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勁松：岳飛之死與宋代文人政治的歷史困境

來源：《史學月刊》2008年第12期

　[摘要]岳飛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劇事件。一般認為是高宗、秦檜為與金媾和而殺害了岳飛，但從更深的政治文化傳統來看，岳飛實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團共同謀害。他的死象徵了士大夫從武將手中重新奪回兵權，恢復了自宋代立國以來的文人主導政治的傳統。岳飛之死亦顯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劇性質，是自北宋以來文人迫害武將傳統的歷史循環，顯示了宋代文人集團極其狹隘的政治心胸。審視岳飛悲劇可以看出，士大夫們已經把維護本集團利益日益看得高於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體利益於不顧，他們最終自陷於歷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這也是整個所謂「宋型文化」失敗的個案透視。

　　歷來解析岳飛之死，不出秦檜、高宗與金之媾和及陷害，論及當時士大夫在岳飛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卻比較少。①但正是士大夫對武將的奪權直接促成了岳飛最後的悲劇命運，秦檜與高宗亦不過是因人成事而已。宋自太祖、太宗確立文人政治後，士人登上權力的舞台，隨著科舉制度的不斷擴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漸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政治利益集團，並成為宋代政治的主體，對可能威脅其利益的其他勢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遺餘力地打擊摧毀，而且在這一方面顯得異常團結。如仁宗朝士大夫採取一致行動貶死名將狄青，充分顯示了文官集團強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須絕對受制於文人官僚，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則。岳飛之死是這個重要原則的重新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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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媾和與士大夫的奪權之路

　　自靖康之難宋室南遷後，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暫時放棄了對權力的壟斷，不得不依靠武人來擺脫滅亡的威脅。在對金作戰中，武將地位上升，改變了北宋文武的格局，「紹興中，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多」[1](卷中，p46)。諸大將亦形成軍閥之態勢，如有岳家軍、張家軍及韓家軍的稱呼。特別讓士大夫難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戰爭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強，一改北宋遭文人壓抑之態，如韓世忠蔑視文人，常侮辱有加，並輕薄地稱之為「子曰」和「萌兒」。[1](卷下，p95)充分顯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見「南渡以後，武臣卑視文士，正與北宋一般習俗相反」（《國史舊聞》陳登原按語）[2](卷十六，p404)。

　　但隨著南宋政權的逐漸穩定，士大夫們立即就展開了對武將的奪權鬥爭。高宗非中興之主，但卻深諳權力駕御之道，遂與秦檜因勢利導，利用士大夫的奪權心理，積極與金人媾和。因為「高宗之為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為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卷十，p185)。媾和與奪諸將兵權是相輔相成的，後者對皇權的潛在威脅還遠大於和議，因為這符合宋代重內輕外的政治原則。絕非僅高宗與秦檜有此意圖，錢大昕就曾指出：「宋於金，仇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甚力。」[4](卷八，p171)媾和而解除諸將兵柄，也就恢復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趙翼看得最透：「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是浚未嘗不有意於議和也。陳與義雲，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5](卷二六，p552)

　　當然，並非所有的官僚都贊成媾和，但紹興八年確實是高宗與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議」為國是。[6](上卷，p278)王船山之論堪為深刻：「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戰求和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3](卷十，p191)雖然在媾和問題上士大夫意見不一②，但在解除諸將兵柄上卻是非常一致的。如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因此激起淮西兵變。而「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複議用偏裨將以分其勢」來解決諸將問題。[7](卷一四○，p2247)秦檜不過完成了浚、鼎等想做之事而已。李心傳對秦檜沒有好感，卻仍肯定其收回諸將兵權的功績：「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為相，欲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7](卷一六九，p2772)李氏之言其實代表了士大夫的集體意識，而秦檜不過是實現了他們的政治慾望。先看看士大夫們是如何參與奪取諸將兵權的，因為失去兵柄才最終導致了岳飛的被害。③

　　由於敵視武人的傳統深入骨髓，加之諸大將之間的矛盾和軍紀問題，士大夫對於武將的敵視態度並未因國難當頭而有所減弱。④還在金人南侵、宋廷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時，他們就開始盤算奪回兵權了。如戶部侍郎柳約建炎初就進言高宗：「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8](卷四○四，p12223)建炎四年(1130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更上疏斥責諸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平時**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擄，甚於外患……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7](卷三一，p605～606)此疏不僅極力渲染武將之威脅，而且充分顯露出對武將的敵視，其「用古法皆當誅」等語可謂殺氣騰騰，已啟高宗、秦檜殺諸將之心矣。所謂「所至驅擄，甚於外患」實為士大夫們真實心態的寫照，顯示了他們不顧大局的極其狹隘的心胸。

　　此後「力主削弱武將力量，收奪他們的兵權，簡直已經成為南宋文臣的共識」[9](p286)。紹興元年(1131年)，汪藻又上奏章，言「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8](卷四四五，p131301)，並獻上「示之以法」、「運之以權」和「別之以分」的「馭將三說」之策，[7](卷四二，p771)其目的就是要以之「漸銷諸將之權」[7](卷四二，p772)。對此高宗心領神會，「後十年卒如其策」[8](卷四四五，p13131)。紹興七年(1137年)淮西兵變後，官僚們更感到解除諸將兵權的迫切性。次年監察御史張戒入對，極言「諸將權太重」，暗示分諸將之權，高宗欣然同意，並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7](卷一一九，p1924)紹興九年二月，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亦上書高宗言：「劉光世竊林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d、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太祖嘗謂宰相曰：『朕指使將帥如偏裨列校。』蓋抑其權勢不使過制矣。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尚此不決何耶？」[10](卷一九三，p1393)周南仲將諸大將醜化為「竊」「清名」、「跋扈之大惡」、「首鼠兩端」，其用心就是提醒高宗重新拾起趙宋防止武人專權的祖宗家法，早日解決武人問題。稍後，左宣議郎王之道上書，明確要求收回諸將兵柄，以文臣統治軍人：「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之外，鹹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7](卷一三七，p2202)對武將統軍的仇視近乎變態，但從深一層來看，這是典型的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維，北宋尹洙早就說過：「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燕，驅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遠，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11](第一編5冊，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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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沒有文臣官僚們的這種集體性的政治意識，高宗與秦檜要想很輕易地奪回諸將兵柄就要困難得多。果然在紹興十一年淮西之戰後，給事中直學士范同就向高宗、秦檜獻上「皆除(三大將)樞府，而罷其兵權」的調虎離山之計。[7](卷一四○，p2247)接著，參知政事王次翁又協助秦檜以犒賞柁皋之戰為名，將韓、岳、張三大將召到臨安，以突襲的方式，解除了他們的兵權，改諸大將屯軍為御前諸軍。至此，高宗終於秉承祖宗家法，與官僚集團聯手再次將武人置於控制之下，南宋政治也重歸北宋的傳統。岳飛的傑出與威望以及對媾和的反對態度，終使其成為武人失敗的祭品。其悲劇命運幾乎是註定的。因為不殺岳飛不足以顯示士大夫的力量，不足以警示其他武人，「(岳飛)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12](卷一三一，p3148)。其他將領如張俊等也只能「效媚以自全」了[3](卷十，p185)。

　　二　岳飛之死的悲劇意味

　　若從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層分析，導致岳飛悲劇的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合力。宋太祖有不殺大臣的誓言，但那不包括武人。岳飛之死象徵了宋代文人政治對武人排斥與迫害的繼續，顯示了他們將本集團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惜犧牲整個王朝的前途。

　　岳飛被構陷而死，並非偶然的歷史事件，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傳統。⑤遠的如北宋曹利用自殺、名將王德用和狄青同遭貶死，近的是曲端。曲端之死⑥其實已經預示了岳飛的命運。文臣張浚「懼其得士心」[13](丙編卷一，p247)，就殘害了這位傑出的陝西名將。張浚所為蓋與秦檜置岳飛於死地並無本質區別，「無論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檜酷害岳飛如出一轍。在自毀長城，誅殺良將這一方面，張浚給秦檜啟迪良多」[14](p141)。他將曲端「坐之鐵籠」以火烤死，下手之「殊極慘惡」比檜有過之而無不及，[15](卷十五，p269)但文士們卻不斷地為其行為尋找借口，所謂「國威不立、諸大將偃謇不恭」[16](甲集卷七，p154)。連周密也覺得難堪：「《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為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為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其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15](卷二，p22)明人沈德符道破真相：「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飛乎，高宗之不能中興者，秦檜為之首，而張浚為之從。」只因張浚還算是抗戰派，後人「不無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17](補遺卷二，p853)其實二人所遵循的都是本朝始終恪守的摧殘武將的政治信條。

　　秦檜陷害岳飛固為無恥，然其手段亦不過效法張浚及其前輩歐陽修、文彥博等而已。歐陽修至和三年(1056年)上《論狄青札子》云：「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聲名，自其初掌樞密，進列大臣，當時言路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蓋由軍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國樞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18](第十六冊，卷六八二，p579)所列狄青之罪名難道不是「莫須有」嗎？仁宗還想保狄青，但文彥博提醒皇帝：「太祖豈非忠臣。」[19](卷七，p327)遂出陳州。文彥博還每日兩遣中使撫問，終使狄青驚疑發病而死。岳飛與狄青之命運何其相似，清人昭璉就感嘆：「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廣南，稍為生色……乃歐陽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豈人臣為國愛惜人材之道？狄公終以憂憤而卒。其後賊檜誣陷武穆者，亦襲歐陽之故智也。」[20](卷二，p42)從文化心態上看，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後快，不僅懼其得人心，「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觀，嘆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8](卷三一九，p10384)，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仁宗勸他去其面黥，他卻說：「要使天下賤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21](卷十二《記事》，p349)這種自信與提高武人地位的意識最為文人所嫉恨。故歐公雖承認狄青「事藝實過人。比其流輩，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心共服其才能」，但狹隘的政治心胸仍使他貶其「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18](第十六冊，卷六八二，p579)狄青、岳飛及曲端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將，不是那種文臣最喜歡的頭腦簡單的莽夫，因此他們絕難被宋代的政治體制包容。

　　歷史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簡單，歷史人格更具複雜性。宋代士大夫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濟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並非完美，他們還有排除異己，為維護本集團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大局的另一面。王夫之揭露其弊：「懷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僅僅一狄青、王德用而猜防百至。豈無可用之人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3](卷六，p120)足見文人政治並非理想的世界，其雖有文化之功績，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強藩之禍」[22](p580)，然此實為一種畸形的文化。沒有哪個國家實體只靠修文崇士、擅寫文章辭賦就能夠長盛不衰的，一旦外敵入侵，如空中樓閣的繁榮瞬息就滅，士大夫們也只能「以走為安，以和為幸」了[3](卷十，p171)。而當這種狹隘的集團利益蔓延之時，遂「皆蓄菹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3](卷十，p185)。岳飛死後，僅一胡邦衡上言請斬檜為飛鳴冤，而不少官僚不僅不為岳飛洗冤，反助紂為虐，迫害岳飛家屬。「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其活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宜存留，乞緩其所急，使盡殘年。」[23](卷六)這種斬草除根之想法，可謂狠毒。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朝散郎姚岳獻書秦檜，以岳州與岳飛姓同，請改為鈍州。[7](卷一六八，p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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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飛之死固有其個人因素，如少自晦，不像張俊、韓世忠等於臨安廣置田宅，使主上放心，遂犯人君大忌。但須明辨的是，岳飛其實死於宋代固有之文人政治，其「遇秦檜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檜之奸而抑難乎其免矣」[3](卷十，p191)。應該跪在岳飛墳前的決不止秦檜一相，亦不必高宗一君，士大夫亦是其同謀。岳飛之死顯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劇性質，文人壟斷政治，極力摧殘傑出將領，無論其如何斯文昌盛，最終只能淪亡於異族。士大夫的樂園，僅靠道德文章是難以支撐的。

　　三　自陷於歷史困境中的文人政治

　　岳飛冤案不僅具有文化之悲劇，更透視出宋代文人政治的歷史困境。南宋的滅亡和北宋何其相似，都被外族征服，同樣是百多年苟安後的毀滅。岳飛死於南宋媾和的開始，士大夫雖取得了對政權的全面控制，卻再一次重複自己的惡性循環——以文馭武所導致的國弱，堅守以歲幣求安之道，最後愈加腐敗，走向敗亡。宋代文人向來有求學問之精進，講道德之熱情，但卻絕少自我批評與自省精神，而且日趨保守和退步。汴京淪亡，幾十萬官民被擄往北方，對士人而言本是非常震撼心靈的歷史悲劇，但作為本朝政治靈魂的士大夫們卻沒有積極反省，改革政府管理，對於文武兩途稍有平衡之策，以恢復中原為志向。他們不僅不吸取教訓，反而將祖宗制度繼續貫徹到底，將北宋之亡歸罪於王安石變法，並將荊公列為首罪，將其從神宗廟逐出，換上司馬光，這就是官僚們從靖康之難中得到的最大啟示。他們的保守、不思進取的封閉的政治人格不是減少了，而是延續著。以此而言，岳飛的北伐是難容於士大夫的，他的死也是必然的。⑦

　　北宋之亡的一大原因就是關鍵時刻因「文臣主兵，多次決策錯誤」[9](p286)，包括主戰的李綱等都是如此。宋代政治體制抑制武人，以文臣馭軍，但是整個宋代，文臣領兵很少取得軍事勝利。對西夏的戰爭就是如此，大多數的當世名臣如夏竦、韓琦和范仲淹等先後都去了陝西前線，「但既無力征服對方，也不能扭轉被動挨打的基本戰局，不過維持而已」[24](p341)。北宋最輝煌的軍事勝利是平定儂智高叛亂，而主帥恰好是狄青。而文人成功的大概只有王韶開熙河。⑧

　　文武本兩途，文人與武人各有所長。漢唐盛世都是文武協力創造的。但宋朝為防止武將，以文人統軍，徒然消耗巨大財力與士兵生命。文人之性情、氣質本不適合戎馬，從其前線的文字亦可見其一二。如果說岳飛之《滿江紅》尚有真偽問題，那麼其《五嶽祠盟記》中「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逾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25](家集卷十，p982)的慷慨激昂，比之范仲淹《漁家傲》中「將軍白髮征夫淚」的哀怨就是兩種精神。後者的詞，說得不客氣一點是表露了畏戰的情緒，這樣的詞流傳於邊地，只能是動搖軍心。北宋之亡已是前車之鑒，但官僚們並沒有清醒，他們繼續陷入歷史的困境中，執著於「重文」政治下「以文馭武」的傳統。南宋諸大將經過多年與金人的作戰，戰鬥力已得到較大提高，即使不能直搗黃龍，但也不至於讓金人僅以「三柩(徽宗、鄭後與邢後之棺)一老傴(高宗母韋後)坐致其稱臣納幣」[26](卷二○，p387)。南宋以文人統兵，敗戰不斷，最典型的是張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擁兵，去戰陣千里之外」[20](卷四，p32)的方式指揮作戰，結果先以富平慘敗丟失整個陝西，符離之潰又導致隆興北伐失敗，徒然耗費國家財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評最當：「其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15](卷二，p22)但就因其士大夫身份，敗亦不遭懲罰，後之史臣還不斷地虛美其人。有宋一代文人防範武將的觀念根深蒂固，南宋羅大經就言：「自古夷狄盜賊之禍，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13](乙編卷三，p175)可見，文士們始終將武將看做朝廷之最大隱患。

　　平心而論，宋之士大夫比前不如東晉門閥貴族，甚至也不如後來的明代士大夫。明朝皇帝對士大夫摧折有加，不僅有廷杖之辱，還以重典治之，但明之文人卻多有強烈之自省精神，因其多危機意識少優遊之生活。明文臣對武將較之宋人尊重得多。他們以媾和為恥辱，以致崇禎欲與後金談和也不能明講。東晉貴族以其自信和自尊對北方胡人是堅決抗戰，「還沒有一個朝代像晉代那樣，經常不斷地從南方向北方發動進攻。並且一次也沒有同敵人講和過」[27](p302)。蓋那時士大夫身份非君主任命，經濟上也沒有宋代士人那樣依附於皇權。他們「在門第上有很強的自負心理，對待夷狄絲毫也不考慮讓步，這形成了國家的自尊心」[27](p303)。宋代君臣有這樣的自尊嗎？在北宋，以納幣事遼、夏為長策，到南宋仍堅守歲幣奉敵的模式，沉湎於安逸，不少文人卻稱苟安之局為中興。正是這種「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28](卷十四，p260)的政治惰性，最終使南宋重蹈北宋的覆轍。顧炎武認為宋代重名節，說「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29](卷十三，p595)這其實是把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估計得過高了。陸放翁言：「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饋以食，遂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30](卷一，p6)這才是真的歷史，所以有人說，「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7](卷四二，p772)。宋亡之時，忠節如文天祥者固然不少，但更有如方回那樣的無恥士大夫⑨，其「貪、淫、驕、專、吝、詐、褊、徼幸及老繆」等品格足可體現當時士風之墮落。[31](別集上，p251～252)元軍逼近臨安，士大夫紛紛「避匿遁去」。謝太后痛心感嘆：「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8](卷二四三，p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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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為文化所培養，後世多讚揚宋朝的「仁厚」，此種制度雖然提高了士人的地位，但當其日益發展為只「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組織」[32](p129)時，它的缺乏生機也就顯露出來，宋政之弊恰在於對士大夫太過「仁厚」了，孝宗就深有感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31](前集，p22)士大夫享受優待既久，朝廷又無重典制約，那就只能造就一個貪圖安逸的官僚群體。如許倬雲所批評的，「這樣一個號稱仁厚的政府，號稱仁厚的傳統，因為沒有選擇好的留下，壞的淘汰的機制，以致這個政府變得越來越大，沉積越來越多了」。[33](p129)官僚中幾個較清醒者稍想改變一下，做點實事，即遭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不僅是改革的失敗，更是所謂「宋型文化」的失敗，這是一個無奈的歷史困境。⑩陳寅恪稱讚宋代文化之盛，但其實僅能指道德文章而言。「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學問，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養都很好，但這些人一輩子所受的訓練都是為了道德文章，不是為了管理政府，不是為了開拓一個新的局面」[33](p135)。宋代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絕後的待遇」之下並未對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34](p189)，反而滿足於群體狹隘利益，徘徊在歷史的困境中，不斷循環著歷史的錯誤。秦檜嘗言：「士人趨向不正久矣。」[7](卷一五三，p2467)撇開其政治目的不論，其言中的。

　　宋之君主為鞏固皇權，選擇了依附性最強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就選擇了自己的命運。禮遇士大夫，給以超過前代的優厚俸祿，最終形成一個只追求集團利益的官僚政治體制，培養出一種缺少進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宋室南渡本可以重新布局，開拓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納幣和遼的集體法則，在鉗制武人的信條中苟安一時，紹興十一年的岳飛之死，標誌著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閉在歷史的困境中。「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25](家集卷十，p981)。這是岳飛被陷害前不久的絕筆，象徵了一個歷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劇宿命，後來南宋有恢復大志的人如辛棄疾等，其痛苦心靈莫不是在此困境中悲歌。

　　注釋：①何忠禮在《岳飛遇害是宋高宗蓄謀已久的陰謀》一文中，將岳飛之死聯繫到文人對於武將的歧視和迫害傳統，不過該文主要還是論述宋高宗對岳飛的謀害。(見《岳飛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85～107頁)此外，近幾年的一些論文，如李亞平的《岳飛必須死》(載《神州》2005年第5期)、吳思《岳飛必須死嗎？》(載《小康》2005年第3期)等對岳飛死因也有深入探討，但主要還是從岳飛與高宗個人關係、岳飛的死與宋金媾和內在聯繫方面來分析的，從文人與武將關係的角度來解析岳飛死因的尚不多見。羅家祥《歐陽修與狄青之死》(《學術月刊》2008年第4期)已注意到武將在宋代文人政治中的悲劇命運。

　　②林天蔚指出，宋大臣們抗章議和，多是因「江南招諭使」五字有損國體。而屈膝稱臣，在建炎年間，宋高宗早已為之，未聞有一人反對。參見《宋代史事質疑》，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74頁。

　　③有學者認為士大夫奪權並不一定會導致岳飛被害(虞雲國：《論宋代第二次削兵柄》，見《細說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不殺一武將是不足以顯示士大夫政治威力的，故一解除兵權，秦檜就想對韓世忠下手，後來才選擇了岳飛。最重要的是陷害武將本是宋代文人政治的悠久傳統。

　　④何忠禮就指出：「文臣對武將的攻訐，在南宋前期多得不勝枚舉。」參見何忠禮《岳飛遇害是宋高宗蓄謀已久的陰謀》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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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兵權不可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為藏身之固也久矣。」(《宋論》卷一，第15頁)

　　⑥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第267頁載：「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雲店，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

　　⑦馬蕭蕭《從岳飛命運看南宋的軍事戰略》一文說：「南宋的軍事策略與北宋一脈相承，面對日益激烈的生存環境，不但沒有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相反在軍事策略上，逐步由被動防守到主動請和，由主動請和到屈膝投降，由戰略失當再到戰略錯誤，最終招致覆滅命運。」(《文教資料》2008年3月號上旬刊，第73頁)

　　⑧王韶開熙河雖獲成功，但亦多遭士大夫批評，少有讚揚。如指責「王韶在熙河，多殺伐」(《後山談叢·萍州可談》卷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69頁)。

　　⑨宋季士大夫如陳宜中、吳堅、章鑒、賈餘慶及劉岜等無一不是低能無恥更有過於方回。「方回人格」實代表了宋末世風的墮落典型。

　　⑩呂思勉指出：宋士大夫「修養的功夫，偏於內心，而處事多疏。又持論過高，往往不切實際。所以宋儒是根本不適宜做政治事業的」。(《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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