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悲哀的縮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史學界對他褒貶不一，爭議最大的就是第三次大沽口之戰，以及隨後的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最後導致圓明園的被毀。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他對英國公使團成員的殘害和自不量力的抵抗導致了英法聯軍對大清帝國的報復性掠奪，從而進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其實，包括僧格林沁在內的滿清王朝統治集團面對近代工業革命後西方列強的崛起渾然無知，依然沉醉在傳統的「天朝上國」迷夢中，便決定了晚清王朝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戰爭中的悲哀，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先勝後敗的個人悲劇，不過是整個晚清王朝悲哀的一個縮影。

　　一、愚頑的晚清政府和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

　　就當年的歷史看，當時的國際形勢已對清朝極為不利，英法已經結成侵華聯盟，美國雖未出兵，但在外交上卻是與英法聯軍沆瀣一氣，俄國則正試圖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來侵佔更多的中國領土，可以說，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四國聯合侵華的嚴峻形勢，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

　　在對外政策上，清政府也依舊堅持著傳統的宗藩體制，堅持「夷夏之辨」，即以對待藩屬國的「羈縻」政策來對待與西方諸國的外交，認為「夷性犬羊」，總是提出無厭的要求，並且常常「虛聲恫喝」，因此，需要「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驕之氣，俾不至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其實，西方列強早已經不是中國傳統王朝所面對的胡狄蠻夷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只是觸動了一下清政府「天朝上國」的那根敏感神經，清政府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落伍，也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強大，依舊想用對待藩屬國的方式來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係，更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應對外來者的入侵。這在對待英美公使提出的「修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以現在情形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挾，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竟然想先發制人地採用強硬方式來使西方列強有所忌憚。

　　對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整個滿清官僚集團的反應如此遲鈍，如此的空想與虛幻，作為其成員之一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更是一直沉浸在以往蒙古騎兵不可戰勝的輝煌歷史中，對擁有近代火器裝備的西方諸國陸軍的作戰能力渾然無知，竟然固執地認為「夷兵不利陸戰」。其實，當時西方列強的軍隊，除英國外，陸軍是其軍隊的主體，而陸戰就是其主要的作戰方式。這充分反映出僧格林沁對英法軍隊的裝備、戰術和歐洲戰史的惘然無知。這樣一個愚頑不化的滿清王朝，這樣一位固步自封的蒙古親王，就註定了由他們主導的對西方列強的外交或戰爭都必將成為一場悲劇。

　　二、無視近代西方陸軍進步，迷信蒙古騎兵神話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總共投入兵力102194人，英法聯軍總共投入兵力36876人;清軍傷亡人數總共9986人，英法聯軍傷亡人數總共1189人，其中死亡138人，受傷1051人。清軍在投入如此多兵力的情況下，並沒有扭轉失敗的局面，充分說明近代戰爭的勝負已經不取決於雙方投入兵力人數的多少，而是取決於雙方軍隊人員素質、軍事裝備等因素。參與此戰傷病救護的英法聯軍軍醫說：「中國武器的殺傷力很小，它的子彈微光一閃，掠過表皮，就失去效力了。」另一法國侵略者說，清軍的火槍「打得一點也不準，這樣，我們的損失就和我們所遇到的抵抗力成不了比例。」僧格林沁卻對其蒙古騎兵依舊信心滿滿，認為英法聯軍「所恃究在船堅利炮，若使舍船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或當較為易制」。可見他認為陸地上依舊是蒙古騎兵的天下。騎兵，特別是蒙古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確實曾無敵於天下，但是，騎兵的輝煌在近代炮火下便風光不再。在1798年的埃及金字塔大戰中，埃及著名的馬木留克騎兵就敗在了拿破崙所統帥法軍的攻城炮火之下。馬木留克是阿拉伯語「奴隸」的意思，絕對忠誠於其主人，同時作戰勇敢，馬木留克騎兵在平定內亂和防禦外敵方面都屢立戰功，成為了阿拉伯諸國軍隊的中流砥柱。埃及更是將馬木留克騎兵作為其國王直接指揮的精銳近衛軍。但是，在拿破崙的槍炮聲中，馬木留克騎兵迅速潰敗，他們稱拿破崙為「炮火之王」、「上帝之鞭」。經此一役後，埃及元氣大傷，一蹶不振。由此可見，在熱兵器時代，原始的冷兵器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這也就預示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迷信蒙古騎兵的僧格林沁也難逃敗亡的命運。

　　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進展，其成果首先使得西方列強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得到更新改良，而清軍的裝備則依舊落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已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如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後裝步槍、線膛後裝火炮以及便於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軍的裝備卻仍停留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水平，仍然是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丸的前裝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構築仍是露天式的，經不起侵略軍炮火的轟擊。作戰方法上，英法聯軍注意水陸協同作戰，以強大炮火掩護陸軍登陸，陸上戰鬥採取散兵戰術，而清軍則固步自封，墨守陳規，忽視陸地縱深防禦，不懂散兵戰術。清政府卻對此渾然不知。

　　工業革命給西方軍隊帶來的不僅僅是軍事技術裝備的改進，其軍制、戰術、軍事思想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了變革，研究軍事學術的各種著作也大量問世。為培養掌握這些頗為複雜高深學問的軍事人才，自十八世紀起西方各國就開始創辦各種軍事學校。而滿清軍官的產生依然是武舉和行伍兩種途徑。武舉考試分為外場和內場。外場考馬射、步射、開弓、舞刀、舉石。內場考試當初是根據武經七書寫作文一篇。因為有冒名頂替現象，內場考試形同虛設。清軍指揮人員的升遷，也多循例簡用。而清朝政府奉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視軍官為莽夫，自然也就沒有專門的軍事學校。在這種情況下，清軍指揮官的思想仍停留在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時代，其戰術思想仍停留在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通觀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根本就沒有具備近代軍事素質的將領。僧格林沁可謂當時清政府倚重的優秀統兵官，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被晚清朝廷倚重的統帥其實也早已落在了時代的後面，他已經是不適應近代戰爭要求的指揮官了。這種從軍事人員到裝備的落後就註定了晚清王朝主導的抗拒外國列強入侵的結局之悲哀。[page]

　　三、從盲目樂觀到敗退京師

　　僧格林沁的愚頑首先反映在其無視《萬國公法》的明確規定，反對公使駐京的國際通行慣例，尤其是對《萬國公法》茫然無知上，他甚至想讓士兵扮成鄉勇襲擊進京換約的英法公使團，使一次在近代國際交往中再正常不過的雙邊換約行為，演變成了異常殘酷的軍事鬥爭。根據《郭嵩燾日記》記載：咸豐九年八月「初八日。怡親王至營……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誘致夷人，薄而擊之」。薛福成日記中也提到「己未年，洋人照議來換約，入京、入江兩事，廷論無可阻止，乃密囑僧邸開仗，洋人受創而去」。可見對《萬國公法》渾然不知的不僅僅是僧格林沁，整個滿清朝廷也都一樣。因此，儘管《萬國公法》規定：「國使至外國者，自進疆至出疆，俱不歸地方管轄，不得拿問。緣國使既代君國行權，即當敬其君以及其臣，而不可冒犯。」但在僧格林沁他們眼裡，外國公使不過是來朝拜天朝大國的外臣蠻夷，若不守規矩，就可以動用武力教訓其一下。

　　僧格林沁指揮的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獲勝，更增強了他在戰勝西夷方面的盲目樂觀與驕傲輕敵的「信心」，也成為加速其悲劇的又一因素。其實第二次大沽口戰役中清軍的勝利，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方面在於僧格林沁戰前的積極準備，但更主要的則是英法聯軍的驕傲輕敵所致。在戰前，僧格林沁重建了大沽口防禦體系：重建海口炮台，鑄造、調撥火炮，改革大沽軍制，調集京師、蒙古等處援軍，設置攔河設施，加強臨戰訓練。可英法聯軍方面卻是正好相反，尤其是英法聯軍驕傲輕敵。其海軍上將河伯戰前就「認為他已穩操勝券，他滿臉得意洋洋，神奇非凡，因為他的預見馬上就要兌現了」。美國人也認為「那時還不知道中國人一絲一毫也不打算讓我們到北京去(指從大沽口)」。其次，根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證，清軍參戰部隊共計4454人，英軍參戰人數約1000餘人，法軍參戰人數僅60人。可見，此戰清軍的獲勝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這偶然的勝利更堅定了清朝君臣拒英法聯軍於京師之外的決心。就連侵略者也一度感慨：「中國人開始學會了怎樣打仗，至少在築壘防守和炮火操作方面，今年來他們已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所有戰役的參加者和目擊者都認為，從戰鬥開始到結束，中國人在瞄準和操炮方面足以和訓練有素的歐洲軍隊相媲美」。

　　但是被第二次大沽口之戰的勝利沖昏頭腦的僧格林沁馬上就犯了盲目樂觀與驕傲輕敵的嚴重錯誤，且一意孤行，聽不進正確意見，加速了此後的失敗。這在其與郭嵩燾的分歧上就可窺見一斑。郭嵩燾主張造船，僧格林沁卻只想加炮。在防務上，僧、郭之間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僧格林沁擬撤北塘之防，但郭嵩燾不以為然。在第二次大沽口戰役後，「僧格林沁就於戰勝之餘不僅信心大增，而且日益驕橫，郭嵩燾看在眼裡，能不更加憂心?」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的勝利更強化了僧格林沁的虛驕之氣，使其不僅輕視洋兵，迷信自己的蒙古騎兵，而且更加聽不進郭嵩燾等漢官的正確意見，終於導致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戰的潰敗：先是由於北塘疏於防守，退兵通州，緊接著在張家灣和八里橋的阻擊戰中被他輕視的洋兵擊潰。僧格林沁就在「酣戰之際，自乘騾車，撤退而逃」。在戰況緊急時刻，主帥遁逃，巨大地動搖了軍心。僧格林沁不能堅定沉著地堅持抗擊敵軍，反而隨軍潰退，率先逃至北京城郊，終於將戰火一路引到了京師。滿清皇帝和他的朝廷更是驚慌失措地逃往承德避暑山莊。

　　為了教訓愚頑不化的滿清君臣，當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城後，英國公使額爾金一再提出一定要留下懲罰的痕迹，「在人們腦海里留下不易泯滅、永久保存的痕迹。」直接導致了號稱萬園之園的圓明園被劫掠和焚毀。

　　因此，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便指出：「作為一名統帥，僧格林沁證明是一個失敗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與其漢族同胞一起共事」。而汪榮祖在其名著《走向世界的挫折里》也多次提到僧格林沁的專制與一意孤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經與僧格林沁共事的郭嵩燾在其日記中對僧格林沁的民族偏見、專橫跋扈、拒絕正確意見的情形也多有記錄。通過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對外國使團「掩耳盜鈴」的襲擊，可以看出其在國家與民族利益上，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在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明顯落後於西方列強的情況下，這麼做無疑是給侵略者以擴大侵略的借口，並由於自己的驕傲輕敵、缺乏近代軍事常識、指揮失當，終將戰火引進了北京城，直接導致了圓明園的被毀。

　　四、余 論

　　僧格林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比較複雜和極富爭議的歷史人物，造成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先勝後敗人生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其所屬的滿清統治集團的愚頑落後，也有其無知、傲慢、專橫、輕敵等個人因素，最關鍵的是他在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潰退北京，將英法聯軍直接引到了北京。如果在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僧格林沁能夠戰死沙場，也許他的名字要比現在更為響亮。一個大清皇帝最為器重的蒙古親王，一個率領三萬軍隊與西方侵略者血戰的將領，如果死在戰場上，他將無比榮耀。其攻擊英法公使船隊的愚蠢，也就不值一提了。然而，他並沒有選擇戰死沙場，而是在其軍隊作戰失利時，失去了誓死抗敵的勇氣，率部潰退了，留給歷史的更多的只有圓明園的衝天火光。

　　我們更應該看到，僧格林沁的人生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多的顯示出那個時代晚清統治集團的悲哀。他們教訓「英夷」的目的沒有達到，反而不得不近一步割地賠款。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先後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10月，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後，以焚毀皇宮為要挾，又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從中國攫取了更多的權益和通商口岸。特別是沙皇俄國通過中俄《璦琿條約》更是從中國割去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可以說晚清王朝統治者的愚頑及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低能，更加刺激了西方列強貪婪的掠奪慾望，加速了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上述賣國條約，則換來了晚清王朝與西方列強聯手撲滅太平天國之火的合作良機，從此滿清統治集團逐漸淪落為了依附西方列強的附庸。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個人悲劇，就這樣成為了那個時代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悲哀的一個縮影。

　　不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使晚清政府一些人的頭腦終於清醒了點，他們搞了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開始了與西方列強的近代外交，也打開了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1863年5月在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支持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完成了《萬國公法》的中文翻譯，1864年初便以刻印本行世，而《萬國公法》所帶來的近代國際關係準則 ，對晚清外交的近代化發揮了特殊的指導作用。從此古老傳統的中國加速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後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甚至孫中山領導的創建共和國的辛亥革命，呼喚民主、科學的五四運動都是這種對外開放的浪潮式推進。近代中國就是這樣一面反帝反封建，一面向著世界民族先進行列追趕著曲折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