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南：中國經濟真是「粗放式增長」嗎？（下）

發表時間：2015-03-01 07:45:23

【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已經成為主流話語，不過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唐毅南博士近日發布文章，對這一觀點提出全面質疑。他認為，「粗放型增長」這一說法的主要依據是認為，中國經濟的特徵是「高投資，高能耗，低效率，低技術進步」的「兩高兩低」，和由此而來「高增長，低消費」，然而經濟學界並未確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粗放型」增長。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效率、勞動生產率、TFP(技術進步)及消費增長率等幾個主要指標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國經濟粗放式增長沒有依據。

文章在《學術月刊》發布後引來很多學者的討論，有肯定也有質疑，比如北京大學霍德明及劉國恩等學者就認為，唐毅南用來衡量投資效率的指標——資本產出比（產出GDP除以投資），沒有對資本和投資做出區分；另外這一指標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引用討論，唐文對經濟學家早年關於此項指標的討論缺少關注。

儘管如此，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話題，關係到我們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大勢的判斷和定性，以及對未來發展能不能給出恰當的決策。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特別編髮此文，供讀者思考討論。文章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此文為下。】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

《中國經濟真是「粗放式增長」嗎？（上）》中談到，中國的投資效率和勞動效率分別來看都很好，那麼把二者結合起來考察情況如何？這個問題在學術文獻中常常涉及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理論上也稱為索羅剩餘。它指在經濟增長中扣除資本與勞動兩大要素投入後，剩下的還未被解釋的餘額。目前通常把這個余項解釋為技術進步的作用。如果進一步細究，其實還包括了制度創新與管理水平提升。就學術而言，目前是用TFP代表技術進步，並進而表示經濟的動態效率。那麼，中國經濟中的TFP究竟如何？

眾多國內學者通過TFP衡量中國經濟效率，做了許多實證研究，說明TFP應用的廣泛。由於對中國TFP增長的分析已經很廣泛細緻，這裡我們不再重複計算工作，只對現有工作做匯總與簡要分析。

早先的研究者使用生產函數法來分析TFP，側重於資本的合理估算；近年來由於數據日漸豐富，不少研究者轉而側重於用新的數學方法和工具來分析TFP。但是，大多數各個研究者在不同時期研究得出的結論都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國的TFP有波動，但是總體增長率是高的，令人滿意。下表列出了若干代表性的測算結果。（表4）

早期的研究，如王小魯和樊綱（2000，2009），張軍和施少華（2003），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李賓和曾志雄（2009）等研究者都估計了中國的資本存量。他們給出的TFP有所差異，但基本都是非常好的。只有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估計的TFP增長率顯著低於其它研究者，但主要原因是他們估計的資本投入及其貢獻比其他人高。其它研究者的結論類似，不一一列舉。

近來出現了用不同數理方法測算的TFP，但結論也是一樣的。在上表中，傅勇和白龍（2009）用Malmquist 指數核算我國的TFP 增長情況，結果是，改革開放後，我國TFP 的平均增長迅速，對整體經濟增長率貢獻率接近三成。魏下海和余玲錚（2011）用不同方法測算了中國的TFP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發現二者都很好，兩種方法估計結果都一致認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於技術進步。

在評價中國生產效率時，還有一個問題是存在著對中國經濟統計數據的懷疑，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的統計數據不可靠，GDP的增長率被高估了。實際上，由於TFP的數學定義明確，除非對中國的投資或GDP的統計數據有質疑，否則TFP的測量結果不會和上述學者的研究有本質差別。但在考慮了GDP數據可能不準確的情況下， Islam等（2006）發現中國的TFP還是快速增長的。（2）

那麼，為何有人用TFP來指責中國經濟增長效率低下，技術進步少？我們下面還要直接分析中國技術進步的情況。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能源效率

新的問題是，既然經濟增長效率這麼高，為何大家還會有中國經濟高消耗、低效率的印象？比如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就是，中國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發達國家高出好幾倍。但事實真是這樣嗎？答案是：否。下面我們仔細考察中國的能源效率。

實際上，關於中國經濟「高能耗」的說法主要是依靠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3）給出的數據：2000年中國GDP單位能耗比美國、歐盟、日本高2.5、4.9、8.7倍，甚至比印度還高0.43倍。而2009年單位GDP能耗的世界平均值為2.97噸標準油/萬美元，高收入國家為1.81噸標準油/萬美元，中國為7.68噸標準油/萬美元，美國為1.93噸標準油/萬美元，日本則只有0.97噸標準油/萬美元。這樣2009年中國GDP單位能耗更是比美國高出2.97倍，一眼看上去惡化頗多，似乎中國能耗確實很高。國內學者將此照抄，然後經大眾傳媒口口相傳，形成了高能耗的說法。但是，如果上面關於中國投資效率的對比是確實的，那麼高的能耗會是真的嗎？

實際上，問題出在把單位GDP能耗等同於能源實際效率，這是一個方法論錯誤，由此得出中國能耗高的結論是一種誤解。

英年早逝的經濟學家鄧英淘（4）很早指出中國資源消耗程度由於方法論的錯誤被嚴重高估了。鄧英淘指出了這種人為高估背後的諸多原因，包括匯率、能源結構、地理、糧食產業等。

原因之一，由於匯率和購買力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按現行匯率來計算GDP，並不能反映這些GDP對應的實物產品，起碼應該進行購買力平價（PPP）。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2003年我國能源消耗水平按單位GDP能耗算，比美國低6%，比歐盟和日本分別高58%和1.6倍。說明按能源的實際消耗對應的實物產品來說，中國能源效率沒有這麼低。

第二個原因則在於能源消費的構成不同，歐美以石油為主要能源，而中國主要用煤。等熱值的煤價格只有石油的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即使兩個國家等熱值的能源消耗產生了等量的產品和服務，但是使用煤或是使用石油價格來計算單位GDP能耗，結果會大不一樣。如果一個國家以石油為主要能源，則其等熱值能源消耗的GDP產出率就會系統的高於主要用煤的國家。世界銀行發布的能耗數據正是以標準油折算的。

第三個原因則是地理因素。中國廣大內陸多山，既不像日本沒有內陸的概念，又不像美國兩面臨海，因此經濟活動中的運輸量特別大，尤其是進口能源時，必須消耗大量能源在運輸上。地理因素還決定糧食生產。日本人多地少，除稻米外的糧食80%為進口，這樣日本就不需要在糧食生產方面消耗能源，這就極大的降低了日本的能耗。作為比較，美國有17%的能源是用於糧食生產的。

以上種種都是造成中國GDP單位能耗高這一表象的原因。按鄧英淘的測算，考慮到能源消費結構、交通、糧食生產、以及購買力平價的因素，2003年中國單位GDP能耗水平只比日本高出30%-50%。除了鄧英淘指出的上述原因外，還有第四個原因，就是經濟結構不同，產業立國和服務業為主的國家能耗是不一樣的。工業技術再先進，冶煉、化工、發電、運輸等行業也要受制於熱力學第二定律，能源效率不可能高於用律師打官司來產生GDP。完全依靠服務業的香港，2009年GDP單位能耗僅0.64噸標準油/萬美元。可見，GDP能耗低有時還是產業空心化的標誌。高一點的能耗若是與實體經濟的強勁發展相關聯，那總比歐美產業空心化的危機要好得多。

我們想特彆強調，用GDP方法則不管怎麼調整都不夠直觀。因此，評價中國的能源效率，就要首先改變能源效率的計算方法，改為直接用實物生產的能源消耗來評價能源效率。

如果使用實物指標來比較，近年來中國能源效率提高很快，很多產業的能源效率甚至已經追上日本，居於世界先進行列。表10列出了鋼鐵，電力，水泥等主要產業的情況。（表5）

我們在表5中選取的都是戰略性的基礎原材料，是生產中耗能的主力軍，其能耗水平不僅對國家能源效率的總表現影響巨大，在技術上也是一個國家能源效率水平的標誌。其中，中國鋼綜合能耗1990年為日本的1.6倍，到2008年已經十分接近日本的水平；中國火電供電煤耗1990年是日本的1.24倍，到2011年僅比同年的日本高5%；水泥熟料1990年時能耗還為日本的1.6倍，到2010年已略優於同年日本水平；而中國電解鋁能耗1990年為日本的1.2倍，到2011年與日本相當。

其中，在火力發電技術上，中國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其餘國家的技術與中國存在代差，中國燃煤發電機組的效率和環保指標甚至優於國外最先進的燃氣發電機組：當前，世界最節能的火電機組是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的百萬千瓦超超臨界火電機組，能耗只有276克標準煤/千瓦時；其次是荷蘭NORDJYLLAND電廠的3號火電機組，其能耗是286.08克標準煤/千瓦時；再次是日本勿來電廠25萬千瓦整體燃氣聯合循環機組，能耗是292.5克標準煤/千瓦時。

這裡，需要強調一下，能源效率在發達國家中名列前茅的，還屬日本。這首先得益於日本工業水平全球領先，但也應看到它的地理優勢。日本地理環境上是島國，工業主要分布在沿海，而能源主要來自於進口，以遠洋運輸為主，基本不需要在國內進行二次轉運。而我國內陸廣闊，沿海向內陸的石油運輸和內陸向沿海的煤炭運輸都是能耗很大的二次轉運。我們知道，長途運輸中的能耗在整個經濟中佔比很大，往往能達到四分之一以上。因此，考慮一下日本的生產技術是全世界先進技術的標杆，又有地理上的優勢，我國主要產品的能耗與日本相當，不能不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這些進步反映到宏觀層面，就是工業增加值單位能耗一直下降，如表6。

從2002年到2011年十年間，中國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耗下降了約一半；建築業下降更多，單位增加值能耗從0.37噸標煤/萬元下降到0.18噸標煤/萬元。這樣，中國就實現了資源的低投入。1981—2011年，中國能源消費以年均5.82％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10％的增長。2006—2011年，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20.7％，實現節能7.1億噸標準煤（6）。

回到鄧英淘指出的匯率因素，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大幅升值，中國用美元計量的GDP單位能耗下降率還遠遠快於表10。這些數據提醒我們：儘管節能的目標是正確的，也不能放棄實事求是的原則，否則如何能為正確的目標制定正確的戰略？

能源效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如鄧英淘所說，中國目前以煤炭、石油等礦物質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經濟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能源效率維持不變，那麼到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時，我國人均用能與能源總需求都將增長好幾倍。如果單純依靠進口石油，則肯定是國際政治的大麻煩；如主要靠煤炭，則肯定是生態環境的災難。因此必須發展節能技術，開發可再生能源，產業轉型升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恐怕也難於超越日本的能源效率。節能也要實事求是，投資清潔能源，保持能源總供給能夠滿足長期增長需要，恐怕還是重中之重。

「中國製造」中的技術進步

既然坊間錯誤的流傳著中國的「高能耗」，很自然就同時流傳有中國「低技術進步」的說法，這兩條都是「粗放增長論」常常拋出來的證據。有人不但斷言中國經濟增長中未產生顯著技術進步，而且言之鑿鑿為之找了原因。例如：中國企業利潤率低，沒有錢來搞技術創新；改革不到位；等等。但是，優良的投資效率和能源效率能夠沒有技術進步的支撐嗎？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空前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下，中國技術創新與管理改進的努力一直處在緊張進行狀態。積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國製造業不但已在規模上領先全球，而且在運營效率上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在生產技術，產業結構等方面都發生了持續進步，這是中國增長效率高的技術保證，使中國經濟增長實現了高效率、低投入。

首先，技術進步體現為效率。所謂中國的高投入，實際上是固定資本投入高，其流動資本投入則因技術升級大為減少，這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資本密度上升的同時資本總效率不下降。最明顯的例子是上面一節看到的中國能源利用效率一直在提高，其推動力正是技術進步。

其次，技術進步體現為產業結構升級，使中國能夠生產新、高、精產品。今天，中國的大多數產品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並不存在，例如電子信息、網路、高鐵；在高新技術領域，中國不但完成了「神舟」飛天，「蛟龍」潛淵、「嫦娥」會「戰神」，「遼寧艦」出航等壯舉，也成為高鐵技術輸出大國。即使那些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存在的產業，如鋼鐵、水泥、汽車等，也在產品的製造規模、製造工藝和裝備、以及製造效率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中國產業升級是一個深刻而廣泛的現象，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更詳細的研究我們將另文報告，這裡選取比較重要的幾組數據來做一個簡要說明。還要說明的一點是，必須認識到技術進步不只是高科技的進步，而是要建立在整個工業體系的全面進步上。沒有這種全面的技術進步，光靠增加投資只能在前蘇聯式的指令型經濟中增加產量。在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產量巨幅增加本身就意味著技術進步。同時，中國是後發國家，只有實現整個工業體系的全面進步，才有能力實現高科技進步。否則「後發優勢」根本不會存在，只有「先發優勢」。相信靠市場購買就能完成技術的引進吸收並進而能發展高科技，是一種天真的童話。像印度沒有工業體系卻在追求登陸火星，意義不大，一直會被歐美的「先發優勢」壓在下面。

除了生產投入降低，經濟更為節約以外，生產和技術共同發展使中國製造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民用產品到軍事裝備，從製造工藝到管理技術和生產設備，很多技術從無到有，從落後到先進，是一個百花齊放加重點突破的欣欣向榮的局面。

技術的進步使中國除了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以外，其它產品在國際競爭下也並不落下風，而是越來越強。例如，如今中國汽車產量已經是美國的兩倍多，光靠粗放型增長擴大產值是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規模的生產擴張的，如表7。

中國汽車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在美國汽車佔全球份額高達75.69%的1950年，中國還一輛車都造不出來。而中國汽車產量到2000年有兩百萬輛，然後增加到了2012年的一千九百多萬輛，近10年間增加了7倍多，佔全球汽車生產的份額由3.54%提高到了23%。同期美國汽車的生產份額則從2000年的22%降低到了2012年的12.3%。

與之相伴的，是汽車製造業從工人手工敲打，升級到了自動化生產。建國初期中國的「紅旗」牌轎車完全手工製造，由於完全沒有現代大工業的經驗，成車可靠性也很低。到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中國每個工人每年最多只能生產1輛汽車，而當時日產公司的生產能力超過每個工人每年70輛（7）。如今，中國已經能生產從重卡到轎車的全系列車型，民企、國企、合資企業全都實現了自動化流水線生產。

輕工業產品的發展也和汽車一樣進步迅速，眾多以前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產品不但已經走入我們的生活，更已經以中國作為全世界的生產基地。例如，鄧小平1979年訪美時，第一次看到了微波設備；而直到1982年，中國第一台微波爐才在南京問世；如今微波爐重頭企業「格蘭仕」，則是1992年由「順德桂洲畜產品」轉產更名而來。到2009年，中國微波爐產量已達到6038萬台，為1986年（18.6萬台）的356倍，其中4486萬台出口（8）。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

高新科技的發展也沒有落在基礎工業和民用一般製造業部門之後。十年來，「蛟龍」號下潛到7062米；「天宮」與「神舟」完成載人交會對接；飛騰1000國產CPU晶元在「天河一號」上應用；新的65nm介質刻蝕機比世界上最先進設備的晶元單位投資產出量高35%—50%，成本降低30%—35%； TD—SCDMA和TD—LTE技術提案先後成為國際3G、4G標準（9）。

另外我們還調查了從水泥到冶金，從電視到電腦，從航天到航空等等行業的產品目錄，生產技術和裝備，管理技術，員工素質等方方面面的巨大變化。更明確了中國技術快速進步的事實，這些情況我們另文報告。

這裡我們還要澄清一個觀念，那就是不能認為只有自主開發高新科技的進步算是技術進步，通過引進則不是技術進步，例如像微波爐這樣的最初靠引進技術建立的一般產品生產就不夠上檔次。實際上這是沒有進行過生產實踐的閉門造車式觀念。產量這麼大規模的擴張本身就代表技術進步，稍稍了解技術，就知道單純高投資根本不構成產量巨大擴張的充分條件，必須加上技術進步。

現在中國大規模生產的普通產品早年對中國基本都是高科技，是技術進步把它們變得可以大規模生產。比如微波爐在二十年前就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而就算微波爐現在是一般製造，達到大規模生產也需要高效率的生產線、高水平的質量控制、現代化的生產管理、勞動者普遍的基礎教育背景等條件相配合，更要不斷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應對市場競爭。

這些光靠引進設備是不行的，必須把引進的設備吃透消化，變成自己的，這個過程代表了極大的技術進步。要知道，日本人直到二戰後才學會流水線生產，而且也是美國人教的。另一個例子則是印度。印度投資高科技可謂不遺餘力，但還是缺乏生產高科技系統的能力，買來技術根本消化不了，只能買產品，原因就是根本沒有能生產大量一般產品和基礎原材料的工業體系。

因此，技術進步不是後發國家可以憑藉「後發」自動獲得的，中國迅速的技術進步是難能可貴的。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不論在前沿尖端科學領域，抑或在主體產業部門的技術水平上，都還存在著實質性的差距。但存在差距只是在某一時點靜態比較的結果，不能反映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的技術進步。一些專家學者提出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的口號。這種呼聲符合中央關於建立創新型國家的大戰略，但是，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突擊創造一次性的、重大的創新突破，而是繼續現有產品的技術升級、品牌升級乃至價值升級。中國面臨的更為經常和廣泛的挑戰，還在於主體工業部門的產品升級以及相關的應用型研究開發。

如前所述，中國能製造現在世界上的大多數技術密集型產品，問題是，要消滅中國製造在產品等級、內在品質，乃至產品體現的人文氣息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需要的是持續、廣泛、扎紮實實的累積型改進。沒有這些升級，重大突破也就不可能成立。這種持續改進經驗需要關聯產業的同步發展，需要一個涵蓋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的、充滿活力的技術與管理的應用型研究和開發體系。這裡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壁壘，當前亟待國家層面的投入支持與長期推動。（10）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消費增長

「粗放增長」論的最後一個說法是認為中國投資過高，擠佔了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是所謂「高投資，低福利」並導致收入分配惡化，即GDP中居民收入與消費佔比這一結構問題嚴重。

對此，我們的批評有兩點：1.消費佔比低，並不是消費低，因為經濟在高速增長，消費絕對增長很高。2.既然中國投資效率根本不低，那麼，當前較低的消費佔比就等於未來消費的加速增長。這其實是一個歷史眼光的問題，實質是我們要的是現在較高的消費佔比和未來的低消費增長，還是現在較低的消費佔比和未來的高消費增長？其中的關鍵在於：高投資是否帶來了高增長。

首先，消費佔比較低和消費水平低並不是一回事，關鍵還要看GDP規模總量即「蛋糕」的大小。今天GDP「蛋糕」的大小，無疑取決於昨天投資的規模與效率。如上文所述，我國改革三十多年的總體投資效率表現上乘，而投資率又特別高，結果當然是GDP蛋糕的規模快速增大。這樣，即使是消費佔比較低，但是肯定會達到較高的消費水平，這正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實際情況：高增長率、高投資率、低消費比重與高消費規模四者同時並存。

我們按《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從1979年到2011年，中國的實際GDP平均增長率為9.98%，投資平均增長率10.9%，消費平均增長率9.2%，三者明顯同步高速增長。實際消費水平按1990年價格算，到2011年為1978年的17.8倍。從增長率來看，消費增長率僅僅比GDP增長低不到一個百分點，恐怕不能說是消費不足。美國消費增長率也在相對高增長的1950-80年代小於GDP增長0.62個百分點。

同樣的現象，於美國是「黃金時代」，於中國怎麼就成了「結構失衡」？另外，中國現行統計中的住房、教育等消費支出嚴重缺失，造成對GDP中消費佔比的系統性低估。計量上這部分當然會影響具體數據，但就算這部分沒有統計，還是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圖3）

不妨讓我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我們不是高投資率與低消費佔比，而是如常規市場經濟那樣，按所謂的平衡的投資與消費佔比，把消費佔比提到70%左右，結果會怎樣？

從上面的分析，消費率約70%，則對應平均投資率30%。以4的資本產出比記，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從年均9.5%以上降低到7.5%左右。那麼，到2011年的GDP規模將只是實際規模的一半左右。按1990不變價測算，這時GDP就不可能是實際的14.82萬億，而只能達到7.16萬億元。按照70%的消費率，消費不過5萬億。

而現實是，2011年中國消費率只有約50%，但在14.82萬億的實際GDP下，按1990不變價測算的總消費達到7.27萬億元！也就是說，2011年中國的實際消費超過了高消費低投資的增長方式下可達到的全部社會生產能力。

古語說「成由勤儉敗由奢」。中國高投資是勤儉而非浪費，實現的是投資和消費的同步高速增長。過去一段時間中國消費佔比降低只是因為中國不像美國一樣寅吃卯糧，而是目光長遠。當前較低的消費佔比和持續良好的投資效率為未來調整合理的消費佔比打下了基礎，可以在擴大消費的同時避免靠借債過度消費的「美國病」。在已達到的增長平台上，只要逐步提升消費佔比，即可實現經濟增長與消費快增的雙贏。這正是中國經濟已經積累的一大優勢所在，實際上。2007年以來中國消費佔比已經在回升（11），這也呼應了資本產出比長期變化的歷史規律。

從上面第2節的數據我們也看到，英國被美國超過的直接原因就是投資不足。再看美國，現在是借債滿足眼前消費，哪管以後洪水滔天。我們都知道美國的消費過度不是指它消費的絕對值過高，而是借貸消費太過分，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屢創天量，代價則是消費增長率並不高。如果不是美國擁有金融霸權，使得借債消費、炒高資產性收入都很方便，僅僅產業空心化導致的大量中產階級工資收入減少就足以讓美國經濟停滯。（表8）

在美國工業化階段，消費平均增長率約4%，相當於GDP增長率。而上世紀50年代後美國消費增長率不斷下滑，且也長期低於GDP增長。1950-1980年，美國實際消費增長率平均為3.2%，實際GDP增長率為3.82%；1981-2011年，美國實際消費增長率平均為2.7%，實際GDP增長率為2.71%。投資率下降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沒有拉動增長和消費。

可見，美國是寅吃卯糧，依靠借債（所謂消費「拉動」）維持低消費增長；中國是目光長遠，依靠勤勞（所謂消費「不足」）實現高消費增長。那麼，我們還能不能繼續維持高投資，高效率帶來的高消費增長？答案是可以，中國人民還能、也只能通過辛勤勞動繼續獲得高的消費增長。但中國未來消費增長率不可能長期維持過去三十年這麼高，長期看來，這意味著投資率下降而消費佔比上升。經過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有條件提高消費佔比，使得消費和GDP同步增長。當然，繼續勤勞奮鬥，繼續資本積累還是題中應有之意。

實際上，中國的消費佔比以2007年前後為界出現先降後升的變化，與上述資本產出比的動態變化恰好呼應，顯示出背後的技術經濟客觀規律。假定未來3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不是將近10%而是8%，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只要大體維持外貿平衡，就可以大大提高消費佔比。不過我們也已經說過，這樣消費增速要下降，因為經濟增長率下來了，三十年後消費將至少少翻一番。隨著高投資逐漸下降，中國再也不會有這麼快速的生活改善。

結論：「粗放增長」並不符合事實

我們考察了中國自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質量，發現中國經濟增長是高速度、高質量的增長。衡量中國增長質量的各主要指標，如投資效率、勞動生產率增長，TFP增長、技術進步、能源效率、消費增長等，都是非常優秀的，超過了其它各個國家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水平。「粗放增長」這一廣泛流傳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中國不僅在速度上是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長」，而且在質量上也是「優異增長」。這增加了我們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

本文的重點是經驗分析，但是經驗分析的結果可以檢驗不同的經濟增長理論。吳敬璉提出改革開放後的粗放增長論，是從國外引進未經研究的非學術觀點（13）。這個觀點和改革初期進行的關於外延增長的討論（14）不同，只是基於新古典的索羅模型，認為中國應完全跟隨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制度。不同學者按照索羅模型進行TFP的經驗分析已經說明中國不是粗放增長，而索羅理論的理論分析本身也不足以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

按照索羅模型，技術是外生的隨機衝擊，而生產的規模報酬不變，因此各國的增長速度應當趨同，言外之意，是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增長模式沒有關係。但是最近陳平提出的「代謝增長論」指出技術進步不是隨機衝擊，而是小波式的新城代謝，在技術發展的不同生命周期，政府政策和混合經濟對技術更替有不同的作用，導致產業和國家的興衰，不存在索羅假設的規模報酬不變和發展趨同的趨勢（15）。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更用西方主要國家近三百年的數據，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在世界上引起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的廣泛討論（16）。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也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肯定了中國的發展模式（17）。這些最新的經濟學進展，加強了我們自主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機制的方向和信心。

我們的經驗研究，依據的是目前國際通行的分析方法，但我們不是從西方已有的理論出發，或西方名家的臆斷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研究。我們認為中國關於產業升級、改善收入分配等等進一步提高增長質量的戰略方向都是非常正確和有遠見的。

我們反思的是：實事求是是我們自改革以來一致遵守的準則，也是科學最一般的原則。科學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科學技術要轉化為生產力，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設備更新，和勞力培訓。消費的改善和增長只能是科技進步的結果而非原因。用主觀想像的消費拉動論，來批判中國的高投資、高增長，製造粗放增長論的輿論，既會對媒體和一般民眾產生誤導，也可能使具體政策制定因失去準確的事實依據而產生偏差。更深層次的後果是否定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新路，盲目追隨金融危機已經證明難以為繼的西方老路，這種危險是值得警惕的。

我們不否定顧慮粗放增長的朋友，在主張重視技術升級、防治環境污染，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中國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問題是，改善的方法是否定中國實踐中已經摸索出來超越了西方的新路，還是重回西方已經問題重重的老路？研究中國問題是堅持事實求是的基本態度，還是從西方教科書出發，發表不切實際的高論？我們請關心中國未來走向的經濟學家，一起來研究各國的具體經驗。

注釋：

（1）參見：王小魯、樊綱等，2000 :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科學出版社。

（2）Islam, N.，E. Dai，H. Sakamoto，2006, 「Role of TFP in China s Growth」，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27-159．

（3）世界銀行，2013：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4）鄧英淘，2013：《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上海人民出版社。

（5）參見：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0：《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鋼鐵工業節能減排的指導意見》。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2：《國務院關於印發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的通知》。中國國家統計局，1996：第三次工業普查《全部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主要工業技術經濟指標》。中國鋁業網，2007：《中國鋁錠綜合交流電耗已達國際原鋁協會2010年的節能目標》http://news.cnal.com/industry/2009/06-30/124635773921150.shtml。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2：《工業轉型升級規劃系列解讀材料（十九）》。

（6）國務院，2012，《中國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書

（7） Vogel, E.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中國輕工業聯合會，2010：《中國輕工業年鑒》，中國輕工業年鑒社。

（9）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2：《工業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跨越·十年）》。

（10）李稻葵、徐翔，2012：《市場機制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動力》，《比較》63（6）。

（11）參見：Rhode, P., 2002, 「Gallman』s Annual Output Se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60. 等。

（13）參見：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 62-79. 吳敬璉，1995：《『東亞奇蹟』的政策根源和克魯格曼教授的挑戰》，《改革》第2期，5-6。吳敬璉，1995：《關於「經濟增長方式」及其轉變》，吳敬璉編，《吳敬璉自選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 256-266 頁。吳敬璉，2005：《中國應當走一條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 Solow, R.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312-320 (1957).

（14）劉國光、沈立人，1981：《關於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幾個問題》，《經濟研究》第11期。

（15）Chen, Ping.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Market-Share Competition, Learning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2), 239-262 (2014); 陳平，「代謝增長論: 市場份額競爭，學習不確定性和技術小波」, 《清華政治經濟學報》，2014年，第2卷，第1期, 26-52頁;

（16）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21th Century,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陳平，「新自由主義的警鐘：資本主義的空想與現實」，《紅旗文稿》2014年，12期。

（17）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