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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是這樣煉成的

分類： 資料 2011-03-31 16:38

淺析道光洋艘征撫記里的「漢奸」現象

三糊塗（資深美女）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發現不長的二萬字的文章里，竟處處是「漢奸」。至於「姦細」、「奸民」、「奸商」、「奸相」等帶「奸」的字樣，也時有浮現。這不由引起了我的興趣。仔細查詢，發現「漢奸」最多，有二十五處;「奸商」與「奸民」次之，各出現兩次;「姦細」、「奸人」與「奸相」各出現一次。這些「奸」，除了「奸人」專指大鴉片販子顛地、「奸相」專指當時的欽差大臣琦善之外，其它的「奸」竟都被中國商民水勇們給承包了。其實在當時的大清政府眼裡，奸民、奸商與漢奸乃同一概念，由此看來，百姓們在那個時代，做「漢奸」很踴躍的。老實交待，我羞於與現在的一些民族主義者為伍，老懷疑他們說不的那小樣兒，是跟刀槍不入念符咒跳大神的義和團大師們學來的。所以看到魏源書里的「漢奸」現象，我是沒有憤怒的，這讓我非常不好意思。不過，不好意思僅是一點小意思，因為沒有憤怒，卻可能擁有一種局外人的冷靜與理性，使我在審視中國近代以來的漢奸現象時能更趨向客觀。王怡在他的《民族主義的三重門》中交待：「漢奸」這個詞，從《史記》到《明史》，都是找不到的。他說：據學者王柯考證，「漢奸」第一次出現是在清朝對南方少數民族的「改土歸流」中。我也懶得再去考證了，比我還懶的，是李零先生，他在自己的《漢奸發生學》里老實交待：「漢奸」一詞起於何時，惜無考證。所以這裡我只能以王怡之說為準了：「漢奸」這名詞，應該是清代的產物。我不知道這名稱裡面有沒有包含民族歧視，我只知道，象琦善那樣的滿人，大體也是被百姓罵作漢奸的。 這方面，李零先生稍勤快了些－翻了《辭海》。他說《辭海》里給「漢奸」定義是：本指漢族的敗類，現在則指中國的叛徒。《辭海》有些馬乎：第一，漢奸怎麼就本指漢族的敗類呢？出處在哪兒？雖然俺不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卻認為這是件非常嚴肅的事兒，不能這麼小臉一黑，就把發明的專利權戴大漢族頭上。第二，啥叫「中國」？需知，「中國」一詞剛剛出現時， 根本不具有國家實體的含義，而是一個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最早的中國指夏人所居之城，最早的中國人指夏人。《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商滅夏之後，佔據了黃河中下游一帶，商人所居之地，便被視作中國。西周立國後，所謂的中國專指西周及其臣民，周邊各族政權及民眾被稱作「四方」和「四國」。從此，周邊各民族只要入主中原，就理直氣壯的以「中國」自居了。打個比方，十六國北朝之際在中原立國的諸北族政權，均以中國正統自居，而斥東晉南朝政權為「南偽」。相同的例子還有金和南宋。比如岳飛收復黃河故土，金那邊的宣傳機構就可以按此思維宣傳「漢人侵犯中國」云云。我懷疑，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共產黨反罵蔣政權為偽政權也是從這兒來的靈感。因為單從地理上來講，共產黨在黃河這邊兒的延安，離中原最近，算是最接近標準答案吧，而老蔣在長江那邊兒的南京，離中原稍原，只能算是「南偽」啦。「中國」作為國名，起始於晚明清初，當時的西方傳教士稱明清帝國為「中華帝國」，簡稱即為「中國」。「中國」這一概念的時空化，側面說明了《辭海》的不負責任。在沒有弄清啥是中國之前，根本無法弄清啥是背叛中國！更何況，「背叛」兩字的模糊程度又絕不亞於「中國」兩字呢？所以這裡我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漢奸」乃中國獨享專利的一門國學，此中的機關不是簡單的語言所能概括出來的！擺了這麼長的龍門陣，算是鋪墊，現在打馬回頭，看看魏源筆下的漢奸現象是個什麼情境：一，正如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毛澤東的反右擴大化一樣，晚清漢奸，也被統治者搞得有些擴大化。中國儒者言：人人皆可為堯舜。可中國政府眼裡，人人皆可為漢奸！更嚴重的是，漢奸擴大化並不全是政府的意思，更多的時候，它是有著龐大的群眾基礎的。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的統治者想整人，想搞專制，一般都提倡告密與揭發，臣民就很踴躍。比如早在1759年，政府就搞了個防範外夷規定：夷商在中國不得坐轎;夷商必需在規定的時間去規定的地點遊玩;夷商不準購賣中國書籍;夷婦不得進入廣州城;夷商不得僱傭中國僕婦等等。規定如此深入民眾生活，大清小民當然一不小心就變成漢奸了：比如給夷商提供轎子的，漢奸！受雇於夷人的，漢奸！賣書給夷人的，漢奸！至於百姓自身，在這方面的覺悟往往比政府希望的程度還要高出許多，比如政府上午要求大家忠於毛主席，下午就有老婆到政府告發：俺家老公睡午覺的時候，在床上有反動言行！還有，有人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文章，馬上就被一些戴老花鏡的同志發現，並負責的向中央一些部門和領導舉報：朗朗乾坤之下，竟然出現此等反動文章！一句話，中國人做漢奸踴躍，揭露漢奸更踴躍。所以，雖然大清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但臣民們還是超越規定，把穿西裝、學鳥語，給夷人看病、教夷人漢字的中國人，統統稱作了漢奸！比如駐英副使劉錫鴻就告過駐英正使郭嵩濤的小狀，說他穿鬼子衣，行鬼子禮，漢奸做大了。結果郭這樣真正睜眼看世界的一流的人材不得不辭了這差事，回來後更是一路漢奸待遇，在家鄉都抬不起頭，家鄉的憤青差點刨了人家的祖墳，日子簡直沒法混下去了。比如大清一些官員還告過大清留美學生詹天佑等人的狀，說他們不但不尊敬孔子的牌位，還學著洋人的小樣兒去水裡撲騰（游泳）。結果一幫留美學生尚未畢業就被政府強行招回。幸虧招回來得早，否則天佑完全進化成漢奸了，可能不會為了中國的鐵路事業而活活累死的。至於嚴復那樣的啟蒙大師，在義和團眼裡，竟成了特大漢奸！義和團進北京，第一個要殺的大漢奸就是嚴復，當然在義和團眼裡，主張維新的光緒更是個王牌漢奸了。可惜除奸沒有成功：嚴復鐵了心要做漢奸，在大刀王五的保護下跑到天津租界了，抓光緒的義和團小首領被慈禧老太后給法辦了。在反對漢奸擴大化方面，我覺得人家大「奸相」琦善的做法很有借鑒意義。當有人向他打小報告，說某某某是漢奸的時候，他小臉一沉，說這個告密者：汝即漢奸！多好的欽差啊！則天同志、朱元璋同志、斯大林同志 以及類似的其他同志，就沒有這等大將風度！可能正因為漢奸太多了，所以鴉片戰爭期間，香港有了一回龍捲風，或者海嘯什麼的，於是兩廣的督撫們上奏道光：「撞碎洋船無數，漂沒洋兵漢奸無數……浮屍蔽海」。中國官員在擴大漢奸數量與擴大敵方損失方面，甚至在擴大小麥畝產量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或曰歷史遺傳性，習慣玩浮誇風。朝廷一聽，漢奸屍體飄得把海都給遮蔽了？太痛快了，「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外」，並準備大力提拔廣東文武官員以示祝賀。實際情形則是，此時，洋船數十艘，把咱的廈門拿下了。二、漢奸不是自由生成的，歸根結底，它是由政府成全的。魏源在自己的《道光洋艘征撫記》里對漢奸的生成原因有過一定的分析，首先是民族歧視方面的原因，比如乍浦之戰前，駐防旗兵平時凌辱漢人，乍浦開戰後，又動不動罵漢兵為漢奸，福建的漢兵一急，真的做漢奸去了－縱火做內應，不但把英夷迎了進來，還把滿人兵營給燒了個一乾二淨。其次是組織與技術方面的原因，政府組織民間水勇抗英，可是由於一會兒主和一會兒主戰，導致一會兒招募，一會兒解散。魏源說，由於沒有對這些解散的水勇進行妥善安置，所以他們扭頭就跑夷人那邊，給夷人服務了。最先招募水勇的，是林公。不得不承認，林公很聰明的，雖然中國的孫子兵法里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古訓，但中國人做爺爺的時間長了，早忘了孫子戰術了。之所以說林則徐聰明，就是在於他撿起了孫子精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外國人極藐視中國水師，但是卻非常畏懼沿海梟徒及漁船、漁戶等。於是林公讓國家部隊坐冷板凳，高價招募丁壯五千，雖然國家部隊不幹活，但工資還要拿的，於是林公利用自己的職權，給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攤捐款，跟上級機構在我們單位募捐似的，不捐不行。問題是林公一下崗，琦善同志上崗，這幫水勇跟著組織幹革命的前途就沒有了，只好投奔了夷人，做了漢奸。魏源在文章的最後作總結，非常遺憾地說：「故敵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擾也，非無內助也，無人調度之，則毆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勁民為奸民，且誣義民為頑民」。當然，他還想到了黑吃黑：「豈特義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敵也」。魏源說得對，奕山就從香港招回漢奸三千名。而且這些漢奸還拍著胸脯保證，願立功贖罪，一舉殲滅洋人。最後由於祁總督的反對，沒有執行。但我很懷疑執行的結果。一句話，漢奸打英夷，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黑暗的：正象慈禧太后急眼後動用中國最保守最落後的力量－義和團一樣，在全新的洋敵人面前，政府與軍隊全都傻眼了，卻以漢奸作最後一張牌，結果當然不容樂觀！魏源算是中國第一位睜眼的知識分子了，但是睜得還不夠，所以他的局限性在於，他只能找出漢奸發生的組織與技術原因，卻找不出漢奸發生的體制性原因。傳統的中國政府，乃是家國同構體。也就是說，國是統治者的家，家是統治者的國，作為家奴的百姓，跟統治者根本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商紂王統治下的奴隸，當然談不上熱愛商王朝;夏朝的百姓公開喊叫「吾與汝皆亡」。只不過那時尚不時興「漢奸」這個概念罷了。否則戰線前反戈一擊的商奴與「吾與汝皆亡」的夏民，全都是偽軍或者漢奸啦。總之，從概念與意識上來講，奴民們既沒有國家概念，更沒有愛國情操。從生活與實踐方面來講，統治者是他們天然的敵人，一個王朝的覆滅與倒台，對百姓來講，無非是多了一個說書的故事而已。這一點，麥天樞在他的《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里說得也很坦白：「如果以為沿海和長江的炮聲與白旗，已經在國民中掀起了多麼巨大的精神波瀾和情緒風濤，那便是屬於今人想當然的自作多情。」而政府，總是象主人一樣了解自己的家奴，看自己的百姓，個個皆漢奸。魏源在書里交待說：「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還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有不問是非而殺之者，粵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間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當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魏源所說的將軍乃是靖逆將軍、皇家宗室奕山，參贊乃是湖南提督楊芳和戶部尚書隆文。這些天朝大員去廣東抗英，卻把廣東百姓視作漢奸，且殺起漢奸來不問是非，能打勝仗才怪呢。作為百姓們，最高的境界也只能做到「壁上觀」了，否則就剩下做漢奸的份兒了。至於象林公那樣懸賞抗敵，只認錢不認國家與政府的百姓們居然也無人應命。這可能跟政府冶國準則有關，政府信奉「寧給友邦勿給家賊」，家奴自然是信奉「寧給敵邦不給主人」。當然大員們視民為漢奸，可能也有自己的考慮，起碼打敗了，可以把屎盆子扣到漢奸頭上。比如鴉片戰爭中，英國總共來了四千步兵，而裕謙以四千兵守鎮海，卻上奏曰：「洋船黑兵及漢奸不下萬人」。叫人一看，好象鴉片戰爭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似的。事實上，日本人看了中國的《地雷戰》，就產生過這種幻覺！當然了，八國聯軍進中國的時候，隊伍里有一個中國軍團，作戰非常勇敢，並因此受到了表彰，但是我們總不至於因此而稱之為「九國聯軍進中國，其中一國是中國」。總之，如果政府不是民意政府，百姓也僅是奴隸而不是公民，平時享受不到做人的尊嚴與待遇，那麼，百姓乘政府自顧不暇的當口做做漢奸也算是乘機出口氣了。比如龔自珍的兒子龔孝拱領著英法聯軍奔赴皇家後花園圓明園時，小子的心裡估計是很得意的。因為他跟英國人說了：一定要讓那個皇帝佬兒哭鼻子！結果，那個皇帝佬兒不但哭了，還哭得很傷心。至於大清普通百姓，估計沒一個為此而哭的，因為圓明園根本沒有他們的份兒，與他們無關。當然了，現在還有人為此而傷心，那是他們把自己當作愛心覺羅家的嫡系子孫啦，也叫感情錯位吧。三、在中國做漢奸既容易，又不容易。之所以說容易，是因為一不小心您就是漢奸，根本不用作主觀的努力，更不看客觀的效果。說您是漢奸您就是漢奸。比如鎮江戰役前，駐防的副都統海齡禁難民遷徙出城，「出者皆刃夾而搜括之，日捕誅城中漢奸」，鬧得全城象開了鍋似的。當然了，做漢奸更多的是不容易：第一，做漢奸得跟政府與官員合作。比如販賣鴉片。夷人無權登陸，只把鴉片運送到境邊，接應他們並把鴉片轉販內地的，當然要全靠中國漢奸自力更生了。做到這一點，光靠漢奸們的個人機智還是不行的，還需要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共同作奸，也叫警奸一家吧。眾所周知，鴉片煙在康熙初以藥材納稅， 政府並未禁它。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 每年進口多不過二百箱。及嘉慶元年（1796年），因嗜者日眾，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進口增至三四千箱。道光初嚴禁，但禁得再嚴，也能進來四五千箱，兩廣總督阮元密奏道光，請暫事羈縻，徐圖驅逐，於是情況更不妙。滑稽的是，道光六年（1826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巡船之後， 煙的進口反而突飛猛進，一下增至年二萬箱者。一句話，沒有水師還好，有了水師，它反而成了鴉片販子的武裝保護部隊，也只有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色下，才會出現這等滑稽事。無奈，道光十二年（1832年），總督盧坤始裁巡船，而水師積習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1837年），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要送數百箱給水師，以供水師向政府報功，其它的自由買賣，甚至韓的水師船都代洋人運送鴉片進口。更滑稽的是，韓肇慶反以獲煙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人人先富起來，鴉片煙進口每年增至四五萬箱。後來林則徐到廣州禁煙，第一步就是以禁煙事宜策問書院士子，書院士子們在自己的無記名試卷中皆答曰：水師包庇販私。於是林公奏革水師總兵韓肇廢之職。但林公沒有成功，這一點連林公的好朋友魏源都樂意承認：「終以鄧廷楨所保，不能盡正其罪」。一些中國學者，據此為林公不夠正直的證據之一。據我猜測，鄧廷楨估計就象現在的領導一樣，給林公打招呼、寫條子，也算愛護下屬吧！第二，還得給中國官員做翻譯。比如琦善大人僱傭的與夷人通信的使者鮑鵬就是個大漢奸。這是沒辦法的事。大清臣民從上到下，有幾個人屑於學鳥語又有幾個人有權學鳥語或者說敢於學鳥語的？凡是學鳥語的，肯定不是好鳥，至少算是漢奸吧。何況鮑鵬還被人懷疑是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的同性戀同志。雖然中國古代特別流行同志關係，但是給夷人做同志，那就是雙料的漢奸啦。第三、販賣鴉片、給夷人做嚮導探路，跑到台灣替夷人煽風點火，在城內放火給夷人做內應不說，有時還直接參加英夷隊伍作戰，最後一不小心就被中國政府幹掉了。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里，這類故事很多的。游擊馬辰「生擒奸民十餘」、林則徐遣兵船於磨刀洋外洋「擒獲漢奸十有三」、「漢奸兩千餘梯山後攻其背，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當然這些數字也不能全信，單說最後這個數字，乃是虎門口外的大角沙角炮台之役，據麥天樞的《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載：此次戰役，中國官兵陣亡292人，負傷463人，而英軍無死亡只有38人負傷。但在中國官方的奏報中，打死夷人漢奸數十名。而魏源的《道光洋洋艘征撫記》載，「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發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隊復擁上，眾五倍於我。我兵以扛炮前後殲二三百」。所以，漢奸給英人做炮灰，我們也不能估計得很高，因為我覺得中國的漢奸還沒有那樣高的國際主義精神。除此之外，漢奸有時候還要替無能的清軍將領背黑鍋，比如長溪嶺之戰，參贊大臣文蔚自知敵不過英夷，就一溜煙的跑了。跑的時候，輕裝上陣，把所有的輜重都扔了，回頭卻說營盤被漢奸燒毀了云云。當然政府不知道，文蔚是晚上跑的，且一邊跑一邊賞錢給轎夫和船夫，催他們快些再快些。而且跑得真是太快了，英軍第二天天黑時才趕到文蔚的陣地！第四，如果做漢奸，成了糊口的飯碗，那就更糟了。因為有時候不是你想做漢奸就能做成的，其間有著各種不可抗的因素。夷人雖然羨慕中國的財富，又極具侵略意識，但遺憾的是，夷婦們很不爭氣，既沒有多子多福的概念，又沒有養兒防老的意識，肚子時常是癟的，導致夷人人口老是上不去，於是夷人就相中了中國的勞動力。夷人生活與普通商業運轉中，也少不得要僱傭中國人，於是中國人想做個小漢奸，還是有市場的。但林則徐一上任，就開始發傳單，張榜文，鼓勵敵方陣營內的漢奸們棄暗投明：每殺白洋人者賞銀二百圓，黑洋人半之，斬首逆義律者銀二萬圓。其下領兵頭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火藥炮械繳官外，其餘的都歸你自己。雖然林公這告示不儘是發給漢奸的，也含有讓中國的好百姓自動組織起來殺敵致富的意思，但被嚇著的，卻是洋船上的夷人。他們對中國這些漢奸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咋看咋不象鐵杆漢奸，所以，不待他們架敵船、掂人頭的投誠去，就先把他們全解僱了。這幫職業漢奸一下子全下崗了，史無記載，不知他們恨不恨林公。假設人家本想做漢奸到底，沒有投誠的意思，他這麼一詐唬，弄得人家道德上一下由黑暗走向光明，物質上卻由小康一下跌入了特困！一句話，漢奸做不成了，幹些啥營生好呢。總不能給他們放一首劉歡的「重頭再來」吧？第五，做個帶官銜的漢奸也不容易，我說的是奸相琦善！罵琦善是奸相的，乃是粵民。看來粵民不簡單，政府官員罵他們人人皆漢奸，他們就回罵政府大官員琦善乃是奸相，起因還是由於抗英。因為粵民時間長了，發現洋人軍隊與政府軍隊一樣不是好東西，所以糾眾鬧了回三元里抗英，卻被政府官員勸退了。而在洋人退走的過程中，粵民乘機發起了敵退我追的戰術，用火攻襲擱淺到沙灘中的英船，乘漲潮偷襲虎門的洋船，佛山義民還發明了最早的生化物器，在上風頭放毒煙迷洋人的眼睛。義律氣得不行，大罵粵人非良民，粵民回罵得最有意思：「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效，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槍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看粵民的意思，這次大清戰敗，全是因為主戰派的林被革了職，而主和派的琦善上了場。典型的技術不夠道德湊，國力不行，還是道德湊！也不怪百姓說話沒水準，「大清子民」嘛，離公民的距離還差千年呢！而琦善雖然鐵了心要做奸相，與英夷和談。但是在他可憐的認識中，他以為夷人不過受了林則徐的氣，我們這邊撤了林則徐的職，再賠爾等倆小錢，這事就過去了。打死他他也想不到，此時的英夷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且擁有全球最多的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大帝國，人家才是真正的老大，所以提出的條件很牛，比如開放好幾個港口不說，還要求他們可以帶老婆前來同住。中國之所以不準洋女人登陸中國，就是暗地裡希望夷人做光棍，熬不住後就會紛紛回國的，現然居然要攜妻帶子的過來，不反了天嗎？琦善沒法，只好矛盾上交，可夷人等不及，就開了張。弄得琦善大人很傷自尊。琦善最後的結果是革職查問，查問的過程中，還被府憲懷疑作漢奸：聽說你跟義律關係特親密？他還給你送過東西？當然了，最傷琦善自尊的不是這個，而是與英夷在談判桌上的平起平坐。有人說，琦善是大清第一個對著英夷稱「貴國」、「貴特使」的官員，在此之前，我們一直稱他們為「爾國」、「爾特使」，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好似酒桌上的兩人猜拳，原先一直是爺倆好來著，卻突然變成哥倆好了，爺心裡很不是滋味的，儘管他被百姓罵作了奸相，但是再奸也不反對做永久的爺啊！更重要的是，這位爺之所以主和，乃是由於他比林則徐清醒多了。免職之後的林則徐曾給皇上上奏，希望戴罪立功，並言因貿易為英人所阻，各洋人都準備回國帶兵，來與英人決戰呢。而我們呢，正好以敵攻敵。還說「中國造船鑄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問題是曾經跟著林公一塊兒亢奮過的道光再也不相信林公了，沒給林公回貼。相形之下，琦善的看法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當是清醒之言，他說：「地理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說得多實在多坦白啊，好象有先見之明似的。至於民情不堅，就是政府自身一直在源源不斷的製造漢奸的一種委婉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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