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陳景潤（下）

（續上篇）

徐遲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人民文學》雜誌社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這預示著科學的春天就要來臨了。

《人民文學》決定組織一篇寫科學家的報告文學。

寫誰呢？編輯部展開了討論。

有人說起一個民間流傳的故事，說７０年代初，有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訪問期間，代表團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大數學家陳景潤，說他將一個世界著名的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進到了「１＋２」。

負責接待的人聽了，心裡暗想：「１＋２」不就等於３嗎，這是什麼數學難題？而且也沒聽說中國有叫陳景潤的大數學家。

他雖然心裡這麼想，但是怕鬧笑話，卻不敢說出來，便通過有關方面尋找陳景潤。後來總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誰也不知道陳景潤取得了這個了不起的成果，反而聽到了許多說他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說他常常一連幾天將自己關在一間小屋裡看書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窩窩頭蘸醬油。說他是個與正常人思維不一樣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麼都不關心，４０多歲了還孑然一身。

那位錯將哥德巴赫的「１＋２」誤認為小學課本上的「１＋２」的人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錯了，這才知道各國數學家已被這道難題困擾了２００多年，陳景潤取得的這一成果居世界領先水平。

聽了這個故事，大家覺得，陳景潤雖然是個怪人，但是，他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裡，冒著風險，埋頭潛心於科學研究，並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應該寫他。

請誰來寫他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徐遲。

徐遲是位詩人，早年參加革命，寫下了許多激情澎拜的詩歌。在延安，毛澤東曾親筆給他題寫「詩言志」。但是徐遲最有影響的作品，卻是描寫一位敦煌藝術家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巧的是，這篇頗有影響的報告文學當年也是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上。徐遲還寫了許多寫知識分子的報告文學和特寫，他的文筆細膩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遲似乎消失了，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當時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周明掛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徐遲。費盡周折，他終於從電話里聽到了久違了的他熟悉的聲音。

徐遲聽說邀請他去北京寫報告文學，很高興，這位熱情的歌者，覺得終於又有機會提筆寫文章了。但是聽說是寫數學家陳景潤，他在電話里沉默了一會，說了一句「試試看」。

幾天後，徐遲風塵僕僕趕到北京。他先拜訪了幾位科技界的老朋友。聽說他是來寫陳景潤的，大家好心地勸他換個題目，認為陳景潤是個是非之人，也是一個一直有爭議的人物，勸他別惹這個麻煩。

徐遲去看望姐夫伍修權將軍，向他談起寫陳景潤的事。伍修權說他看過一份報告陳景潤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內部資料，他說「『陳氏定理』很了不起，應該寫。」

這時，周明正與中國科學院聯繫採訪事宜，聽說《人民文學》要寫陳景潤，一人跟他說：「我們科學院好樣的、有貢獻的科學家多的是，為什麼你們偏偏選中他呢！換一個人好不好？」

周明說：「我們就想寫他。」

周明碰了釘子後，設法直接找到了當時任中科院院長的方毅，彙報了《人民文學》雜誌想采寫陳景潤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說：「我們要是多點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就好了。」

徐遲答應寫陳景潤。

一個北風凜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遲來到了位於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接待他們的是數學所五學科黨支部書記李尚傑。

李尚傑向他們簡單介紹了陳景潤的情況後就出去了。不一會，他帶進來一個陌生的中年人，個頭兒不高，身著一套藍布棉製服，戴著一副老式近視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讓人感覺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間，而是遊離在這個世界之外。

李尚傑連忙介紹說：「這就是陳景潤，小陳。」

陳景潤忙走過來跟他們握了握手。

周明說：「我們這次特地約請徐遲同志來採訪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攀登科學高峰事迹的報告文學。」

陳景潤轉身又握住徐遲的手說：「我中學時代讀過你的詩，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什麼好寫的，你寫寫工農兵吧，寫寫老一輩科學家吧。」

徐遲笑著說：「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應該寫你，你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我沒做什麼貢獻，應該的，是應該的……」陳景潤拘謹不安地說。

徐遲笑了，告訴他說：「我來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陳景潤也笑了，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

於是他們隨意交談起來。徐遲問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進展如何。陳景潤回答說到了最後階段，但也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他說他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後，很受鼓舞。說著，便順口背誦出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吟畢，他激昂地說：「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他們聽他講話，幾乎都是嚴密的報上字兒話。

徐遲動情地悄聲對周明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於是，當天晚上，徐遲住進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裡，直奔東總布衚衕《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的家，講述了他們與陳景潤接觸的所見所聞所感。張光年聽了說：「好哇，就寫出陳景潤！不要動搖。……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可以進入文學畫廊？！你轉告徐遲同志，我相信這個人物，他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明年１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就這麼定了。」

徐遲投入了緊張的採訪。他先後採訪了許多著名的數學家，其中有陳景潤的老師，有陳景潤的同學和同事。有說他好的，也有對他有看法的，還有對他嗤之以鼻的。徐遲什麼意見都聽什麼意見都記。

一天，徐遲在食堂吃飯，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來寫陳景潤的，就直言勸告說：「別寫陳景潤。科學院、數學所，優秀的科學家多的是，幹嘛非要寫陳景潤！你會惹麻煩的。寫寫我們所的楊樂、張廣厚也好呀。」

徐遲意想不到地發現，陳景潤身陷在一個充滿了激烈尖銳矛盾的環境里。那些不喜歡他排擠他的人，那些總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將他永遠踩在腳下的人，並不是因為個人恩怨。因為，這個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善良的人，誰也沒有得罪，他誰也不敢得罪。他只不過是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一些人打鬼藉助鍾馗的犧牲品。當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專作嘶鳴的人惡意的嫉妒。

聽說華羅庚先生離開數學所時就曾傷心地說過：「以後我再不進數學所的大門。」因為他的學生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過挨整的命運。

於是，徐遲理解了陳景潤神經質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說的為什麼幾乎都是嚴密的報紙上的字兒話。

為了了解數論這門艱深的科學，徐遲看了許多書，還苦苦地「啃」了好幾遍陳景潤的學術論文，雖然生澀難懂，終於也略知了一二。

數學不懂，但數學家是可以讀懂的。為了讀懂這位數學家，徐遲去了陳景潤經常出沒的圖書館，去了他的辦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隊買飯，去看了「文革」中陳景潤被毒打而滾下的樓梯，看了他絕望中跳樓自殺的那個黑洞洞的窗口。他還約請最了解陳景潤的李尚傑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談「小陳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來，徐遲就為李尚傑泡好一杯茶，等候著他。老李來了後，倆人隔著一張茶几邊喝邊聊，李尚傑講陳景潤鑽研科學的痴迷，講他為人處事的軼聞趣事，也聊圍繞著他發生的是是非非。

他們就這樣聊了幾個晚上。一天，徐遲提出要去陳景潤的小屋看看，周明聽說了，也要一起去。李尚傑卻為難了，他說陳景潤從來不讓人進他那間小屋，

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反鎖起來，一般是敲不開門的。

見徐遲和周明堅持要去，李尚傑說：「我倒是進去過，你們要進去得另想辦法，搞點『陰謀詭計』……」

他們三人一行來到８８號樓。李尚傑先到小屋門口，他敲了敲門，裡面沒有迴音。他又敲了敲，才聽到陳景潤在裡面問：「誰呀？」

「是我，李尚傑。」

「李書記，你等等，我馬上給你開門。」

過了好幾分鐘，小屋的門才開了一條縫，見只有李書記一個人，陳景潤開了門。李尚傑進去了。

徐遲和周明在門外站了十幾分鐘後，也敲響了小屋的門。還沒等陳景潤反應過來，李尚傑就走過去將門打開了。見是徐遲和周明，陳景潤衝過去本能地想關上門，可是徐遲和周明已經迅速擠進來了。

陳景潤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

這哪裡能坐呀。他們環顧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張單人床，一張兩屜桌和一把椅子。牆角放一麻袋，麻袋裡裝的全是他算題的廢紙和換洗的臟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塊地方空著，其餘都堆滿了書籍和雜誌。他其實不常用桌子，看書、演算仍習慣將床上的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

幾天後，徐遲帶著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與周明一起來到李尚傑的家。李尚傑感冒發燒正躺在床上，徐遲說：「你就別起來了，我將稿子念給你聽，請你提修改意見。」

於是，徐遲充滿激情地朗讀起了這篇報告文學，讀到動情處，他眼裡閃動著晶瑩的淚水。

李尚傑沒有提出別的修改意見，只是要求裡面不要出現自己的名字，於是文中出現李尚傑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書記」。「李書記」在這篇報告文學中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符號。

《人民文學》１９７８年１月號，發表了徐遲的長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轉載了這篇報告文學。《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以及各省市報紙、電台爭相轉載轉播《哥德巴赫猜想》。

陳景潤象一顆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現在中國的上空。從１０年動亂中走過來的中國人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人們難以相信，這樣一個瘦弱的書生，他如何逃過了那一場又一場風刀霜劍？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長途中的孤獨和寂寞？

登載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雜誌、報紙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紛紛傳閱讀著這位傳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將全文抄寫下來，珍藏起來。陳景潤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哥德巴赫猜想」，這個陌生而又拗口的數學問題成為婦孺皆知，使用頻率最高的詞。

中國大地颳起了「陳景潤旋風」，陳景潤成為科學與獻身的代名詞，成為改革開放之初，鼓舞人們邁步新長征的精神動力。科學家一夜之間成為最時髦的職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掛在人們的嘴邊。青年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追求科學的道路。

有人說，在那個年代裡，陳景潤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他廣泛久遠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學術領域。他影響了一代人和一個時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轉載《哥德巴赫猜想》的這天，陳景潤在天津。他是應天津市科協的邀請前來做報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傑。

作完報告，他們準備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郵局前，見裡面人頭攢動，許多人在爭相購買當天的報紙。他們想擠過去看個究竟，這才知道大家爭相一睹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陳景潤趕快從人群里退出來，一邊走一邊連聲說：「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這股愈刮愈烈的「陳景潤旋風」不僅席捲中國大地，而且飄洋過海，在西半球引起關注。

英國路透社發表評論文章：有一名中國數學家，在中國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報紙上對陳景潤的報道，將使西方電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關於他身世的報道，不僅可以使人了解中國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麼，而且展示了中國的科學在文化革命時代以後的大轉變。……

信件象雪片般飛來，每天都有幾百封、近千封上面寫著「陳景潤同志親收」的信件送到陳景潤手裡。他們向他表達著心中的崇拜和敬仰，訴說著學習科學的渴望。

也有人拿著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報紙，千里迢迢來北京找陳景潤，要做他的學生。

但是也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發出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鑽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中國青年》雜誌開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

１９７９年３月，醞釀已久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陳景潤和來自全國各地的６０００名代表昂首挺胸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陳景潤和他的老師華羅庚先生一起坐上了會議主席台。

華國鋒在大會上作了題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講話。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觀點。陳景潤眼含熱淚地聆聽著講話，鄧小平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一直戴在陳景潤頭上的「白專」帽子終於摘下來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連夜寫下一首詩：「革命加拚命，拚命幹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會請上台作典型發言，又作為著名科學家代表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陳景潤心情激動地急步上前，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鄧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傾著身子彎著腰連聲說：「謝謝鄧副主席，謝謝、謝謝……」

徐遲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這樣評論命運大起大落的陳景潤：

「陳景潤曾經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關於他，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誤解、無知的嘲諷，惡意的誹謗、熱情的支持，都可以使這個人扭曲、變形、砸爛或擴張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這個數學家更難。他特殊敏感、過於早熟、極為神經質、思想高度集中。外來和自我的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試圖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純數學之中，但還是藏匿不了。」

陳景潤被改造成了一個符號

１９７８年秋，一封來自四川農村，沒有收信人地址，僅寫著「陳井運同志收」的信，竟沿著曲折的郵路準確無誤地送到了陳景潤手中。陳景潤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可見一斑。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國颳起了一股「陳景潤旋風」。這股旋風將陳景潤從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來，他不得不無奈地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

邀請他作報告的單位排成了長隊。他去山東、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貴州……他不得不在人們的盛情請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奮鬥經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扒開已漸漸癒合的傷口。人們似乎並不在乎能不能聽懂他那南方口音極重的普通話，只要能請到他，只要他來到他們中間，他們就滿足了。

翻閱當時的報紙，筆者讀到了一段陳景潤在某地作報告的內容：

「……『四人幫』橫行時，我不怕打棍子扣帽子，堅持每天不分上下班，全部時間都埋頭在圖書館、宿舍和辦公室從事數論的研究工作。我身體不好，醫生讓我『全休』，我把疾病置之度外，堅持不懈，一旦問題獲得解決，那就其樂無窮。在遇到困難時，馬克思『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的教導，激勵著我戰勝困難繼續前進。我在數學上能做出一點成績，完全是毛主席、華主席、周總理和共產黨培養、教育的結果。一位外國教授曾經問我『什麼力量使你能長期堅持研究非常困難的哥德巴赫猜想呢？我回答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袖華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敬愛的鄧副主席對我政治上、工作上、身體上、生活上的關懷。我一想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貢獻給人民，渾身就有使不完的力量。』」

這樣的報告，他作了一場又一場。

報紙、刊物也紛紛請陳景潤寫文章。各家有各家的讀者對象，青年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人談理想」；體育刊物約請陳景潤談「做一個科學家要身體好」；省報約請陳景潤「與青年同志們談學習」。搜尋當時部分報刊，就發現了以陳景潤名義發表的各種文章十多篇。雖然陳景潤連年三十都在寫這類文章，仍難以應付紛至沓來的約稿，一向與報刊毫無瓜葛的他竟欠下許多還不完的「文債」。

小學請陳景潤去做校外輔導員；中學請他去給中學生談「怎樣才能學好數學」……這一切，陳景潤似乎責無旁貸。因為據說北京有一位中學生看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後，整天將自己關在房間里，埋頭在數字、公式、符號中，眼睛近視了，背也駝了。

還有全國各地寄給陳景潤的堆積如山的信件等著他拆看，還有一個又一個從外地趕來的青年要面見他，要跟他學數學，跟他探討「哥德巴赫猜想」問題。

一個年輕人拎著一包足有十幾斤重的數學手稿，從遙遠的大西北來找陳景潤，說他已經證明了「１＋１」。陳景潤不得不花幾天時間看他的手稿，發現那隻不過是年輕人的一腔熱情。

有時還會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發生。黑龍江省有一個自稱女神賦予他靈感的人，每天都來數學所要見陳景潤，說他有了女神賦予的靈感，一夜之間就用中學課程中學到的數學方法證明了「１＋１」。他整天不是守在陳景潤的小屋門口，就是坐在數學所陳景潤的辦公室里，弄得陳景潤只好到處躲避，如果回到小屋，他就趕緊反鎖上門，連燈都不敢開。

記者幾乎無處不在的追逐，使陳景潤無處可藏。既有中央各大報的記者，也有從外地風塵僕僕趕來的各省市的記者。從小就口吶的他疲於應付，不得不說些報紙上的字兒話。

那年１２月底，中國數學會代表大會在某地召開，陳景潤由於在河南巡迴作報告，直到會議快結束前才匆匆趕到。他剛到賓館，當地省報記者就聞風而至。下面是這位記者採訪陳景潤後寫的一篇專訪，從這篇紀實性的專訪里，我們也許能了解一些陳景潤當時的心境。

「他穿一身草綠色的衣服，腳上也是一雙草綠色的解放鞋，短髮，戴一副淺色深度近視眼鏡。他開始回答我的問話，他靠在沙發背上，一手扶住頭，兩眼微閉。我發覺他可是真累極了。

他說，我１２號離開北京，先到新鄉師範學院，再到開封河南師範學院，然後到了鄭州，在鄭州大學和部隊工程技術學院講學，一直到２４號才離開，還是不叫走哇。可是再晚兩天，這裡的會就要散了。

我的研究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但是，現在我的職務多了，事情也多了，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是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國家科委數學小組成員。首先會太多，接待任務也多，記者找我的多。到處躲也不行，今天

又被你抓住了。

你看，邀請我去講學的也多。在這之前，我還去了貴州，去了天津。好多大學請我講學。講什麼？講一加一，懂的人太少了，全國懂得它的人是可以數出來的。他們要我講，總是想講點有用的。於是，我就為他們準備講一點組合數學。這樣，我就不僅搞我的純數學，也要搞一點應用數學……可是，哥德巴赫猜想還是要搞的。

事情太多了，他又把話頭轉回來，開會多，接見的人也多。有一些是數學上的問題，有許多也不是。人民代表，人們有許多事要找你，連沒有房子，兩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見記者，能躲就躲。還要接見外賓。你還得準備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譬如，美國許多大學出高薪請你去，你為什麼不去？是你不願去？還是政府不要你去？你看，多怪！我是中國人嘛。我只得告訴他們，因為我國內有工作，我的國家需要我。錢，我不需要！」

陳景潤的出現，使人們猶如在沙漠中看見了一片綠洲，在乾旱龜裂的土地上發現了一泓清泉，他們在陳景潤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們猶如在黑暗裡發現了一隻燃燒的火把，陳景潤激發了他們潛伏多年的對科學的熱烈渴盼和追求。於是，經過１０年動亂的他們，賦予陳景潤太多的社會意義。但是，這對於一位一直醉心於數學研究的數學家來說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陳景潤不得不說符合公眾形象的他的話，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紅又專」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經常是一身草綠色軍衣，草綠色解放鞋，斜背草綠色書包的打扮。

１９７９年，陳景潤去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數學所要派車送他去，說好了早晨７點鐘去接他。可陳景潤６點５０分就走了，自己搭乘公共汽車，

輾轉２個多小時去了開會地點。他說：「我不要車送，這不好，這不好。」

得知《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向陳景潤學習」的文章，陳景潤連連搖著手說：「這樣不好，這樣不好，不要向我學習，要向雷鋒同志學習。」

全國科學大會期間，秦牧等幾位作家跟徐遲一起去看陳景潤。當時，陳景潤正在會議室里開會，見了徐遲，陳景潤立刻起身，跑過來親熱地握手。秦牧曾寫過一篇《探訪「數學怪人」》，記錄了這次見面：

「你現在仍是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么？有人問道。

是呀，醫生要我休息。怎麼休息得了呢，我不管，我仍是干。革命加拚命，拚命幹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說罷，他覺得意有未盡，又把這首寄託豪情壯志的詩念了一遍。

身體怎麼樣？

不大好。說著，他跑到桌邊，撿起一本書，翻了一下，一張病假條跳了出來。那上面寫的他的疾病是『結核性腹膜炎』，醫生建議全休一月。不理它，就是要干。他說。

聽說已經撥了一套好房子給你，你什麼時候搬呢？

我絕對不搬！他極其執拗地說。

為什麼？６平方米的房子很難工作，房子寬敞一點，不是可以工作得更好嗎？

這是……，他沉思了一下道：等大家都有新房子住了，我才搬。再說，給了我這樣的房子，大家照例都來要，怎麼辦呢？國家現在哪來這麼多的房子！

你看電影么？

打倒『四人幫』的電影，我看。一般電影，我沒時間看啦。」

作家們來過後，陳景潤馬上打電話給黨支部書記李尚傑，彙報了這次與作家們會見的詳情。

多年後，陳景潤的同學回憶起一件往事。當時，陳景潤已名揚中外，母校廈門大學邀請他回校參加校慶。學校給他買了軟卧車票，陳景潤說：「這不好，這太浪費了。」他將軟卧退了，坐硬卧顛簸了兩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車後，他對前來接他的老同學說：「你借我一塊手錶吧。」

老同學大惑不解，因為陳景潤的手上分明已帶著一塊歐米茄手錶。

陳景潤解釋說，這塊表是我出國時買的，帶這麼好的表影響不好。說著，他將手錶取下來裝進口袋。

在全國科學大會期間，陳景潤當年的老師，那位第一個向他和同學們介紹「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從香山的住處特地到市內的友誼賓館看望他當年的學生。沈先生是從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憶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記得這個多病口吶的學生。當時已任北京航空學院副院長的沈元來看陳景潤，關心地對他說：「你身體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陳景潤說：「謝謝你，沈老師。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微不至地關懷我，我常常感動得流淚。五屆人大剛開過，就迎來了全國科學大會，多麼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勁，拚命大幹社會主義，繼續攀登科學高峰。」

他還告訴老師：「『四人幫』和他們的親信，要我寫誣陷鄧付主席的文章，我就是不寫，被他們罵為『老頑固』。」

當時在場的記者聽沈元對他的學生說：「你呀，正直的人已成為政治的人！」

陳景潤曾極力逃避政治，想做一個純粹的數學家。陳景潤曾頑強地堅守自己的心靈，不讓其遭到世風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卻身不由己。

陳景潤是全國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須為人民說話，如實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聲。陳景潤口袋裡常常揣著人大代表證，有時還去中關村一帶走訪，將老百姓反映的問題工工整整記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關村一帶道路擁擠逼仄，生活配套設施落後，這裡的人們走路難、乘車難、看病難、換煤氣難、買菜買肉難、洗澡理髮難。

陳景潤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鄭重地向大會遞交了一份他聯絡眾多代表簽名的提案，呼籲有關部門儘快解決中關村的「六難」。

陳景潤的提案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不久，中關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屠宰場搬走了；緊挨著中科院力學所的那座噪音大、日夜擾民的五金廠也搬走了；為方便群眾進「村」出「村」的３０２路公共汽車開通了；菜場、超市也相繼建起來了。

３０２路公共汽車開通的那天，陳景潤特意上了車坐了兩個來回。

陳景潤當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共向歷屆人代會遞交提案９３條。一位他當年的領導說「陳景潤一生最大的成就，一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是當人大代表。」

不得不參加的社會活動，不得不去的講學，不得不作的報告，佔用了他大量的時間，陳景潤只得將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將自己的睡眠時間壓縮得少些再少些，以補回失去的時間。　　

不管走到哪裡，他那個草綠色的書包里總裝著書。無論是等車的片刻，還是在在漫長的旅途中，或是作完報告在作短暫的休息，他總手不釋卷。雖然他不得不扮演別人要他扮演的各種各樣的角色，但他心裡著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沒有進展，到達終點的最後一步，路途撲朔迷離。他嘗試著從外圍突破，外圍的最大障礙是「函數的零點分布問題」，這是塊硬「骨頭」，必須看很多的資料，必須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卻因各種活動和會議不得不經常停下來，這是陳景潤最感痛苦的事。

有一段時間，陳景潤甚至暫時停止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也停止了純數學理論研究，為中學生寫了一本近１０萬字的《初等數論》。在這本書里，他深入淺出地從勞動人民的生產鬥爭和科學試驗的實際出發，分析了數論的發生、發展和應用，介紹數論的初等方法。如電子計算機二進位和十進位的相互轉換，中國漢代名將韓信點兵法等，而且每章後面都列有習題，並在書的後面附上了全部習題答案。

這一切，陳景潤都是擠出點點滴滴的時間來做的。

參加人代會時，陳景潤吃完午飯後，常將桌上的剩飯剩菜倒在紙上包起來帶回房間，晚飯，他就不去吃了。下午開完會他就直接回房間工作，什麼時候餓了，將帶回的剩飯菜用開水泡一泡三扒兩口吃下去，又接著干。

有一次人代會，會務組將陳景潤與趙朴初先生安排在一個房間。為了不影響趙老先生休息，每到晚上，陳景潤就搬個凳子進了衛生間，在那裡看書、演算一直到凌晨。此事偶然被一位記者知道了，在報紙上曝了光。以後每次開人代會，大會會務組都破例給陳景潤單獨安排一個房間。於是，他白天參政議政，晚上，又潛心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

雖然陳景潤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但是能坐下來專心工作的時間還是太少了。陳景潤最怕見記者，面對記者的話筒和大同小異的採訪，他常常感到無可奈何。而最讓他煩心的是，有的記者常常不打招呼就直接闖了進來，他不得不中斷手上的工作接待這種讓他無奈的採訪。後來，陳景潤實在難以忍受這種不禮貌的打擾，他找到有關部門說：「這麼的記者，誰是真的，誰是假的，我哪分的清呢。我要求，以後來找我採訪的人得先通過你們，要不然，假如有個假記者來找我，袋子里裝個小錄音機，我說話又不是句句合乎馬列主義的，這樣子給錄去，可不好啦。」

１９７８年底，陳景潤因病再次住進解放軍３０９醫院。陳景潤心想，這下該可以安靜下來了。沒想到，到了醫院也不得安寧。有真正關心他，來探視他的；也有追到醫院來採訪或求教數學的；甚至還有看了徐遲的報告文學，來看看這個「科學怪人」的。

陳景潤本想利用治病的機會，將經常中斷的研究進行下去，卻不能如願以償，思維常常被病房裡的不速之客打斷。他終於忍無可忍，告訴病房的醫生護士：「以後不能隨便讓別人來看我，要看我，必須有衛生部長的批條。你們就說這是衛生部的規定。」

話說出去的第二天，有人打電話到病房，說要來看望陳景潤。護士過來告訴他，陳景潤正在看書，他說：「不行，他要來看我，拿衛生部的批條來。」護士如實相告，對方氣得扔下了電話。你猜這位打電話要來看他的是誰，是中科院院士丁夏畦先生。

在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結尾，他曾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他生下來的時候，並沒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績。而現在呢，應有所警惕了呢，當美麗的玫瑰花朵微笑時。」

幾年後，徐遲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採訪時說：

「對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許多不好的作用。因為當時影響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對陳景潤這樣的人，成名是一種痛苦，甚至成為了對他的工作的干擾。他如果不是那麼大名氣，可以有更多的安靜的空間，有充分的時間來更好地進行他的研究。他後來有了許多社會活動，他要當人大代表，他還是一個學校的校外輔導員，而這些活動是要花很多時間的。成名對他來說真是一種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沒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後來的進展深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