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的鄭貴妃—萬曆一朝的風流人物

鄭氏（1565～1630），明神宗朱翊鈞貴妃。大興（今北京大興）人。她是一個嗜權如命的女強人，野心勃勃，為達到總攬大權的目的不擇手段，詭計多端。她攪得朝廷內外不得安寧，腐敗墮落，人心渙散；她攪得萬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萬曆一朝宮廷鬥爭波瀾起伏，成為明末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謂是活躍於萬曆一朝的風流人物。

人物生平　　萬曆初年入宮，先冊封為嬪，隨著日益受寵後晉封貴妃。1586年，鄭氏生皇三子福恭王朱常洵，進封為皇貴妃。鄭貴妃甚得神宗寵愛。當時神宗未立太子，朝臣懷疑貴妃想謀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爭言立儲，章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神宗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萬曆二十九年春，皇長子移居迎禧宮，十月立為皇太子，然而並未消除群臣的疑心。

　　明神宗崩，遺命封鄭貴妃為皇后。禮部侍郎孫如游爭之，於是並沒有冊封。及明光宗崩，有人說鄭貴妃與李選侍同居乾清宮謀垂簾聽政，久之始息。

　　崇禎三年七月，鄭貴妃薨，謚曰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

　　崇禎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庄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生稱也；沒而加之，非名也。）

爭立太子 費盡心機

　　鄭氏的父親叫鄭承憲，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宮時，鄭氏位在淑嬪。她容貌艷麗出眾，並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謀略，更善於逢迎。因此，鄭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寵愛，並在萬曆十一年（1583）超晉加封為貴妃，地位甚至躍居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之上。由於鄭貴妃對神宗十分關心，鼓勵他親政，被神宗視為相見恨晚的知音。於是，無論於情於理，神宗對鄭貴妃的寵愛和倚重便都是無以復加了。

　　萬曆初年，李太后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師名門之女王氏。王皇后為人端謹知禮，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對神宗百依百順。但是神宗並不喜愛她，加上她也沒有給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對神宗尋花問柳之事並不介意，只求相安無事。

　　萬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處請安，發現服侍太后的宮女中有一個面容清秀的女孩，當時就臨幸了這位姓王的宮女。不久，這位王氏宮女生下一子，即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無奈只封了王氏宮女一個恭妃的名號。按禮，母以子為貴，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地位僅可略次於皇后，除皇后之外，沒有一個有資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鄭貴妃一入宮即受神宗寵幸，冊封為貴妃，位於皇后之下、諸嬪妃之上，顯然是於禮有違的。這是早已習慣封建正統禮法的朝廷百官們所不能接受的，於是為此鬧得舉國上下議論紛紛，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樣往京城宮中鋪天蓋地襲來，搞得神宗十分氣惱，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時鄭貴妃卻從旁說了句：何不把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這些鄉巴佬還能怎樣？神宗一聽轉憂為喜，便採納了鄭貴妃的建議。就這樣，時間一長，果然奏章上的越來越少，漸漸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這樁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轉眼間鄭貴妃已有身孕，萬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貴，隨之鄭貴妃又晉陞為皇貴妃--皇貴妃是僅次於皇后的封號，在名分上高出皇長子母親恭妃兩級。這樣鄭貴妃在宮中地位更加穩固，其野心和私慾也就逐漸膨脹起來。在封建宮廷中，一個女子的最高願望無非是爭得皇帝的寵幸，當上皇后，從而光宗耀祖，顯達門庭。鄭貴妃明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兒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後母以子貴，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時最大的障礙就是皇長子朱常洛。

　　當時，那些堅持封建正統「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朝中官員們，早已把皇長子朱常洛看作是未來的皇帝。鄭貴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時常鼓動神宗立其子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愛鄭貴妃和朱常洵，不喜歡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禮儀，勢必要遭到眾人的反對，所以，神宗只好對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時機，事見《明史·神宗本紀》：「儲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請，皆不聽。」這也正符合鄭貴妃的心計。然而，鄭貴妃與神宗這種計謀瞞不過朝中大臣們。這一年，給事中姜應麟上書皇帝，提出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飛語。神宗看過姜應麟的奏章後，頓時大怒，在鄭貴妃的唆使下立舉聖旨，降諭道：「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懷疑君主，顯擺耿直，應該降級到邊遠地區任雜職。」御旨一下，姜應麟即被貶往大同境內，但旨中有「立儲自有長幼」一語，這句話實際上等於肯定了皇長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沒有察覺有此一失，待諸大臣要求皇上實現諾言，按照「立儲自有長幼」原則趕快立儲時，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時聖旨既下，已無法挽回，經過與鄭貴妃的又一番密謀，決定還是使用慣常伎倆，拖拖看。於是神宗出面對群臣推說，皇長子方才6歲，年紀尚幼，這時候談立儲，實非所宜。神宗原以為，這麼一說就能矇混過去了，可反駁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無減。這是因為神宗本人就是在6歲的時候被立為皇太子的，人們自然要以此為由來辯駁。此時，人多口眾，神宗如何能抵擋得了。拖了兩三年實在熬不過去了，最後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讓首輔傳諭諸大臣，說立儲一事應到萬曆二十年（1592）議行，要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為此驚擾聖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後年即行冊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話，就等皇長子長到15歲的時候再行大禮。」

　　此時皇長子已經11歲了，本來也等不了幾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屢次失信於人，所以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會忘記或者是裝聾作啞。因此，就在限期「後年」臨近的時候，工部主事張有德忍耐不住，便變了個法子進行試探，上疏請求把冊立太子的儀注先行訂出。沒有此疏還罷，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話在先，如若瀆擾，便要延期。現在又來瀆擾，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瀆擾，還要再延。」

　　此時立太子之事雖然又延了期，但鄭貴妃眼看形勢對自己不利，於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個「待嫡」之說，要神宗加以宣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給朝臣的詔書中說他「想待嫡子」。因為抬出了嫡子，則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頭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沒有什麼當立為儲的特權。但因禮法上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之所以不同於諸子，正是由於他是符合於「無嫡立長」這一條的。所以這一說還沒等公議，就被廷臣們推翻了。鄭貴妃見此計不成，轉眼又想出了一招，請求神宗來個「三王並封」。

　　所謂「三王並封」，就是在建儲之前，先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個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時封王，彼此就都別無二致。鄭貴妃讓神宗交與閣臣擬旨，大臣們仔細一研究，認為這又是鄭貴妃為抑制皇長子布下的一個陷阱，是鄭貴妃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鋪墊，這道諭旨當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這之後，朝臣又堅持讓皇長子朱常洛預教。萬曆二十二年（1594），神宗為朱常洛舉行了預教典禮。

　　就這樣彼此你來我往互相較量了無數個回合，皇長子朱常洛在這場馬拉松賽中長到了20歲。神宗此時已被這場鬥爭搞得精疲力竭，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並於第二年給他完了婚。至此，前後鬧騰了十幾年之久的立太子風波，才算告一段落。鄭貴妃在這一重大回合中終於慘敗了下來。

　　鄭貴妃不僅野心勃勃，一心想當皇后，而且對金銀財寶等財物也貪得無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神宗派出大批礦監稅吏，賦予種種特權，到各處去搜刮金銀財寶。一方面，這些臭名昭著的礦監稅吏如陳奉、馬堂、梁永等都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他們知道鄭貴妃受寵幸，無不極力巴結她。他們把從各地搜刮來的金錢和各地進貢的稅銀，進貢神宗與鄭貴妃大肆揮霍。僅供鄭貴妃和其他嬪妃使用的胭脂費，每年就支用白銀10萬兩，而萬曆初年全國的田賦收入每年才400萬兩。另一方面，這些宦官稱鄭貴妃為「內主」，他們倚仗著這個後台在各地搜刮掠奪，殺人搶劫，無惡不作。雖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員也紛紛上疏要求懲辦這些宦官，但是神宗與鄭貴妃都極力為他們開脫，使他們逍遙法外。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為太子後，朱常洵隨之被封為福王。按規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應該立刻到藩國就任，但他卻遲遲不肯前往。直至萬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籲和堅持下，鄭貴妃知道無法讓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為借口，提出了種種條件，想大撈一把。

　　鄭貴妃提出要為福王在洛陽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勢所趨，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撥款28萬巨資在洛陽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後，在鄭貴妃的縱容下，福王堅決不到洛陽就任。藉此，鄭貴妃又要求劃給福王莊田4萬頃。按照明初規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同時，還把他的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分封為王，稱為藩王。他們一部分授以兵權，另一部分則駐於內地各省。在諸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最大。除歲祿外，劃給的草地牧場多不過千頃，而鄭貴妃要求給福王的土地大大超過了此數。後來因群臣的堅決反對，神宗不得已只好減半。

　　至此，鄭貴妃還是不滿足，又開始為兒子準備去洛陽的揮霍。如索要大學士張居正被籍沒的財產及四川鹽稅和茶稅，並要朝廷給淮鹽300引，讓福王在洛陽開店賣鹽，並壟斷洛陽的賣鹽權。神宗不僅答應了這些要求，又在福王臨行之時，把歷年來稅吏、礦吏所進獻的珍寶，大都交給福王帶走。福王到洛陽後，橫徵暴斂，胡作非為，造成黃河南北、齊楚河淮騷動，河南數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庫有金錢百萬，竟然超過了大內倉儲。

　　鄭貴妃自得寵後，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飛黃騰達者前後有三代。神宗對鄭貴妃家人的賜封更是隨心所欲，超出常制。鄭貴妃的父親鄭承憲橫行地方，驕奢淫逸，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僅不加過問，反而將他晉陞為都督同知。鄭承憲死後，他的兒子鄭國泰超出父死子襲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揮使。對此，遭到朝廷中的許多官員表示反對，大臣們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後家。」語見《明史·外戚列傳·鄭承憲》：「給事中張希皋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後家。』」顯然是懷疑鄭國泰兄妹陰謀篡權。果不其然，鄭國泰利欲熏心，後來竟策動宦官收買張差，企圖殺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為是鄭貴妃之兄，未受任何懲處，不久反而升遷為左都督。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更是一個慣於挑撥離間、誣陷賢良的小人。當鄭承恩得知給事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與禮部侍郎呂坤有矛盾，並對貴妃專權不滿，便上疏皇帝說戴、樊二人離間皇室，攻擊皇帝和貴妃，應予嚴懲，結果使戴、樊二人不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還被流放邊地。

　　神宗寵幸鄭貴妃後，就經常不上早朝。鄭貴妃見朝廷中有許多官員攻擊自己，也害怕神宗被這些官員說服，與己不利，便極力唆使神宗盡量少和朝廷中官員見面，於是神宗從萬曆十八年（1590）開始，不再上朝理政，終日與鄭貴妃廝守在一起，或是與太監、宮女做遊戲，尋歡作樂。他們除了關心廢長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願與大臣商量處理，諸如地方和中央官員補缺、有關國計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宮廷失火都懶得過問的地步。

　　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遷往洛陽就任，這對鄭貴妃來說，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擊。但就是這樣，這個女人也一刻都沒有因此放鬆對目標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無減，致使新的宮廷鬥爭愈演愈烈。鄭貴妃和她的父親鄭承憲、伯父鄭承恩、哥哥鄭國泰狼狽為奸，互相勾結，比以前更起勁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冊立的太子給廢掉。他們的心裡都清楚：只有廢了太子，他們才會有救，於是製造了「妖書」一案。

　　所謂「妖書」案，還是在皇長子朱常洛被冊立以前發生的一件案子。當時刑部左侍郎呂坤寫了一本名叫《閨範圖說》事見《明史·呂坤列傳》：「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後者，後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的小書，書中所載是歷代一些有賢德淑名女子的故事。這本圖說以漢明帝馬皇后為首，而馬皇后又是從宮女逐漸被晉封為皇后的，呂坤的用意很明顯是在向鄭貴妃獻殷勤，為鄭貴妃以後當皇后找個說法。神宗偶爾翻見到此書，也就把它賜給了鄭貴妃。賜者無意，可受者有心。鄭貴妃看過這本小書以後，覺得可以利用它來做點文章，於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個人的圖說，並且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發以擴大影響。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侍郎呂坤為按察使時，嘗集《閨範圖說》。太監陳矩見之，持以進帝。帝賜妃，妃重刻之，坤無與也。」鄭貴妃之所以要刻此書，其意在於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能立為太子找個先例，加以宣揚罷了。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學士朱賡又發現京城流傳著一部名為《續憂危竑議》的書，其核心是說太子雖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廢掉，因為皇上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不得已勉強冊立太子的，暗喻鄭貴妃的愛子福王必會成功之意。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載：「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不料此書的出現觸痛了鄭貴妃的心病，她哭鬧著要神宗追查寫書的人，於是大朝廷興冤獄，許多朝臣、百姓為此無辜受害，死於非命。然而，此案最終卻不了了之。

　　種種陰謀伎倆均未奏效，鄭貴妃曾一度絕望過。但還有一個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宮一席非鄭貴妃莫屬，到時候「子以母貴」，母正位中宮，其子自然成為嫡子，皇長子的東宮太子也就當不成了。此時的鄭貴妃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於是又開始實施新計劃。只是王皇后雖說身體欠安，但卻因生性清心寡欲，對人對事都抱一種超然的態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護，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終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與神宗同一年去世。鄭貴妃一個個手段都用盡了，一個個幻想都破滅了，絕望之餘，她要鋌而走險。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鄭貴妃再也沒有了顧忌，決定放手一搏。於是鄭貴妃等人採取了非常手段，這就是次年發生的「梃擊」案--此乃萬曆年間發生的明宮三大案之首案。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漢子，手持棗木棍，悄悄地闖進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守門太監，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內侍抓獲。擾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為起點，終於發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裡發生的一切向神宗啟奏。神宗得奏以後，就命先將罪犯交由近處法司先行審問。審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劉廷元審問之後，向上奏報初審的大致情況：罪犯名叫張差，是薊州（今天津薊縣）人，自稱靠乞討為生，語無倫次，如同瘋癲，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樣子。因為此人有謀殺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著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劉廷元與刑部郎中胡士相等會審。此時鄭貴妃兄長鄭國泰密訪二人，經過一番協商，劉、胡二人便順著鄭國泰的意思上疏說：這個男子叫張差，患有精神病，應速處決，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對此事甚為懷疑，就私下詢問張差，張差承認是受內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關重大，立即告訴了刑部侍郎張問達。一時間，有人要謀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師迅速傳開。由於鄭貴妃蓄謀奪權已久，其兄鄭國泰又有秘密行動，朝議都指向鄭貴妃兄妹。神宗也察覺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下令十三司會審。張差經此一審，又供出自己謀害太子的行動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龐保、劉成所指使，龐、劉二人曾許諾張差事成之後給以厚賞，此案終於真相大白。

　　此時，最緊張、最害怕的莫過於鄭貴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後一招。於是到神宗面前，連哭帶嚎地要神宗給她做主，不然的話，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經她這麼一鬧騰，果然神宗心酸起來，嘆息著對自己的愛妃說道：「現今既然已經鬧成這個樣子，恐怕是難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會壞事，現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語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帝曰：『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鄭貴妃一聽連忙收住眼淚，急切地問道：「是誰？」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鄭貴妃一聽，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如何使得？」神宗說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處境，我想也許會饒過你的，你去好好說說吧。」鄭貴妃低下了頭，迅速盤算著：看來也只能有這一招了。於是把心一橫，轉身親自去求太子。

　　到了東宮，鄭貴妃先是裝出十分可憐的樣子，抽泣著，一見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見，受驚不小，連忙回拜。鄭貴妃順勢拉著太子的手，傷心地哭訴著，說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給她辨明是非。太子畢竟年紀還輕，對宮廷這種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缺少經驗，對鄭貴妃還一向膽怯幾分，因而儘管深知鄭貴妃常欲加害自己，也無可奈何；再加上鄭貴妃有求於自己，倒認為這是緩和矛盾的好機會。經過鄭貴妃的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讓手下草擬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們不必再為此事多加糾纏，既然兇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牽扯他人。鄭貴妃見此連連稱謝，又把太子好誇了一頓，才高興地離去。本來群臣認為必須揪出幕後指使人鄭貴妃一家，否則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可是經太子這麼一處理，大臣們看到連被危及生命的當事人對此都不加追究，當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隨後，朝臣按旨意將張差處死，又把劉成、龐保秘密處決。這場興師動眾、人命關天的梃擊案就這樣草草了結了，自始至終導演這場鬧劇的鄭貴妃卻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場危機。

　　五年後，也就是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為明光宗。可他在位僅30天。為什麼在位只有這麼幾天呢？這還得從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樁大案--「紅丸」案說起。

　　梃擊案了結以後，鄭貴妃眼見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了，因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擔憂：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該如何自處？為將來著想，現在必須討好皇太子。於是鄭貴妃索性來個順水推舟，借著感激皇太子在梃擊案中的搭救之恩，極力接近皇太子，以改變長期的緊張關係。皇太子自幼不得寵，長年受到皇父及鄭貴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壓抑，身體也欠佳。鄭貴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點，使出一條妙計，暗想：此招一則定會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親近我，二則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於死命。果然不出鄭貴妃所料，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鄭貴妃先是把自己最喜愛的珠寶獻給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鄭貴妃的禮物，又見鄭貴妃態度轉變，也就忘記了過去的私怨。李選侍是皇太子最寵愛的妃子，皇太子聽信李選侍的話，還要禮部為鄭貴妃加封。但終因遭到以禮部侍郎孫如游為首的一些官員的抵制而未能實現。

　　同時，鄭貴妃又在自己的宮中選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給皇太子，讓她們盡心儘力服侍未來的皇上，使他心滿意足。皇太子開始放縱，整日耽於酒色之中，年紀尚不足四十，卻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稱帝時，已病得很重了，沒過幾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內醫太監崔文升開了一服瀉藥，光宗服後腹瀉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後來，鴻臚寺丞李可灼獻上一顆紅丸，自稱是仙丹，光宗服後覺得精神大有好轉。過了半日，李可灼又獻上一顆，光宗再服之後，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沒有起來。這就是所謂「紅丸案。」

　　光宗死後，內外官員首先將其死因歸咎於李可灼，事見《明史·熹宗本紀》：「光宗崩，遺詔皇長子嗣皇帝位。群臣哭臨畢，請見皇長子於寢門，奉至文華殿行禮，還居慈慶宮。丙子，頒遺詔。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葯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後來又知道進瀉藥而使病情驟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鄭貴妃屬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從哲帶進宮中的。原本二人都應處以極刑，但最後卻都從輕處理：李可灼充軍，崔文升貶放南京；方從哲和鄭貴妃也都躲了過去。「紅丸」案也就這樣收了場。

　　光宗一死，鄭貴妃頓感搬去了擋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塊石頭，輕鬆了許多，認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又有了希望，於是唆使光宗愛妃李選侍（西李）霸居乾清宮，釀成「移宮」一案。

　　光宗死後，鄭貴妃企圖當太后垂簾聽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暫時隔離起來，不讓他登基與群臣見面，一面又唆使李選侍不要搬出乾清宮，以便向朝臣發號施令。但朝中官員們不買她們的賬，聯名上疏指責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慶宮，這種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撫養之名，行專政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日」。並安排太監王安從宮內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華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擁著新皇帝齊聚乾清宮，逼李選侍搬遷。李選侍見生米已成熟飯，只好離開乾清宮。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義宣布削去李選侍封號，對鄭貴妃也不予理睬。在東林黨人控制朝政的幾年，鄭貴妃勾結李選侍企圖垂簾聽政的美夢遭到了破滅。這就是所謂「移宮」案。

　　明熹宗年間，鄭貴妃的權力慾望雖不減當年，但畢竟已年過六旬，力不從心了。崇禎三年（1630年）七月，這位一生享盡榮華富貴，連做夢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而結束了頗富傳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陰險、毒辣的貴妃，把大明江山攪得天昏地暗，竟與大明一朝相始終，遺禍之深為歷代罕匹；而她本人卻屢次有驚無險，竟安然地度過了餘生，這種結局也算是「一奇」了。鄭貴妃死後，被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埋葬在銀泉山。

　　還有一種說法；

　　1578年，禮部奉慈聖皇太后旨意，選得錦衣衛指揮使王偉的長女王氏為萬曆皇后，並擇得黃道吉日，由張居正等人主持，於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禮。

　　對於16歲的萬曆皇帝來說，這次大婚並不是一件撼動人心的大事。他和這位13歲少女結婚，完全是依從母后慈聖的願望。太后年高，望孫心切，在她心中對孫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經冊立，皇帝再冊立其他妃嬪即為合理合法，她們都可以為皇帝生兒育女。

　　萬曆皇帝不只是對這位王皇后沒有興趣，對其他的妃嬪也同樣毫無興趣可言。那個在他生活佔有重要地位的女人，還要在幾年之後才會出現，這時的他感到的依然是空虛和煩悶。硃紅色的宮廷固然壯麗輝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靈光風采，因而顯得平淡無奇。即使雕樑畫棟之上刻滿了栩栩如生的飛禽走獸，也因缺少鮮活的血液而顯得乾枯單調。按照節令，宦官宮女們把身上的皮裘換成綢緞，再換成輕紗，直至打掃落葉，疏通御溝……這一切越來越顯得重複無聊，在遵循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沒有令人羨慕的奇遇。這種冷酷的氣氛籠罩一切，即使貴為天子，也只好無可奈何地仰天長嘆。

　　明代的宮女大都來自北京和周圍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選后妃一樣，容貌的美麗與否並不是唯一標準。凡年在十三四歲或者再小一點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選範圍之內，但是他們的父母必須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應選后妃的條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齒整齊，鬢髮明潤，身無疤痕，性資純美，言行有禮。宮女的標準有別於後妃，各方面標準比后妃略低。她們在經過多次的挑選後，入選者便被女轎夫抬進宮中，從此再難跨出皇宮一步。這些可憐的宮女，只有在騷人墨客筆下，她們的容貌、生活才顯得美麗而極富浪漫色彩。實際上，皇宮裡的幾千名宮女都歸皇帝私有，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過一生，個別幸運者也只在無限期待中消磨時光。

　　按規矩，萬曆在私幸之後就該賜一物件給王氏，作為臨幸的憑證，何況這一舉動已被文書房的內宦記入《內起居注》。因為皇帝的子孫是不許有贗品的。但由於王氏是母親宮中的宮女，雖然沒有人會因為這件事去指責他的不軌，但年輕皇帝卻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顧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帶後徑自走出慈寧宮。萬曆覺得一切會隨著那片刻歡樂的過去而永遠消失，不料春風一度，王氏卻暗結珠胎了。

　　王氏身懷有孕，幾個月後就因體型的變化被慈聖太后識破並盤問出來。這位老太后面對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為宮女時的苦難與辛酸，對王氏的景況深表理解，同時也為自己有了抱孫子的機會而大為高興。一日，萬曆陪慈聖皇太后酒宴。席間，太后向萬曆問及此事，他卻矢口否認。對萬曆一向管束嚴厲的慈聖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監取來《內起居注》，叫萬曆自己看。事實面前，萬曆窘迫無計，只得如實承認。慈聖太后望著兒子失魂落魄的樣子，好言相勸：「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為貴，寧分差等耶！？」

　　在慈聖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冊封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負眾望生下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就是一生遭萬曆冷遇和歧視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得子，在這個封建思想極為濃厚的國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詔全國減稅免刑，派使節通知和本朝關係友好的域外邦國……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喜劇，而實際上卻是一場悲劇，這場婚姻以喜劇開始卻以悲劇結束的根源，是萬曆遇到的另一個女人，即在1582年三月剛被冊封為淑嬪的鄭氏。這位長得乖巧玲瓏的小家碧玉，儘管14歲進宮，兩年之後才受到皇帝的殊寵，但她一經介入萬曆的生活，就使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於腦後。更不尋常的是，他和這位少女的熱戀竟終生不渝，而且還由此埋下了本朝一個極為慘重的政治危機，最終導致大明帝國身受重創而最終沉淪。

　　鄭貴妃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並不只是因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於她的聰明機警、通曉詩文等他人少有的才華。如果專恃色相，則寵愛絕不可能如此歷久不衰。鄭妃透徹地看清了作為一個異性伴侶所能起到的作用，應該怎樣以自己的青春熱情去填補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別的妃嬪對皇帝百依百順，心靈深處卻保持著距離和警惕，唯獨鄭妃是那樣天真爛漫、無所顧忌。她敢於挑逗和諷刺皇帝，同時又能聆聽皇帝的傾訴，替他排憂解愁。在名分上，她屬於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經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萬曆也真正感到了這種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別的妃嬪一樣跟皇帝說話時低首彎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腦袋……這種「大不敬」的「野蠻」行為，除她之外，是無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現的不同，萬曆才把她引為知己而更加寵愛，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嬪升為德妃再升為貴妃。

　　1586年，鄭貴妃生下兒子朱常洵。由於萬曆對王恭妃和鄭貴妃的待遇不同，長達幾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此揭開了帷幕。

　　還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輔申時行就曾建議萬曆早立太子。但萬曆皇帝不願把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生的兒子立為帝位的合法繼承人，便以皇長子年齡尚小為借口推託過去。常洛5歲時，王恭妃還未受封，而常洵剛剛出生，鄭貴妃即被封為皇貴妃，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們懷疑萬曆要廢長立幼。他們不願因對此事讓步而被記入史冊，讓後世覺得朝中無忠君愛國之人。

　　就在冊封鄭貴妃的當天，戶科給事姜應麟即上疏，給正熱血沸騰的萬曆心中潑了一瓢冷水。姜應麟在疏中用的言辭極為尖銳沉重，他無非是希望萬曆能收回成命，名義上說先封王恭妃，而實際則是要萬曆封皇長子為太子。結果使得姜應麟及後來為姜說情的吏部員外郎沈、刑部主事孫如法一併獲罪。接著又有南北兩京數十人上疏申救，萬曆對此雖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卻極其惱火。近400年後，明史研究學者黃仁宇先生在論述萬曆這一時期的生活和政見時，曾有過獨特的見地：萬曆皇帝對於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預感到難以忍受，他覺得這如同把金銀首飾、玉器古玩賞賜給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別人無權干涉。而此時的臣僚對萬曆皇帝越來越「出格」的作為同樣感到困惑：貴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樣感情用事、為所欲為呢？像歷朝大臣一樣，他們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緊的就是那個「好皇帝」是他們輔佐之人。這樣，他們獲得賞賜時，不管是官階或者財物，都會隨著皇帝的聲望而提高欣賞之物的價值。張居正改革社會的試驗和培養皇帝的努力，雖然以身敗名裂而告終，但大臣中仍不乏繼續奮鬥者，他們尤其不願看到萬曆被一個女人「勾引」而誤國誤民。

　　自從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引起群臣幾乎一致的反對以來，萬曆對臨朝聽政十分厭惡。這時候，慈聖太后已經在慈寧宮中安度晚年，五更時分不再到萬曆住所呼喊「帝起」並攜之登輦上朝了，張居正已死，馮保被貶，那位被稱為「和事佬」的當權者首輔申時行，抱著萬曆有朝一日自會覺悟的幻想，對皇帝一再遷就。這樣，萬曆皇帝在那些國色天香、銷魂盪魄的六宮佳麗與板著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間，選擇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寧靜與歡樂。尤其是在那位體態嬌柔、情投意合的鄭貴妃面前，他才感到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膽抨擊萬曆隱私，那麼皇帝身邊的宦官也就不再為向外廷傳遞一些秘聞而感到忐忑不安。萬曆皇帝日常生活放縱的消息不斷傳出，加上皇帝不時以「頭眩」為由不舉行早朝，那些虎視眈眈糾偏的大臣又發起新的一輪「攻擊」。萬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禮部尚書洪乃春被拖到午門外廷杖60，然後削職為民，以致最後憤郁而死。這以後廷杖幾乎成了萬曆對付那些對他和鄭貴妃之間的關係敢於置喙的大臣們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黃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樣，大臣們被杖之後，立即以敢於廷爭面折而聲名天下，並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懼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幾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為此而冒險的也就大有人在。萬曆皇帝在這些前仆後繼的勸諫者面前，到底還是筋疲力盡了，他頭腦中自當皇帝始就存在著的那點兒幻想也隨之破滅。母親和張居正賦予了他滿腹經綸、道德倫理、為君準則、三綱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備，但就是沒有賦予他堅強的意志和自信，而這一點恰是一個人最應該具備的精神財富。正因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們那樣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表面看來，他是因為鄭妃而萬念俱灰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路，而實際上他的灰心是因為他無力駕馭這個龐大的帝國機器造成的。貪財好色並把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來世，只是他消極對抗的手段，既然這個帝國機器造就了這樣一個皇帝，那麼，歷史也只能讓他沿著這個軌道走下去了。

　　在慈聖皇太后的干預下，萬曆無可奈何地立常洛為「皇太子」。

　　鄭貴妃聽到萬曆要立常洛為太子的消息，雖然感到大勢已去，但她還是要作最後一搏。早在幾年前，萬曆皇帝為討鄭貴妃的歡心，曾許願將來封朱常洵為太子。鄭貴妃施展聰明，讓皇帝寫下手諭，珍重地裝在錦匣里，放在自己宮中的樑上，作為日後憑據。現在時機已到，她必須出示這張王牌以制其敵了。可是，當鄭貴妃滿懷希望地打開錦匣時，不禁大吃一驚：一紙手諭讓衣魚（蠹蟲）咬得殘破不堪，「常洵」兩字也進了衣魚腹中！迷信的皇帝長嘆一聲：「此乃天意也。」終於不顧鄭貴妃的淚眼，而把朱常洛封為「太子」，常洵封為「福王」，封地洛陽。

　　至此，前後爭吵達15年，使無數大臣被斥被貶被杖打、萬曆皇帝身心交瘁、鄭貴妃悒鬱不樂、整個帝國不得安寧的「國本之爭」，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

　　慈聖皇太后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告別她為之費盡心血但仍牽腸掛肚的朱家江山和不爭氣的兒子，溘然長逝。就在臨死之前，她又辦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熱血沸騰、讓萬曆十分尷尬、讓鄭貴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須住在自己的封國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卻恃父母之寵，竟在皇宮中十多年不赴封國洛陽。正當皇帝和群臣為常洵就藩一事爭得難解難分之際，行將就木的「幽靈」出現了，她先是召問鄭貴妃：「福王何未赴封國？」

　　極端聰明伶俐的鄭貴妃不像上次萬曆皇帝在母親跟前那樣慌亂和愚笨，她沉著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壽誕，福王留下為您祝壽。」

　　慈聖太后畢竟深懷城府，她冷冷地反問：「我二兒子潞王就藩衛輝，試問他可以回來祝壽否？」鄭貴妃無言以對，只得答應督促福王速去封國就藩。

　　萬曆皇帝敵不住太后和大臣們的輪番攻擊，在慈聖太后去世一個月後，終於讓福王赴洛陽就藩去了。臨行那天早晨，天空陰沉，時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國的冷風從塞外吹來，使人瑟瑟發抖。宮門前，鄭貴妃和兒子面面相對，淚如泉湧。福王進轎啟程的剎那間，已是兩鬢斑白、長須飄胸的萬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龍袖，想遮掩自己發燙的眼睛，但渾濁的淚水還是嘩嘩地流了下來。

　　回到宮中，萬曆皇帝即卧龍榻，悲痛欲絕。他感到深深的內疚，因為自己到底還是辜負了鄭貴妃的一片痴情，沒能把常洵立為太子。自己雖貴為天子，而終被群臣所制，讓愛子離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權威、父子深情、榮耀……備受創傷的心中只剩一個鄭貴妃了。

　　正是出於這種心理，萬曆才在生命最後一刻，遺命封鄭氏為皇后，死後葬於定陵玄宮。可300餘年後，定陵玄宮洞開，人們發現所有的棺床上都沒有鄭貴妃的影子。後殿並列的三口硃紅色棺槨，中間是萬曆皇帝，左邊是孝端皇后王氏，右邊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親。這一悲劇性的安排，確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對臣僚失去威力，那麼在他死後，這種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遺詔沒能實現，因為大臣們認為大行皇帝（對剛死去皇帝的稱呼）的遺詔「有悖典禮」。皇帝將死，再來冊立皇后，誰來主持這個結婚儀式？

　　不過，這出悲劇不是太子朱常洛所為，因為他只當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黃泉。倒是朱常洛的兒子、16歲的朱由校在當上皇帝後，將他的祖母王貴妃追尊為孝靖太后，並從東井把棺槨遷來，和萬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於定陵玄宮，成就了這段「好事」。

　　萬曆皇帝寵愛的鄭貴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認定是禍國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宮殿里，和她的愛子福王天各一方，飽嘗母子分離之苦和世態炎涼。1630年，鄭貴妃在凄苦鬱悶中死去，帶著無比的絕望與怨恨走進了銀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墳墓。而她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個禍患。就藩洛陽後，朱常洵昏庸無道，魚肉人民。在鄭貴妃死去11年後，為李自成農民軍所殺，屍體跟鹿肉摻在一起，被做成福祿酒肉，供軍士填了肚子。

　　走進陰冷的地下玄宮，面對三口朱漆脫落的巨大棺槨，留給人們的印象仍是命運的殘酷。假如中間棺槨內的萬曆皇帝還有知覺，大概是不會瞑目的。因為他心愛的女人，這唯一一個把他當成「人」的女人，並沒有長眠在他身邊。他們的恩愛生前未得到認可，死後同樣無法如願，這不能不算作萬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愛情悲劇。同時，面對棺槨，也不能不為帝國欷嘆息。傳統觀念不可逾越，一個年輕聰穎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無形的鎖鏈牽引進陰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在這地宮深處，潮濕霉爛的棺木和膠結污腐的油泥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更為可悲和令人遺憾的是，那個曾經為萬曆皇帝付出過青春和愛情的鄭貴妃，一直為後人所唾罵。即使史學家也未必給予這個悲劇性女人公正的評價。「女人乃亡國之禍水」，同樣是對鄭貴妃的結論。在「國本之爭」這個主題上，尚有為數眾多的歷史研究者，其觀點依然站在四百年前萬曆一朝的臣僚一邊。似乎鄭貴妃天生就該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嬪，而不應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萬曆皇帝天生就該和王恭妃恩恩愛愛，不應有真正的愛情……這些有悖常情的論斷大多出於一種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驅使，無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漸已分明的歷史，再度蒙上了一層難以辨認的銹跡。

　　這是鄭貴妃的悲哀，也是後來者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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