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文化藝術價值的三次歷史性發現

　　金瓶梅》文化藝術價值的三次歷史性發現　　《金瓶梅》揭露腐敗，直斥時事，悲憫人性，探索人生，在明清時期受到有新觀念的作家文人的肯定讚揚。同時也受到封建專制主義的禁毀打壓，也受到讀者的曲解誤讀。《金瓶梅》像一位遭受冤假錯案的藝術家，數百年受冤枉受委屈。雖然有禁毀、有誤讀，但沒有摧毀消滅它。更有獨具慧眼的天才人物發現《金瓶梅》的藝術美，有三次歷史性的發現。

　　第一次，晚明作家謝肇淛（1567-1624年），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篇《金瓶梅跋》。此跋評價《金瓶梅》直面人生、描繪世態人情的寫實成就，稱讚作品是「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爐錘之妙手」，塑造人物具有肖貌傳神，形神兼備特點，藝術成就超過《水滸傳》，因為《水滸傳》寫人物走的是老路，人物情節前後有重複之處，而《金瓶梅》寫人物則各有各的面貌，「聚有自來，散有自去，讀者意想不到」。

　　謝肇淛珍藏《金瓶梅》抄本，潛心細讀，多年把玩。他很可能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簡稱崇禎本）的評改者。評改本的評語和《金瓶梅跋》是互補的，似應出自一人之手。評語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書，而不是淫書。作者「針工匠斧」，寫人物並聲影、氣味、心思、胎骨「俱為摹出，真爐錘造物之手」。同情潘金蓮，欣賞潘金蓮，認為金蓮有諸多可愛之處。對《金瓶梅》人物形象的藝術美，多有新發現。謝肇淛是最早寫專篇論文評價《金瓶梅》的作家。

　　第二次，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金瓶梅》為世情書，「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金瓶梅》作者能文」，「描寫世情，盡其情偽」，「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魯迅繼承明清批評家的觀點，進一步發現《金瓶梅》藝術獨創特點，肯定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對現代《金瓶梅》研究起了開創作用。

　　第三次，1957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一次談話中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歷史。」1961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又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毛澤東特別關注作者對晚明社會經濟生活的描寫。他說：「《東周列國志》寫了很多國內鬥爭和國外鬥爭的故事，講了許多顛覆敵對國家的故事，這是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當時的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和被壓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逄先知《記毛澤東讀中國文史書》、程冠軍《共和國思想者》）《金瓶梅》寫商業活動，反映經濟領域的矛盾，是《紅樓夢》中沒有或少有的。毛澤東發現了《金瓶梅》對解讀晚明商業資本的歷史價值。

　　對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對小說藝術的新開拓《金瓶梅》之所以偉大，在於它對女人的發現，對家庭的發現，對商品經濟與市民社會的發現。在描述這諸多發現時，蘭陵笑笑生顯示，他是曹雪芹藝術革新的先驅，是表現人類性愛的大手筆，是晚明社會開始轉型期的敏銳觀察者、感受者，以超前的意識思考人生、探索人性。

　　《金瓶梅》開頭幾回，借《水滸傳》中武松殺潘金蓮一段故事作引子（按：《金瓶梅》崇禎本改寫為「西門慶熱結十兄弟」），表面是宋代的故事，實際上寫明代的生活。《金瓶梅》著力描寫了西門慶家庭內部妻妾之間的爭寵斗妍，但這種描寫不是孤立的。寫一家而及天下國家。「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魯迅語）。它不但直接描寫了朝廷內部的矛盾鬥爭，而且把西門之家和官府、朝廷上下勾結連綴描寫，暴露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西門慶家庭是晚明社會的縮影。

　　富商西門慶有一妻五妾：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李瓶兒，婢女丫鬟有春梅、宋蕙蓮、玉簫、小玉、秋菊等，妓女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商鋪店員的妻子王六兒、僕婦賁四嫂、奶子如意兒、貴婦林太太。全書一百回，約九十萬字，刻畫了七百多個人物，形象生動完整，在人物形象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有三十多個，其中女性形象佔了大多數。《金瓶梅》書名，即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三個主要人物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諸多女性形象，包括了市民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金瓶梅》藝術世界，是女性佔據舞台中心，以描寫女性主體意識、性格、心理、生存狀態為重點的女性群體世界。

　　潘金蓮是裁縫潘裁的女兒，是一位民間美女，也是一位時尚美女。就自然素質看，「有姿色」，也就是說容貌漂亮，「纏得一雙好小腳兒」，在晚明，腳是女人的性愛器官，對男性有無窮的魅力。「本性機變伶俐」即聰明有心機。就才藝素養看，「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里，習學彈唱」，「教他讀書寫字」，會「品竹彈絲，女工針指」。聰明漂亮，才藝雙全，知書識字。金蓮在王招宣府七年，王招宣死後，又被賣與張大戶，在張大戶家再習彈唱，學彈琵琶。這時，金蓮「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已是一位成熟的美女。「張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使女被收用，就是與主人發生了性關係。這在古代是司空見慣的行為，是使女無法抗拒的。《水滸傳》原文寫金蓮「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是不真實的。就金蓮的出身、形貌、素養，《金瓶梅》雖以《水滸傳》第24回為素材，但已就《金瓶梅》整體藝術形象的需要作了改寫，突出強調了潘金蓮的聰明美麗與純真可愛。

　　潘金蓮在張大戶家被趕出，嫁與武大為妻。後被西門慶娶為第五房妾。把金蓮嫁與賣炊餅的武大為妻，這張大戶早晚還要看覷金蓮。金蓮與武大的婚配，形成強烈的反差，等於是對金蓮的懲罰，是極不公平極不合情理的。當打虎英雄出現在金蓮眼前，武松的男性美與力，不能不使金蓮動情。遭到武松嚴詞拒絕，金蓮仍「余情不斷」。終於金蓮的初戀失敗，愛的夢想破滅。金蓮在人生路途上遭受到沉重打擊。此後，走上歧變的人生之路。

　　在一夫多妻的西門慶家庭中，金蓮不安於被冷落婢妾地位，爭生存，爭寵愛，處處時時採取主動，以爭取有利的地位。先後與孫雪娥爭、與宋蕙蓮爭、與李瓶兒爭、與如意兒爭、與吳月娘爭，最後敗下陣來，她的美麗與真情被徹底毀滅。

　　潘金蓮是《金瓶梅》女性世界中的第一號人物，可以說，沒有潘金蓮，就沒有《金瓶梅》。蘭陵笑笑生關注女性生存情態，觀察了解女性，感受研究女性，努力去理解女性。在描寫她們被扭曲的人性之時，很生動形象地展現女性身上的美和這種美的被毀滅。潘金蓮性格多面複雜，精神苦悶壓抑，人生道路曲折。她叛逆封建倫理道德，不滿男性中心社會，有很強的自我意識，爭生存，求性愛，不逆來順受，不安於現狀，反叛三從四德。在晚明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作者敏銳地感受到女性意識的初步自覺，女性的美與真，以及被社會扭曲的悲哀。作者用如椽之筆傾力塑造潘金蓮形象，從潘金蓮的複雜性格，爭生存，爭寵愛的困境中，讓我們今天的讀者觸摸到晚明社會初步轉型期的社會震蕩與時代的矛盾危機。面對社會的新舊因素交織，靈與肉、自然情慾與傳統倫理的複雜呈現，作者是困惑的。他不是婦女解放的呼喚者，時代距離這一要求還很遙遠。但是，蘭陵笑笑生卻是一位發現女人，女人也是人的古代不自覺的女性主義者。他給我們塑造了眾多有內在美與外表美的女性（包括宋蕙蓮、春梅、秋菊等）以及她們的美的被毀滅。他給我們形象地描寫了晚明的真實歷史。潘金蓮形象是只能出現在晚明的藝術典型，她不可能出現在晚明之前。潘金蓮形象有巨大的歷史深度和前所未有的開拓意義。作者以新的發現、新的感受，創造性地塑造了潘金蓮等成功的藝術典型，實現了小說藝術的重大突破，建造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塊重要的里程碑。

　　《金瓶梅》以市井平凡人物為主要角色，貼近現實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將相、神魔、英雄的傳奇，標誌著中國小說藝術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

　　西門慶：晚明社會開始轉型期的富商形象西門慶作為十六世紀的小說人物，是商場上的強者、官場上的貪吏、情場上的能手。但是，好景不長，韶華易逝，他三十三歲，適逢事業高峰青春少壯之年暴亡，死得突然。就西門慶之死，有多義性，因而有多種解讀。其一，作者的寓意，想通過西門慶貪慾而亡，說明「女色殺人」，以慈悲哀憐之情懷，勸誡世人節制情慾。其二，讀者評論家把西門慶作為文學形象看，雖死猶生，其名字可與日月同不朽，以至在現當代，西門慶之知名度，達到家喻戶曉，成年人無人不知，甚至於還要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知名人物形象。其三，從經濟史角度解讀。西門慶的暴亡，是商業資本找不到出路的寫照。其四，明代中後期的皇帝，多因縱慾而早亡，正德帝武宗朱厚照，年三十一歲，咯血而死。所以有學者認為西門慶形象影射明武宗。

　　西門慶死後，熱結的十兄弟們悼念西門大哥，請水秀才代寫一篇祭文。祭文是一篇男根文化的戲謔之文，把西門慶當作了性的化身，是「堅剛」的，在「錦襠隊中居住，齊腰褲里收藏」。西門慶死的同時間，正妻吳月娘生下孝哥。西門慶死了，其生命在延續，托生為孝哥。結局讓孝哥被普靜和尚幻化，孝哥跟普靜出家，起一個法名「明悟」。孝哥是西門慶的化身，出家做了和尚，走向禁慾之路。這是中國古代性小說的一種模式。在《肉蒲團》中，未央生在情場有類似西門慶的經歷，最後聽從孤峰和尚的勸誡，自閹，出家當了和尚，也是走上禁慾之路。作者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是，對掌握了性科學的當代人，是沒有說服力，產生不了畏懼心的。

　　西門慶形象集富商、官吏、情場能手於一身，而主要身份是商人。他經營五六個專營店：藥鋪、典當鋪、絨線鋪、綢絹鋪、緞鋪等。經營的緞鋪，有西門慶和喬大戶兩方投資，正式簽訂合同，按股分紅。夥計韓道國、甘潤、崔本三人管理店鋪，將他們算入三股之一的股份，佔有一定份額，利益按份額分配，實行的是股份制經營，建立了管理激勵機制。典當鋪的成本為2000兩，後發展到占銀兩萬兩，增長10倍。從他經營商鋪的獲利，顯示出他經營的智慧和商人的才幹。

　　西門慶精通封建政治，官商勾結，以權謀財。明代鹽法，實行「開中」，「開」由官方公布條例辦法，「中」是官民之間發生關係。為增強邊境軍餉儲備，以糧食換鹽。商納糧後，出所交納糧數及應支鹽數，發給鹽引。宰相蔡京的乾兒子狀元蔡蘊，回家省親，囊中羞澀。西門慶宴請蔡狀元，並送了厚禮。不到一年，蔡狀元做了兩淮巡鹽御史，蔡蘊再到西門慶家，盛情接待，有妓女遞酒陪宿。趁飲酒中間，西門慶提出手中有舊派三萬鹽引（支取鹽憑證），要求比別的商人早支放一個月。結果，西門慶賺了一大筆銀子（第49回）。

　　西門慶一生以生子加官為分界，之前他只不過是一個城鎮小商。有了錢財，買通官府，拜當朝太師蔡京為乾爹，得了理刑副千戶的官職，從此之後，與朝廷大臣，巡按知府各方面官員交往甚密，周旋於勛戚大臣之間。在情慾上，有一妻五妾，肆意淫人妻子，梳籠妓女李桂姐，霸佔鄭愛月。《金瓶梅》生動形象地描寫西門慶暴發後賄賂權貴、納妾嫖妓、吃喝玩樂，寫他追求高消費。他只看到商品的流通，沒看到商品生產，限於歷史條件，商業資本還不可能轉化為工業資本。

　　西門慶是晚明社會開始轉型期的商人，是晚明社會機體內在發展變化震蕩期生長出來，而不是歐洲式的西方商人，也不是所謂「停滯」的封建社會商人，其悲劇性是晚明社會結構特點的悲劇結局所決定的。他不是「贅瘤」，也不是「新人」。亦舊亦新，亦商亦官，亦惡亦善，亦情亦欲的一個特殊的商人。所謂「新」，即具有與傳統重農抑商思想的不同意識，就當時環境而言，說他是一個強人，是一位特殊的「英雄」，也未嘗不可。

　　清光緒年間，文龍評點《金瓶梅》第79回評中說：「《水滸傳》出，西門慶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門慶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時，遂無不有一西門慶在目中意中焉。其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亦不足傳也，而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作者塑造西門慶形象，刻畫其思想性格多面複雜。西門慶形象出現在十六世紀，賈寶玉形象產生在十八世紀，都是中國文學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西門慶形象，是作者對中國小說藝術的偉大貢獻。

　　《金瓶梅》是《紅樓夢》之祖《金瓶梅》成書於明嘉靖、萬曆年間，先是抄寫流傳，到萬曆45年（1617年）年刊印《金瓶梅詞話》。現存《金瓶梅詞話》是最早刊本。崇禎年間刊印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是經過評改的本子。清康熙34年（1695年），張竹坡評點刊印《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以崇禎本為底本。清康熙47年（1708年），滿族文臣和素將《金瓶梅》譯成滿文刊印。滿文本刊刻當為翻書房經辦，刊印後應首先呈康熙帝御覽。滿文本譯刊是滿漢文化交融的一個壯舉，說明滿族上層對《金瓶梅》的重視與引起興趣。清初至清中葉，張竹坡評本、滿文譯本在宮廷和貴族中流行。曹雪芹讀的應該是張評本與滿文譯本。

　　最早指出《紅樓夢》受到《金瓶梅》的影響的是脂硯齋。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有一條眉批：「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閫奧。」《金瓶梅》比《紅樓夢》早問世二百年。在《紅樓夢》產生之前，評論家把《金瓶梅》與《水滸》《三國》《西遊》相併列稱之為四大奇書中的第一奇書。從脂硯齋這條評語開始，把《紅樓夢》與《金瓶梅》相比較，研究二者的關係，開創《金瓶梅》與《紅樓夢》比較研究的新階段。有「脫胎於《金瓶梅》之說」（諸聯《紅樓夢評》），「是《金瓶梅》之倒影」（曼殊《小說叢話》），「《紅樓》全從《金瓶》化出」（闞鐸《紅樓夢抉微》），還有《紅樓夢》是「暗金瓶梅」之論。雖然這些看法不一定準確，但都共同注意到了《金瓶梅》和《紅樓夢》之間的密切關係。

　　如果兩部書你都讀了，讀過之後你會感覺到《紅樓夢》有《金瓶梅》的影子，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繼承與發展了《金瓶梅》的藝術經驗。蘭陵笑笑生是曹雪芹藝術革新的先驅，為《紅樓夢》的創作開闢了道路。

　　第一，從取材上來說，《金瓶梅》以家庭為中心，寫西門慶商人家庭上聯朝廷官府，下聯市民社會各個階層，寫一家聯繫到天下、國家，反映現實社會。給《紅樓夢》寫貴族家庭的衰敗開了路。《三國演義》沒有寫家庭，寫的是政治鬥爭。《水滸》沒有寫家庭，寫的是綠林山寨。《金瓶梅》是中國以寫家庭為題材的第一部。

　　第二，《金瓶梅》與《紅樓夢》共同發現女性美、著力塑造女性形象。兩位作家傾心於女性的世界，觀察、體驗、發現，把人類的另一半推向舞台的中心。這具有文學變革的重大意義，因為傳統的觀念不把女人當作人。他們不僅關注女性，而且發現了女性身上的美。實際上潘金蓮身上有很多美好的方面，蘭陵笑笑生寫潘金蓮的惡的時候沒忘記她有美好的一面。潘金蓮形象給王熙鳳形象塑造提供了經驗，王熙鳳形象裡面有潘金蓮的影子。這兩部書共同打破了過去小說寫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單一寫法。

　　第三，《金瓶梅》以魯地方言為基礎，善於運用生動鮮活的俗語、歇後語、市語，把人物對話寫得有獨特性格，人物各有各的聲口。這完全為《紅樓夢》所繼承。蘭陵笑笑生與曹雪芹都是語言大師。

　　第四，打破大團圓的傳統結局，如實描寫人生悲劇。

　　《金瓶梅》寫成年人的性愛，成年人的性愛生活和性密不可分。《紅樓夢》主要寫情痴，不再以欲為主，而是以情為上，表現人物之間的性愛時把情給升華了。《紅樓夢》側重寫少年男女的戀情。要完整地了解少年期的性愛，又了解成年期的性愛，那就兩部書都讀。兩部書不但有繼承關係，還是互補的。可以認為是人生的一部大書的上下兩卷。性愛是人生的一個大問題，關係到我們自身的健康成長，生活的幸福，也關係到社會的和諧、民族素質的提高。英國社會學家藹里斯指出：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發展對於人類進步有重要作用。一個人的性素質是融合他全身素質的一部分，是文化素質的一部分。《紅樓夢》發展了《金瓶梅》拓展的審美領域，直承《金瓶梅》而升華，不是因襲而是發展。《紅樓夢》繼承《金瓶梅》而超越《金瓶梅》，使中國古代小說達到最高峰。而《金瓶梅》為其開闢了道路，創造經驗，成為《紅樓夢》之祖，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不可能產生《紅樓夢》，兩部巨著，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怎樣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寫關於《金瓶梅》中的性描寫，400年來眾說紛紜。《金瓶梅》出現在理學走向分化的明代後期，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了人的自然本性對「天理」的衝擊。從整體上看，把性描寫與社會矛盾的暴露、道德反省、人性弱點的悲憫、人物性格刻畫等內容的結合，把被否定了的、被掩蓋了的性描寫加以正視。從性文學發展史上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有很大的突破，對性文學發展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

　　《金瓶梅》的兩性不是互愛與平等的，更不是和諧與美好的。性愛生活的更新、美化，是未來社會的一項偉大工程。以寫實見長的《金瓶梅》，不可能寫出這種理想化的性愛。從現在的觀點和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寫，多純感官的再現，實多虛少，缺少情愛的深化，並濃重地反映了封建文人落後的性情趣、性觀念與性恐怖，這些都是應該加以批判的。

　　作者之謎《金瓶梅》「直斥時事」，借宋寫明，又是當下時事，有具體的政治背景，有強烈的政治針對性。有學者指出，《金瓶梅》借宋徽宗罵明世宗。宋徽宗、明世宗二人都崇尚道教，二人帝位都是兄終弟及，都缺乏治國能力，朝政腐敗。第73回寫道：「這帝皇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第三十回寫道：「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剌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亂。」作者的筆鋒直指時事，甚至直接批評指責皇帝。著書冒著殺頭的危險，所以作者的真實姓名隱埋得很深，只在序文中留下蘭陵笑笑生這一化名。作者到底是誰，三四百年來，眾說紛紜，迄無定論。

　　作者之謎的破解，成為《金瓶梅》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雖然，學者們提出的候選名單有一大串，幾十位作家姓名，分歧很大。也有幾點漸趨一致或多數學者主張：1.作者個人創作，或一人的創作為主另有友人蔘助（另有世代累積說或集體創作說）；2.作者生活在魯南蘇北方言區或熟悉此地方言；3.創作時期在嘉靖末至萬曆初；4.作者是大手筆大名士；5.作者經歷過患難窮愁，入世極深，有深沉的感慨憤怨；6.熟悉宋史、明史，熟悉小說戲曲。

　　關於《金瓶梅》作者之謎的破解，應該持樂觀態度。經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從各個不同方面研究考證，會進一步促進對此書創作主體的認識，作者的真姓名真面貌將會逐漸清晰明朗起來。到那時，我們將會給這位天才作家立一塊豐碑。在我國古典小說名著中，《水滸傳》是一部很容易讀，又是十分難讀的作品。很容易讀，所以它有很廣大的讀者群。十分難讀，所以在解讀時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嚴重對立的分歧。李卓吾認為它的主題是忠義，故直接命名為《忠義水滸傳》，這是一派。金聖嘆認為作者「題其名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中國同也。」他的解釋是：「水滸也者，王土之外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但是，金聖嘆又認為《水滸傳》的主題是「亂由上作」，這又不免與他前面所說有些矛盾。金聖嘆稱七十回以後部分為「惡札」而砍去，只保留前七十回，加上評點批註，這就是通常叫做「金批本」的七十回本。「金批本」出現之後，就成為廣泛流傳的版本，其他版本幾乎被它所掩沒。首先明確批評和否定「金批本」和「金批」的是魯迅，但因為他是有所為而發，故不免有失偏頗。魯迅說「金批本」是「斷尾巴蜻蜓」，但大多數人認為「金批本」的七十回確是《水滸傳》的精華，可以獨立成書。魯迅對「金批」的評價為：「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拖入八股文的作法上。」這也不是十分公允的。對於《水滸傳》的主題，魯迅認為「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毛澤東接受了魯迅關於《水滸傳》主題的觀點又加以引伸，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另八人之外。宋江投降，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魯迅和毛澤東關於《水滸》主題的觀點有一些走極端，但基本上是頗有道理的。50年代，唯物史觀廣泛傳播，許多人用以研究文學作品，也用以研究《水滸傳》。這個研究以馮雪峰在1954年發表在《文藝報》3、5、6、9、11等各期的文章《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為代表，文中認為《水滸傳》的主題是農民起義；宋江是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接受招安是歷史的真實等等。馮文的影響是很深的，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人持有與他相似的觀點，甚至有人吹捧宋江爭取招安是高瞻遠矚，這卻是馮雪峰所未能料及的。從馮文可以看到，他對於唯物史觀的認識和應用是片面的，教條的；他無視魯迅關於《水滸傳》主題的論述，漠視接受招安這一重大關鍵問題，這就使他的文章不能客觀地探討《水滸傳》的內涵，造成重大誤讀。現在也有相當多的人接受了魯迅和毛澤東的觀點，尤其是關於宋江的看法，但對於《水滸傳》的研究仍欠深入。《水滸傳》作為我國古典文學名著，作為世界文學名著，除了它的精湛的藝術，還在於它極為豐富的內涵，絕不能只用「好就好在投降」來概括它。本文擬從若干方面對於它的內涵進行探討。

　　一「信」——《水滸傳》作者的創作觀作者的創作觀和他對於題材的認識決定他的作品的內涵，同時也是作品內涵的一個部分。遺憾的是，儘管對於《水滸傳》的作者作了許多探討，認為作者是施耐庵或羅貫中的人較多，但對於這兩個人也缺乏確切的了解，這就使我們很難從作者本身來了解作者的創作觀。筆者認為，我們不必深究作者究竟是誰，完全可以根據我國小說的發展過程和《水滸傳》這部作品所具有的特徵來探討作者的創作觀。

　　首先，從我國小說創作發展的歷史來看，小說是由史傳發展而來的。我國曆來就十分注重史，很早就設立了史官。秦以前所說的四經、五經或六經中都有《書》，《書》就是史。孔夫子修《春秋》，《春秋》就是史。孔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書是史，數也和史有關，可見當時的儒家對史是十分重視的。對於史的基本要求是「信」。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歌頌的「在晉董狐筆」，固然有歌頌董狐不畏權勢的一面，也歌頌了他的「信」。所謂「信」，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真實，而是要由表及裡達到事物內部的真實。史有經有傳，例如《春秋》是經，《左傳》是傳等。傳將經中所說事件的經過細節鋪展敘明，雖沒有虛構的成份，但一般都具有很高的藝術素質，富有可讀性。秦始皇焚書坑儒，書是各國典籍，也就是史；儒是治史攻史的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相當徹底的，各國典籍幾乎無存，這從《尚書》的古今真偽之爭就可證明。劉向是治《書》攻《左傳》的，受其影響，撰寫《戰國策》。但史籍無存，只能依據一些傳說來創作，這就使《戰國策》與以往的史傳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創作成份，故可以認為它是一些小說，可以認為《戰國策》是我國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史的「信」也由它發展為包含藝術的真實在內的新的涵義的「信」。以後的史傳，包括《史記》和《漢書》中的史傳在內，除了當時人寫當時人的以外，有多少是道地的史傳，有多少是小說，真是難說得很，「霸王瞋目斥之，赤泉侯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等，絕對不是史的語言。說書人說書是從講史開始的，說書就是講史。說書所面對的聽眾是一般老百姓，必須使這些聽眾感興趣，這就要求創作許多有趣的情節，還要把許多事件連串起來，這就要求創作，而且要求由短篇發展到長篇。但說書就是講史，因此也要遵守「信」的原則。可以看到，史由官到儒到民，從史傳到小說，史的「信」的傳統雖有所發展，但還是一直為人們所繼承、所遵守。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跟說書有很深廣的聯繫，都具有話本的形式，但從內容來說卻分屬不同的階段，從《三國演義》到《水滸傳》是一個飛躍。《三國演義》還基本上是官史的內容，在「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時已大略成型，雖然是「七分真實，三分虛構」，但還是歷史小說，是世界上少有的戰爭、政治小說名著。《水滸傳》則說的是野史，雖然人們認為它是集「水滸故事」而成，但它已經脫離了原來的「水滸故事」，依據作者對歷史的深刻思考和認識，進行了精心的創作，它幾乎沒有了史的成份，是真正的藝術虛構，但還是寫實主義的作品。

　　《水滸傳》有很多版本，有詳有略，各版本又多少有些不同，這表明它曾經許多人的增刪修改，可以說有許多作者，但各個版本大致相同又表明它有始作者，在始作者手中已經基本定型。從百二十回本看，《水滸傳》的始作者應該有兩個，或者說始作者對於爭取招安及招安以後這部分是力所難及的，這還不包括「征遼」、「征田虎」、「征王慶」這三個有著極不合理因素的部分。我們說力所難及，是因為作者不能把握分寸，例如十節度征梁山，可以說是興舉國之兵，而梁山卻可以輕易取勝。所以說極不合理，是說在這三個如此大的戰爭中，梁山竟能無一人傷亡，已有人據此認為這三部分是後加的。因此，首先拋開後三個不合理部分，然後再從《水滸傳》剩餘的部分來探討作者的創作意向。

　　從《水滸傳》本身可以看到，「宋江等三十六人」只是《水滸傳》作者藉以構思的依託，而在書的一開始就脫離開了他們，使他們不具備原型的價值。第一、書的開始是寫的高俅遭際端王，端王當了皇帝，高俅因而得做殿帥府太尉。端王和高俅都是浮浪子弟之流，當了皇帝，當了太尉，天下怎能不亂。金聖嘆認為「未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亂自上作也。」應該是說中了作者的思想。第二、宋江等三十六人本是流動的，流是自保之法，但流也使問題簡單化，故作者給他們一個根據地，使他能聚集、擴充、壯大，使他們能形成一個小社會。在這樣一個小社會中，就和大社會一樣，有著各種各樣的矛盾。第三、傳說中的宋江形象是驃悍的。作者完全拋開了這個原型，將宋江改寫為「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具有領袖素質，也有領袖慾的鄆城小吏。第四、在「宋江等三十六人」中，晁蓋不是為首的。作者將晁蓋改寫為宋江之前的梁山泊主，並且有著與宋江不同的思想，是作為宋江的對立面出現的。有人以晁蓋遺言為依據，說晁蓋心性偏狹，這是沒有全面審視的誤讀。第五、作者創造了林沖這個人物來表現「逼上梁山」的全過程，而且讓他直接受高俅所逼，坐實「亂自上作」。林沖這個形象是真實而豐滿的，是在長期封建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一個典型，是作者一個十分成功的創作，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第六、作者在創作中，對任何人和事都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不將事物簡單化。如對潘金蓮、潘巧雲、閻婆惜、賈氏，都注意到各人的心性和各自不同的背景條件。尤其是對於潘金蓮，作者的深入觀察和思考，致使今天許多人為之不平，作了不少翻案文章。第七、歷史上強盜的命運無非是自行散夥，被剿滅，被招安，被利用作改朝換代的工具等。在社會相對穩定時期，又可能被人利用為爭官的工具，即所謂「要做官、先上山」，作者就是選擇了這種狀況，也就選擇了「宋江們」。綜合看來，作者要寫的不是特定的「宋江們」，而是歷史上所有的「宋江們」的總體概括。從《水滸傳》可以看到，強盜是如何、又是為什麼當上強盜的，強盜伙又是如何發展的，等等，作者都寫得極有說服力，表明作者對歷史有深刻的認識；對他所寫的人和事有深切的了解；堅持「信」的創作原則，不屈從於自己的某些觀念。因此，《水滸傳》就有了十分深廣的內涵，成為雖非歷史、卻是歷史的大作，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顛峰之作。

　　二社會矛盾和「義」的準則唯物史觀認為，在封建社會，農民和地主是兩個主要的、相互對立的階級；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對於封建社會整個歷史時期進行考察得到的結論，它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將這個結論無條件地、教條地應用於封建社會的任何時期和任何地域，那就會發生錯誤，因為社會矛盾是複雜的，而且會因時因地發生轉化，非主要矛盾會激化成為主要矛盾。唯物史觀還指出，一定的生產力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當生產力沒有發展到產生新的階級，要求根本變革生產關係時，生產關係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因此，當生產關係不能發生根本變革時，社會的穩定就是生產力發展的條件，社會穩定就成為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共同願望和要求。但是，由生產關係決定的封建社會的分配製度是不平等的，以權利分配不同而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在各階級和各階層之間，在各階級和各階層內部，都會有權利之爭，這就是封建社會動亂之源。於是社會有治有亂，在治和亂的交替變化中，就會形成維持社會穩定的、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人間關係準則。人間關係準則的一部分就形成法，但法由人制定，由人執行，故法有其不全、不善、不公，故法可以枉。因此，在人們心目中，人間關係準則重於法，當法與人間關係準則相衝突時，法可以違，人間關係準則不可以不守。所謂「義」與「不義」，「平」與「不平」，其衡量標準就是人間關係準則。

　　《水滸傳》中直接說到農民和地主之間矛盾的地方不多，大約只有在「智取生辰綱」白勝擔酒上山時唱的謠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接觸到這一主要矛盾。而在其他許多地方，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都被寫得比較緩和，有時還有共同一致的利益。史進組織庄民來防抗少華山的強盜；晁蓋移塔以維護東溪村的安寧；梁山攻打祝家莊、曾頭市的艱難等等，似乎都表明了這種狀況。有人提出鍾離老人指引石秀出祝家莊作為農民不滿祝家地主的佐證，但書中所寫只是老人不忍石秀無辜受累，不能由此推論出農民反對地主這個結論。其實，強盜中擾民的確實不少，少華山、清風山輩且不說，即是晁蓋也難免，只是他提出不傷人命而已。

　　《水滸傳》大量揭露的矛盾具有社會穩定時期的特點，以違反人間關係準則的為一方，維護準則的為另一方，英雄們是維護準則的一方。(1)「拳打鎮關西」。鄭屠虛錢實契買了金女，趕出來後又追索實際未付的買身錢，這是違反準則的；倚仗官府之勢，稱霸一方，自號「鎮關西」，這也是違反準則的，故魯達要抱打這個不平，要教訓鄭屠。趙員外買金女作外宅，對金氏父女不錯，又為金氏父女報恩收容魯達，這是遵守準則的，收容魯達更是義，故魯達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平，且願意接受趙員外的幫助。(2)「醉打蔣門神」。施恩憑藉父親是牢城管營的權力，將快活林霸佔為自己的地盤，是地方上的一霸。蔣門神憑藉更大的勢力，強奪快活林，也是一霸。用今天的眼光看，兩霸雖有大小，但都是一丘之貉，武松此舉並無可取之處。但從那時來看，施恩是符合準則的，蔣門神是違反準則的，故武松此舉是打抱不平，是義。(3)「孫立孫新大劫牢」。毛太公家訛諞解珍解寶所獵猛虎向官府邀功，並誣二人為盜，勾結官府欲置二人於死。孫立為朝庭命官，按說應站在官府一邊，但解珍解寶與他是親戚，又的確是被誣陷，依法又不能解救，只能劫牢。劫牢是違法，不救為不義，二者相比義更重，故棄官劫牢。此事雖有顧大嫂相逼，決心終要由孫立自己作出，作出決定的依據是人間關係準則。(4)「宋江私放晁蓋」。宋江作為當案押司，是執法之人。晁蓋與他是生死之交，既知他犯了大案，不去通知他讓他逃走，是不義。通知他，讓他逃走，顯然是知法犯法，二者相權，義為重，故還是飛馬去通知晁蓋。宋江既是押司，在江湖上又號稱及時雨，在為人上就具兩重性，而且是更重江湖義氣的，並不是只在私放晁蓋這一件事上。(5)「石秀殺嫂」。武松殺嫂，殺的是親嫂，理由也很充分，人們認為是武松所當為，無人會指責。石秀殺的不是親嫂，做得又很絕，似乎又只是為了洗清自己，故幾乎被所有的人指責。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石秀既與楊雄結義為兄弟，就有了維護楊雄的義務；潘巧雲與海黎通姦，終將為楊雄發現而不能容忍，謀害楊雄將成為必然；潘巧雲誣陷石秀，以叔戲嫂在當時是很大的罪名，石秀不能不洗刷清白，故石秀殺嫂就不是無理的。從石秀的心性和為人來看，石秀精細果敢不下於武松，在大名府孤身劫法場，表明他是一個能不顧一切、為所當為的勇士；罵梁中書「你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表明他有過人的識見，作者給他「拚命三郎」這個綽號含義是很深的，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正確的評價。(6)「智取生辰綱」。生辰綱的十萬金珠，不是梁中書靠他的俸祿可能儲聚到的，只能是貪贓受賄枉法所得，故晁蓋等認為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劫生辰綱是犯法，劫不義之財也可以說是義。《水滸傳》中這類闡述義與不義、平與不平的事例很多，而且都十分生動，符合當時社會狀況，具有充分的說服力，一方面說明了當時義與不義、平與不平的衡量準則，又正確地闡明了封建社會相對穩定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及其特徵，不僅不違反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最好的詮釋，這是《水滸傳》極為重要的內涵成份，也是《水滸傳》高於世界上已有的這一類小說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

　　三林沖——作者的願望與收穫根據研究，「水滸故事」中沒有林沖這個人物和相應的故事，故林沖被認為是作者一個全新的創作。作者創作林沖，如前所說，是為了落實「亂自上作」，但也是有充分依據的。在封建社會，官僚們為了一點小事誣陷謀害人的事是數不勝數的，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可以認為，梁山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晁蓋、魯達、武松、宋江，乃至解珍解寶等等，都多少有一點主動性，多少有一點授人以柄之嫌，只有林沖才是真正的、完全的被逼，被一步一步逼上梁山的。

　　林沖作為八十萬禁軍教頭，乍聽起來似乎是很神氣的，但教頭不是有品級的職務，從家中情況看也只是一個小有產者，這就是林沖的階級地位，我們不要把他的地位看高了。林沖吃了這樣一份請受，生活過得去，只盼能過一個安寧日子，並無更高要求。岳廟進香，妻子被人調戲，抓過來一看，卻是本管高衙內，手就軟了。陸謙謀陷他的妻子，他也只找這個不義的朋友算帳。高俅設計使他帶刀誤入白虎堂，要定他死罪，他也只是大呼冤枉。發配到滄州，兩個解差受高俅收買，先設計用滾水燙壞他的腳，到了野豬林，把他倒吊起來，要謀害他的性命，魯智深救了他，他還為兩個解差乞命，並且還老老實實的繼續去滄州。火燒草料場，這是無可辯解的死罪，而這又是陸謙來乾的，這才在遇到陸謙們時將他們全部殺死以泄心中積壓的憤怒。

　　人們認為，「風雪山神廟」是林沖的一大轉折，作為他生活道路的轉折是不錯的，從此他成了犯有不赦死罪之身，再也當不成良民百姓。但是，林沖的性格並沒有發生變化，還是只要有一絲活路，就極力忍下去。到了梁山，遭到王倫的百般刁難，他忍了下來，直到晁蓋等上山，又遭王倫拒絕，才發生了「火併王倫」的一幕。

　　宋江上山以後，對林沖十分忌憚壓制，即使在林沖擁立他為梁山泊主之後也未改變。這些作者雖未明確寫出，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來。從大的事情來說，林沖有兩次擁立之功，一次擁立晁蓋，一次擁立宋江，這在梁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蓋過的；而且，林沖作為梁山武將班頭，始終為梁山諸人所公認，但宋江不僅要拉來一個盧俊義，還要拉來一個關勝直接壓在他的頭上。從小的方面看，打祝家莊時，林沖活捉了扈三娘，宋江立即派人押送回山，並安排宋太公收為義女，回山後出人意料的配給了王英。其時，林沖之妻已死；按照強盜規矩，如果宋江自己不要扈三娘，那就應該歸於林沖。宋江何嘗沒有將扈三娘配給林沖的意思，不然也沒有必要叫自己的父親收為義女，但想來想去，總覺林沖是很難被籠絡收買的人，這才配給了無足輕重的王英，藉此也略微打擊一下林沖。晁蓋打曾頭市，以林沖作他的副手，既表明晁蓋對林沖的了解和器重；也表明宋江對林沖的忌憚和壓制是人人可見的，晁蓋也當然看在眼中。

　　金聖嘆從「風雪山神廟」和「火併王倫」，或者再加上發配時休妻等看林沖，作出了一個很不準確的評價：「林沖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的事業來。」的確，林沖這種人會使許多人怕，宋江就怕，是因為他們和金聖嘆一樣只看林沖的一面，沒有看到林沖的另一面。林沖的另一面是只要還能過得下去就忍，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可以看到，未到「風雪山神廟」和「火併王倫」之時，無論什麼樣的委屈，他都能忍。林沖的忍，不是為了謀取權勢的「潛伏爪牙忍受」，而是只為能夠安穩地活下去，這就使林沖不足以使人怕。這種人既使人怕，又對權、名、利十分淡漠，既為主所忌，又為主所抑，那就只好什麼事也不幹，也就一定做不出事業來，《水滸傳》作者筆下的林沖就是這樣。

　　林沖的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典型性，是千百年封建統治的產物，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國民性。張公百忍，唾面自乾，忍被視為一種道德修養，實際上已經不屬於道德修養的範圍，而是一種性格。這種性格雖具有後天性，但卻是歷史的沉澱，是十分深厚牢固的，是普遍存在於每一個中國人的，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忍」這種性格是在生存鬥爭中形成的，我們可以從各種動物、即使是兇猛的獅虎身上都可以見到這種性格，人更加將這種性格發展到極為複雜深刻的境地。仔細地考察《水滸傳》，我們可以看到，「忍」這種性格不僅存在於林沖，也存在於晁蓋、吳用、阮氏三雄、武松、石秀、魯智深、李逵等。「忍」也存在於每一個人，存在於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由於我們中國有著很長很長的封建統治歷史，「忍」在中國人身上就顯得十分突出，逆來順受是尋常事，不到活不下去時就不會反抗，這與歐美人是很不同的，即使和亞洲的其他民族相比也有不同，至少更加深厚。《水滸傳》作者創作出林沖這個形象，原只為表明「亂由上作」，但他的「信的創作觀使他通過林沖把「忍」這個國民性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一個意外收穫。

　　四吳用——軍師的悲哀記得有人說過，「劉邦、朱元璋，是流氓，皇帝當得好。到了他們的子孫，成了知識分子，皇帝就當不好了。」歷史大概就是如此。「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這就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定位知識分子當皇帝，那是乃祖乃父傳給他的，自己打出來的天下幾乎沒有。但是，每個打天下的人，每個英明的皇帝，都要有傑出的知識分子輔佐，才能取得成功。在歷史上，即使在改朝換代的大亂時期，知識分子也沒有揭竿而起的，他們總是投奔到某位領袖的麾下，充當謀士，充當智囊。例如姜尚、伍員、范蠡、文仲、張良、蕭何、韓信、諸葛亮等等，都是這樣的。一般說來，知識分子都沒有很大的野心，都很忠於領袖，例如諸葛亮在聽到劉備遺言可以取而代之時就頓首流汗，發誓保證忠貞不渝。但是，知識分子總是以其智謀才能為領袖所忌，故范蠡、張良都明智地功成身退，蕭何要自污保身，不能如此就會成為「狡兔死，走狗烹」的對象。足智多謀的知識分子投錯了人的也是有許許多多的，這裡只指出范增作為代表。《水滸傳》的作者就是將這些人加以綜合創作出吳用這個人物。

　　金聖嘆評吳用是「上上人物」，「有軍師之體，那是很準確的。我們看吳用從「智取生辰綱」開始，設謀定計，調兵遣將，處處顯示出軍師的氣度和才能，與諸葛亮等相比並不遜色。但是，待到宋江上山，他的弱點就顯示出來了。在排座次時，宋江突然提出新舊頭領分開坐，是他事先未能料到的，也讓他初次領會到宋江的利害，使他以後對宋江兢兢業業，絲毫不敢怠忽，進而成為宋江的心腹。當然，他不愧是智多星，能看透宋江的所思所想，金聖嘆也就依據這一點說什麼「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卻又實實籠罩宋江」，這當然是只見其一面，沒有看到吳用全身心為宋江所用的一面。從吳用全身心為宋江所用這一面來說，宋江是實實在在的籠罩了吳用，根本談不上吳用籠罩宋江，因為這一面比另一面更重大，更根本。《水滸全傳》的結尾，吳用和花榮一起在宋江墓前自盡，似乎有違吳用的思想和性格，但作者可能以此表現吳用愚忠的一面，讀者對此當然可以看得更複雜一些，也就是除了愚忠之外，還有悔恨等等。

　　吳用的思想當然不是和宋江完全一致的，甚至有重大的分歧。但是，他只能暗中設謀破壞並不使宋江覺察，而且最終還不能不按照宋江的願望辦，儘管那樣辦有許多疑問甚至危害。對此，《水滸傳》在招安的一段中真是描寫得淋漓盡致。我們想，這就是「軍師的悲哀」。「軍師的悲哀」當然不只這一種，有范蠡、張良式的悲哀，有蕭何式的悲哀，有文仲、韓信式的悲哀，有頗為複雜的諸葛亮式的悲哀，但古今軍師良相的悲哀，仔細看下來，還是吳用式的更為普遍，更為典型。

　　五宋江——嘔心瀝血之作評說宋江，要充分注意《水滸傳》中說明宋江地位「為官最易，為吏最難」的一段話。正是這樣的地位，宋江要出籍，要挖地窨子，要廣交江湖人物，作為狡兔的三窟。宋江搏得了「及時雨」這個綽號，當然是很重江湖義氣的，甚至能冒極大的風險「私放晁天王」。宋江又是極有野心、極富權勢欲的，正如他在江州題壁時所說「恰似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忍受」，是要待機而動，擠入權勢階層的。由吏到官，有一道極難逾越的樊籬，宋江也是到殺了閻婆惜，在清風山收羅了一批力量之後，才想到要攀越這道樊籬。

　　宋江殺了閻婆惜，首選的避難地當然是梁山，但此時只是單純的避難，因此他似乎連想都沒有想過。待到清風山收了花榮、秦明、黃信等，有了一定的力量，雖然此時他依然只有殺閻婆惜這一條罪，但他卻主動決定上梁山了。發配江州途中經過梁山，這時有被人解救之嫌，故他又堅決拒絕上山。江州劫法場後，宋江只有上梁山的一條路。但參與劫法場的，除梁山諸人外，還有許多人是專為他效命而來的。此時，宋江不僅上山，而且有了新的計算。於是，在排座次時，發動了突然襲擊，在排完前四位後，提出「新舊頭領分開坐」，這一坐就充分顯示了宋江的力量。「還道村受三卷天書」不是閑書，在此宋江作了兩大決定，一是他是「星主」，一是要把吳用收為心腹。把宋江的作為經過梳理，宋江的權謀和野心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尤其是上梁山後的這兩件事。緩排座次，應該是可以先和晁蓋商議、由晁蓋宣布，為什麼要搞突然襲擊？選擇緩排座次這個突擊點也是很策略的，因為連晁蓋在內沒有任何人能夠反對，而排座次又是梁山的頭等大事，正好顯示自己的權威。要當梁山泊主的意圖，在緩排座次後大說「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已經表露得十分明白，還道村只是更明白地重申而已。宋江要當梁山泊主，對已是梁山泊主的晁蓋要如何處置？除掉晁蓋可能是惟一的選擇吧!

　　宋江上山之後，打祝家莊，打高唐州，打青州，都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為由阻止晁蓋領兵，求得自己在這些戰爭中立功立威。即使在保衛山寨，宋江也是「架空晁蓋」，自任總指揮。梁山泊主終究不是皇帝，在此情況下，晁蓋怎麼能坐得住，怎麼能不焦燥難安？於是有了打曾頭市之舉。打曾頭市，晁蓋所點頭領以林沖為首，以下是「智取生辰綱」中的劉唐、阮氏三雄、白勝，梁山舊人杜遷、宋萬，再加上呼延灼，由此可見，晁蓋已經感到沒有幾個可信任的人。吳用對晁蓋應該是深知的，也應該知道晁蓋此時不宜領兵出征。吳用應該自動請纓，他的請纓也可能稍緩晁蓋的急燥情緒，也只有他在晁蓋身邊才能阻止晁蓋的輕率行動，但他也只在風折認旗時略加勸阻而已，而這種表現可能更增晁蓋的急燥。因此，金聖嘆認為晁蓋之死責在宋江不可說是無理，而吳用是不是也推了一把呢？

　　晁蓋等上山前抗擊官兵時，阮氏三雄的謠歌是「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待到戴宗傳書時，朱貴卻說的是「俺這裡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顯然，晁蓋上梁山以後，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晁蓋要和皇帝作對，宋江一味追求招安，兩人思想的不相容是明顯的。有人說，晁蓋的遺言重私仇，心胸狹隘，如果看到兩人思想的對立，就會看到晁蓋認為宋江不宜作梁山泊主而又無可奈何，只好設置一個小小的難關。既然宋江本該繼為梁山泊主，晁蓋卻設置難關使他不能如意，那麼金聖嘆將遺言的首句改為「賢弟休怪」也就頗有一點道理了。

　　宋江對於「山寨不可一日無主」的道理應該是懂得的，晁蓋既死，他當然應該立即主持山寨事務，但這樣一來，梁山泊主的繼位問題就會擱置下去，這當然不是宋江所願，因此他只是每日舉哀，不理事務，藉此逼著梁山諸人擁立。在眾人擁立之後，第一件事當然是復仇，但宋江對此作了冷處理，於是才有了「智賺玉麒麟」這個並非急務之舉，而再打曾頭市卻是起因於奪馬，金聖嘆對此的評論應該說是正確的。

　　作為領袖，宋江在許多方面是強於晁蓋的，但是宋江的爭取招安路線並不是得到眾人贊同和擁護的，因為他連反對臟官污吏這個起碼要求都棄置不顧了。對於宋江的祈盼招安，李逵說：「招安、招安，招甚鳥安」；武松說：「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們的心」；魯智深說：「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姦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吧」，連關勝也表示過反對。此後，阮氏三雄偷換御酒，吳用的種種安排和舉措，都表明了不同程度的反對招安，至少也認為不是時候。但是，首領決定了的事情，屬下只能服從，這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濫觴，故宋江得以一意孤行，貫徹到底，由此可以看到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間關係準則產生於一定社會，也就必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對於宋江在爭取招安過程中表現的種種醜態，百二十回本作了詳盡的描述，這是它優於七十回本之處。至於百二十回本的結局，作者本想說的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忠臣不得好報，但仔細讀來，卻是被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結果，這大約也出於作者的意外。

　　六潘金蓮——被壓抑的情和欲在我國古典小說中，女性常被置於十分次要的地位，男女之間的情愛也是很被輕視的，這與作者所生存時代的社會觀念相關，《水滸傳》自不例外。但是，《水滸傳》中有潘金蓮和顧大嫂這樣濃墨重彩的兩段，尤其是潘金蓮的一段，真是精雕細刻，其藝術，其思想，比之《三言二拍》等都要高出一籌。顧大嫂是「孫立孫新大劫牢」的主角，是策劃者和指揮者，是道地的女中英雄，但作者只寫了幾筆，又似不具備典型意義，可以說只是特例。潘金蓮則不同，如果只看她的情性和遭際，她就是那個時代女性的代表，是頗有典型意義的，而現代又有許多人為她鳴不平，這就很值得作一番探討。

　　潘金蓮拒絕主人的糾纏，被主人報復性地嫁給了武大郎，雖然作者給她加上了「為頭的愛偷漢子」，但是也只是人家來騷擾，並沒有事實來落實這個罪名，到陽谷縣後也沒有這樣的事，而見了武松之後才想到「不想這段因緣卻在這裡」，可見此前她還是頗能自守的，所加罪名是莫須有，可說是作者的敗筆。見過武松，自守的樊籬倒了，情和欲潰堤而出，恰好遇上西門慶，又有王婆的教唆推動，才一發不可收拾，直至謀殺武大。作者寫這一段費了極大的力氣，將潘金蓮和王婆寫得那樣生動真實，至少是在客觀上給潘金蓮留下可原恕的一點餘地，這隻要和作者對於閻婆惜、潘巧雲等的態度一比就可以看到。正是這一點餘地，才使得今人為她鳴不平。應該看到，《金瓶梅》中的潘金蓮與《水滸傳》中的是絕然不同的。在那個社會裡，女性的情和欲受到極大的壓抑，除了偶然有些人能在情和欲上得到滿足，大多數人都是和潘金蓮一樣的，只是自守的樊籬沒有坍倒。我們看一下扈三娘，她的遭遇是不是與潘金蓮很相似？她作為俘虜，被強嫁給王矮虎，王矮虎是不是一個不如武大郎的武大郎，因此現代有人寫了一篇小說《文身》為她鳴不平。潘金蓮也只是從女性的情和欲是在社會制度下普遍受到壓抑這個角度上具有典型意義，惹人同情，殺夫也是社會制度使之成為必然，但不能因此就判定武松不該殺嫂。即使在今天，蓄謀殺人也同樣是大罪；在那時，謀殺親夫更是人所不容，武松只是在枉法條件下不得已而為之。

　　結語：縮微了的歷史寫真《水滸傳》不僅真實地寫出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寫出了各種「逼上梁山」的過程，寫出了農民起義的演變和被利用，還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人間關係準則的深厚影響和它的缺陷，因此它真正是一部縮微了的歷史寫真，是一部概括了所有同類歷史事件的典型作品，是一部十分真實的悲劇。從另一方面看，唯物史觀認為，當生產力沒有新的發展並因此產生新的階級時，生產關係就不可能發生根本的變化，社會制度也就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這就註定了農民起義被利用的必然失敗的命運，這也就使整個歷史具有了悲劇的性質，《水滸傳》可以說是很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悲劇性質。本文所討論到的一些問題，雖不是《水滸傳》內涵的全部，但應該說已經涉及到它的主要部份，已經可以對它作出上述的評價。可以認為，正是由於《水滸傳》有著如此真實豐富的內涵，使它名副其實地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罕見的巔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