縑竹易銷 金石難滅——拓片技藝的前世今生

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中，傳拓技藝作為記錄先民文明的重要發明之一，被人們不斷的繼承發展，形成了一部鮮明的中國文化史。它所創造與留存下的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或是拓片本身，更是時代的烙印與歷史的見證，其意義非同一般。

本文立足史料，輔之以個人經歷與見解，對傳拓技藝的起源、價值，以及拓片在我學習、成長的過程中產生的意義予以論述，力圖客觀地再現史實，並與讀者分享我在收藏過程中的樂趣。

拓片的歷史

傳拓技藝起源於何時、何地，被誰首先使用，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記載，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尋找它的身影，並對它出現的時代做出符合事實的推測與判定。

東漢末期的《熹平石經》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刊刻經典工程，共歷時九年，所刊內容包含《周易》、《尚書》、《魯詩》、《禮儀》、《春秋》、《春秋公羊傳》和《論語》，主持者為蔡邕。

《後漢書·蔡邕傳》有關《熹平石經》的記載有言：「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此處是比較早的有關「摹寫」碑刻的文字，但是這裡說的「摹寫」還不能確定為「椎拓」，不過《熹平石經》的出現的確為我國印刷術奠定了基礎也為椎拓技術的出現製造了有利的條件。南朝虞和所著《論書表》中有「拓書悉用薄紙」的記載，但此處所記錄「拓書」當是響拓，即用薄紙蒙在書跡上摹寫的一種工藝。

唐代初期所整理的《隋書·經籍志》記載：「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直至此時，我們可以斷定拓片已經產生，因為不僅有此文字記載，而且有明確紀年的唐代拓本的存世予以佐證。

這就是1900年在甘肅敦煌被王圓籙發現的唐太宗《溫泉銘》拓片。此拓本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其末端有唐人題記「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永徽四年即公元653年，為唐高宗李治在位時年號，因而此拓應為唐代初期的拓片。）從現有此拓的圖片看，拓片的拓工及用墨都已經十分精良，應屬於成熟時期的作品。與此同時敦煌還發現了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以及柳公權《金剛經》拓片。

目前所見最早有關傳拓的詩歌也出現在唐代。韋應物（737-786）所作的《石鼓歌》中說道：「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這兩句詩歌生動的描述了拓碑的過程；另一位唐代詩人王建（767-830）作《原上新居十三首》第十一云：「古碣憑人拓，閑詩任客吟」。唐末大文學家韓愈也有《石鼓歌》存世，其內容描述了石鼓書法的雄邁，現狀的慘不忍睹，以及石鼓的價值……

不難發現，石鼓文至少在唐代已經引起了文人書家的關注，並給予了十分高的評價。可惜石鼓湮沒於雜草之中，任由歲月踐踏，韓愈等人對此現狀大為不滿，呼籲得到各方的保護。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已經能夠得知唐代時期人們已經有了碑帖收藏和保護文物胡意識了。

時至宋元，善本的收藏更是不易得。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閣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厘為十卷,摹刻秘閣。賜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可見既便宋代《閣帖》的賜賞也只是宗室大臣的特權，一般人是無緣得見的。

由以上的史料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拓片的起源當在漢末到南北朝期間，至隋唐已臻成熟。到宋元時期，拓片已經一躍而成為了收藏的一個重要門類了。

拓片的價值

自中國有文字以來文字就成為國解構中華文明的重要依據。中國早期的文字主要載於龜甲獸骨、青銅、摩崖、石碑、竹簡、木牘、絹帛、磚瓦上。

由於石頭的廣泛分布，更易於得到，使得石刻成為其中最重要的載體。僅石刻就包括了碑碣、墓誌、摩崖、經幢、地券、畫像、造像等等形式。其中所涉及範圍更是涵蓋歷史、地理、政治、軍事、文學、民俗、建築等。

因此，拓片作為石刻文字、藝術的見證，所具備的資料價值、藝術價值、收藏價值與文物價值也不言而喻了。現在我們簡單從幾個方便闡述一下拓片胡意義與價值。

資料價值

從我們見到的《熹平石經》《三體石經》這些石刻來看，它們對於傳承經典、校勘史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房山石經》便是八大參校本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中華大藏經》編纂開始到校勘完畢，國家圖書館提供了全部《房山石經》的拓片。

據統計，僅《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前50卷就用《房山石經》勘校出不同點164處。以此推算，全書校勘異點應多達3萬處以上。可見，《房山石經》拓片對該書的作用之大。當然這也僅僅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

藝術價值

提到拓片的藝術價值，我們首先會聯想到書法。在兩千多年的書法發展史上，拓片起到的作用舉足輕重。隋代以前的書法資料多數以拓片的形式保存下來，它和帖學形成了書法史上的兩大主流。在清乾嘉時期更是掀起一場空前的碑學運動，使得北朝碑版成為了最通行的範本。到了清末康有為更是將碑學推向極致，即便現在碑學仍然是書法的主脈，無數胡書家都在臨寫碑刻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可見其價值是帖學書法一路所不能替代的。

收藏價值

宋代大文學家歐陽詢《集古錄跋尾》以及趙明誠《金石錄》等著作的問世，說明在宋代拓片的收藏已經十分成熟。黃庭堅有詩云：「孔廟虞碑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清人孫承澤在《庚子銷夏記》中云：「宋拓《大觀帖》有黃、白紙二種，所見不一……按此帖在宋時莆田方楷曾以百萬購之不得」。民國羅振玉在公開碑拓的價目表中中所列出宋拓孤本《沈傳師羅池廟碑》為六千元；《雁塔唐賢題名》三千元；宋拓《三段碑》二千元；《伊闕佛龕之碑》一千二百元；《李思訓碑》一千元等等。而其同時列出的書畫價格有《五代董北苑山居圖卷》三千五百元；《明沈石田山水長卷》六百元；《明董其昌仿董巨山水卷》三百四十元；《清趙之謙花卉大屏四條》才僅僅二百元。

我們從中得到的消息是，由北宋到民國長達近一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碑拓越來越顯示出它作為收藏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其價格也不絲毫亞於宋、元、明、清諸位名家的書畫作品。但現在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卻忽略了它的價值，一方面是印刷術的顯著進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在作假技術十分高明，稍不留心則上當吃虧，很多人「望拓生畏」。對於這種作假的行為只要多加留心原拓與翻刻的區別，經過幾年的歷練，就基本能做到辨別真偽。當然，若要辨別歷代善本的年代鑒定則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學習了。

文物價值

說到拓片的文物價值首先就是必須是經過了一定的年限的，有一定級別的拓片。其中有些碑拓更是孤本，其文物價值可想而知。由於中國幅員遼闊，朝代更迭頻繁，幾千年來戰火未曾中斷，尤其近現代以來，碑刻所毀壞者不計其數——而很多流傳下來的拓片，便成了保存史料的珍貴文物（例如《神策軍碑》《天發神讖碑》等），有些更成為了傳世孤本。敝齋所藏《熹平石經·春秋》與清拓《三老諱字忌日記》便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熹平石經·春秋》1934年出土於河南，在大陸僅留15年便被李杏村攜至台灣，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原石現已殘損，敝齋所藏民國《石經》拓片則保存完好，僅碑陰稍有裂紋，為出土早期拓片無疑。敝齋所藏另一件有較高價值的拓片是清拓《三老諱字忌日記》，上有周世熊「可余客星山周氏所藏」的印章。

此碑1852年出土於浙江餘姚客星山，初歸餘姚官紳周世熊，後轉至浙江丹徒陳渭亭所藏，1921年運至上海，陳氏欲重金賣給日本人，後西泠印社社員聽聞，奔走呼喊，集覽一萬多銀元，以八千元購得此物，並建亭保護。1922年，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還專門撰寫《漢三老石室記》。從這些事迹上我們可以看出文人對於中華文明的保護是不遺餘力的，他們胡事迹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個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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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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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技藝自產生以來，就對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歷經千餘年的發展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重視。對這門技藝的傳承，是我們這一代人應有的使命，它是維繫今人與古人對話的橋樑，同時也是後人研讀中華文明的媒介。鐵山《石頌》有語「縑竹易銷,金石難滅,托以高山,永留不絕。」希望在我們不斷的努力下，我們的文化遺產更加完好地走下去。

文/趙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