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蘋芳：考古界的一個坐標20110928

2011年09月28日16:39錢漢東來源：新民晚報

《名人印象》是作家錢漢東與60位文化名人的交往紀實，他們大都是政壇名流、文人高士、學界名宿，故書中有頗多鮮為人知的掌故軼事，讀來很有趣味。

5月22日上午10點多，我收到北大文博考古系杭侃兄電信：徐蘋芳先生5時40分病逝，享年81歲。這讓我感到無比震驚，無法接受，前不久還和他通了一次長長的電話。我立即去電徐府慰問。在徐師母處得到證實，他患鼻癌已有七年多了，他不讓我們對外說，上周還在出席會。他走得安詳，沒有痛苦。徐蘋芳先生是有學術高度的文化人，執著而堅毅，不肯講違心話，但顧全大局，守著自己的學術尊嚴，是一個大寫的人。

徐蘋芳先生在北京老城區東四九條的一個小四合院里度過了50餘個春秋，我來京也總要到這裡來坐坐，成了這裡的常客。徐先生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擔承過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曾主持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評選工作。當年他還主持過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臨安城和揚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發掘工作，聲譽卓著。他同上海考古界也有一點親密關係，當年發掘「志丹苑水閘」之前，他就同其他專家認定這是元代水閘，最終發掘的結果證實了他的預言，這實在是了不起之事。

千百年來，「我從哪裡來」困擾著每一個人。追尋世間的萬物 「本原」，是人類思維的本質特徵之一，也是現代人內心的需要。我對考古充滿著神秘之感，能讓古代之事重新復原，實在意義非凡。知道徐先生的大名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記得在《考古》雜誌上讀到他撰寫的《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兼釋漢代的蓬火制度》，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2002年，我應邀參加了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閘的報道，作為編外隊員參加了一些考古活動。同年9月5日在《新民晚報》頭版頭條發表我撰寫的《「志丹苑」元代石閘「浮出水面」》新聞等，榮獲當年好新聞獎，爾後「元代水閘」又被評為2006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記得那年的冬天，我去京專程拜訪了徐蘋芳先生，他家是有門檔的老宅院。徐先生滿頭銀絲，神清氣閑，熱情好客，親自沏茶上水，一口京腔。陽光溫馨地照進徐先生的書齋，使古意盎然的書齋生機勃勃。北面整牆的書櫃里排滿了歷史、考古、辭書等書籍。東邊的半面牆也是書櫃；西面牆的書櫥里放著線裝書《資治通鑒》；位於南窗的老式寫字檯上零散地堆放著一些書籍、文件。

徐先生是一個心胸極為寬闊的人，沒有絲毫的專業傲慢，包容性很強。他對我撰寫《尋訪中華名窯》一書，十分關心，給予熱情鼓勵指導，詢問各地古窯遺址的現狀以及保護情況。他認為中國考古事業需要有更多的作家、記者參與，提升全民文物保護意識。拙作有幸被評為2005年中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我到馬家窯遺址考察，看到彩陶上蛙紋，清晰地向我們展示了蛙紋最終發展成雛形龍圖案的演繹過程。2006年7月9日我在《文匯報》發表了《馬家窯蛙紋：中華龍的起源》一文，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徐先生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學者，看了文章後，很高興，鼓勵中青年學人學術創新，支持發表各種不同見解。

徐先生談鋒頗健，三句話不離本行。他為保護中華文明，四處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不少地方官員。我談到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考察，看到很多中世紀的古城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非常羨慕，成為人們旅遊觀光必去之處。可惜中國古代城市多已面目全非，實在令人遺憾。徐蘋芳對此感慨萬千。他說，這方面我們有很多慘痛的教訓，國務院公布的103個歷史文化名城，現在申請歷史文化名城，這幾大古都一個都沒申請下來，最後只評了平遙和麗江。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梁思成說要把舊城整個保護下來，到三里河那邊建新北京，但沒被採納。如果這個方案得以實施，現在可以發大財了，可惜近幾年大拆遷，大部分老城區被破壞了。當年梁思成等學者為保護北京城，挺身而出，但是未被採納，其中蘇聯專家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先生認為要從長遠的利益著想，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說白了就是為子孫著想。如果建設不讓路，這些遺產就無法保存，沒有了就不可再生。我們既然是文明古國，有這麼豐富的資源，這是很有價值的東西，再怎麼困難，我們也要把遺產留給子孫呀。經濟建設高潮過去，國家富強了以後，接著文化建設就來了，但是遺產沒了，再也無法恢復。

徐先生對上海歷史文化保護也十分關注，上海的問題：一是城隍廟的老城區；二是租界。可惜都沒能完整保存下來，這是上海永遠的痛。高樓後人會造得更漂亮，但歷史的見證消逝了。現在有些領導或為了政績，或為了商業利益而隨意拆毀城市建築，毀滅城市記憶，這另當別論。當然學術界也有一定的責任，我們是否給政府部門積極進言獻策了，如果我們專家自己心中無數，拿不出方案，至少沒有做到盡心盡責吧，現在看來也值得反思。

社會上長期以來有一種聲音，要求開掘古代帝王的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乾陵等，對此，徐先生堅決反對。帝王陵是全國重點保護單位，除了上世紀50年代挖過北京的定陵，我們再沒有發掘過帝王陵。據說，當年郭沫若盼望有生之年能目睹傳說乾陵中的《蘭亭序》，試圖說服周總理，周總理回話 「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還批示：「地下埋著比我們地上保存還好，給子孫留點活干。」我們知道帝王陵裡面隨葬的東西極其豐富，但現在的技術還未能讓其出土後保持原貌。比如說絲織品等有機物挖出來之後很快就要起變化；漢代馬王堆漆器剛出土時，還是閃光耀眼，非常漂亮，很快光澤就退了，出土的桃子，十分新鮮，但幾分鐘後，風化成水了；還有一些紙張也很難保存。

中國古代城市的布局和變化，在文獻上記載得很簡單，我們只能通過田野考古，來了解當時的城市狀況。中國城市在歷史上是怎麼發展過來的，考古學都通過發掘來重新認識這些問題。徐先生還說，經濟建設是可以改變方案的。河南洛陽偃師發現的商城所在地，當時準備建電廠，事先已投資幾個億，幾位副總理已簽字了。偃師商城發現，有關方面找了萬里同志，得以搬遷廠子，保留下偃師商城。這是基本建設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之間最生動的例子。歷史文化遺迹要原地保護，不能改變它的現狀。我當即把他的這些意見記錄下來，發表在《新民晚報》等國內有影響的報紙上，《報刊文摘》還轉載了此文。

4年前我撰寫的《日照香爐》即將付梓，我去信請徐先生寫序，想不到徐先生在百忙中寫了一篇2000字的長序，給我鼓勵頗大。

對於去年爭議極大的所謂「曹操墓」，徐蘋芳一直持質疑態度，他說他曾寫信給國家文物局：「如果要堅持確定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萬一在什麼地方重新出現了真的曹操墓，那麼，中國考古所60年的奮鬥建立起來的信譽將毀於一旦，你們要負起責任！」徐蘋芳近年來一直反思考古學術界，他曾認為，當前整個學術界學風浮躁，具體到考古學界，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田野考古的質量正在下降，輕視田野考古等基礎研究，不知中國現代考古學創業的歷史及其傳統，盲目追求標新立異的詭說，把以求真為目的的歷史學和考古學，變為隨意猜想的遊戲，甚至不惜憑主觀假設臆造發掘遺迹。

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就好比一個失去記憶的人，古代遺址就是凝固的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每個炎黃子孫是有責任有義務將其保護的。徐蘋芳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中華文明的守望者。如今他從容地走了，他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產供學習研究，他是文化考古界的一個坐標，讓後人敬仰。 摘自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名人印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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