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天津的生死之緣

06-06

梁啟超與天津的生死之緣

訪梁啟超故居

中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先生在天津度過了他生命最後的14年。

清末，梁啟超先生與康有為等人一起向清政府發出了著名的「公車上書」，參與了「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光緒皇帝被囚禁中南海瀛台，參與變法的譚詞同等六君子血濺菜市口。梁啟超在天津上船，東渡日本政治避難。直隸總督榮祿派出的追捕隊沿海河乘汽艇一路追趕，眼看就要追上了，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時任北洋候補道兼北洋學堂總辦的王修植，因同情變法維新，命追捕的汽艇停止追捕，梁啟超所乘日籍「大島號」郵輪安全駛出大沽口，躲過一劫。

從此梁啟超與天津結下了生死之交。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梁啟超思想「與時俱進」，改變了他的政治觀點。他贊同新生的中華民國所實行的民主、共和、憲政體制，決心為亞洲第一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他毅然踏上了歸國的路途。他歸國的第一站，就選擇了天津，並舉家遷往天津義大利租界。

1915年，袁世凱逆潮流而動，開始籌劃復辟活動，此時，天津的梁啟超也時常徹夜難眠，與他的學生蔡鍔將軍開始謀劃「護國運動」，制止這場鬧劇，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最後，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之下黯然離世。

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不同，梁啟超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復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任何復辟陰謀都不能得逞。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檄文，將矛頭直指康有為。張勳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在天津郊外的「馬廠」誓師，參加武力討伐。並最終與同為「康梁」戊戌變法的主角、而堅持走「僵化封閉的老路」的康有為分道揚鑣。

梁啟超在金融方面也有廣博的知識，天津自清末以來即是中國的造幣中心，在光緒年間負責製造以「北洋造」為標誌的「大清龍洋」。這便成就了歷史風雲際會的又一個機緣。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天津設立幣制局，任命梁啟超為總裁。他上任之後立即命時任造幣總廠廠長的吳鼎昌著手編寫造幣廠史，並精心審定，親筆提寫書名。這部11章約5萬餘字的造幣廠史，成為中國金融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

他受聘於南開大學，與《天演論》譯者嚴復、胡適等學者過從甚密，並與張伯苓、張彭春兄弟成為摯友，對南開學校傾心襄助。他還曾在飲冰室書齋里與當時尚在青年、屬後起之秀的學者梁漱溟、徐志摩等結下師生之誼。在天津，梁啟超先生評史論政，潛心研究學問，著書立說，為後人留下了「於學無所不窺，於論無所不及」的浩如煙海的文字著述。

梁啟超寓居天津的14年，也是他傾心致力於學術研究、著述頗豐的一段時光。在飲冰室書齋，他完成了包括討袁檄文即《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老子哲學》、《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60多篇學術論著；這長達148卷、含1400萬言的《飲冰室合集》是梁啟超留給中華民族蔚然壯觀的文化瑰寶。

飲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