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真：怎樣認識和看待張承遷的理性思辨

中穆網摘：張承遷老師那裡有很多的新思想、新探索和新發現，是我們的傳統教育所沒有的；同時，張承遷老師或許也需要從傳統那裡吸取規範理性探索的內容。那麼，傳統和現代就是一種互補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關係。我們需要溝通，需要一種海納百川的胸襟。但願我們的未來，傳統與現代，理性與經典之間，不再有人為的鴻溝。願真主佑助我們。

原題：怎樣認識和看待張承遷的理性思辨？

作者：張維真

出處：《高原》雜誌

張承遷出生於教門世家，父母都是虔誠的穆斯林，對主道事業滿懷熱忱。父親張裕良原是國民政府寧夏教育廳廳長，後來在內政部、行政院等部門工作，與哈德成、王靜齋等先驅學者交往甚密，思想進步，喜歡理性探索，對幼小的張承遷影響很大。母親李靜遠原是高中老師，精通英語，恪守教門，曾著手翻譯穆罕默德·阿里的《古蘭經注》，對日後張承遷的譯註計劃及理性探索頗具影響。張承遷對教門的執著追求，對伊斯蘭事業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與自小受雙親思想的薰陶息息相關。少年時代的張承遷在成都的清真寺念過一年多的經，對清真寺的教育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但是，後來他觀察到的一些現實無疑影響了他以後的思想軌跡。

張承遷發現，和他早年一起在成都念過經的許多人後來不僅不做禮拜，而且與教門愈來愈疏遠。這對唯一一次就近長時間接觸清真寺教育的他震動不小。他覺得箇中原因是清真寺缺乏信仰和素質教育，只會背字母和文字，而不考慮怎樣做人，怎樣成為合格的虔誠拜主的穆斯林。使他對清真寺的傳統教育心灰意冷。

於是他寄希望於當時代表現代教育的成達師範，但喜歡思考的張承遷發現，成達當時的目標是培養「三長」，即教長、校長、會長。依然沒有把傳統教育所缺失的信仰作為培養的目標。許多成達學生後來的消極表現，他們的世俗作為，使張承遷對成達也失去信心。到了近現代，一些早年出自成達的「專家」和「泰斗」以東方學家式的態度對伊斯蘭乃至穆聖的一些褻瀆性的文字，張承遷老師把它歸結於早年成達信仰教育的缺失。

不管這種判斷是否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張承遷對當時的「傳統」和「現代」都提出了疑問，覺得它們都出了問題，因而無力承擔復興伊斯蘭的重任。

從父輩那裡繼承的使命感，使他決定單槍匹馬地去完成一項長遠的任務，這就是沿著哈德成、王靜齋等開闢的改革道路，父親和母親所稟賦並嘉勉的理性思維路線，去挖掘《古蘭經》和伊斯蘭的真諦。

哈德成阿訇送給他父親的穆罕默德·阿里的英文《古蘭經注》引起他的興趣，原因是該經注打破前人的註解方式，把理性探索的新風帶入經注，使人耳目一新。

其實，這本現代經注的譯介工作，首先是由他的母親開始的，但由於文革動亂中受到迫害，譯介工作不得不中斷。張承遷老師現在所出的這本《古蘭經譯註》，實際上是繼承自己雙親未了的心愿，同時是自己針對穆斯林歷史和現狀長期反思和探索的結晶。許多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張承遷老師為什麼對理性思辨情有獨鍾？他在九十年代初寫的《伊斯蘭的召喚》，後來的很多文章和講座，以及這本洋洋百萬言的《古蘭經譯註》，充滿了理性探索，哪怕是理性無力涉足的領域也罷，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研究，這裡邊有什麼秘密嗎？他的理性思辨有什麼來自歷史和現實的情結？

如果你走進張承遷老師的心靈世界，與他零距離交談，那麼，你不難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除了前面談到的歷史原因，張老師還談到了令他痛心疾首的一些現實。

張承遷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大都市度過，出生於天津，先後生活於重慶、成都、上海、北京等大都市，耳聞目睹的是各種文化、各種思潮的衝擊和挑戰——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無神論的巨無霸地位；與此同時，穆斯林的聲音是那樣的羸弱，他們的宣傳是那樣的缺失，這種情況下，自小念過經的張老師，曾希望從清真寺阿訇的口中聽到一些代表伊斯蘭文化的聲音。

但是，現實打碎了他的夢想：面對一年一度來做會禮的一張張期盼的面孔，面對一個個渴望的心靈，面對被各種文化圍得水泄不通的信眾，都市的一位教長竟然大講特講關於法圖麥太太的神話傳說，而絲毫不提伊斯蘭的偉大使命！

大都市裡，當基督教徒們都在傳達自己所謂的愛，自己所謂的仁慈的時候，我們的清真寺的教長傳達的卻是一些封閉的思想，保守的傳統，甚至是迷信的東西！

這種現狀對張承遷老師震動特別大。他談到這件事時激憤地說：「真是急死人！」。而且，每講到俗不可耐的保守現狀時他就用「急死人」這個詞，不難想見他對現狀的強烈不滿以及急於改變現狀的緊迫感。

他說，在基督教教堂裡邊，如果有人去了解基督教的話，人家馬上就不失時機地宣傳基督教，使用漢語傳達基督教的信仰，說「上帝愛你」！

而到了清真寺，對剛剛接觸伊斯蘭的人，他讓你先學習「艾里夫、巴、它、薩」，學習阿語字母，而不是首先把伊斯蘭的真諦用漢語傳達給他。看到這種情況，如果你是一個有事業心、使命感的人，你能不著急嗎？！

比如說你處在北京或上海那樣的大都市，一個阿訇、教長，本來面臨各種現實的挑戰，他應該去挖掘伊斯蘭的現實意義，把《古蘭經》的精神和我們的現實結合起來，去傳達伊斯蘭的普世價值，伊斯蘭是對全世界的慈愛，如《古蘭經》所說「我派遣你是為了慈愛全世界」，應當把這個內容及時有效地傳達出去。

但我們的教長卻不是這樣，相反他去講一些對伊斯蘭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神話！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不多見的思想者，張承遷老師意識到清真寺裡邊傳統的東西確實出了問題，我們的經堂教育亟需治療，甚至要大動手術；保守、封閉、頹廢的阿訇現狀與這個時代跟不上，與發展變化、充滿挑戰的社會格格不入。

對伊斯蘭的輝煌歷史有過研究的他覺得伊斯蘭本來不是這樣的——伊斯蘭是最先進的文化，理應引導社會，而不是落後於社會。於是他就發急，他要發出自己的不同於傳統的聲音，理性的聲音，將充塞清真寺的神話和迷信取而代之！長期苦苦思考和探索的結果，便是洋洋百萬言的《古蘭經譯註》。

那其實是兩代人的追索與奮鬥，凝結著兩代人的心血與憧憬。就像張承遷老師投向保守主義的第一桿標槍——《伊斯蘭的召喚》一樣，他的譯註張揚的是中國穆斯林久違了的理性思辨和理性探索。

思想者消失了的時代，張承遷急於表達一種超前的思想，一種與我們的頹廢現狀格格不入的理念：伊斯蘭不是被人為地限於回回民族圈內的「宗教」，而是一種無所不及的文化和秩序；而是一種無所不及的文化和秩序；蘭是人類的主流文化，而不是邊緣文化；是科學和文明，而不是迷信和落伍。

他的譯註要表達的是這一與傳統思維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理念。張承遷老師認為，非穆斯林的其他國家和民族為自己的振興而不遺餘力：以色列的花卉出口歐洲，並且業已成為歐洲的「菜籃子」；達賴在國外培養了兩萬多個博士；延邊的朝鮮族辦了六所大學。

再回頭看看我們的現實：保守沒有退出舞台，迷信貽害穆斯林群體，復古主義、新蘇非主義大有「異軍突起」之勢……雙重的壓力和刻不容緩的使命感，促使他的譯註中出現明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探索，一些激進的甚至是想當然的思維方式（如對先知們神跡、後世一些情景的理性解釋，對聖訓的簡約化否定等），乃是對我們的現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自然流露。

他針對危害伊斯蘭的消極態度常常發出的「急死人！」的呼聲，是他一以貫之的理性思辨的情結所在。平心而論，雖然我對張承遷老師《古蘭經譯註》中的唯理論觀點不敢苟同，他的許多理論一如他自己所說是拋磚引玉，還需要多方面的補充和完善，但我要坦誠地說，他的譯註並非如有人所說「通篇都是大毒草」，恰恰相反，除了一些涉足超驗領域的內容需要進一步修改乃至大動手術以外，他的譯註通篇閃爍著智慧和理性之光，飽蘸著他對伊斯蘭事業的奉獻精神，對穆斯林現狀的憂患意識。

他的譯註，與那些僅僅照搬其他經注觀點的譯註有著質的區別，姑且不論他的觀點和思想多大程度上經得起實踐和現實的考驗，單就能拿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這一點，是許多傳統學者和留學生所不及的。

他的探索和反思，讓我們又一次想到了陳克禮，他那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演繹和創作的拓荒精神。儘管關於張承遷的爭論還會繼續，但你無法否認張承遷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哪怕你是他的反對者，你也無法拒絕他對你的刺激和挑戰。如果他的貌似激進的理性追索使你有了哪怕些微的反思，這也是他對你的貢獻。

當張承遷推出自己百萬言的譯註時，我們海外飽學而歸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當張承遷用有別於傳統思維的風格解釋《古蘭經》時，難道我們的傳統阿訇只有「口誅筆伐」的本事嗎？

自從馬堅半個世紀前對《古蘭經》前八卷的注釋（那也是我國出現的首例理性詮釋）後，這種風格的注釋與我們久違了。因此，繼馬堅之後，張承遷經過十餘年的艱苦拼搏，勇敢地向中國穆斯林乃至整個國人推出自己對《古蘭經》的現代思考。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無法否認他的真誠意念，他的不為一般傳統上層所具有的緊迫感和使命感。他對現代東西方知識的擁有和運用自如，遠非一般阿訇所能企及。

如果你聆聽張老師的講座，你不能不為他的淵博的學識所折服。談信仰時，他遊刃有餘地駕馭自己的語言，融天文與地理，自然與人文，歷史與現實於一體，緊扣信仰這個主題，縱橫馳騁，雜而不亂。這正是張老師的魅力所在，而這也正是我們的傳統教育中所缺失的東西。初讀張老師的《伊斯蘭的召喚》時，兩種對立的心態交替出現：一方面嘆服於對五功現實意義的淋漓盡致的表達，一方面又為超驗領域由馬信韁的理性馳騁而深感不安。現在讀《古蘭經譯註》的心情與當初毫無二致。

在跟張老師的交流探討中，我直言不諱地說：「在該用理性的地方，您的表達非常精彩；不該用理性的地方，您的解釋非常糟糕。」張老師用笑呵呵回應，不知是默認，還是否認？

我和一位同仁探討時說：張老師對超驗領域的理性追索讓人覺得很可愛，但他的良苦用心完全可以想見。目睹我們的幾近令人窒息的一些教門現實，任何刺激似乎都不過分。

伊斯蘭復興的先驅穆罕默德·阿布杜·瓦哈布改革前夕，麥加禁寺——世界穆斯林的朝向——裡邊同時有四個伊瑪目在領拜，因為一個學派不跟另一個學派！你如果看到這種情形，你會覺得阿布杜·瓦哈布橫掃傳統的做法過分嗎？

當你看到有些人神化大伊瑪目、把他和先知幾乎相提並論，當你看到許多穆斯林把《古蘭經》作為搭救亡人的工具而平日把它束之高閣不讓介入生活，你會對張承遷的哪怕是反傳統的筆鋒感到詫異嗎？

現代思想家優素福·格爾達威談到先覺穆罕默德·阿布杜的理性思辨時說，我們應該把阿布杜先生放到他當時的歷史背景——西方的堅船利炮與穆斯林的被動挨打、西方的高新科技與穆斯林的愚昧落後——去評估他的功過。

張承遷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現狀的理性反思，似乎也應當從這個層面去認識和理解。那麼，我們既不會對張老師簡單地予以否定，也不會為了反對保守而認為張承遷老師的理性思辨根本不存在問題。

我一直跟張承遷老師交流說，理性是真主特賜人類的恩澤，僅僅一個事實足以說明理性在伊斯蘭中的地位：沒有了理性，就不存在真主對人的責成。

然而理性畢竟是有限的，它的職能僅限於可見世界或感性世界，而對於未見世界或超驗世界，理性只能望而卻步。這就是如下聖訓的內涵：「你們思考真主的造化，不要思考真主的本體，否則自投絕路。」

古代的安薩里、托馬斯·阿奎那，近代的洛克、康德等大哲學家雖然智慧非凡（康德的巨著《純粹理性批判》通篇捍衛理性），但都一致承認理性對超驗領域的無奈。那其實是真正的理性思維，真正的明智選擇。

賽義德·庫特卜認為不涉及超驗領域，乃是尊重並保護理性，使它不致在超乎自己能量的探索中揮霍甚至毀滅自己。儘管張承遷老師一貫的理性思辨迄今依舊，但也是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進之中：他的《伊斯蘭的召喚》第二版對某些敏感問題就有所改動；《古蘭經譯註》中雖然還是熱衷於對超驗的理性詮釋（如黃牛的故事、穆薩過紅海的故事等），但與《召喚》相比，卻明顯留有餘地，說如果認為那是神跡，「也不算錯」，不像過去那樣對神跡的信仰幾近矢口否認！在第二版《譯註》中，又對近百處做了改動和處理。

有人說張老師「迷信」理性，雷打不動，而與張老師的零距離接觸，這種看法不攻自破。關鍵是你用什麼態度去看待張老師的理性思辨，如果你站在維護傳統（哪怕是習慣）、拒絕理性的立場上去批判張老師的所謂「叛逆」行為，那麼，張老師肯定也不是省油的燈。

但你如果換位思考，先去理解他的心路歷程，他強烈的愛憎情感（一如前述），那麼，你會發現他的態度和立場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並且你會發現他的寬容與豁達其實是一般傳統阿訇所不具備的。對中肯的意見和建議，他心悅誠服地接受。

比如，張老師應邀去沙甸的一個清真寺講座，臨行前我跟張老師交流說：清真寺的群眾不同於大學生，如果你講信仰與生活的聯繫，而不涉及敏感話題，再好不過了。張老師當即慨然同意。

在跟張老師的接觸中，每每為他對伊斯蘭使命的執著和真誠所感動。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沒有權利去懷疑他的執著情懷和使命意識。張承遷老師的理性思辨和探索特點，或曰「張承遷現象」，說到底是如何正確處理理性和經典、傳統和現代、智慧和教律的關係問題。我發現，張承遷老師那裡有很多的新思想、新探索和新發現，是我們的傳統教育所沒有的；同時，張承遷老師或許也需要從傳統那裡吸取規範理性探索的內容。那麼，傳統和現代就是一種互補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關係。

作為思想者，張老師抨擊愚頑與迷信，運用理性和智慧，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心聲，他無愧於自己和這個時代；作為思想家，張老師的路還很漫長，他的理性探索固然可貴，但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他或許需要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持重的理性。

我們需要溝通，需要一種海納百川的胸襟。但願我們的未來，傳統與現代，理性與經典之間，不再有人為的鴻溝。願真主佑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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