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80後新加坡華族青年的六封信：兩個世界 一個華人社會之母語教育

袁昕（海峽時報政治專線記者）與黃偉曼（聯合早報／聯合晚報新聞中心特稿組記者）

新加坡《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首次展開跨語言合作，由兩報年輕記者互通信函，針對華人身份認同等課題，交流意見。身為千禧世代年輕人，她們的看法會因為身處同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而趨向一致嗎？或者新加坡其實存在兩種語言世界，此次的思想交流，是否能拉近兩個不同群體的距離？

今天的兩封信，主題圍繞特選學校制度與華文教育。《海峽時報》記者袁昕對特選學校制度的存在價值，提出了質疑，《聯合早報》記者黃偉曼則回信說，將提升華文華語水平的重任全寄托在這教育制度上，只會讓我們受困於一個「偽命題」，錯過改善大環境的契機。

若取消特選學校不可惜致偉曼：我得先向你坦白：如果有一天，新加坡取消特選學校，我不會和其他人一起，吵著要政府改變主意。事實上，我甚至可能會暗自竊喜。在你要罵我之前，讓我先說明——我畢業自兩所特選學校：聖尼各拉女校和華僑中學，而且我以自己是校友為榮。我在這兩所學校度過的六年時光是終生難忘的。我的中學有很多對我關愛無微不至的師長，他們讓校園好像我們的第二個家。每次回華中參加校友活動，比如中秋節慶，當我們一同唱起新謠，心裡無不充滿了懷念，追憶當年那無憂無慮的年少歲月。但我認為特選學校的問題是：雖然他們培養出像歐菁仙和徐秀盈這樣的雙語人才，但在我看來，如果說特選學校是為了保留傳統華族文化並培養雙語能力，那這個理由如今幾乎不復存在。人們常說，特選學校支持並加強華語學習。但我在念鄰里小學時說的華語，要比我2005年到2010年那六年中，在基本講英語的特選學校里說的華語還多。歷經萬難才建立起能以華語教學的學校，讓早年的特選學校學生心懷謙卑、立志成功，但多年來，特選學校積累了更多資源，今日已成為新加坡的精英學校。如今，家長和學生對特選學校趨之若鶩，但那更多是因為它們是名校，而非它們作為華文學校所能提供的。當我在小六會考成績公布後，將聖尼各拉女校作為我的選擇之一時，我只是為了選一個截分點和我的成績相符的學校。我的多數中學同班同學也都是這麼想的，而選修高級華文等一系列鼓勵措施也讓我們受益，比如在O水準過後升上初級學院時能有加分。李顯龍總理自己也曾暗示，特選學校和其他熱門學校一樣，可能固化精英主義。南洋三校慶百年的晚宴上，李總理呼籲所有學校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保持開放，也提到南洋小學的學生已經「越發欠缺多樣性」。很多學生是因為與學校的某種聯繫而被錄取，而他們的家長多為專業人士，而不是普通工薪階層。特選學校的另一缺點是沒有多種族混合的學生群體，因為學校提供的唯一母語是華語。為了改善這一問題，有一些強制性的種族和諧日活動和校際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和其他種族的學生溝通。然而，學生花在這些活動上的時間少得可憐，而流於表面的「文化交流」可能弊大於利。舉個例子，我的中學就曾組織寶萊塢舞蹈和馬來歌曲比賽。提醒我們其他種族和文化的存在，這個初衷是好的，但這樣的活動若處理不當，則可能有文化挪用之嫌。雖然我在小學時有不同種族的好朋友，但我覺得自己後來因為身處華人為主的環境而失去了一個多元的朋友圈。有人說，特選學校也是為了安撫很多人因為上世紀70年代關閉母語源流學校而產生的失落感。我也知道我的母校有通曉雙文化的校友，我也很敬仰他們，而他們的成就也和特選學校的環境不無關係。但我的擔憂是，如果我們把培養雙文化認知和提升華文水準的重任交由區區幾所學校，這會將那些雖有興趣卻因身在非特選學校而無法獲得同樣資源的學生拒之門外。要培養雙文化人才，一個更平等的方法是深入研究特選學校的哪些方面確實培養了對華文和華族文化的興趣，然後將其推廣到其他學校。譬如，我在學校參加過華語戲劇課外活動，如果更多學生能像我一樣從中受益，那該有多好啊。在學校的閱讀理解題目中，一個語言顯得那麼艱澀難懂，可當我們在戲劇對白中使用這些語言時，它們是那麼的生動。雖然我被告知要背下「範文」來應付O水準作文考試，但在創作劇本時，我可以天馬行空地發揮創意。這些活動也無須犧牲和非華族群體交流的空間。比如，藝術活動可以包括跨文化元素，讓不同種族間加深理解，而不只是表面文章。以後，當我有孩子時，我希望他們在學校，無論是不是特選學校，所學到的能夠點燃他們對華文的熱愛，而不是將它熄滅。--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寫，王舒楊譯）

雖無力有心 彌足珍貴致袁昕：我最近經常在網上看到一些幸福婚姻守則，其中一句話說：婚姻不是一時選擇，愛情若要長久，必須每天選擇你身邊的伴侶。讀了你寫的信，突然發現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在我語言身份的建立上。至少在工作語言主要為英語的新加坡，每天以華文華語為依歸，從事與華文華語高度相關的工作，必須是有意識並且日復一日的選擇。我今年步入30歲，我這一代年輕人經常被視為國家雙語政策下的產物。這或意味我們雙語都精通，或在更多人的認知中，代表我們英語華語各「半桶水」，甚至兩種語言都不太能掌握。而在這一批人當中，又有一小群人像我一樣，逆著時代潮流，堅持盡量以華文為第一語文，不管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都吸收著相關的文化養分；有些人說我們是「雙語人才」，有時候也稱我們為「雙文化精英」。不過，若你問我當初「戀上」華文華語的原因，我卻說不上來。中學念特選學校，升上初級學院後繼續選修語文特選課程，現在看來好似一個華文報記者的雛形已現，但當時的動機更多是純粹，甚至是蒙昧的。我只記得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喜歡語文的孩子，因為科學和數學課讓我有些害怕，我在語文課上會更盡情表現，像喜愛朗讀文章，也參加過一些作文比賽。那時候的我，雖然羨慕文筆優美的人，但因為職業想像力有限，只有過當警察、消防員或醫生的念頭，似乎從未「以結婚為前提」和華文華語「談戀愛」，因此學習的時候也沒有太多功利的目的。在中正中學（總校）的四年，是一場美麗的意外。我的父母從未接受教育，除了確保我們功課準時交，考試儘力，他們不太干涉我們的升學選擇，更不用說有做規劃。我按照小六會考積分被分配入中正中學，當時的我不了解中正傳統華校的歷史，也不知道高級華文若考及格，升初院時能有優待分。中正的美，對我來說，更多是一種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氛圍。年少的我們站在竹林樓前，唱著四字句排比工整的校歌，都只是跟著旋律發出一堆沒有意義的聲音；不過，慶幸唱歌時呼吸和肌肉的律動都成了一種身體的記憶，待多年後能夠體驗歌詞之美時，校歌還能朗朗上口，可拿來反覆咀嚼和欣賞。另外，也還有中正湖畔紛飛的柳絮、紅柱綠瓦的校舍，甚至是校服上的鐵鈕扣，以及景物之外的一切，如校園裡講華語的「舒適圈」和連帶形成的那一輩子的友誼。因此，如果你問我特選學校或是語文特選課程的存在意義，我想在主觀認知內，我無法忽視這些制度或計劃意外地對我人生產生的影響，而在我同輩人當中，也仍有一部分的人在這制度下獲益，建立了堅強的華文基礎，進一步在華文報業或教育界等相關領域，做出貢獻。當然，我也同意你所說的，隨著教育政策的轉型變遷，有傳統華校背景的特選學校，如今可能已變身為單一語言學校。當大家都說著英語時，自然不存在培養「本地華文精英」的語言環境。這樣一來，我這一代人在特選學校的經歷，是否已失去代表性？不過，我卻也認為，一再探討特選學校制度的存在價值，只會讓我們受困於這道「偽命題」。從現實層面來看，如今把提升華文華語水平的重任全寄託於教育制度的這類特殊設計，只會窄化看問題的角度，錯過一些改善大環境的契機。名校教育環境過於單一，可能導致小圈子形成的問題即便存在，讓特選學校成為代罪羔羊也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要力挽狂瀾，改善語文環境，就必須更透徹地從根本理解社會為何越來越少用華文華語，然後創造更多可能性，而非只心想著把特定的政策或制度當成代罪羔羊或者聖牛，談論如何宰殺。例如，我就察覺到，如今有一群中生代甚至是年輕家長，對華文華語並不排斥或鄙視。他們最擔憂自己華語水平不夠好，無法讓孩子浸濡在一個對講華語比較有利的環境。官委議員郭曉韻就經常在面簿個人頁面上，分享自己如何為幫助女兒學好華語，透過流行音樂重新接觸這個她已近遺忘的語言。最近她手抄中文歌詞，還笑說儘管寫出來的字看起來非常陌生，但在過程中自己似乎可以感覺到，當年在學校使用華文的「神經通路」慢慢被打開了。去年12月一項針對本地年輕家長進行的實驗性調查發現，年輕家長儘管認同學習華文的重要，態度積極，但對於為孩子營造雙語學習環境的決心卻容易動搖，覺得有心無力。這項調查結果在早報讀者群中引發熱烈討論，但印象中許多人仍然把側重點放在家長的「無力」上，無奈於社會的單語化，讓華語等母語處在弱勢地位。我卻覺得「有心」彌足珍貴。不論是擔心孩子華語不好而嘗試做些努力或彌補的家長，或是只講英語，但為到中國發展而開始學商務華語的年輕人，他們的「回心轉意」必須被正視。我們應在現有教育體制之外，開拓更多管道，讓這些人有重新學好華語的機會，而這也符合終身學習的宗旨。至於特選學校，儘管從政策的角度來看，它的存在與否對華文教學整體提升的作用可能已逐漸式微，但把這些學校擺在歷史的洪流中來看，卻肯定有保留的價值。令我感到比較遺憾的是，自己是加入華文媒體之後，才逐漸對本地華校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從進入中正中學到畢業，我都對學校歷史不熟悉，中正之名從何而來不太有概念，創校校長庄竹林的名字，當時只不過解釋了擺放在大禮堂外的一尊銅像。如今，我納悶為何學校沒有更著重地介紹本地歷史，尤其是校史，讓我們對眼前景物的情感連結，多一層厚度。在這方面，特選學校似乎必須重新思考定位，讓其悠久歷史成為特色而非包袱。尊重和保護歷史，絕對不僅為緬懷一個再也無法復返的年代。就如在去年的「新加坡設計電影節」上，一部講述港台青年如何將中文字融合生活美學與設計，投入中文字型研究與創作的紀錄片，讓我深深感受到有歷史的東西交到年輕人手中，就有煥發新生命的可能性。誰說只有從記憶中，才能找到對本地華文華語未來的想像？--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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