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寶榮:魯迅小說英譯面面觀:藍詩玲訪談錄

作者簡介

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翻譯學專業碩士生導師。曾為英國倫敦大學、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有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翻譯史等。

內容摘要

英國學者藍詩玲是活躍在當今中國文學英譯舞台上的著名漢學家之一,著譯等身,其譯作尤以2009年出版的魯迅小說全譯本最受關注。本訪談聚焦藍詩玲翻譯魯迅小說的過程、遵循的原則及藍譯本的出版、銷售、評論、接受等,兼及她翻譯的其他中國現當代作品。此外,訪談雙方還對魯迅小說楊憲益、戴乃迭譯本和萊爾譯本的準確性和流暢性、語言與風格特點及傳播接受效果等進行了探討。最後,就藍詩玲針對某些翻譯難題採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做了具體深入的討論。本訪談涉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當今西方文學生產場域中的地位及其傳播接受以及藍詩玲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及其做出的決策和選擇,雖是個案,一定程度上也揭示、指出了中國文學在西方翻譯、出版、傳播和接受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過去和未來,問題與對策。

藍詩玲(Julia Lovell,1975~),劍橋大學現當代中國文學博士,現為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歷史系教授(reader)。在學術研究之餘,藍詩玲積極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英譯。主要譯作有:韓少功的《馬橋詞典》(2003),朱文的短篇小說集《我愛美元》(2006)、《媒人、學徒與足球迷》(2013),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2008),薛欣然的《天葬》(2005,合譯),張愛玲的《色,戒》(2007,合譯)。

2009年11月,企鵝出版社推出藍詩玲翻譯的《魯迅小說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收入「企鵝經典文庫」(Penguin Classics)。藍譯囊括魯迅小說34篇(含文言小說《懷舊》),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英文全譯本。楊憲益、戴乃迭譯本(下稱「楊譯」)(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 Call to Arms and Wandering, 1981;Old Tales Retold, 1961),涵蓋《吶喊》、《彷徨》、《故事新編》,卻獨獨遺漏了《懷舊》。美國學者萊爾(William Lyell)的譯本(下稱「萊譯」)(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1990),囊括《吶喊》、《彷徨》中的全部作品及《懷舊》,但未收《故事新編》。在世界更多關注中國的今天,藍譯的出版具有特別的意義。美國漢學家華志堅指出,當今,中國的國際影響與日俱增,外界應更多了解其文化成就;魯迅小說「為外國讀者破譯一個民族的文化密碼提供了線索」,因而是必讀的。1

魯迅小說關涉特定的中國歷史背景,加之中西語言文化間的巨大鴻溝,想把它們譯成優雅的當代英文,使英文讀者能輕鬆讀懂,絕非易事。同時,藍詩玲面臨的更大挑戰是如何超越質量上乘、擁有大量讀者的楊譯和萊譯。前者以「準確、通順」著稱,後者則以創造性再現魯迅「文白夾雜」的風格及提供詳盡的背景知識見長。2從有關書評看,藍譯獲得了認可和好評。英國漢學家吳芳思指出,他眷念準確、優雅的楊譯,但在比較藍譯和楊譯後卻欣喜地發現「兩者同大於異」;「總體上,藍詩玲譯得不賴(a fine job),我們必須相信魯迅會擁有一個新的讀者群。」3華志堅認為,在現有英譯本中,「藍譯可說是最可讀易懂的」,「為魯迅享譽於華文世界之外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機會。」4

藍譯甫問世,即引起多方熱切關注,除李梓新見刊的專訪文章,網路上還可見兩篇訪談錄。52010年春,我在香港大學著手撰寫博士論文《魯迅小說英譯史》,計劃為藍譯專辟一章,因而覺得有必要訪談她。適逢港大資助我赴倫敦大學短期訪學,促成了計劃中的訪談。訪談以英文進行,時間在2010年6月9日中午,地點在伯克貝克學院藍的辦公室,持續80分鐘左右。我事先徵得藍詩玲的同意,對訪談做了全程錄音,事後整理出文稿,英文謄稿經藍親自審訂。以下是本次訪談的中文版本,全文由我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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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出版緣起

汪:這次翻譯魯迅小說,是你自己想做還是企鵝出版社請你做?

藍:兩者兼而有之吧。我個人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做,而企鵝很願意把一些現代中國名家名作列入「企鵝經典文庫」出版,問我想不想翻譯魯迅小說。當時我想是重譯魯迅小說的時候了,因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經典作家。於是我就同意了。

汪:你跟企鵝出版社關係不錯?之前你有沒有為企鵝翻譯過什麼作品?

藍:之前我跟企鵝並不熟,也沒有直接為他們譯過東西。2006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譯的朱文的《我愛美元》,後來企鵝買下了這部書平裝本的版權,我和企鵝出版社就慢慢熟悉起來了。6

汪:你為什麼接受企鵝的約請?是因為你讀大學時讀過魯迅小說嗎?當時你讀了幾篇?

藍:只讀了4-5篇。我記得是《明天》、《葯》、《阿Q正傳》和《孔乙己》。

汪:怪不得你說自己最喜歡這幾篇。7

藍:也許吧,我覺得這幾篇很有震撼力。

汪:那時讀魯迅小說你覺得容易嗎?

藍:哦,很難。

汪:你是藉助英譯本讀的嗎?

藍:不是的。我藉助的是一本很有用的書,那是劉殿爵(D. C. Lau)編的《魯迅小說集辭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書的一面是魯迅小說原文,另一面列出疑難辭彙,配有注音和釋義。

汪:你認為自己是魯迅研究專家嗎?

藍:我不是。有人窮其一生研究魯迅。我當然不是魯迅研究專家,但我很喜歡魯迅的作品,讀過很多研究魯迅的書。

汪:魯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作家,你覺得他的小說應該交給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翻譯嗎?

藍:我想任何一個懂中文、有文學鑒賞力、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能翻譯魯迅的作品。出版商約我翻譯魯迅小說,我很喜歡做。每個譯者翻譯時都有自己的側重點;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魯迅走向更多的讀者。

汪: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是魯迅研究專家,你的譯本就不能走向廣大讀者?

藍:翻譯是個體行為,不同的譯者會採用不同的手法。魯迅研究專家知道很多有關作者和故事的細節,因此能夠譯得很出色。但我想無論哪一種譯者都能譯好魯迅小說,因為譯者要對原文、譯文讀者及出版商負責,無論你是專家譯者還是非專家譯者,都有一大堆要求等著你。

汪:你事先想過翻譯魯迅小說的難度嗎?

藍:我知道會很難。後來,整個工程比我預計的耗時更長,因為企鵝想出版一本有特色的書。起初我只想翻譯魯迅的部分小說,但出版商覺得如果能翻譯、出版魯迅小說全集會更有意思。最初跟出版商洽談時我沒想到會是這麼大的一本書,不過書出版後我很開心,因為把魯迅小說全部譯出,並且收錄在一本書里整體出版,這還是第一次。

汪:先前的魯迅作品英譯本(尤其楊譯、萊譯)還在坊間流通,為什麼企鵝出版社決定推出新譯本?

藍: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語言在變,人們對語言的態度也與時俱進,因此有時重譯是很重要的。當然,原有的魯迅小說英譯本都很好,它們是我翻譯時參考的好榜樣。二是出版商打算把現代中國名家名作列入「企鵝經典文庫」出版。企鵝很有影響力,這個文庫的市場銷路不錯。大多數英國人都知道這個文庫,買書時會受到文庫選目的影響。但此前的魯迅小說英譯本要麼由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出版,要麼由西方的學術出版社推出,難以觸及普通讀者群。

汪:你說的是普通英文讀者?

藍:對,就是那些不知魯迅是誰的讀者。如果你在學中國文學,知道魯迅這個人,聽過他的名字,就會找來他的作品的譯文看。但如果你只是一個想讀點中國小說的普通讀者,就不會知道夏威夷大學出版社(萊譯的出版者)或中國的外文出版社(楊譯的出版者)。這次把魯迅小說列入「企鵝經典文庫」出版,中國文學就能進入西方書市的主流銷售渠道。

汪:企鵝出版社預期這本書會有好的銷路嗎?

藍:我真的不清楚,我也沒有什麼預期,我想這很難預測。你得去問出版商。

汪:你的譯本主要針對哪些讀者?

藍:對魯迅感興趣的英國、美國和澳洲的受過教育的普通讀者。

汪:這些讀者把魯迅小說當作社會歷史文獻還是文學作品來讀?

藍:人們捧讀一部文學作品,都想對成書的那個歷史時期有更多了解,這很自然。

汪:你是說西方讀者更感興趣的是魯迅小說能告知他們一段中國的歷史(即清末民初)?

藍:某些程度上是這樣。但這個問題你得去問讀者,因為你不能預測人們想從魯迅小說里讀出什麼來。有的讀者儘管在英國長大,但他們的生活經歷比較特殊,會發現自己的家庭背景和魯迅的有些相似,所以會被魯迅吸引。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偏好各異,不能一概而論。

汪:這本書2009年11月份出版後銷售情況怎麼樣?

藍:我想賣得不錯。書賣得比預期的好,讓出版商很吃驚!

汪:你收到過讀者對你的譯文的反應嗎?

藍:至少目前我還沒有聽到讀者對譯文的抱怨。

2

翻譯過程回顧

汪:整個翻譯工作花了你多長時間?

藍:前後加起來大約六個月密集的艱苦工作,但差不多一年半後才交稿,因為當時我有很多別的事要做。

汪:六個月?這麼快?你是不是為此請了學術長假?

藍:是的,當時我在寫一本書。8

汪:你真是一個研究和翻譯快手!這兩件事不衝突嗎?

藍:時間上當然會有衝突,但沒法子啊!譯作不算研究成果,所以我得邊做翻譯邊做研究。

汪:以前你翻譯過魯迅小說嗎?

藍:沒有,這次我是從零開始的。

汪:企鵝有沒有定下交稿期限?

藍:有的,但後來出版商允許我延期,因為我想請我的一位老師校閱譯稿,比照原文看看我有沒有譯錯。我請的是杜博妮教授(Bonnie McDougall)。她的校閱和潤色棒極了,我對她很感激。

汪:翻譯時你享有絕對自由嗎?出版社或其它機構或個人有沒有干涉你對翻譯原則或策略的選擇?

藍:我有完全的自由。

汪:你交譯稿後,出版社有沒有找人修潤?

藍:他們找了一位名叫Sarah Coward的文字編輯(copyeditor),她主要負責看稿和提出格式、版面方面的改進意見。如果她發現譯稿中某個地方的英文不夠優美雅緻(elegant),也會提出改進建議。

汪:她對照原文看譯稿嗎?

藍:那是杜博妮的事。我還請我的兩個中國朋友邱於芸(Vicki Yu-yun Chiu)和孫賽茵對照原文校閱我的譯稿。

汪:這麼說出版社沒有試圖改動你的譯文?

藍:我的文字編輯很出色,幫我做了很多事:仔細校稿以保證譯文風格前後一致,發現譯文讀起來不順也會提出建議。

汪:但文字編輯不會關心譯文是不是忠於原文,對嗎?

藍:不會。她不懂中文,所以不知道譯文是不是忠於原文。

汪:在翻譯魯迅作品之前你譯過朱文、韓少功和閻連科等人的作品,你發覺魯迅的文字和這些當代作家有何不同?

藍:當然不一樣。魯迅在20世紀20-30年代寫小說,朱文等人的作品則寫於90年代或2000年後。成書時間不同,語言差別自然很大。魯迅的文字有點「半白半文」的味道,我是說白話文裡面摻雜了一些文言。

汪:翻譯魯迅小說你感覺有壓力嗎?

藍:壓力挺大的,因為不少人翻過他的小說,人們會拿我的譯文跟以前的譯本比較。另外,魯迅太有名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了解魯迅。朱文或韓少功則不然,我是最早關注他們的譯者之一,因此人們可以拿來比較的譯本幾乎沒有。

汪:翻譯魯迅小說時你遇到了哪些困難?

藍:困難可以說俯拾皆是,特別是把中文譯成英文。歷史上,這兩種文化各自演進,互不相干,語言方面也相去甚遠。我發現最棘手的是魯迅小說中出現的各種文學和歷史典故。譯者須藉助靈活變通的手法,才能讓讀者明白它們的含義。

汪:你在理解原文方面有沒有遇到困難?

藍:當然有,但我可以請教很多中國朋友。

汪:你有沒有查閱參考書?

藍:查的,有時以前的譯本也能幫我。

汪:為什麼你翻譯時用的底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1981年版《魯迅全集》,而不是2005年的新版《魯迅全集》?

藍:我問了杜博妮,她說1981年版《魯迅全集》很好,糾正了舊版中的一些錯誤。同時,這個版本容易弄到,我想夠用就行了。

汪:讀原文時遇到歧義或不確定的地方,你是不是依靠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

藍:是的。不過有時我也參照了2005年版《魯迅全集》。孫賽茵專門拿我的譯文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對讀,看看內容上有沒有出入,但這種情況很少見。問題不在底本,而在我對原文的理解。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幫助。

汪:除了底本,你是不是還依賴自己的專業知識或直覺?

藍:都有,但我從不瞎猜。一旦發現自己在亂猜,我就向朋友求助。

汪:但是人們的知識結構和閱讀期待不同,對同一個文本會有不同的理解。

藍:確實如此。碰到疑難點,我會聽取兩三種意見,然後自己做決定。

汪:楊憲益曾指出,魯迅作品「比較遵守語法規則,較易翻譯。」戴乃迭也喜歡譯魯迅的文字,認為許多中國現當代作品「不太合乎語法,喜歡拐彎抹角」,因此他們翻譯時不得不刪削一些句子。9你是不是有同感?

藍:翻譯朱文、韓少功和閻連科等人的作品時,我覺得比較自由。因為作者都還在世,我可以直接問他們:「我覺得原文這兒用英文表達須自由點,因為直譯行不通。我能用一個字面上不很忠實但緊貼原文精神的法子嗎?」他們說:「當然可以,翻譯本身是一種再創造。」至於魯迅,我不敢這樣做,因為擔心讀者會有意見。再說,魯迅早就去世了,我沒法當面問他:「魯迅先生,請問我可以改動您的文字嗎?」

汪:你在書的「致謝」中說,「參閱魯迅小說的先前譯本,特別是楊譯和萊譯,使我獲益甚多」(p. vii)。你有沒有參考其它譯本?

藍:沒有。我覺得參考兩個譯本足夠了。我翻譯朱文、韓少功等人的作品時,可供參考的譯本一個都沒有。

汪:20世紀30年代,王際真用流暢的美國英語翻譯了10餘篇魯迅小說,後來以《魯迅選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1941)為書名結集出版。卜立德認為,王際真追求譯文的通順,因而「習慣性地刪略和重組句子」。10我發覺你的翻譯路子和他的有些相似。你有沒有參考王譯?

藍:沒有。這個譯本我聽說過,但沒有讀過。

汪:楊譯和萊譯在哪些方面對你有幫助?

藍:主要在原文的語言方面,有些地方我理解不透徹,它們能幫我弄明白。同時,看別人怎麼譯,不僅有趣,還能激發我的靈感。我的翻譯路子跟他們的稍有不同,不過讀別人的譯文真的很有趣。

汪:我想知道你是怎麼翻譯的,是不是先讀原文,在腦子裡形成譯文,把它寫下來,然後讓朋友提建議或直接修改你的譯稿?

藍:我先譯出初稿,然後潤色,直到我覺得英文夠優美雅緻了才罷手。至於原文中那些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我會參考以前的譯本,也請朋友幫忙。

汪:你是說翻譯時你並不參看楊譯或萊譯?

藍:當然不!那樣做的話會受別人翻譯風格的影響,太危險了!除非某個語言點我搞不懂,才會去參考前人的譯文。

3

翻譯策略反思

汪:你在「譯文說明」指出,你試圖「在總體上不犧牲語言準確性的前提下提升譯文的通順性」(p. xliv)。但在翻譯決策過程中,準確與通順往往互相衝突,使譯者左右為難。你在翻譯時偏重哪一方面?

藍:兩者對我來說同等重要。

汪:你還提到「稍稍簡化了原文中的幾行文字」(p. xlv)。這不是違背了準確原則嗎?

藍:這樣處理的地方只有兩三處,如《阿Q正傳》的「序」。我是迫不得已,因為原文中有些典故和引文過於專門,需要很長的腳註才能解釋清楚。除這種情況外,我盡量忠於原文。

汪:你剛才說你發覺文學、歷史典故和引文最難翻譯,你是怎麼處理的?

藍:一般情況下譯者應該把這些內容解釋給讀者,但須靈活變通。我不太喜歡在譯文中用腳註。如果我發覺英文讀者讀到某處時需要注釋的幫助,就在正文中直接插入一些解釋性文字(即文內注釋),我認為這樣會讓英文讀者的閱讀體驗接近中文讀者。中文讀者無須解釋,就知道典故或引文的含義;英文讀者則需要注釋的幫助,但他們在閱讀時一般不願意把書翻到後面去看章節附註,甚至不想去看腳註。但只有在相對不露痕迹的前提下我才用文內注釋。如果某個典故或引文過於複雜,就需要文外注釋。幸運的是,「企鵝經典文庫」鼓勵譯者用章節附註。因此,如果我想為某個典故或引文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識,就會用章節附註。

汪:美國學者鄧騰克指出,萊譯提供的大量腳註使魯迅小說散發出一種「學術氣息」,幾乎成為「社會歷史文獻」。11你處理原文蘊含的背景知識的手法是不是與萊譯相反?

藍:不全是。我知道有時背景知識是很重要的,但我想讓讀者覺得他們可以把魯迅小說當作文學作品來讀,而且無須研究中國很多年也能讀懂魯迅小說。

汪:你是想讓讀者享受閱讀?

藍:是的。我希望我的譯本對魯迅研究者有用,但我更希望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的普通讀者也能輕鬆閱讀。

汪:英國漢學家霍克思說過,「讀一本注釋堆砌的小說,宛如戴著腳鐐打網球」。12你認同他的觀點嗎?

藍:我認為原則上譯者需要給讀者自由。有的讀者想把魯迅小說當作文學作品而不是社會歷史文獻讀,他們就有權利那樣去讀。考慮到這一點,我認為章節附註是一個好辦法,因為如果讀者真想了解背景知識,自然會去看書末的章節附註。

汪:學界公認,魯迅在小說中喜用、慣用方言。你懂紹興方言嗎?你認為文學方言(literary dialect)值得譯者特別關注嗎?

藍:我不懂紹興方言,而且決定不把方言帶進我的譯文里。13我認為方言很難翻譯,因為它是最自然、最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一般來說在譯入語里找不到對等(equivalent)的表達方式。方言是獨特的,處理方言時譯者有多種選擇,包括用一種英語方言(如威爾士語或倫敦土話)對譯。但我認為那樣做問題很大,因為英文讀者會以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來自倫敦、威爾士或約克郡。我認為翻譯方言得藉助語域(register),那樣可以向讀者暗示這些人是鄉下人,不是城裡人。

汪:這麼說大多數譯者傾向於把方言譯成標準語?

藍:不一定,但有時我喜歡這樣做。翻譯《馬橋詞典》的情形則很特別:對於原文中的湖南方言,我嚴格按字面翻譯;但文本主體還是譯成了標準英語。總之,我覺得方言對譯很難做,而且有風險,因此我不喜歡那樣做。

汪:你說的是方言翻譯的技巧層面,不過我認為有時問題出在譯者不知道作者用了方言。

藍:我不是紹興人,魯迅使用的紹興方言我不可能都知道。但是,每個人都能從書中讀出他們能讀出的東西,這個譯本就是我個人閱讀魯迅的結果。另一個譯者可能會採用與我完全不同的譯法。因此,我只能把一個我所理解的魯迅呈現給讀者。

汪:如果魯迅用方言別有用意(很多情況下是這樣),我覺得可能的話譯文應該告知讀者魯迅是在有意使用方言。

藍:這取決於讀者。別忘了我的書主要是給普通英文讀者看的。在國外,中國文學處於邊緣地位,很難找到讀者,很多中國作家和評論家卻並不了解這一點。我的真正目的是讓英語讀者擁有一本流暢且比較好懂的書!我希望自己的譯本成為權威版本,但我不想用太多的腳註分散讀者的注意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了解清末民初的中國,但也可以當作故事來讀,這就是我的初衷。譯者的側重點不同,譯法自然不同;我的側重點決定了我不會把方言帶進譯文里。當然我知道自己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汪:你是說譯者的背景會影響他們對方言翻譯策略的選擇?

藍:是的。假如我是紹興人,對家鄉心懷依戀,側重點就會不一樣,我會關注魯迅小說中的紹興文化。

4

楊譯與萊譯比較

汪:楊譯和萊譯給你的總體印象是什麼?你如何評價?

藍:我認為它們都是很好的譯作。

汪:但它們各具特點,不是嗎?

藍:是的。我覺得萊爾偏重譯文的口語化(colloquial),而楊氏夫婦的譯筆及他們的英文古典味(classical)稍濃一些。不過,譯作是譯者個人努力的成果,總會留下譯者創造性的印記。

汪:你喜歡哪個譯本?

藍:我都喜歡,但有的小說我覺得楊譯較好,有的萊譯稍佳,兩者各有千秋。

汪:「有的小說」?你能舉例細述嗎?

藍:我記不住了。嗯,或許總體而言我喜歡楊譯稍多一點。

汪:在準確和流暢方面你怎麼看這兩個譯本?

藍:我沒有拿它們跟原文核對,但我相信它們都是非常準確的。

汪:鄧騰克指出,長久以來,美國讀者為楊譯本「既生硬又拘謹」(stiff and formal)的英式英語感到遺憾。14對此你怎麼看?

藍:這我可說不準,因為閱讀是一種主觀感受。再說,我對楊譯太熟悉了,難以做出客觀的評價。

汪:你對楊譯的「主觀感受」怎樣?

藍:我覺得楊譯讀起來仍然很不錯。

汪:但你剛剛提到楊譯有點「古典味」。

藍:相對於萊譯而言是這樣。

汪:跟你的翻譯風格相比又如何?

藍:我想大概我跟楊氏遵循的語言原則很相似。我的翻譯風格比較接近楊譯,而不是萊譯。

汪:在我看來,今天的讀者可能會發覺楊譯讀起來有點生硬,但楊譯是目前為止最貼近原作意義和形式的譯本。對楊氏夫婦來說,準確一般不成問題,而且他們注重再現魯迅簡練、緊湊、犀利的行文風格。你認為譯者應該保留原作的風格嗎?

藍:譯者當然要忠於原文的語氣(tone),那是風格的一部分。

汪:你認為魯迅的風格是什麼?

藍:我想可用一個詞概括:憤怒。

汪:「憤怒」?但憤怒是一種情感,不屬於風格的範疇。

藍:那是一種有節制的憤怒。魯迅作品給讀者的第一感觸是他是一個非常憤怒的作家。

汪:你知道楊譯有幾個版本,從20世紀50年代初版,到2002年外文出版社推出漢英對照版,歷經多次修訂和增譯,因此不同版本的譯文有所不同。為什麼你參考的是他們翻譯的四卷本《魯迅選集》(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1956-1960),而不是較新的版本?

藍:我手頭剛好有這套書。

汪:可是第一卷只收錄了選自《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的18篇小說。

藍:我不需要參考所有小說的先前譯文,只有在遇到語言理解難點時我才看。我還參考了楊氏夫婦翻譯的單行本Old Tales Retold(1961)。

汪:這是迄今為止《故事新編》唯一的英文全譯本。我發現很少有人翻譯這個集子裡面的作品,你認為原因何在?

藍:可能因為這個集子裡面的作品水平參差不齊吧:有的寫得很不錯,有的則不太好。魯迅自己也在這本集子的「序言」中說:「不免時有油滑之處。」再者,《故事新編》引用了很多政治話語,難討西方讀者的好。因此,在西方讀者看來,有的故事很成功,有的則不太成功。

汪:萊譯提供大量腳註,用以解釋中國文化知識、作品和作者的背景、文學和歷史典故等。萊爾相信這樣可以吸引那些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西方讀者,但這些腳註為魯迅小說平添了一種學術味,讀起來相當費力。你認為他這樣做真的可以贏取更多的讀者嗎?

藍:這取決於讀者。至少我認識的很多人讀文學作品時不喜歡老是去看腳註。萊譯提供的腳註有的非常長(如《祝福》首頁上的那條),簡直會嚇壞讀者!這條腳註在暗示讀者:除非你了解腳註涉及的中國文化知識,否則你就不能理解或欣賞這篇小說。我認為魯迅小說未必需要如此冗長的腳註,因為我覺得魯迅是一個普世作家(universal writer)。不過,每個譯者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不想妄加批評。我認為萊爾用心良苦,而且他的譯文對讀者很有幫助,因此我欽佩他做出的努力。

5

藍譯實例的討論與商榷

汪:魯迅以文字「簡潔洗鍊」著稱,但仔細拜讀你的譯作後,我發覺你比較喜歡用大詞,翻譯風格有些華麗(flowery)。你同意我的這種觀感嗎?

藍:我不知道,我不能做出客觀的判斷。但我想這是英文文風演進的大勢所趨。

汪:我還發覺有時你和王際真一樣喜歡壓縮或重組句子。例如,《祝福》中有這樣一句:「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你的譯文「Another snowy winter』s night fell early over the town」(p. 166),不僅刪去「冬季日短」這層意思,而且「冬季」、「雪天」、「夜色」這三個原本分開的意象,被合併成了一個短語:「Another snowy winter』s night」。當然,譯文非常流暢,讀起來很棒。我們來看楊譯:「Winter days are short, and because it was snowing darkness had already enveloped the whole town」(1981, p. 158)。相比之下,楊譯確實有點拘謹,但我認為楊譯更加忠實地再現了原作的風格。

藍:是啊,但譯文有沒有準確再現原作的風格,對普通英文讀者沒有用,因為他們沒有讀過原文,他們不是因為魯迅的中文而喜歡他的小說,也沒有理由喜歡他的原作的風格。我認為,重要的是,你得讓他們相信魯迅小說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universal power),而且可以譯成英文。另一方面,我譯過幾位當代中國作家的小說,我發現自己的譯文總比原文短一些,不像原文那麼啰嗦,而且一般情況下英譯文越短越好。特別是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行文往往冗長拖沓,要想譯成優美可讀的英文,就得把原文處理得更加經濟儉省(economical)。

汪:可是這個句子本身短小簡練得很,頗有文言文的餘韻,而你仍然作了壓縮處理。

藍:是的,有一點吧。

汪:你以《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的篇首為例,指出「在魯迅用文言文與白話文構成文體對照的那些段落,我有意使自己的翻譯風格變得誇張做作(stilted),不那麼自然舒服(comfortable)。」15但這種細心周到的做法你好像沒有貫徹始終。例如,《弟兄》中的汪月生故作高深,用了不少文言典故,如「兄弟怡怡」(語出《論語?子路》)、「鶺鴒在原」(語出《詩經?小雅》)、「杳如黃鶴」、「五體投地」。對這些古雅的詞語你要麼改譯,要麼刪去。你怎麼解釋?

藍:它們在當代中文中也在用,而且中英文對習語和諺語的接受程度不同。上面這些習語用在中文中,人們一般可以接受,但如果用在英文中,聽起來會相當陳腐、不自然。我讀過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和茅國權(Nathan K. Mao)合譯的錢鍾書小說《圍城》(Fortress Besieged, 1979),裡面的很多成語先是直譯,然後用腳註解釋。中文成語是口語化的,可以說家喻戶曉。英譯時如果用直譯加腳註的辦法,效果會與原文正好相反。方言也面臨同樣的翻譯難題:方言是純粹的俚俗語,用在故事人物的交談中很自然,但想要在譯入語中找到對等的表達方式,我認為是最困難的事情。

汪:但是汪月生的話語文白夾雜,我是說魯迅有意這樣去寫這個人。

藍:的確如此,但魯迅只是粗略勾勒這個人物,因此汪月生不是一個形象鮮明的中心人物。《孔乙己》的情況則不同:孔乙己的「滿口之乎者也」對角色塑造十分重要,因此我故意用古舊的英文去翻譯。

汪:你是說汪月生只是一個配角,因此他說的文縐縐的話不需要嚴格按照字面翻譯?

藍:沒錯。孔乙己是故事的主角,語域對照是塑造孔乙己這個人物形象的一種手段,因此必須在譯文中再現這種差異。但對《弟兄》來說,這樣處理的代價太大了,會損害譯文的流暢性。

汪:我對你處理某些翻譯難題的手法還有疑問。例如,你把諧音雙關「叉麻醬」(暗指「搓麻將」)譯作「moh-jang [sic]」(p. 104),不像楊譯那樣直接譯成「play mahjong」(1981, p. 92)。請問「[sic]」這個符號在這裡有什麼用處?

藍:原文不是有拼寫錯誤嗎?我是說村民們用錯了字。「sic」是拉丁詞,意思是「原文如此」,它告訴讀者前面那個詞拼錯了。不過我用它表示這裡是作者故意拼錯了。

汪:你知道魯迅喜歡用詞語誤用(malapropism)的手法間接描寫筆下人物的愚蒙無知。你用什麼辦法告訴英文讀者魯迅故意寫錯這些詞?

藍:這很難辦。《風波》中好像有幾個故意誤用的歷史典故,但我只是照原樣翻譯,沒有作別的處理。

汪:我說的詞語誤用實例,集中出現在《阿Q正傳》中,如把「崇禎皇帝」誤作「崇正皇帝」,「自由黨」被寫成「柿油黨」。這兩組詞(尤其後一組)在普通話中發音不同,但有趣的是在紹興方言中發音相同,因此可以叫做方言雙關。

藍:它們表面上挺相似,我想用普通話讀出來也能產生幽默效果。但這對英文讀者無關緊要,因為他們不懂中文。我認為重要的是提醒英文讀者這是玩笑話。

汪:我注意到你用腳註解釋村民把「自由」(「freedom」)錯聽成「柿油」(「persimmon oil」)(p.115),卻把「崇正」靈活處理成「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p.108),從而避開了翻譯難題。另一例是《長明燈》中「梁武帝」被誤作「梁五弟」。你的譯文沒有譯出「那燈不是梁五弟點起來的么?」這個句子(p.208),是不是漏譯了?

藍:我是故意刪掉的,因為我想這兒如果直譯就得用腳註,讀者讀起來會很費力。

汪:我發現有幾個地方你可能譯錯了。例如,《阿Q正傳》第九章「大團圓」寫到阿Q畫圓圈(畫花押)而不圓,覺得很沒有面子,但接著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馬上就「釋然」了。「孫子」在口語中經常用來罵人,因此這兒的「孫子」究竟是什麼意思,不容易判定。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無論1981年版還是2005年版,都沒有提供註解。幸好,1931年魯迅特意為山上正義的《阿Q正傳》日文譯稿寫了85條校釋,其中第80條是:「我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16可見這裡的「孫子」不是罵人的話。遺憾的是,你把這個句子譯成「Only idiots can draw perfect circles」(p.121)。

藍:這兒「孫子」不是「笨蛋」(stupid child)的意思嗎?也就是說,「只有笨蛋才能畫很圓的圓圈」?

汪:恐怕不是。根據魯迅的註解,這個句子應該解讀為阿Q死到臨頭還不忘運用他的「精神勝利法」。

藍:為了確定這個句子的意思,我特地請教了三個人,杜博妮還幫我向其它人求教,最後我採用了他們給我的答案。雖然我總是竭盡所能去找正確答案,但聽你這麼一說,我想這兒很可能是譯錯了。

汪:這個句子確實很難纏,就連楊憲益也誤譯為「Only idiots can make perfect circles」(1981, p. 110)。如果看到過魯迅本人的註解,我想你就不會翻錯了。

藍:是啊。這本書如果有機會再版,我會更正這個錯誤。

注釋

1. Jeffrey Wasserstrom, 「China』s Orwell」, Time International (Asia Edition), Dec. 7, 2009 (47).

2. Kirk A. Denton, 「Review of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993, (Vol.15): 174-176; Jon Kowallis, 「Review of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China Quarterly, 1994, (137): 283-284.

3. Frances Wood, 「Silent Chin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22, 2010 (24).

4. 同注釋1。

5. 李梓新,《專訪英國翻譯家朱莉婭·拉佛爾:把魯迅和張愛玲帶進「企鵝經典」》,《外灘畫報》第366期,2009-12-17(D8-9)。Alice Xin Liu, 「Julia Lovell on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His is an Angry, Searing Vision of China』」, Nov. 11, 2009, <http://danwei.tv/2009/11/julia-lovell-on-translating-lu-xuns-complete-fiction-his-is-an-angry-searing-vision-of-china/>; Eric Abrahamsen, 「Interview: Julia Lovell」, Nov. 10, 2009, http://paper-republic.org/ericabrahamsen/interview-julia-lovell/.

6. 覃江華指出,藍詩玲在2005年6月11日出版的《衛報》上,發表題為《大躍進》的評論文章,批評英國主流出版社對出版中國文學「草率粗心從事」,因而引起企鵝出版社的重視和對藍本人的注意。參見覃江華,《英國漢學家藍詩玲翻譯觀論》,《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Julia Lovell, 「Great Leap Forward」, The Guardian, June 11, 2005 (34).

7. 參見Abrahamsen, 「Interview: Julia Lovell」。

8. 指藍詩玲在2011年出版的專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之形成》(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9. Qian Duoxiu & E. S-P. Almberg, 「Interview with Yang Xianyi」, Translation Review, 2001, (62): 20.

10. D. E. Pollard, 「Review of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China Quarterly, 1973, (54): 375.

11. Denton, 175.

12. David Hawkes, 「Preface」, in David Hawkes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 The Crab-Flower Club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1977): 17-18.

13. 關於魯迅小說中的紹興方言及其翻譯問題,參見汪寶榮,《異域的體驗——魯迅小說中紹興地域文化英譯傳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關於藍詩玲方言翻譯策略的評述,參見汪寶榮,《評〈阿Q正傳〉中方言雙關的英譯》,《編譯論叢》2010年第2期。

14. Denton, 174。

15. Alice Xin Liu, 「Julia Lovell on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16. 魯迅,《致山上正義》,《魯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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