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一書頂萬書的書：《曾國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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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曾國藩的沖淡平遠之境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一個人如果對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被受到牽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於懷，從而直接影響到他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好壞成敗。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求得舒解。曾國藩一生忙碌不堪，卻以恬淡養生，以冷淡處世，以平淡為官，以遠淡治學，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極樂。 淡定之懷不可少 【曾國藩做人語錄】 天懷淡定，莫求速效。 儒家講究「入世」，要「了卻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後名」，功名利祿之心極重。但也有一些不為功名利祿所動的品行高潔之土，他們或文字飄逸，或志趣高雅，講求的是自娛自樂，獨善其身，視功名利祿如浮雲。 曾國藩一生政務、軍務纏身，若說他沒有功名利祿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進京趕考時，就充滿希望。他的好友劉蓉在評價當時的曾國藩時，用了「銳意功名，意氣自豪」一語。曾國藩在考中進士時，名列三甲，按照慣例，三甲進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國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點就回家了。後來，由於幾個好友的儘力規勸，年輕氣盛的曾國藩才留下來，按時參加朝考。 有功名利祿之心，並為此銳意進取，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祿看得過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極端，走進了死胡同。人生豐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祿，還有其他方面的東西可以去嘗試，這樣才是享受人生樂趣的做法。 曾國藩涉身軍務，戰爭的激烈、殘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爭權奪利，時時刻刻讓他處於緊張焦慮之中。為此，曾國藩常常身心疲憊之極，描述自己身體狀況的言語時常載於他的日記和與朋友的書信往來之中，而一旦談及身體狀況，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開闊、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對此曾國藩充滿了羨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 四月八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閱《範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吃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 心胸寬廣，把生死名利置於腦後，這樣才會置心於物外，身心舒暢。但曾國藩常常做不到這一點，經常為了博得一個好名聲而茶飯不思，寢食不安。對此，曾國藩心欲改之而又無可奈何，在日記中可以看到曾國藩矛盾徘徊之複雜心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就這樣寫道：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 四字上體驗。謹記謹記!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國藩以古人開闊胸懷、淡然物外的生活處世態度為榜樣，以此作為自己立足於官場的不傳之秘，不僅用它來排解自己心中急於功名利祿的心思，還將其用於養生、長壽。他對李續宜說，「向每謂沉悶非養生所宜，乃以潤帥之軒昂豁達，亦復不登中壽，則知命之修短，事之成敗，名之顯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輩但求大德不甚逾閑，此外正當委心任運，淡泊相遇。閣下勸我寬懷，仆亦願閣下曠然自適也。」 鬱鬱不樂是養生之大敵，要想生活得輕鬆自如，就要想方設法去掉功名之心，沒有了功名之心，政務、軍務中的煩惱、不順也就可以淡然處之。人生中難免會有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祿之路上，有成也有敗，這些都與個人的運氣有很大關係，不單純是個人努力的結果。什麼事都這麼想，自然就心情舒暢了。就像曾國藩對李鴻裔所說的那樣： 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曾國藩深知自己身處軍營，要時時謹慎小心；同時，為保持心情舒暢，還要有一顆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尋樂、求樂。 為此，曾國藩曾經作一對聯以自勵： 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 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里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梏亡營擾之私。 一次，曾國藩讀蘇軾的詩，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曾國藩看後沉思良久，又添上了兩句自己的話：「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這4句話中，前面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要靠個人奮鬥，後面則是功利上的東西。能夠達到這4句話所說的境界，那麼就可以算作心胸寬廣、懂得樂生之人了。 曾國藩的名利之心比較重，儘管他自己也不願意這樣。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國藩在日記中對自己進行了批判： 見好物與人爭，若爭名爭利，如此則為無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謂喻利者乎?與人爭名爭利，則流於小人之列，這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 曾國藩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和不斷的自我反省中度過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祿之心很強，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動力。到後來科舉成名，志得意滿，做出一番事業，垂範於鄉黨，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後來身至軍營，有了施展自己抱負的場地，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戰爭中取得卓著的功勛，這給曾國藩帶來了很大榮譽。但另一方面，曾國藩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長時間的車馬勞頓，軍政要務時刻讓他不得安寧，這更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很大壓力。為此曾國藩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緩解，學習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斷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難有所更易，何況曾國藩身居高位，政務、軍務纏身，要說不計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夠踐行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開闊者為學習榜樣，讀他們的詩作文章，體會他們在其中表達出來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與次青(李元度)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雖淡，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為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學習這些古人胸懷、體會其胸襟之外，曾國藩比他們更高一籌。別人胸懷雖淡，筆下卻難以寫出來。曾國藩卻可以用筆寫淡定之懷。後人讀他的詩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渾之氣，但細細品味，又有一種閑淡雅緻。文如其人，文章的風格，也體現了曾國藩的辦事風格。 成大器需自視平淡無奇 【曾國藩做人語錄】 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曾國藩在給鮑超的信中說：「致本部堂以四字叮囑，曰小心大度……大度者，不與人爭利。」 「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這是曾國藩對自己處世經驗的最好總結。 針對自己軍務繁忙、心神不寧的具體情況，曾國藩還總結出尋樂之方。同治十年(1871)四月八日，他在日記中說： 近來每若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忮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凈盡，乃稍安耳。 在這裡，曾國藩也承認自己的心是很浮躁的，只有「淡以消忮心」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除去病根。 曾國藩學著放棄功名利祿之心，學著看淡軍事上的勝敗榮辱，並且盡量把結果推之於天命的境地。同治九年(1870)二月，曾國藩在回復劉蓉的信中說：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 的確，與人戰爭、事功成敗、機運好壞和天有很大關係，所以古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隨著涉世漸深，曾國藩越來越認識到有些事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所以他越來越重視「天命」的作用。下面這則日記也流露出曾國藩歸之於天命的世界觀： 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耶?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 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繼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除了自己時時刻刻以古人胸懷寬廣為榜樣外，曾國藩也常常同親人、朋友談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來相互激勵，有的朋友甚至非常真誠地向曾國藩建議，在他身邊應該有一個心胸開闊之人，以便時時提醒，不斷促之前進。 陳鼐是曾國藩的知心朋友，他向曾國藩建議，應該交幾個胸懷寬廣的人以激勵自己。曾國藩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 酉刻與陳作梅至營外暢談，言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自己約束自己往往流於形式，一旦意志不堅就容易在「真我」面前退縮，人人都有這個弱點。而讓朋友在身邊提醒自己則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但這朋友一定是諍友才行，要敢於提出自己的弱點、缺點，提出改正之策，在自己重犯老毛病時，要及時提醒，否則用處就不大了。陳鼐的這個建議受到曾國藩的重視，幾個月之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再次提及：「夜與作梅久談，言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余之短，以相箴規，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有這樣的朋友同自己談心，認真地提出自己品行、性格之中的弱點，提出改正方法，曾國藩是十分感激的，這些好友的意見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從此一點，就可見曾國藩的胸襟了。 從「平」「淡」二字用功 【曾國藩做人語錄】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平淡是曾國藩喜尚的人生涵養，他認為：涵養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辦事才能成功。因為器量大就能原諒他人，有忍耐就會好事多磨。有一點不滿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違背自己意願的小事就憤然發作；有一點優於他人的長處就向眾人炫耀；聽到一句讚頌的話就為之動容，這些都是沒有涵養的表現。器量隨見識而增長，遇事不喜不驚，才可以擔當大事。 曾國藩淡泊名利，即在於能淡化物慾，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學問，他說：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沖融之趣，此自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沖融之趣，如李白、韓愈、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 白居易則沖淡處多。杜、蘇二公無莢不備，而杜之五律最沖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莢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這是他從傳統文化中領會了恬淡沖融的情趣，他善養內心，目的是為了超脫世俗，有一種輕鬆格調。 曾國藩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來，一般正統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相對立，強調各自的重要性，到頭來不是治國、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遠大目標，乃至完不成救世大業，就是滿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傳教」與「辦事」對立起來。 因此，他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要做到這樣，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即治心。 曾國藩認為，治心之道屬於精神方面的修養，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進行。 所謂「靜坐」，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門徑，是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覆強調，如果一個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靜下去，那麼他的心裡總是散漫的、浮動的，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做事不會踏實，乃至於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保養得宜。 所謂「平淡」，實際上主要是他對老莊淡泊寡慾之說的繼承和闡述。一個人如果對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被受到牽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於懷，從而直接影響到他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好壞成敗。因此，他主張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 所謂「改過」，曾國藩指出，一個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則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後在這個問題上痛下針砭，去檢討、去改過。為此，他一生堅持寫日記，每天認真檢討所作所為。對於友人的忠告，他則強制自己虛心接受，力求改過。他的銘聯、箴言、格言、警句、單字等，大都體現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過、立志自新的精神。 晚年的曾國藩總結出十二條「治心經」： 無貪無競，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欽。戰戰兢兢，死而後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治心經」是他的獨特心得，以儒家為本，同時也融入了佛、道的內容。他強調養心，認為養心可以達到養身的目的。 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他主張磨難波折時要把心放得下，養得靈，不能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那樣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 基於這種看法，他對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最為讚賞。他說，在官場中混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的「規矩」：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要保持一團和氣；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蘇東坡犯了三大忌，幾次被貶，但可貴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蘇軾認為，要對人間萬事超然曠達、隨遇而安，因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些當年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成為歷史的煙雲，如今到哪裡去尋覓他們的蹤跡呢？歲月悠悠，宇宙無窮，人的生命猶如一顆稍縱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正是由於蘇軾超邁曠達，無往而不樂，所以，他能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情境下，始終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寧，總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體味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歡欣，並戰勝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險阻，走完自己的人生歷程。 曾國藩對蘇軾的處世之道十分推崇，他把蘇東坡所作的能與他心境相溝通的篇章單獨輯成，經常吟誦。他還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之關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說君子言語要謹慎，飲食要有節制。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留意養身之道。論及養身之道，曾國藩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 『臣勞』說的是這個。」 曾國藩對於養身之道，主張身心交養。他說：「我認為治身應當以『不葯』二字為葯，治心應當以『廣大』二字為葯。」這是曾國藩恪守他祖父「不信醫藥」的訓導。 曾國藩養心的方法，不外乎「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他說：「養生家的方法，沒有比『懲忿窒欲，少食多動』八個字更重要的了。」 「懲忿窒欲」，在於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做「心理的修養」，他將「懲忿」解釋為「少惱怒」，將「窒慾」解釋為「知節儉」，可知他不是厭世悲觀的人，不過是在縱慾當中略存節制的意思而已。他的人生觀，既不是樂天觀，也不是厭世觀，而是淑世觀。 「少食多動」，在於求得身體的健康，可以叫做「生理的修養」。曾國藩重視「少食」，至於注重「多動」，從他所說「養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說：「養生之法，約有五件事：一是睡覺吃飯有定規；二是制止憤怒；三是節制慾望；四是每夜臨睡洗腳；五是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 對於養生的道理，他說：「養生的道理，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詞細心體會。吃平日飯菜，只要吃得香，就勝過珍貴藥物。睡覺不在於多睡，只要實際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養生了。」 對於養生的項目，曾國藩還曾經用養生六件事勖勉後輩：一是飯後千步；二是將睡洗腳；三是胸中無惱怒；四是經常定時靜坐；五是經常定時練習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 對於養生的方法，曾國藩強調以靜養為主。他說：「養生的方法，『視、息、眠、食』四個字最重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是說藏氣息于丹田氣海； 『垂簾』說的是半睜眼，不全睜，不太用眼力；『淡節』是說清淡而少食，吃飯不貪多、貪猛；『虛』是說心慮而不思慮，肚子虛而不滯留食物。就這四個字，雖然沒有醫藥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國藩養生喜歡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有他自己的經驗。他說：「我少年讀書時，看見父親在日落之後，上燈以前，小睡片刻，夜裡則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後，在竹床上小睡，上燈以後處理事務，果然覺得清爽。我對於起居飲食，按時按點，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親所做的，希望不敗壞家風。」 曾國藩重視精神修養，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對於節制惱怒，他說：「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體，以承擔艱難重任，千萬不要鬱悶損耗，損傷天然之氣。我也鬱悶閉塞多年，胸襟過於褊狹，我要以自我針砭來共針砭。」 起居飲食有規律，愛好運動，節制少怒，都與現代的健康學非常相符合。可見，曾國藩的修身學問是——養心者可養身！ 合雄奇於淡遠之中 【曾國藩做人語錄】 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 曾國藩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看劉文清公《清愛堂貼》，略得其沖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為可貴。其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曾國藩也是追求一種淡遠之境的。 曾國藩雖事務繁忙，卻從不忘忙中取樂。寫詩、作文、下棋就是他的求樂養心之法。曾國藩每晚都在室中朗誦白居易、蘇東坡等人的詩文，自稱得其中淡遠閑適之樂。他經常臨摹名家書法。劉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書法家之一，原因在於劉墉筆意中淡閑遠，最適於修身養性。 在欣賞古詩文淡遠意境的同時，曾國藩不忘與自己急於名利之心作對比，以此來警惕自己。咸豐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中飯後熱極，因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溪」詩，念古人胸次瀟洒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又何小也! 一方面欣賞古人的磊落胸懷，一方面又想在詩文方面勝過古人，急於名利之心在寫詩作文上都表現得這麼明顯。這使得曾國藩不得不時時提醒自己要寬心、要淡然： 無奈我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為己之志? 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為己矣。謹記於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除了研究古代志趣高遠、才情並茂的詩人外，曾國藩還非常注意教導自己的後輩，從詩文入手，陶冶性情，培養淡遠之志，以逞自己平生未盡之心。同治元年(1862)七月，他教導兒子曾紀澤說： 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沖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吟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 爭名爭利，凡人尚且難免，何況曾國藩位極人臣，權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務之外保留一份平淡之心，確實難能可貴，尤其在功成之際，悄然身退，自削兵權，力求不顯山、不露水，更非修養平平者所能及。這是因他精識「淡」字訣的妙用之故。 古往今來，無數人要麼為名，要麼為利，他們即使事業有成，也成了名與利的奴隸，志得意滿，也無快樂而言。而更有許多人，因背負名利之累，不但無益於事業成功，反而為自己製造了許多障礙，身敗名裂者不勝枚舉。 道家為破除名利的束縛，主張無為，佛家則乾脆教導人逃離紅塵。這兩種辦法棄功名如糞土，固無拖累。但僅為一身快樂而計，非有責任感、使命感的聖賢豪傑所願為。人生於世，苦難眾多，志士仁人，更應以治國安民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難。 「淡」字訣的妙處，不但不妨礙人們成大業、辦大事，還可以給自己留出一片安閑自適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時也推動了事業的發展，這正是兩全其美之法。 善於知足，淡泊名利 【曾國藩做人語錄】 養生以戒惱怒為本。 曾國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頌為「古今完人」，是因為他善於從「知足」兩字上下功夫，講求謙讓退讓之術的修身之術。他以「知足」、「謙讓」為人生學問，真可謂智者! 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經寫道：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宋多善依，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語云：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這話的意思是：知足就會覺得心中像天地一樣寬廣，貪得無厭會覺得宇宙也十分狹小。對於沒有超乎常人資質的人來說，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禍害。貧困時總想到豐盛，困境時經常尋求平安，富貴時要求有千乘車，尊貴時追求萬釘帶。沒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賞給，得到後又永久佔有。芬芳的香氣可比椒蘭，位置穩固如同泰山。追求榮華富貴，沒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揚但越來越委頓。天氣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時運好時多結善緣，時運不好會生災患。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沓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麼大。得到榮譽不要立即歡欣，遇到患難也不要立即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沒有依賴。別人窮困多超過我，我的窮困仍然可以忍耐。況且處於平坦夷途，還有什麼事值得嗟氣嘆息呢?對於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覺都十分愉快，聽天由命活到老，就不會四處不安。俗話說：一個名利思想不能徹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惠能澤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見重。名心的表現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績、成就、成仁，成禮、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這樣一種廣泛的、普遍的心理願望，使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樣樣完滿，件件順遂，這就是俗見。自然，就對疾病的有無，子孫賢良與否也格外看重，沒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孫失去，子孫沒有得到，又希望他們得到。人一天到晚就處於這樣的患得患失之中，何處是個盡頭呢? 曾國藩認為：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生，餘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於囂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別達於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人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 從上面幾則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謙虛，他認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積德所致，且總覺名譽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勢驕人。曾國藩認為傲氣是致敗的原因之一，並指出傲氣的表現形式在言語、神氣、面色三個方面。他諄諄告誡弟弟們要謙虛，對於沒有經歷過艱苦的後輩子弟，他更擔心，怕他們不知不覺地染上驕傲的習氣。「謙」是曾氏家教的一個重要內容。 「天道忌盈」，是曾國藩頗欣賞的一句古話，他認為「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他「勢不多使」的內容是「多管鬧事，少斷是非，無憾者也無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歡古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認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他主張「總須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他於道光二十五年給弟弟們的信中教弟弟們應「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後在軍中，軍務繁忙，他仍寫信告誡沅弟說：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不僅對軍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36），曾國荃進軍雨花台，立下戰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諾奏犢，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叫他不要表功，認為這是「謙字真功夫」。 曾氏為官不傲，也與磨鍊有關。道光年間，他在京做官，年輕氣盛，時有傲氣，「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咸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結怨甚深；咸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又與地方官員有隔閡。咸豐七、八年在家守制，經過一年多的反省，他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即憎惡)人以白眼蔑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為人之道： 「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場的磨礪之下，曾國藩日趨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謙」守功夫實在了得。他不只對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就是對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請減少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協助他。他的謙讓是出於真心，特別是後來身體狀況日趨惡化，他更認為：「居官不能視事，實屬有玷此官」，多次懇請朝廷削減他的官職，使自己肩負的責任小些，以圖保全晚節。 善於知足，講求謙讓，這是一種賢者的修身態度，也是一種有所作為者的謀世智慧！ 戒除虛妄，靜以養心 【曾國藩做人語錄】 身心交養，養心為主，養身為輔。 曾國藩認為，除私慾，戒妄念，靜以養心是一個人修身成為聖賢的一大要素。實際上他也這麼做的。 「主靜」一語由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提出，他認為，天地誕生以前的「無極」本來是「靜」的，所以人的天性本來也是「靜」的，只是由於後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須通過「無欲」的功夫，才能實現業已喪失的「靜」的境界。 對理學家而言，「靜」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麼曾國藩如何體會周敦頤的「主靜」學說呢?曾國藩感悟道： 只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所謂沒有絲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正本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 昆蟲破眠，才可以稱為開啟；穀子堅實，才可以作為下播的種子，如果種子不飽滿，說明沒有提供種子發芽生長的條件，就不能作為種子。假如萬物就這樣在我心中開始，那就不能說達到了至靜的境界了。然而靜極生陽，大概生物也有一點萌動的仁心吧!氣息靜極，仁心卻不止息，這難道不是可與天地相比的至誠嗎?顏子三月不違，可以說是洗盡雜念，隱居退藏，他是在靜極中體會真樂趣的人啊! 我們這些人求靜，像不同環境佛禪的入定，冥然罔覺，那麼就一定要驗證一下這個心，有沒有所說的陰陽初動、萬物憑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說達到了靜的極點，才可以說沒有絲毫雜念，才可以說身體寂然不動，鎮定如鼎。如果沒有，即使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生機的意念幾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靜。況且他也沒有真正的靜。 有些人為此所困擾，不想紛紜往來於人世，經過對道本身的觀察，才知道陽先於陰，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親身體驗得來，終究是浮光掠影之談。 曾國藩認為心靜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萬事看空，有益於養生。這與佛教「斷妄念」的觀點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歸結到一點，就是斷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們頭腦中不斷想事情，種種念頭、種種幻想，都像電影一幕一幕過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沒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這種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斷妄心、除妄念，實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說：「斷妄念如斷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祿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慾望、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等等，卻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與人搞攀比，這樣內心才能寧靜而不浮躁，也講不攀緣外境，要隨遇而安，適可而止，知足常樂。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東漢末年傑出的醫學家張仲景，既擅長治病，又擅長養生。張仲景精通養生術，其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雜念，思想清靜，決不見異思遷，想入非非，並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當上大官之後，仍把權、勢、錢看得淡如清水，從不為身外之物煩惱，繼續專心致志地攻讀醫書，行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餘時間為廣大百姓治病，沒有一點架子，總是隨叫隨到。對來就診者，不分親疏、貧富、貴賤，一視同仁，並且一概不收報酬，只收成本。對無錢買葯的窮人，他還解囊相助。他這樣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滿。有一天，夫人抱怨說：「我們沒有指望你升官發財，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們陪你忙，還把錢財搭進去，我們也並不富有啊!」張仲景聽後坦然一笑說： 「此為人生區區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無私天地寬」，去除一「私」字，多少煩惱憂愁化為烏有!正如曾國藩所言： 廉者足不憂，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樂，寓樂自足中。 和外在行為的動靜相比，內心的動靜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類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須在「靜」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也同樣要在這個「靜」字上下功夫。 曾國藩雖然屬於儒家人物，甚至是一個理學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實很雜，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種兼容並蓄的狀態。他綜合各家學說，把這個「靜」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國藩說：「『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成為三代後的聖人，亦是『靜』字功失足。王陽明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這段話語中，曾國藩反覆強調的是，如果一個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麼他的心裡總是散漫的，總是浮動的，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做事不會忠實，乃致於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保養得宜。 曾國藩認為，在物慾羈絆下，一個人要「靜」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他欽服顏回的淡泊，也特別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經歷高山，就仍會對高山仰止，沒有得到的，總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徹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說： 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嘉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陰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來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閑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現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之所以為佛，所爭皆去大難折磨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之胸襟，有坦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因此，思想清靜，除私慾，戒妄念，實為修身一大要素。 在這些方面，曾國藩也是說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嚴，他力除私慾，一生清廉，為世人所道。他從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財物，主要是些書，他一般衣服的價值不超過三百兩銀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國藩移居經過翻修的總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園遊覽，花園修工未畢，正在趕辦。游觀後，他感嘆道：「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這是他逝世前兩個月最後一次遊覽! 晚年，他自感身體太差，實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懇辭官職，至少官做小一些，他並不貪戀權位錢財，而兩位弟弟：國荃和國潢便與他不同。尤其是國荃，攻下吉安、天京後，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鄉所建的宅府，長達一華里，房子數百間，中儲大量財寶、傢具和僕人婢女，為當時所罕見，被人譏為「老饕」。曾國藩對此極反對，他認為「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懷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國藩的確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靜。這是值得身處慾望膨脹時代的今人所值得學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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