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向古詩學習什麼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詩代替了古詩，獲得了新質，卻也失去了很多東西。撮其大概有：張揚了理性思維，減少了直覺思維，偏重於語法，輕勿了詞法，強化了模仿，忽視了表現，等等。此種得失的造成，與古漢語轉換為現代漢語有直接關係。因為新詩的出現，固然與古詩有血脈淵緣，但主要是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詩。這樣，新詩與古詩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斷裂。而且，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確存在差異。古代以單音詞為主，現代則多為雙音詞，從單音詞到雙音詞，同為漢語，但在編織肌理和節奏、韻律等方面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句法上，受西方語言影響，產生了長句式和複合句式。如此，古詩在古漢語語境中成立，轉化為現代詩，就來必成功。有這樣一種現象，古詩翻譯成白話，詩味大減，包括一些大家的翻譯。

請看這幾句：

人生各有各歡喜啊，

我獨好潔愛芬芳。

粉身碎骨也不變樣啊，

誰能摧毀我的希望！

你覺得這是詩嗎?既無形象，又無韻味，只是表決心而已。你能想像它是屈原《離騷》中的幾句詩的意譯嗎？原詩為：「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對比之下，高低立見。屈原的原詩，語言更精鍊、更豐實，韻律性更強。這遠非譯詩可比，而這幾句詩，卻為《楚辭》研究大家蕭兵先生所譯。可見，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運用於詩歌寫作，有著巨大的詩性差距。

當然，現代漢語，由於帶有西方語言、語法的痕迹，而成為一種感性與理性泯化為一、外柔內剛的語言。新詩在現代漢語境中也可以生成，並葆有某種現代的詩意。但因為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之間的裂痕，也使它失去了諸多的古代文化精神。同為漢語，同為東方的表現性語言，彌補這種裂隙，承繼古詩的優良傳統，再造現代漢語的詩性，發展新詩，無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那麼，現代新詩應向古詩學習什麼呢？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項：

其一，直覺思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兩方的思維，是分析的

主客二元的；中國的思維是綜合的，直覺的。直覺思維也是人類的一種重要思維，並且它更適合於詩歌，更帶有詩性。試舉一例，如陶淵明的詩句：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樣的詩，幾乎無法用詞語來解讀，它需要人們依據各自的經歷、體驗，用心靈去感悟。至於什麼真意，只能是心領神會了。不像有些現代詩，一味的用理性思維，寫菊花，就是菊花，完全是說明的、辯析的，毫無言外之意、韻外之味。

其二，重詞法，輕語法。古代人寫詩著力詞語推敲，特別是名詞的使用。同時，語法是拼接的，並置的，也沒有外語的那麼多的性、格和態，邏輯性不強，但更能拓展詩意的空間。例如，溫庭筠的《商山早行》：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幾個名詞的排列，也可以語序變化組合，如「茅店雞聲月，板橋人跡霜」，意思也不差什麼。從人的角度看，寫旅人早起匆匆上路的行跡。要是從月的角度觀照，則另是一悉凄清、冷寂的意境。這也正切合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對人們公開的寫作秘訣：「必須把形容詞刪減到最低程度；詩里裝置名詞越多越好」。這說明，發揮詞法的優長，減少語法的羈絆，正是開掘現代漢語詩的詩性的方法之一。

其三，呈現性與含蓄性。中國古詩講究「狀難風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其意象，不僅形、聲、動俱現，而且涵養著濃郁的主觀色彩。自然意象，也多為心靈意象，或生命意象。這樣的意象，既有詩人的移情，又有自身的生命力。例如，王維的《登觀鵲樓》：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這是一個橫絕天地的輝煌而又渾茫的畫面，縱橫開闊，極富立體感，但其潛在表達的卻是登山臨遠、自強不息的博大的襟懷。

又如，杜甫的《春望》：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花濺淚」、「鳥驚心」，可以是詩人淚灑花間，心驚鳥雀，也可以是花自落淚、鳥自驚心。這種主客消彌與互換的詞語用法，無疑增強了語言的彈性和意象的張力。這遠比那些客觀是客觀、生觀是主觀的現代詩作，更具有藝術魅力。

現代新詩，從五四至今，不足一百年。它所使用的現代漢語詩性，還未充分發揮和創造出來。承繼中國古代詩歌的某些傳統，加以現代的變通和改造，未必不是一條重要的途徑。敬畏經典，尊重母語，打通古今漢語的隔闔，發掘和再造現代漢詩語言的詩性，不僅有利於詩歌的發展，也有助於現代漢語的純潔與再生。詩與語言並進，必將構建起中國自成一體的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