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海濤：命案背後的上海黑車生態(南都周刊 2008-3-31)

　　上海奉賢區頭橋社區花廳村，3月7日，凌晨3點 　　徐志中習慣了在凌晨3點多開車出門。這是個濃眉、中等個頭的中年人，穿著灰色西裝，頭髮有點凌亂。 　　鄉間的公路上，車窗外一片漆黑，五菱興旺麵包車載著他和妻子，以及三編織袋的捲心菜、豆苗和菠菜。十多分鐘後，他們到了頭橋紅綠燈處的公交車站。 　　4點多，徐志中把妻子和菜，送上了開往浦東北蔡鎮的塘四線。儘管去年以來物價上漲得厲害，但徐家給出的菜價並不高：薺菜2元，捲心菜1元。每個月，賣菜只能帶給他們1000多元的收入。 　　他有一個兒子，正在天津上大學，每年要付出6000元的學費和七八千元的生活費，2003年，橡膠廠倒閉導致了他失業，此後徐家的日子一直不寬裕，但他仍然咬牙堅持著。去年12月，他借了3萬元買了五菱麵包車，用來賣菜。 　　送走妻子，徐志中回到家，又上床睡了一會。 　　他再次出現在頭橋，已是上午10點。這時，他是一個黑車司機了。他把車停在上海勝利五金百貨店前的車位上。這裡是頭橋社區的中心區域，鋼質鎮標雕塑前，新奉公路分開兩側低矮的樓房喧囂南下；鎮標後面頭橋東路兩側，或綠或紅或白的奇瑞QQ、五菱麵包車和奧拓，像甲蟲一樣趴在那裡。 　　這是徐志中開始黑車司機生涯的第三天。他並不認識多少人，但已經摸清了黑車碼頭的大概情況。頭橋約有四五十個黑車司機，其中外地人佔六成，多為青壯年；本地人佔四成，和他一樣，多為失業人員和失地農民，年紀多在「4050」範圍內。像上海郊縣其他小鎮一樣，頭橋的黑車出現在1990年代。隨著上海城市結構的巨大變化，流動人員的急劇增加，交通線路和運力的相對不足，給黑車的形成提供了市場和空間。 　　黑車碼頭這一天平靜如常。司機們有的在車裡睡覺，有的在聊天，打量路人時眼中間或閃過一絲警惕。他們有一群像影子般出沒的對手鉤子，也即那種引誘黑車司機從事非法營運的舉報協查人員。鉤子們化身千萬，令人防不勝防，在頭橋，黑車司機大都有被鉤的慘痛經歷。 　　徐志中沒有料到，入行才兩天的他半個小時後就不幸遭遇了傳說中的鉤子；而在這一天上海市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開展的整治行動中，一個比他更不幸的黑車司機雷慶文，驚惶中刺死了一個女鉤子。

看大圖，請點擊 　　頭橋20公里外的新寺社區，3月7日，8點。 　　一個高個長發女人從騎塘村一組那條發白的小路走了過來。她穿過喧囂的滬杭公路，拐進新北路叫車。在她身後是騎塘村一排排兩層的房子，房子間小塊的菜地綠意盎然，瘦小的河溝留有江南水鄉的舊影，更多的土地則被工廠佔了去。由此向北6公里，是上海奉賢區政府所在地南橋，再往北40多公里，便是上海市區。 　　三四百米長的寺中路和與之垂直的新北路，像骨架一樣撐起了新寺。這裡集中了二三十輛黑車：寺中路靠近新林路口，外地人的車一字排開；新北路的郵局、雜貨鋪旁，則停著本地人的麵包車和奇瑞QQ。 　　新北路的司機們大都認識這個來自湖南的黑衣女人。在他們的印象中，她經常穿過滬杭公路，走過新北路、寺中路，到新林路的菜市場去買菜。她很長時間沒有固定工作，有一個外甥女在飯店打工，丈夫在老家。 　　她曾開過理髮店。那是三間白牆的平房，在新寺以東兩公里外的北宅村七組，門前油菜花開，周圍是三三兩兩的房屋，十幾米處是呼嘯的環城東路，再過去是一片現代化的廠房。附近的房客說，理髮店大概是2007年五六月份開的，但沒等到過年就關了。 　　在司機大老黑(化名)眼裡，她30多歲，高個，皮膚有點黑，喜歡穿黑色羊毛衫或風衣配牛仔褲，頭髮稍長，背個小包。大老黑回憶說，去年有一次他去天津，這個女人還打來電話，說理髮店來了幾個小姐，讓他過去玩。 　　通常情況下，很多司機都不願意載她。新寺的黑車司機都知道她是鉤子，這是一個讓黑車司機恨之入骨、一般村民不齒的名字。 　　新寺就是鉤子之鄉。新北路的司機有時會這樣半開玩笑地說。在這個社區，平時就有鉤子公然在街上走來走去，鉤子頭小三也時常出現在新北路，開著福建牌照的黑色轎車，有時還順帶做做黑車生意。但他來的時候，黑車司機們沒人和他打招呼。 　　新寺的司機已經記不清什麼時候開始有了鉤子。羅雄(化名)是附近的前鉤子頭，他開過黑車，7年前被招安為鉤子，一兩年後成了鉤子頭。在他的印象里，幾乎在1992年或1993年、上海開始打擊黑車時鉤子就出現了。那時是警方自己當鉤子。後來，隨著打擊黑車力度的增大，才出現了民間鉤子。 　　在一些黑車司機印象里，民間鉤子數量激增是在2006年。那一年，上海把「整頓非法營運市場」列入了「十件大事」。7月10日，上海首部打擊「黑車」法規－－《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規定》實施，明確規定在查處非法營運時，現場筆錄、錄音、錄像等可作為證據。上海市部分區縣交通執法部門還推出了獎勵舉報制度，如閔行區規定在查處「黑車」時，凡乘客提供有效證據，每輛次獎勵500元。當年，在越來越多的職業半職業舉報人、協查人協助下，上海查處黑車數量劇增，達到了2.2萬多輛次，是2005年的3倍。經受了嚴厲打擊的黑車，也基本上從上海市區撤退，但仍然集中於城郊接合部和交通不便的鄉鎮。 　　羅雄回憶，最多時他手下有20多個來自上海各區的鉤子，本地人和外地人各佔一半；鉤子年齡一般在三四十歲，年長者四五十歲，有工作者和無業者各佔一半。做鉤子的門檻不高，但不可以有傷、有殘疾。 　　具體到這個女子是什麼時候開始做鉤子的，司機們並不知情。但人們談論起她時，總是提起小三。他們的搭子(情人)關係，在新寺路人皆知。 　　知情人透露，新寺有四大鉤子頭，小三為其一，早年坐過牢，打過工，開過黑車，後來做了鉤子頭。另一個叫甲勾的鉤子頭，做鉤子十幾年，傳說家產百萬以上。但做鉤子並不是新寺的特產，南橋中心城區還有三大鉤子頭，每人各有10多名手下。 　　在多名司機的記憶里，3月7日早晨8點，那個湖南女人來到新北路叫車，要去南橋。她先是找了一輛奧拓，但奧拓車主不願意去。 　　在新寺，黑車司機與鉤子的關係，極其微妙。在黑車司機看來，鉤子多半是混世道的，傷天害理。鉤子來坐車時，司機們往往會說沒有空。但鉤子又是得罪不起的，說不準什麼時候，他們會叫外地鉤子來鉤車。 　　新寺的黑車司機十有八九被鉤過，甚至一些被鉤子頭叫去放過鉤子的、受執法部門聘用開過車的，也不例外。他們有時還會遇到外來鉤子敲竹杠，有時又不得不藉助本地鉤子，早點把被鉤的車子取回來。 　　那天，那個湖南女人最後坐上了一輛客貨兩用車，前往南橋。 　　這一天，在40多公里外的上海，近千名各界婦女聚會上海展覽中心，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98周年。當天的《解放日報》報道了一則消息：「非法載客」被扣車的市民陳先生，要求市交通行政執法總隊返還車輛的訴請，被法院一審駁回。 　　此後，新寺的黑車司機們再也沒有見過她。 　　南橋，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3月7日 　　新寺司機推測，那個女子到南橋去，是和其他鉤子會合，然後前往頭橋。 　　南橋滬杭公路2181號，是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所在地，該部門負責全區車輛非法客運的督查工作。鉤子頭透露，在奉賢區，打擊黑車的指令主要是從這裡發出，通過各個鉤子頭，直達鉤子處。 　　關於那個女子當天在南橋的活動，鉤子們和執法人員怎樣出發，由於交通和公安部門此後的沉默，已經難以查證。但曾經當過鉤子頭的羅雄，還是透露了一些具體的過程：　　每當執法大隊有抓車任務時，先確定好對哪個地段進行打擊，然後由鉤子頭帶著鉤子，坐車前去踩點，再由鉤子頭和執法人員商定具體地點，一般是隔天就把地點確定好。最多的時候，一天要安排五六個點，抓三十幾輛車。五一、春節、國慶等節日都有重大行動，是鉤子比較忙的時候。有時一個區的黑車太多了，就要請其他區的鉤子來抓。」 　　鉤子和執法部門之間是一種鬆散的關係。羅雄說，執法部門知道大多數鉤子的名字，對於骨幹鉤子，則將其身份證複印件存檔。平時，鉤子頭通過電話管理他們，按月去給他們領錢，買保險。 　　在整個抓車過程中，除了執法人員、鉤子，還有另外一些受聘開車的司機。 　　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以東數公里處，環城東路××號是上海××運輸交易市場。在過去的一年裡，每當有抓車任務，新寺的黑車司機馬平(化名)，就會和五六個同行提前到這裡報到，然後有輛普桑把他們送到抓車現場。每抓一輛車，馬平們按指定的路線，把車開到南亭路×××號的停車場倉庫，然後再乘普桑到下一個地點。 　　在馬平的印象里，抓車的任務很是緊張。上午抓好，吃好中飯，下午再抓，有時晚上也抓。一般一天抓車四五十輛，最多時抓10個點也不止。他到過南橋、庄行、新寺、星海、光明、奉城、燎原、西渡等周邊小鎮，去得最多的是奉浦、南橋。奉浦地形複雜，空間很大，人和車隱蔽的地方多，容易讓黑車上鉤。具體抓車地點，最常去的有修理場、敬老院、學校、液化氣站。 南橋，2006至2008年 　　當天的抓車地點在頭橋，如果從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出發，沿著南奉公路，會經過一個叫易初蓮花的大型超市。超市旁邊的正環路上，停著七八輛黑車。江蘇人蘇飛(化名)的麵包車就停在這裡。 　　那個女子前往鉤車途中的心情，目前難以查證。而他們的每一次出動，事實上都會改變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運，儘管鉤子們多半不會考慮到這一點。羅雄第一次鉤車時，看到別人的車子被抓也沒有感覺，反而有一種報復的心理。後來他越做越麻木，「做鉤子的，都是黑社會，不是好人，我也是壞人，就是合法搶錢啊。但我不抓車，也有別人來抓車。」他也為自己辯解。 　　蘇飛的命運就是被鉤子改變的。2007年12月以前，他還在工廠上班。一天晚上，他開著公司的麵包車送朋友去周浦，回來時迷路了，當向路邊一個賣東西的師傅問路時，路邊走過來一個男人，問他去不去下沙。蘇飛說：我不做生意。這時，賣東西的師傅稱，去南橋經過下沙，可以隨便帶他一下。已經是晚上9點，蘇飛覺得那人很可憐，就默認了。然而，當車開到下沙某小區門口時，一下子衝出了十幾個人，然後蘇飛被帶上了一輛大客車，車上還有40多個與他同樣不幸的人。 　　半個月後，他帶著公司執照領回了車。此後，他被公司開除，那輛麵包車折價1.8萬元賣給了他。蘇飛欲哭無淚：一家幾口人在老家等著他養活，三個孩子，大孩子上大一，二孩子上高二，三孩子上初一，他們一年的學費、生活費要3萬元。在上海，和他相依為命的只有那輛車了，蘇飛找不到好的工作，只好開起了黑車。 　　黑車開了兩個月，他再次遭遇鉤子。那是2008年2月19日，晚上7點，在南郊賓館，車一停，中年男乘客就拔鑰匙，院牆內隨即跑出了十幾個人，有保安、警察，蘇飛被卡住脖子拉了出來。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著我養活。求你們了。」 　　兩次被鉤，罰款再加上買車，蘇飛欠債3萬多元。晚上，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他經常睡不著，滿腦子都是家裡的小孩子。 　　他經常想起以前的工作，那時有洗澡間，有電腦，每月領了工資就很快寄回家。現在蘇飛甚至不敢告訴孩子，他們的父親在上海開黑車。他很想把車賣掉，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然而，工作並不好找。 　　與他相比，同在正環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運得多。正環路上用路障一分為二，黑車司機的紅色QQ、白色麵包在這邊，墨綠色的計程車在那邊，好像劃開了黑白兩界。 　　坐在奉賢大眾計程車的駕駛位上，小季看著對面時刻警惕的黑車司機，有時會想起從前的黑車生涯。 　　2006年5月，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鉤住了，一個星期後，他取出車子賣掉，開起了計程車。出事的前兩個月，他已經在學計程車服務卡課程，他再也無法忍受開黑車那種提心弔膽的日子。 　　在南橋，像小季這樣由黑車司機轉正的人越來越多。但許多像蘇飛這樣的外地人，即便心中有這樣的願望，也根本沒有這種機會。按照《上海市出租汽車營運資格證件使用管理規定》，出租汽車司機取得《准營證》，須有本市常住戶籍、身份證。 　　使小季心裡踏實的是，他不用再擔心營運證的問題。在上海，計程車營運證屬於政府所有。1996年以來，上海對市內計程車實行總量控制，計程車營運證成為稀缺資源，價格逐年攀升，目前已達40萬元左右/輛。 　　在這種現象的背後，也存在著一個對計程車行業性質認識上的分歧。它到底是公共服務產品，還是私人產品？ 　　據專家分析，中國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計程車運營模式。一是京滬模式，計程車公司對計程車擁有產權與直接經營權，計程車司機受雇於公司，每月交錢；二是溫州、天津模式，即計程車公司把產權出售給司機，司機則掛靠在某個公司名下，每月交納運營證管理費。 　　曾有學者指出，京滬模式壟斷性太強，導致計程車管理公司的經營收入與利潤率過高，駕駛員整日疲於奔命之外，還導致了運行成本相對低廉的黑車大幅增加。這可以說是黑車存在的根源。

看大圖，請點擊 　　頭橋社區，3月7日，上午11點多 　　在頭橋司機們後來的說法里，在命案中喪生的女人是從頭橋中路走過來的。而新寺的眾多黑車司機和村民則從不同的渠道，幾乎一口斷定：她就是那個新寺的湖南女人，至少她們有共同的特徵：黑衣、長發、鉤子。 　　　按照羅雄的解讀，抓車的當天，鉤子和執法人員各自坐車同去目的地，執法車停在事先選好的地點隱蔽，另有交通警察在附近照應，然後把鉤子放出去。 　　那個女人從頭橋中路走過來，走過一座橋，就會看到碼頭上那些或綠或紅或白的奇瑞、麵包、奧拓。 　　和上海郊區大多小鎮一樣，頭橋黑車司機和鉤子積怨甚深。他們把和鉤子的鬥爭比作「貓鼠遊戲」，鉤子神出鬼沒，有時披著白布，冒充家裡死了人；有時吊著鹽水，有時裝成夫妻吵架，有時挺著大肚子，讓他們防不勝防。 　　碼頭上的司機十有八九被鉤過，近則鉤到南橋、奉城，遠則南匯、浦東、青浦，甚至江浙等地。被鉤的痛苦大體一致，中招的方式各有不同。　　從鎮農業公司內退的老魏栽在熟人關係上。去年，一個三十七八歲的陌生男子要上青浦。老魏不想去，男人說：「爺叔，講講都認識的。鎮供銷社的張書記，是我表哥。」老魏試探他：「你表哥家有幾個孩子？」「兩個，大的有些獃頭獃腦，小的在縣中學教書。」老魏認識張書記，見對方滴水不漏，又問他到青浦去幹什麼。男人說有個同學從監獄裡出來了，去接他。老魏就信了。 　　安徽人郭俊的第一次是栽在「好心」上。2006年3月20日晚上10點多，天還下著雨，碼頭上來了渾身酒氣的男人，要去30多公里外的鄔橋。郭俊不想去，男人說：「你不要怕，我不是鉤子。我本來在這裡吃酒的，家裡有事，老婆讓我趕緊回去。」 　　「人啊不能做好事。」郭俊後來想起那個鉤子就會說。當晚11點到了目的地，郭俊讓男人下車，男人央求再往小路上送一程。雨夜的小路沒有燈，郭俊有點怕，但經不住男人再三央求，就心軟了。車子拐上了小路，對面來了一輛車子，車速慢下來時，男人突然把他往座位上一撲，拔下鑰匙就跑了。郭俊以為遇到了搶劫的，抓起起子下了車。黑暗的雨中，幾個男人圍了上來：不要反抗，我們是執法的。郭俊才看清楚對方穿著制服。 45歲的周老二，駕齡十六七年，2004年開黑車以來，就以四次被鉤紀錄成為碼頭上的老二。至今，他的奧拓還在南匯關著。 　　那輛奧拓，2004年8月25日上牌，8月30日就被鉤走了。那天早上6點，一個30歲男人帶著小孩要去松江。周老二不敢去。男人先把孩子送到了頭橋醫院，這下周老二放心了。車子開到松浦大橋下面，拐進一條小路，前面一車直衝過來，他還在納悶：這個人怎麼開的車。男乘客把鑰匙一拔就下去了。 　　第二次是2005年1月，去閔行永南路。停車時，男乘客遞過來一張100元，正找錢時，那個人說，你不用找錢了，你看看外面。那是在一個工廠門口，外面不知什麼時候站滿了警察。 　　第三次是2007年1月，一男一女去南匯，一路上吵個不停，一直吵到北宋村的廠門口，讓他開進去。周老二不肯，男人伸出手就抓鑰匙，周老二把油門一轟，強行拉到倒擋，這時一輛車子衝出大門，把麵包車堵住了。後來他明白了一個道理：真正的夫妻，在外人面前是不會吵架的。　　第四次是2007年8月，去南匯坦直，一個60多歲的老頭帶著30歲的侄女，一路上都在說離婚。車子開近一條小路時，老頭說：阿拉年紀大了，辛苦你送進去。周老二心一軟，把車開了進去，結果就出不來了。 　　「閔行1萬，松江1萬，南匯第一次1萬，第二次兩萬。南匯最狠。最後老婆也跑掉了，兒子判給了老婆，今年上高三了。」周老二似乎是個瀟洒的人，西裝便服，頭髮梳得光光的，在碼頭上說起從前，就彷彿是別人的事情。 　　但是，隨著每一次被鉤，黑車司機對鉤子的恨似乎就增添一分。司機們說：「見到鉤子，打也打死了。」2007年夏天，兩個30多歲的女人在頭橋的菜市場附近被人認了出來。消息傳到黑車碼頭，司機們生意也不做了，跑去圍堵。鉤子急忙用手機撥110，警車來到把她們接走，司機們開車去追卻沒追上。這是他們最近的一次追捕鉤子行動。 　　大概在11點多，黑衣女子一步步走進了碼頭，一個對鉤子充滿了仇恨的地方。 　　頭橋黑車碼頭，3月7日，上午11：30左右 　　黑衣女人在鎮標後面的停車位選了一輛銀灰色奇瑞，車牌號「蘇E8J410」。 　　車主是一個有些內向和善的矮個年輕人。其後數日，他的人生經歷一再出現在報紙上：雷慶文，安徽霍邱人，21歲。13歲那年，他上完小學從安徽來到上海，跟著父母在南匯種菜賣菜。賣菜的日子，一家人凌晨1點半就要起床，然後裝菜上車。車子開兩個多小時到上海，雷家的攤位在普陀區龍泉市場。 　　那輛車子是2006年買的，車價6.8萬元，借了3萬多。雷家說，車子是賣菜用的。雷慶文也去拉客，這年4月，車子第一次被鉤走，很長時間內，他不敢出去開車，但後來還是開出去了。他想著：到年底多少有了幾個錢，賣了車，供弟弟上學。他也想著結婚。他有個學習不錯的弟弟，在老家讀初三；還有個感情不錯的女朋友，在附近的鎮上上班。他不抽煙不喝酒，只喜歡吃水果，因此車上時常放著一把水果刀。出於對鉤子的戒心，碼頭上不少司機，都在車上放著大號起子、螺絲刀等。 　　碼頭上當時沒人注意到他們是怎樣討價還價的，也無法知道雷慶文因為何故放鬆了警惕，讓一個陌生人上了車。 　　自從有了鉤子，黑車司機們不再輕易相信人，和周圍大多數鄉鎮一樣，頭橋淳樸的民風受到了挑戰，傳統鄉土熟人社會的行為方式似乎不再適用。很多司機只拉熟客，對陌生人則嚴加盤查：什麼地方人？去那裡幹什麼？他們說，「雷鋒死光了」，「好人不能做」。 　　甚至一些熟客，在這些司機看來都有了不寒而慄的感覺：有的人第一次坐車給錢，第二次給錢，第三次忽然變成了鉤子。 　　而對於鉤子來說，上黑車是一項很有技術含量的活。羅雄說，好鉤子心理素質要好，反應要靈敏，要會表演，比如怎樣利用老人和小孩子做道具，以麻痹司機；比如在不熟悉的地方，司機不拉陌生人，怎麼辦？這時在馬路上裝吵架，兩個人突然吵起來了，很多人都在看，又突然不知從哪裡跑出來兩個人，拉住吵架的一方，讓另一方「快跑快跑」。裝作跑路的鉤子，一跑就跑到黑車上，催促司機：「前面一站路，你趕緊跑。」前面的鉤子跑了，後面的鉤子也裝作拉個車子追，結果兩輛車都上鉤了。 　　鉤子平時的積累也很重要。有時，鉤子要到一個鎮上摸摸行情，比如認識一些人，拿一些老闆的名片，鉤車時這些都是重要資料。三兩句話下來，司機就放鬆了警惕。 　　在羅雄印象中，那個女人鉤車的時間不長。按照工作程序，上了車，她應該打開身上的錄音筆，從談價錢開始就開始錄音。望風的會馬上向執法人員報告：車牌多少，車型什麼。如果鉤車成功，她下車後，要看看車牌，對著錄音筆記錄車號、車錢，然後儘快趕到下一個點。當天抓車結束後，她要把錄音機的內容拷到U盤交上去。每段錄音有個單據號碼。這些就是黑車非法營運的證據。 　　鉤一輛車，望風的一般一到兩個，包括一個駕駛員，有時晚上車牌看不清楚，駕駛員要開車追上去。鉤子一般需要兩個，骨幹鉤子坐在副駕駛位置，用來壯膽的坐在後面。 　　黑衣女人是一個人上了車。事後羅雄分析，她無非是想多賺點錢。假如鉤一輛車獎勵500元，她可以拿到兩三百元。她只是黑車司機們所說的抓車產業鏈的一環。 　　黑車司機處於這個產業鏈的下端。一輛黑車被抓，早幾年罰款三千五千，後來整個上海都是1萬元(在被罰司機領到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上，罰款依據是：《上海市計程車汽車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款。該款內容為：擅自從事出租汽車經營的，由市交通執法總隊、區縣交通執法機構沒收其非法所得，並處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一個擁有三四十輛黑車的小鎮，一年起碼要被罰款十幾萬。此外，司機還要為被抓車子的停車費付錢，各區收費標準不一樣，奉賢是每天50元。 　　據羅雄透露，鉤子抓一輛車，寶山的價格是200元，南匯是250元，奉賢600元，其他是500元。奉賢事情多，危險性高。一般抓一輛獎勵500元的車，鉤子頭分給鉤子兩三百元，剩下的錢，用於吃飯、油費、保險，買錄音筆，大頭歸鉤子頭所有。一個成熟的鉤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證據充分，月收入少則三五千，多則五六千元；鉤子頭一年可達十幾萬；被聘用駕駛黑車到指定地點的司機，其酬勞為半天50元，全天100元，晚上再做，就是150元。 頭橋紅旗村，3月7日，11：45 　　紅旗村距離黑車碼頭約一兩公里。按事後的推測，雷慶文發動了車子，沿新奉公路右轉奉陸路，穿過兩側的民房、工廠、水塘，開到迪桑轎車配件廠時，他會看到一個丁字路口，一條叫紅陸路的小馬路會閃出來，路右是紅馬塗裝設備有限公司，路左是頭橋富麗食品商店。在那一刻，不知道雷慶文有沒有注意到陷阱？他是否意識到了自己再一次因為輕信而上鉤？那個黑衣女人，是否覺察到了危險在逼近？ 　　半小時前，徐志中便在這裡中了埋伏。10點30分左右，一對夫妻模樣的男女上了他的車，要去紅旗村。兩人50多歲，本地口音，女人黑衣，短髮，坐副駕駛位，男人坐後排。車子右拐至紅陸路時，女人說：就在這裡停吧。這時，徐志中發現路左側停著一輛黑色普桑、一輛白色依維柯。當女乘客問車錢時，普桑突然轉彎開了過來，抵住了麵包車的尾部，依維柯則封住了它的前路。 　　徐志中很快被執法人員拉下車，被命令交出手機，然後被帶上依維柯，車子向前開進了一個僻靜的弄堂，他被帶上了停在這裡的大客車。在大客車上，執法人員給他填寫了蓋有上海市奉賢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印章的處理告知書、暫扣扣押物品憑評。不到10分鐘，他看到又上來一個被抓者，10分鐘後，又是一個。 　　那個黑衣女人坐的是第四輛。頭橋富麗食品商店老闆朱海榮目睹了全過程，「車子是11點45分開過來的。」他說。 　　做鉤子是一項非常危險的行業，羅雄做鉤子5年，最後還是退出了江湖。知情人透露，曾經有人找到他的家，把他的家人打了一頓，後來他搬過一次。他手下的鉤子，也曾有人被綁架。 　　與鉤車身份暴露的危險相比，現場操作的危險係數更高更直接。但羅雄認為，鉤子的活如果說危險，那是因為操作不來。在鉤車過程中，停車時如何拔鑰匙、控制住車子，是最後關鍵的一環。 　　一個熟練的鉤子，對此會很有心得：拔鑰匙的時候，不要正面硬拔，如果你坐在副駕駛位，只要把司機往外一擠，或者把司機座位下的拉手一拉，座位往後一倒，駕駛員就到後面去了。 　　執法人員沒出來的時候，要慢慢掏錢，或者拿出100元，讓他找，還要學會拖延時間，「哎，師傅，你找的這個鈔票是假的。」 　　或者上車時，故意拿個包放在後面，停車時，在座位上探出身子去拿包，腳就悄悄踩在剎車擋上了；坐在後排也不要緊，快下車時，突然叫一聲，「哎呀呀，那邊撞車了。」黑車司機回頭看的一瞬間，就把車鑰匙拔下來了。 　　但那天，黑衣女子的最後鉤車進程顯然並不順利。 　　朱海榮看見，銀灰色的奇瑞開過丁字路，到了一根電線杆前時，紅陸路上開過了一輛普桑，奉陸路前面又來了一輛依維柯，一前一後把它夾住了。但是，奇瑞的車門始終不肯打開，三個執法人員開始用鐵管砸玻璃，然後把那個小夥子拉了出來，從另一側拖出一個黑衣女子，已經一動不動了。 　　12點多一點，上海超申木器製品廠的小施，聽到弄堂外面有人喊叫，就和工友們跑出來看熱鬧。此前，他們已注意到弄堂里停著一輛大客車。 　　小施趕過去時，看到一個女人被從轎車裡拉出來，長頭髮，黑色毛線衫，手裡緊緊抓著100元錢，鮮血染紅了票面。一個執法人員捂住她的胸口，另一隻手掏出手機打電話。圍觀的村民，沒有一人上前幫忙。 　　事後，有鉤子頭分析，她死在沒有經驗上，前後兩輛車的時間沒有處理好。 　　她被緊急送進醫院，載她的司機則被帶走。早幾分鐘被抓的郭俊看見他上了大客車：一個執法人員抓著雷的頭髮，一把把他提上車。這個1.65米的瘦小夥子，右臉上腫起一個包，鼻子上有血跡，左手捂著頭部，有血滲出來，渾身在顫抖。10分鐘後，他被警察帶走，他在車上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她拔我鑰匙，我還以為她搶車。 　　這些都是黑衣女子所不知道的。被送進幾公里外的奉城醫院時，她已經沒了心跳和血壓，面呈青紫色，只有皮膚尚有餘溫。

　　在醫院隨後開出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書上，她叫陳素軍，職業：民工；已婚；死亡日期：2008年3月7日12：15；發病到死亡的大概時間間隔：15分鐘；直接死亡原因：a頸胸部大血管破裂或氣管斷裂可能，b頸胸部刀刺傷。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常住戶口均為空白。兩天後，《東方早報》報道稱，奉賢區建設交通委一位副主任在接受相關媒體採訪時表示，她是「一名從事舉報的協查人員」。這個關於其身份認定的說法讓一些黑車司機不快，在他們看來，協查人員應該是國家正式工作人員，而鉤子則是社會閑散人員。 　　3月13日，這個名字出現在奉賢殯儀館的遺體告別編號登記上：陳素軍，33歲，湖南人，盒價6000元。而她是不是新寺的那個湖南女人，就此成謎。 　　其後的幾天，她的名字以及這起命案，從上海擴散到了全國。在北京兩會會場，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表示，「釣魚」不好，容易激化矛盾。 　　她的死，讓周邊鄉鎮的黑車司機們拍手稱快，也使南橋一帶的抓車行動一度暫停，蘇飛說：「如果永遠沒有鉤子該有多好。」 　　她死後的12天，奉賢交通部門還在沉默，頭橋的黑車司機們在擔心秋後算賬，南橋黑車司機風傳又要抓車了。這一天，蘇飛在易初蓮花認出了一個讓他刻骨銘心的乘客，那個左嘴巴上兩顆痣的嘉定鉤子，又來了。 歡迎訂閱南都周刊，郵發代號45-139。網路轉載請註明，違者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