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奴性的批判

魯迅對奴性的批判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之後，還萬分喜歡。」

——魯迅

魯迅對奴性的批判是旗幟鮮明的，直指黑暗的舊社會和專制的舊制度，力圖震醒沉睡中的國民。魯迅對奴性的批判對改造國民性具有深遠的影響。

受時代思潮的影響，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就與同學許壽裳討論國民性的改造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的父親為庸醫所誤而病故，因此，他在1904年弘文學院畢業後便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學，目的是學成回國後可以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在一次上醫學課前放的日俄戰爭新聞電影片的畫面中，他看到許多體格強壯的中國人作為看客，麻木地看著日軍砍下自己同胞的頭顱。他受到強烈的刺激：「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於是他決計轉向提倡文藝運動。

魯迅對中國社會和國民性有著很深的思考和認識，他痛感當時國民的落後和不覺悟，痛感改造國民性之重要和艱難。他說：「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與同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一樣，他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國民的落後、不覺悟。因此，「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在前期，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哲學上，他更多地受到尼採的影響。他認為：舊中國，「個人之性，剝奪無餘」，倘若國人自覺，個性張，國家則便由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因此他說：在當今競爭角逐的世界上，立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是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在後期，魯迅則以唯物史觀為武器，觀察中國社會，解剖國民性的弱點，喚醒國民的覺悟以起來改造黑暗的社會。

魯迅主要是通過小說、雜文來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和腐敗，批判奴性，這是他與梁啟超、陳獨秀對奴性批判的重要不同之處。小說《阿Q正傳》是活生生的「畫出了沉默的國民的靈魂」，阿Q的精神勝利法集中暴露了國民性中奴性的醜陋、可氣和可悲。阿Q是無家、無業、靠打短工為生的農民。他有自尊、自負的一面，村上所有的居民，全不在他眼裡，甚至也很鄙薄城裡人。他也想造反、革命，改變自己的境遇，由奴才變主子。另一方面，他受盡趙太爺、假洋鬼子和強者們的欺壓和凌辱。眼見強者要打他時，他「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挨打，絲毫無反抗之意。在受強者的欺壓和凌辱後，他心裡雖一時憤憤不平，暗暗罵一句「他媽的」之類的話，但很快就認為，這是「兒子打老子」，精神上得到了自我安慰，以為取得了勝利，心滿意足，過後也全忘了。阿Q自輕自賤，奴性十足，明明是為強者所打，所侮，所辱，卻找種種說法，藉以為反敗為勝，在精神上得到了勝利。這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精神。在官府審他的大堂上，他嚇得身不由己的下跪，被當差人斥之為「奴隸性！」。但他在自認為比他弱的小尼姑、小D等弱者面前又顯出是強者，伺機欺負、羞辱他（她）們。他周圍的人們也常常欺負他，取笑他，對他的命運麻木不仁，在槍斃阿Q時，他們是喝彩的看客。魯迅對阿Q及其周圍麻木不仁的民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的《孔乙己》、《葯》、《端午節》、《孤獨者》等作品也都從不同的方面暴露了舊社會的病根和國民弱點，目的是催人留心，喚起覺醒。

魯迅的雜文，是刺向舊社會的匕首、投槍。他對奴性的批判，小說很形象生動，蘊義無窮，令人品味咀嚼，久久不能忘卻；而雜文則文字雖不多，但思想深邃、犀利，有震撼力，同樣令人難忘。魯迅對國民性中的中庸、守舊、好面子、虛偽、勢利、媚外、麻木、奴性等病態劣根性多有揭露。總起來看，魯迅認為，總病根是卑怯、奴性，無自主、自立、自強的反抗精神。

有人認為，惰性是人類思想中本來就有的，中國人的惰性更深。中國人的惰性表現有二，第一是聽天由命，第二是中庸。魯迅則認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姿的，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魯迅痛切地說：「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中國人受強者的蹂躪已蘊蓄著很多的怨憤，但有些人卻不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魯迅稱這些人是卑怯者，無論如何鼓舞，也不會使他們有面臨強敵的決心。他對國民性中卑怯、奴性無比痛恨。他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他又說：「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在強者面前，奴顏婢膝，逆來順受，苟且偷安，這隻能導致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直致滅亡，這是慘痛的教訓。

魯迅深刻地指出，幾千年的專制等級制度和專制主義的文化是造成奴性的根源。他的小說《狂人日記》，尖銳地揭露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不過是人吃人的歷史，「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他在《燈下漫筆》中進一步說：「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吃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在幾千年的專制社會，中國是奴隸之國，「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官方的學者們竭力美化歷史，魯迅則直截了當地指出，過去的時代是，「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針對保守、復古思潮盲目讚頌中國文明，魯迅激憤地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魯迅對奴性十足的奴才進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奴性者雖卑怯，無自主性，但它對強者和弱者有著兩副絕然相反的嘴臉：「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基於對歷史的思考，他說：「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且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是對奴才做了主子而顯出的嘴臉的勾勒。他又對主子淪落成了奴才的嘴臉作過揭露：「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奴才與主子可以轉換，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主義並沒有動搖。這是因為奴才的這種卑劣性是由專制制度造成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安慰。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專制制度造出奴才，專制制度需要奴才，專制與奴才是相依為命的。

奴性為奴隸之性，但並非所有奴隸都有奴性，都是奴才。當奴隸覺醒之後便有了反抗意識，這樣的奴隸決不是奴才，而是反抗壓迫者的英雄。魯迅說：「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篾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於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魯迅認為，文學家們的使命在於喚醒奴隸們的覺悟。他對宣揚奴化意識以麻醉人的精神的幫凶者表示出極端鄙視和憤慨。他指出：「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是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就因為奴群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鬥的不同。」魯迅本人的文字是催人覺醒的驚雷，召喚戰鬥的號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便極力奴化中國人民，力圖培植、豢養一批為他們服務的奴才。魯迅對洋奴、「高等華人」、寵犬、西崽多有揭露批判。他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在談到電影的作用時，魯迅指出，流行於上海的西方武俠片、色情片，不僅為西方人「多吸收一些金錢」，而且「冥冥中也還有功效在」，使看者覺得「自己只好做奴才」、「自慚形穢」。這深刻地揭露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電影等文化手段不知不覺地進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目的。

魯迅對國民性的解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把自己擺進去，這與通常的啟蒙思想家站在民眾之上居高臨下進行教育不同。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在《燈下漫筆》中回憶民國初年，紙幣暴跌時將紙幣兌換成現銀時的心情和感想時寫道：「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了之後，還萬分喜歡。」他又寫過：「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由於中國舊的傳統根深蒂固，因此，「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了之後，還萬分喜歡。」說得多深刻啊！仔細一想，即使在今天，這種現象似曾相識。

魯迅在青年時代就崇尚個性獨立，意志自由。在同各種舊勢力的頑強鬥爭中，他更是橫眉冷對，無所畏懼，不屈不撓。毛澤東讚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魯迅的這種硬骨頭精神和他對奴性的深刻批判，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遺產。

[節選自《奴性批判錄》，作者：許全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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