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術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張小勁，清華大學新政治系創辦人，中國比較政治學領域的領軍人物。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政治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2012年開始，我們便一直與（社科文獻）謝社長與政法分社王緋老師共同策劃「現代政治治理技術叢書」這個選題。當時我們共同感覺到，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活往往陷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即有目標沒路徑、有想法沒辦法、有熱情沒設計，因而特別迫切地想為當下的中國讀書界提供一些可操作性比較強、簡單實用的政治治理技術方面的書籍，這便是《政治治理叢書》的由來。今天在這裡，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治理技術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話題。

自從有了叢書選題的基本設計之後，我們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專門成立了治理技術研究中心，想通過這套叢書的操作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巧合的是，就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的當晚，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並且公布了5600字的公報本，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無疑促使我們從新的視角和新的高度審視我們原先的選題計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套叢書的第一本《協商民主的技術》終於出版時，恰好又趕上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起草工作初步完成。接著，《意見》作為2015年中央3號文件剛剛於年前公布。這樣的巧合非常有意思，說明在叢書選題的構思和操作當中，出版者和寫作者的理念，恰好與中國政治變遷的節奏、中央政治改革的方向以及改革相關的戰略部署出現了高度的契合。

我在叢書總序中也提到，過去關於政治學知識的門類大體上有三種：哲學維度、制度維度和技術維度的知識；叢書編纂的意圖之一是更多更好地完善和補充技術維度的政治學知識。但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對國家治理問題有了新的認知，對於叢書所強調的技術維度知識門類也有了新的體會，對於治理技術與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之間的關係也有了新的看法。如果說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我們目前的改革確立了基本方向，那麼，我們這套治理與技術叢書也將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出獨特的知識貢獻。

依據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文本，我們可以得到上面的詞雲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在動詞當中，建立、健全、完善等等是高頻詞；就名詞來說，體制、機制、制度成為關鍵詞。這直觀地提示著我們，《決定》的一個基本脈絡就是要建章立制，要在制度、機制和體制方面展開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長治久安、持之以恆的中國特急社會主義制度。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就是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年多以來，學界在深入的討論中普遍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是作為目標設定，這超越了器物層面，在物質層面的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適時關注於制度和體制問題，強調製度和體制的現代化；二是作為改革路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追求超越了單向度單維度的改革策略，強調全面化、系統化和配套化，同時，也超越了被動摸索，強調頂層設計和主動進取；三是作為治國方略，這既吸取了執政黨長期以來改革和執政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吸納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當中的優秀精華以及國際上的進步概念，實際上融匯了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當代、國內和國際具有共同指向的先進理念。

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包含著明確的價值指向、路徑選擇和制度偏好，意涵著上下有序、共踐善行和良治善政；從不同於統治和管理的定位出發，從區別於以往那些強制性、動員性和服從性的政治生活屬性出發，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了因勢利導、趁勢而為和共同參與的公共治理，這也就是李克強總理在去年兩會報告中提到的「多元共治，共同參與」。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還極大地開拓和啟發了我們對於公共治理活動的思考。就治理層次言之，既有國家範疇的治理，又有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也有次國家的社會治理和基層治理；就治理領域言之，政法、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是經常提到的結構區分；就治理路徑而言，法治與德治諧行，自治、共治與公治並列，則良治可期，善治可得；就治理屬性而言，已有的實踐包括有民主治理、現代治理、協商治理、多層治理、效治理多種樣式。這構成了一個複雜交疊的語義網路，而在這樣一個網路當中，我們可以發展和深化對於治理技術的豐富理解。

在這裡，治理技術應當是一種寬泛的理解。治理技術既意指制度的操作規定、實施細則和具體辦法，也涉及與制度安排相互配套的各種技術工具和技術手段。因此，技術能使制度得到貫徹落實，制度也招喚著更加科學、合理和具體的技術。沒有技術的支持，制度會落為空話；但同時，沒有制度開創的空間，技術也無用武之地。進一步講，治理技術又有特定的指向和意涵。正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有更多的技術發展和技術保障。因為官員與公眾的共同參與、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社會各界的共同奉獻，需要有現代的溝通渠道和手段，需要有科學的方法和工具，還需要有合理的方案和措施。凡此種種，無不提示著我們要全面發展關於治理的技術知識。

在以往的政治生活中，我們可以從許多的失敗案例中理解技術知識的重要意義。例如，許多公共政策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往往缺乏科學合理的技術考量，結果是良善的用心帶來了消極的結果和政策的挫敗。典型的案例如北京曾經實行的「車牌自由命名」、公安部的「黃燈」新規定以及今年春節西安的「滿街紅燈籠」。再例如，每年「兩會」都會出現很多「奇葩」提案，嚴肅的「兩會」竟有變成「媒體狂歡日」之虞。我們在大數據檢索時發現，有些提案寥寥數十字，言之無物；有些洋洋洒洒上千字，卻純屬個人臆想，言之荒謬。那麼，與其指責和嘲笑這些代表，莫如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技術知識，因此，我們正在策劃的一個選題便是《提案的技術》。同樣，我們也希望能夠寫出預算的技術、選舉的技術、聽政的技術、危機管理的技術、社會組織管理的技術等等，進而能夠在實操層面為政治治理提供更全面的技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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