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

嶺南文化猶如一個多變的孩子，有很多人文元素，其中包含了叛逆、創新、原生和自由等，在大海之邊，掠過波濤的海面，像極了嶺南人特有的戰鬥精神，這片中國古代中的南蠻之地，迸發出了不同的色彩，如果說「佔中」就像一個旋轉的失控陀螺，那嶺南文化就好似背後揮舞皮鞭的無力老者，對其也有影響。

從地域上來說，嶺南文化大體分為廣東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塊。明清之際，嶺南三系文化相互融匯貫通，嶺南文化真正有自己獨立的風格、精神，並區別於南方文化。嶺南文化形成後在政治、哲學、學術、藝術、經濟、工藝和生活各方面全面發展，至晚清達到了高峰時期。到了近代，嶺南得風氣之先，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種文化思潮交錯而織成絢麗多彩的畫面，嶺南文化成為中國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發展的先導。從洪秀全金田起義、康梁變法、何子淵的教育革新到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嶺南文化始終是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領導力量。

「日啖荔枝三百顆」的叛逆

嶺南文化務實、開放、兼容、創新，嶺南學術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繼傳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並進行創新，孕育出不同風格的思想流派。

在貶謫嶺南六年多的時間裡，蘇軾仍對嶺南的佛道文化、旅遊文化、飲食衛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傳播或建設，既在逆境中調節了自己的身心，也傳承了先賢的文化精神，成為北宋時期貶謫嶺南造福嶺南最著名的詩人。

蘇軾的人生思想成為後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千百年來，他的性格魅力傾倒過無數的中國文人，人們不僅歆羨他的剛正不阿，對萬物的灼熱同情心，更景仰其「心靈世界中洒脫飄逸的氣度，睿智的理性風範，笑對人間厄運的超曠」。

蘇軾在流放嶺南當時那片「瘴癘之地」時，雖然也在如前所引的書信中對友人傾訴過，但卻並沒有就此沉淪於自怨怨人，更沒有像此前流放這裡的文人一樣卒於流所，而是採取了隨緣委命、持中變通的思想取向，迅速轉換角色，以一個叛逆者的心態去面對，並不屈服於現實，一方面他充當了嶺南文化的改造者並對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嶺南文化也熏染了他，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才有他北歸途中「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豪壯之語。

嶺南雖然是宋朝的「南蠻」之地，但是貧瘠的土地上也養育了嶺南人特有的「樂苦」精神。嶺南有著深厚的苗蠻文化的根基和完整的民族文化傳統。蘇軾的人生思想以儒立身，以佛治心，以道養生，可以說是將中原地區各類代表文化很協調地雜糅於一身。他身上原有的文化在長期的嶺南生活中得到了新的洗禮和碰撞，從而成就了他曠達的性格和臻於圓熟的「處窮之道」。

蘇軾被貶至惠州卻處之泰然，面對逆境，他以叛逆的心態來面對，唱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戰鬥心態，這種戰鬥心態歸功於他的叛逆。

反觀現在，香港的「佔中」體現的正是一種群體的「叛逆」，他們身上具有嶺南文化「叛逆」的一面，這種叛逆就很像一個不聽話的孩子，但是有自己認為的道理，就要鬧一鬧，從香港「佔中」可以看到，嶺南文化在這裡得到了體現，那種戰鬥性情，附帶有叛逆的心態，不屈服於逆境的心理。現在香港社會大都認為自己的社會思想潮流是受到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影響，並且樂在其中，大家在街頭津津樂道，殊不知他們自己恰恰就是受嶺南文化熏陶的，這個「美麗」的錯誤可能人們自己都不知曉，就好比自己是中國的孩子，非要說自己的父母是國外的，尋根溯源，香港如今的自由民主原來還是受嶺南文化影響的。

「潮州幫」的兼容開放

與蘇軾叛逆的嶺南精神不同，嶺南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開放心態。著名的嶺南畫派，就是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借鑒了西洋畫的技術而形成；飲譽世界的粵菜風味，不但吸取了中國八大菜系的技藝，也吸取了西菜烹飪之精要。特別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更發揮了這方面的潛質，在全國率先敞開大門，在對外經濟、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這其實並不是偶然的。

嶺南不光有開放的精神，由於其地區遠離中國傳統文化內核，處處迸發出一種超越「傳統導向」的進取精神。鄭信是在泰國建立吞武里王朝的廣東人，而在近代文化史上，湧現了一批努力超越傳統導向的文化名人，如嶺南畫派祖師高劍父、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思想啟蒙運動的先驅康有為梁啟超等，這些燦爛的群星，代表了嶺南文化的思想，他們的言行與業績，亦可見嶺南文化的特異風格。

潮汕商人的足跡，「上沂津門，下通台廈」，遠至新加坡、暹羅一帶，形成了當時商業系統著名的「潮州幫」（潮商）和「廣東幫」。商品經濟的發展，鑄造了嶺南文化講求實利實惠，偏重商業的傾向。直到今日，廣東依然是中國對非洲出口的主要通商口岸，一些「廣東幫」仍然活躍於此。

在歷史上，嶺南文化向來被視為非主流的邊緣文化，一直遭到主流的傳統文化的輕視和排斥，甚至在近代嶺南文化走向全國之時，它的主流地位也未得到認可，這種狀況影響至今，所謂「廣東是文化沙漠」之類的論調便是證明。這往往出於偏見或者無知。為今之計，理當對嶺南文化給予正確認識和評價，充分肯定、大力弘揚、認真正視是應有的態度。

嶺南人不必妄自菲薄，從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中發現優秀的因素，在複雜紛紜的形式中梳理出優長的特質，如務實世俗、重商遠儒、兼容求新等，從而建立自己的評價標準。這種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嶺南文化也使得這一文化深入人心，影響到社會和人們的行為處事。

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中，「佔中」反對者雖然高呼停下來，但是沒有結成意識形態聯盟去抵抗這種風潮，並且也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的，這證明了嶺南文化，包容和開放的一面，可以最大限度的容忍新鮮事物的存在。這也有嶺南文化對於新鮮事物採取的一種保守的態度，因為嶺南文化是以廣東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標準，它允許新的意識形態出現，像沙漠之中很渴求甘露降臨一樣，只要能解渴，短期允許它的存在是可以的，這無疑也再次暗示了香港佔中不是西方思想主導，而是受嶺南文化風潮影響。

「壞孩子」原生自由，好走偏門

由於嶺南文化特有的原生性，使它格外自由，外界很少干預到它的一些「壞苗」的產生，這使得幫派主義在嶺南地區極為興盛，尤以香港的三合會著稱。

三合會是香港傳統黑幫社團的統稱，很多華人黑社會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會，所以尤其在香港，一般用來泛指華人黑社會組織。現今香港大約有57個三合會組織，大部分屬於小型街頭幫派。大型的三合會組織，包括新義安、和勝和、14K等，人數達幾千人，像美國、義大利等地的黑手party一樣，都是久經事故的犯罪集團。有說法稱香港現在正式的黑社會成員大約有25萬，而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員的話更高達50萬左右。所謂「山高皇帝遠」，嶺南地處南遠沿海地區，在中國開放初期管理也有一定難度，所以造就了這種原生態式的幫會發展，非常自由，民間有一句話，「山東出綠林好漢，嶺南好出山大王」，嶺南的幫會不太同於其他內陸地區的幫會，嶺南的幫會十分重視義氣，他們的信仰就是關公。

隨著三合會的發展，新義安成為當中的寡頭崛起，並在1980、1990年代控制了香港的電影業。不過近年來由於兩岸反黑組織的聯合打擊，三合會組織的活動範圍被急劇縮小，因此賺錢也不再容易，這樣各幫派頭目的爭奪鬥爭就不像以前一樣激烈。新義安幫派對嶺南自由化主義的發展和繼承起到了關鍵作用，電影即是手段之一，新義安在電影圈有很大勢力。

從90年代開始，由於香港警察的貪污問題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一些曾經的黑幫大佬也轉作合法生意，成為社會名流。如今港片中雖然還有黑幫，但傳奇色彩已無。當年著名的大佬們離觀眾太遠，誰真誰假並不是那麼容易分辨。一些帶有嶺南文化特色的作品，也被保留併流傳了下來，其中就有很多原生性和自由化色彩的電影，電影業宣揚了嶺南文化的戰鬥精神和叛逆感，一定程度上又催生了嶺南人的叛逆感。

在「佔中「後期，爆出懷疑黑幫人士參與佔領行動。另警方情報指出，有江湖人士現身金鐘佔領區。這也表明了嶺南文化影響下，香港幫派對於「佔中」這一事件的態度，沒有中立，反而積极參与進來，這或許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嶺南文化中的戰鬥元素。

如今，嶺南文化概念已經基本退據珠江流域、韓江流域。所以，廣東與香港在文化上較容易達到融洽，形成同構。因而，人們關於嶺南文化的現代性審視離不開對香港的認識。嶺南文化「得風氣之先」，又「開風氣之先」，廣東作為全國最大的僑鄉，華僑歷史悠久，華僑文化積澱深厚，受華僑文化反哺的現象很多，如潮州善堂，就是華僑文化反哺的結果，它也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華僑華人是個特殊的群體，這種聯繫最突出地體現在文化紐帶上。嶺南文化反哺社會群體，是當初締造這一文化的思潮領頭人的一種回饋，作為傳承嶺南文化的獎賞。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這是歷史的進步，嶺南文化亦如此。但是，對於嶺南旅居海外的華僑來說，「落地生根」不等於文化同化。事實上，他們的文化仍然保持著民族性，中華文化仍然是華僑的母體文化，是華僑的根。另一方面，華僑留居海外之後，與當地文化「通婚」，吸收當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表現出較強的時代性和先進性。要建設「新嶺南文化」，就是要研究華僑文化這種兼容中西文化的特質，找到它的內核和「根」，豐富和發展嶺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