我們的，不僅是物質生活的提高，更是思想認識的升華！如果說，60年前的中國人民開始實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話，那麼，作為親歷計劃經濟30年和市場經濟30年的中國人，我們的主張要敢於面向光明，積極實踐科學發展觀，旗幟鮮明地宣講：只有忠於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我們這個國家走向和諧與美好，只有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人類走向大同！

結 語

今天，在有限時間裡，我就這個題目所談的是親身體會和真實的思想轉變過程，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請相信我的真誠。

同時，我想借用這個寶貴的機會，向在座的同學、領導和朋友宣傳一下，根據以上認識，我所設想的「公平競賽模式」（宏觀）和「二一三五辦法」（微觀），不但可能有著非常積極的理論意義，而且在方法上已經到了可以操作的階段，特別是用於國有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在無需大的投資和不作太大政策變動的情況下，可望有「成本減一半，效益翻一番」的成效。

這個期望並非虛構，而是有一定事實根據，並以一定的改革經驗為依據的。

一個例子是馬勝利承包石家莊造紙廠。該廠是一個國有企業，因完不成一年向上繳17萬元利潤的指標，迫不得已由馬勝利承包。馬勝利本來是該廠一名普通職工，能夠擔當承包人的「資格」，就是保證一年上交利潤70萬元。「70萬元」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就是把「17」這個數字顛倒一下。由此可見其中的戲劇性。令人瞠目的是，馬勝利承包後的當年，承包指標70萬元，結果當年完成指標140萬元，第二年完成280萬元，第三年560萬元。面對國有企業的長期積存下來的巨大潛力，請問，「效益翻一番」這個說法誇張嗎？

再一個例子是建築業的改革。我本人當過建築工地的基層技術員。改革開放前幾年的建築工程「工期馬拉松，造價無底洞」。一幢普通宿舍樓拖上好幾年是常事。改革開放後實行招標承包，效果大不一樣。深圳要建兩幢20層高的國際商業大廈，開始用行政辦法，安排一家建築公司承建，要價每平方米造價580元，工期兩年。後來實行招標承包，結果每平方米造價388元，工期提前半年，質量優良。綜合一算，完全夠得上成本減半。再看工期，招標承包辦法促使大幹快上，不斷採用新技術，創造了樓房建設平均平均五天一層，最快三天一層的「新紀錄」。被新聞媒體叫得很響的「深圳速度」，就是這麼開了頭的。綜合算下來，成本減了還不止一半，效益翻了還不止一番。我當時就在國家建設部的建築管理局，在楊慎局長的帶領下從事這項改革的調研工作，起草過全國第一份建築施工企業招標投標的文件，對有關情況有過直接接觸。

還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不過我先要問一下：當今社會誰最辛苦？不是別人，正是我們上學的孩子。天天學習進步也天天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是誰把這些父母心中的寶貝疙瘩逼成這樣？就是現有的考試辦法。對每一考生，考試時的考場相當於公有，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判分標準嚴明，並以此「擇優」。這就具備了一個公平競賽的充要條件。結果也是顯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管理部門三令五申「減輕學生負擔」。作為對照，回想當年的工農兵上大學，誰上誰不上搞「群眾推薦」，錄取缺乏嚴明的評價標準。雖然也具備公有制等三大條件，但推動學習的效果就差多了。

把生活和實踐中行之有效的經驗提煉總結出來，就是所謂的「二一三五辦法」[2]。也可以說，這個辦法之所以非常有效，原因之一就是其有效性具有「三不依賴」的特長，可行性超過以往的任何一種管理方案。更有，它脫開傳統意義上的「市場」而直接依賴「競爭」，形成調節各種勞動者關係的、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新機制，思路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此外，它還有兩個優點：一是試點可以局部開展，二是方法概念非常簡單。經過短期的學習，只要有中等以上的文化，就能掌握和運用這個辦法。因此也很適合向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基層單位推廣。

我相信，很多同志以其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奮發有為的工作，比我更早地觸摸到了問題的真諦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且已在進行高層次的理論創新。而我能做的，則是力求進一步將之形成公理化的表達。

[1]1999年，英國BBC廣播電台評選出千年以來最偉大的10個思想家，馬克思和愛因斯坦被公認為數一數二，哥德爾名列第四。

[2] 參《科學決策》雜誌2003年第9期《社會主義管理工作的二一三五辦法思路簡介》。

http://library.crtvu.edu.cn/crtvul_open_lecture/detail.asp?id=201007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