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國家都轉型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世界就會和平嗎？

按：隨著1989年柏林牆倒塌，西方世界歡欣鼓舞，自由主義已經在20世紀站成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目之所及沒有新的挑戰者了。人們信心滿滿地宣稱民主的傳播能帶來長期的穩定與和平，然而戰火和衝突、流血和屠戮卻依然持續不斷，盧安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頻繁發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衝突，始終刺痛著我們的神經，也擊碎了我們一廂情願的幻想。

當所有國家都轉型為成熟的民主國家時，世界就會和平嗎？為什麼民主化進程反而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為什麼國際社會的介入反而使衝突不斷升級？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一書中解釋了樂觀的民主思潮與民族主義的復甦之間的矛盾。通過深入分析了民族主義的四個經典案例：處於歷史轉折點上的德國、英國、法國和塞爾維亞，作者指出，民族主義狂熱和族群暴力並非源於敵對文化間的「古老仇恨」，而是由於精英階層為維持現有統治秩序所做的冒險決定。

本文節選自《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由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公眾號：booksandfun）刊載。

當自由樂觀主義遭遇90年代民族主義復甦

當1989年柏林牆倒塌，一幅欣快圖景很快出現在美國人民的想像中。自由主義已經在20世紀的兩種意識形態競爭中戰勝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民族主義，目之所及再沒有新挑戰者了。帝國和獨裁者垮台了。民主化席捲拉美、南歐和東歐的前威權國家，連東亞也上道了。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了市場經濟。全球的經濟相互依賴，繼續深化。自由的美式大眾媒體和通俗文化也觸及全球各個角落。這個被宣稱為自由主義的勝利，將迎來「歷史的終結」。

自由主義的評論家們，他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會一起到來，認為戰爭已經變得過時，至少，自由國家正在建立一個主導性的全球趨勢。1990年出版的一本恢弘大作，總結說，民族主義這種通常被定義為每個文化集團都應擁有自己國家的學說，正在被迅速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因為由單一民族組織起來的國家再難應對相互依賴的全球化世界。

勝券在握的自由主義大路上剩餘的幾個絆腳石，可以藉助一整套生機勃勃的國際制度來克服——有聯合國部隊維和，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們誘引各國就自由主義之范，然後強加財政紀律。為力保如此願景，柯林頓總統解釋說，促進民主化將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暗號，因為民主國家間從未相互開戰，他們貿易自由，尊重各自國家公民的人權。

柯林頓的願景很快就被玷污了。柏林牆倒塌後戰火延燒。不止大小戰爭在國際秩序邊緣爆發，世界的原油供應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面臨極大風險；1991年6月，南斯拉夫軍隊對斯洛維尼亞分離主義者的戰鬥離維也納不過100英里;北約空軍在1999年科索沃衝突中進行的持續轟炸遍及塞爾維亞全境。民族主義的修辭，不顧曾經的臭名昭著，又流行起來。而在1993年俄羅斯蹣跚學步的大選中，大約四分之一的選民把選票投給了反猶主義的新法西斯黨候選人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希特勒在1932年不過贏得三分之一的選票）。從索馬利亞到波斯尼亞的內戰，自由國際社會的武裝力量被騷擾、攻擊，被地方武裝分子劫持。1994年的盧安達爆髮針對圖西族少數族群的大屠殺，第一天就有比利時維和部隊士兵陣亡，在其後的種族騷亂中有超過50萬人死亡。

其結果是，傳統智慧很快到頭了：《大西洋月刊》重新為後共產主義世界貼上「即將到來的無政府」標籤，著名哈佛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則宣稱未來將充滿「文明的衝突」。在這些權威人士看來，文明衝突，無論沿著整個文明的斷層線還是簡單地介於不同族群之間，都可構成當下國際關係中明確的分裂。新聞媒體和政治領袖們通常將這些嚴峻發展歸為敵意文化間的「古老仇恨」，暗伏了數個世紀，一旦冷戰的鍋蓋被揭開就開始沸騰。這種解釋太簡單、直觀，並且被種族屠殺的始作俑者的說辭日日強化。對那些為儘力避免捲入不體面衝突而尋找借口的西方政治家來說，古老仇恨的故事對於粉飾那些無望解決的棘手爭論頗有好處。但即使那些保有願景將自由民主傳播到全球角落的人也認為，古老的種族偏見或為自由主義的最大敵人。柯林頓總統在1993年的就職演講中提到：「在冷戰陰影中成長的一代，肩負被自由陽光所溫暖同時又被古老仇恨所威脅的世界的新責任。」

好消息是，這種觀點基本不正確。最近全球大部分紛爭都不是因為古老的文化仇恨。在一些案例中，直到晚近，交戰團體間並未過發生武裝衝突。比如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直到20世紀前從未兵戎相見，大體上只是因為德國納粹在薩格勒布扶植了一個殺人兇手組成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權。另外一些案例中，所謂文化或族群群體間的偶然衝突，不過是穿插在他們和睦關係中的長期插曲罷了，所謂文化差異根本不能作為近來戰事的一個充足理由。幾乎沒有學者將民族主義和族群衝突歸因於古老的文化仇恨。

壞消息，無論如何，相當反諷：自由派看來的歷史終結之趨勢已經在許多地方助長了民族主義的復興。威權的蘇聯帝國的終結刺激了它的許多混合民族中有野心的領導人，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他們有關主權和領土的衝突性訴求常常引發爭議。選舉常常加劇這些族群和民族的差異。在一些新興民主國家，民族主義煽動者利用增加的出版自由綁架自由主義的公共討論。朝向市場經濟和國際依賴的痛苦調整也給民族主義政客們提供了更多機會，他們會許諾只有更強的國家才能提高保護，或者按照族群界限來分配萎縮的經濟收益。同時，全球化的媒體和文化，常常壓迫而不是吸引那些試圖依靠融入西方世界取得繁榮卻失敗的國家。更有甚者，就像一些批評家說的，國際組織有時也引發更多衝突，而不是避免無能的維和戰略或者經濟改革的嚴格哲學。

自由樂觀主義者大概會覺得驚奇，這些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的確回應了民族主義歷史中的一些長期模式，我會在後面章節中展開。民族主義，並非某種過時的返祖現象，而大致可謂對現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反應。西歐在法國大革命和「二戰」之間，一個見證了現代民族主義和人民戰爭興起的時代，經歷了這些變化。其間，民主化、經濟發展和傳播方式的革命都在助燃民族主義，而且常常以好戰的形式出現。被社會變化拖向民主轉型的國家，更傾向於參加戰爭，或者比那些沒有發生變化的國家更傾向發動戰爭。冷戰的結束在後共產主義國家釋放了向民主和市場社會轉型的危險，增進了民族主義的流行。

儘管民主化提高了一個國家的戰爭風險，卻有歷史證據表明在開始民主化之後的頭十年，每四個民主轉型國家中就有三個最後避免了戰爭。而且，一旦自由民主鞏固下來，再沒有成熟的民主政權會相互開戰了。在90年代那些民主轉型已經充分鞏固的國家中，少數族群的權利趨向改善，族群衝突也相當罕見。

結果，這本書的主旨就構成一個悖論。一方面，成功展開一場全球的、自由民主的革命會夯實一個和平時代的全球政治基礎。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轉型同時也在培育民族和族群衝突的肥沃土壤，不僅可能增大轉型成本，而且導引人民走向一條漫長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比如三個通過發動侵略差一點就成功扭轉全球平衡力量的先例：1803—1815年的拿破崙法國，1914—1918年的威廉皇帝德國，以及1939—1945年的希特勒德國，都是在民主努力失敗之後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義能量，通過民主改革的流產而釋放、倒錯，創造出牌條件，圖謀全球霸權。民主化過程可能是民族主義最壞的敵人之一，有關和平的承諾籠罩著戰爭的陰雲。

企圖不冒這些風險而促進民主化，更像自我安慰的理想主義。然而試圖遏止可能刺激民族主義的全球社會進程，包括日益增長的大眾政治參與的需求、陳腐帝國的崩潰、經濟和傳播的全球化等，也同樣不夠現實。相反，國際社會的一個關鍵任務就是區分兩種情況：是否有助於向自由民主安全轉型，還是會引發反彈、民族主義或者戰爭。到目前為止，精明的政策選擇能夠幫助創造出更適宜的條件，理解民主化的陷阱是避開它們的第一步。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位從事民主化工作的人的分析任務，這些人包括：先進民主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政治家們、新聞記者、人權活動者、學者、公民，甚至民族主義者，只要他們在追求他們的民族目標時試圖避免付出高昂成本。

精英的說服：在民主化國家推銷民族主義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義，因為它服務於一個民族內部權勢集團的利益，後者尋求利用人民的熱情進行戰爭和經濟發展而無需讓政治當局向普通選民低頭。在前民主化社會，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精英的統治傾向於避開喚起大眾的民族主義感情而引發的風險。但是，在18、19世紀，當國民軍、商業資本主義和廉價印刷興起之後，能夠吸引人民的活躍支持的統治者，會得到與其他國家或者本國內部精英對手相抗衡的有價值的競爭優勢。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老一代精英們放開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們的壓力下開始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壓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們都很不情願允諾全部民主權利，因為這可能威脅到他們狹隘的經濟利益和他們在社會中的權力地位。民族主義，以人民名義進行統治但並非必然民治的原則，為精英們提供了一條受歡迎的且無需徹底民主的道路。

運用民族主義教義是一個遏止大眾民主化壓力的有效工具，可將所謂民族的敵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權利之外。民族主義精英們通常說少數族群、工人階級、對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對派們都應該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經常指控這些群體缺乏適當的民族資格且和外部勢力勾結。這種策略不僅有助於限制那些「內部敵人」的民主權利，其重要性還在於，對所有公民的表達自由有著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進行民族主義說服的前景則部分依賴於民主化進程，這一進程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有關。如果民主化國家太窮，當它的公民缺乏成功進行民主政治參與所需的技巧時，當它的代表制度、政黨和新聞專業主義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義多半會佔上風。這些條件下，民族主義精英更能夠綁架公共討論。甚而，在這樣一個荒涼無信的政治景觀里，一個充分民主的政權能否在他們讓渡權力後可靠地保證他們的利益，驚恐的精英們對此實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義浪潮正值波峰且權柄在握的時刻賭一把，看上去頗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義不太可能在一些國家——比如19世紀的英國或者現代南非——興旺起來，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經濟資源、公民素質或者政治制度之後，民主化才開始啟動。

上述結果取決於精英們推廣民族主義學說的動機和機會。而精英的動機強度則決定於其利益如何因應更民主的設定而調整。對全盤民主的到來越恐慌，精英的激勵就越強，要使用民族主義煽動來預防此結果。精英推銷其排外民族主義的機會則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轉型國家政治制度的特質而定。例如，如果國家官僚過強，而民主參與和公共爭論的制度太弱的話，那麼國家精英就會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槓桿推進民族主義。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聞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經充分發展起來了，民族主義觀點就可能經由開放的公共討論進行有效的審議。

精英利益的調整和這個國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間政治制度的力量這兩個因素，決定了民主轉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強度以及這一民族主義將可能採取何種排外方式。若用簡化圖式代表可能結果，可有四種民族主義：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其中三種嚴重排外的民族主義都有可能導致激烈的民族主義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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