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傳統

回眸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傳統

　　編者按：在由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思想史高級研修班上，王汎森（台灣「中研院」院士、歷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員）、葉文心（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歷史系教授）、TimothyCheek（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和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等學者就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傳統展開對話。本刊摘選部分對話內容，以饗讀者。

　　許紀霖：今天我們幾位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思想史研究同行坐在一起，對話的主題是回顧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幾個重要傳統。

　　如今中國學術界都在提倡學術創新，在我看來，一個學科要有突破和發展，首先需要尊重傳統，要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以開拓。「五四」時期，杜亞泉先生提出「接續主義」，也就是說，「新」一定要接上「舊」，接上「舊」的「新」才是創新。如果我們要討論中國思想史的未來，首先要知道它的過去，也就是傳統。這次參與對話的三位學者都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極有代表性，不僅他們自身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種傳統。TimothyCheek教授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他的老師的老師就是本傑明·史華慈教授，是美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權威。葉文心教授出身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裡的列文森和魏斐德開創了另外一個傳統。王汎森教授是余英時先生的高足，是從錢穆先生、余英時先生這個傳統過來的，他在台灣還繼承了「中研院」史語所的悠久傳統。這三位都是三個偉大傳統的當今傳人，所以先請三位為我們回顧一下三種偉大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傳統吧。

　　TimothyCheek：我談談哈佛和伯克利的情況。哈佛的傳統，原來人們都以為是研究史料的，而伯克利就是注重理論和分析。這種認識對不對，我們還可以討論。我想談的中心是，就哈佛的傳統而言，我最重要的印象是費正清教授。費正清在冷戰的政治條件下堅持認為，中國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所希望的中國。所以他告訴美國政府和公眾，不要試圖把中國變成美國臆想中的中國，但是可以跟中國合作。我還記得孔飛力教授對我說過，他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把中國非東方化（tode-orientalizeChina），把中國變成一個主流的課題。我們過去的傳統，不管是史或者論，最重要的就是冷戰的條件。現在，關於中國的研究開始演變，中國不再是一個一元化的課題，是多元化的課題。

　　我的導師的導師們，他們師從費正清，最重要的課程就是關於清文獻的研究，尤其是鴉片戰爭，然後就是民國時代的一些文獻，這些都是史料，哈佛的傳統是很注意原始史料的，而不是最注重比較學和方法論。所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初的哈佛博士論文，都是主題比較多，但是理論性沒有那麼強。

　　我的導師孔飛力教授在1970年代中期返回哈佛。他教導他的學生，包括杜贊奇和卜正民在內，要在把中國非東方化與對本土經驗的原初關懷之間保持平衡。孔飛力的格言是「思想是與社會經驗相關聯的」。他及其學生的作品，力求把處於特定歷史時間中的特定中國人的社會經驗「翻譯」給全球的英文讀者。因而哈佛傳統到今天雖仍植根於文獻研究，但已採取這樣一種理論眼光。

　　許紀霖：講到哈佛就要講到史華慈，2006年華東師範大學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聯合在上海召開了紀念史華慈教授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當時來了近20位史華慈教授的學生，如今在全世界都是著名學者，包括葉文心教授。記得當時好幾位都特別談到，一開始聽史華慈教授的課是比較難的，因為無論是他的講課，還是文章，永遠不會把結論明確告訴你，他總是在思考問題的不同面向：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開始時學生往往不知道他究竟要說什麼，但一個學期下來，會不知不覺受到他思想豐富性的熏陶，不再簡單地、化約式地看問題，而是能夠全面、複雜地注意到人類思想的多種面向。史華慈有一年生日的時候，學生們送他一件T恤，前面印著onthehand，背面是ontheotherhand！一流的思想，一定是具有內在緊張性、又以某種方式融洽的智慧，而不是單一的、直線式的。史華慈給後人留下的正是這樣豐富的思想史研究。這個傳統怎麼繼承下去？葉文心教授是史華慈教授的博士後，她身處伯克利的傳統，又將哈佛和伯克利兩個傳統集於一身，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這方面的經驗和故事。

　　葉文心：從伯克利跟哈佛之間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脈絡看，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的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到費正清教授的影響。列文森是費正清教授的學生，魏斐德教授的大學本科是在哈佛讀的，也是費正清的學生，所以從這個角度看，1960年代北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幾乎大家都是哈佛的支脈。

　　在伯克利這個環境里，通常大家認為學術上有所成就的話，必須是包括對自己的導師在內的所謂批判性的承繼，比如魏斐德必須跟他的導師列文森有所不同，比如說我自然不能夠模仿我的導師，走完全一樣的路，否則的話，從學系專業人力分配的角度上來看，就會出現複製或重疊的現象，尤其是如果學生不如老師，不能青出於藍，那麼就成為質地欠佳的贗品，不能為其他同仁所接受。所以，在承繼的過程里，必須要有一些批判性的創新。然而，老師跟學生之間，比如說魏斐德教授對列文森教授始終抱著一種非常敬仰的心情。當我以局外人的眼光來解讀列文森的作品的時候，魏教授常常表示呵護他的原意。老師們有時會感慨，做老師的命運就是被自己的下一輩所超越。從教學角度上來說，教學成功的意思究竟是在你學生的身上複製你的學術，還是讓學生們能夠充分發揮出一套受到你的啟發、可是跟你走的方向不一樣的東西？這是我在伯克利所體會到的一個問題。這種批判性的創新在西方一流大學之中為什麼時時運作，卻同時跟一種正面的、相互支持鼓勵的學術氛圍並行不駁？我在伯克利所體會到的答案，就是師生之間真正的相互尊重，是建立在對彼此學術工作的認真理解與閱讀之中，以及共同的對學術成果的誠信。所以批判性的創新並不是把前人或者老師當作權威來打倒，把自己建構成新時代的新山頭，而是透過思辨反省，認真對傳統作建設性的正面承繼，同時在日新又新的環境中，賦予傳統新的生命。在這樣的對話語境之中，老師與學生成為同行兼朋友，相互勉勵，共同切磋，所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許紀霖：我一直想做一個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世代更替的研究，過去曾經擬過一個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提綱，我曾應邀到日本愛知大學開會，作過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三代人的報告，我發現，在中國一部分年輕學者身上有一種很有趣的「弒父情結」，他們對自己的老師一輩，頗有超越之心，似乎只能打倒了老師一代，自己在學術上才能長大成人。但他們對老師的老師——爺爺那一代，即民國那一代學人有很多美好的想像。因此，民國在大陸，如今成為一段不斷在演繹的歷史傳奇神話。台灣「中研院」的史語所，延續的正是民國的香火，我們不妨聽聽王汎森教授的故事。

　　王汎森：費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裡面談「交代參差」最重要的就是從世代交替的角度出發講到祖父跟孫子的事情——孫子跟祖父親近，與父親之間則有緊張性。中國古代祖宗牌位的排列，也就是《周禮》、《禮記》中所說的「昭穆制度」，就是隔代成組。一般人都是看費孝通寫的《鄉土中國》，而我認為他的《生育制度》很有理論深度。費孝通在那裡面對父親與兒子這兩個角色有一個描述，各位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發展系譜中首先要提胡適。胡適早年以先秦哲學史享大名，可是後來他逐漸放棄「哲學史」的想法，改趨「思想史」，在這個方面寫了不少文章，很有影響。

　　另外最重要的是錢穆先生。我跟錢先生見過幾次面，是他晚年在家裡講課的時候，但是並不認識。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抽紙煙是不斷的，這個後來我在余英時老師身上也看到了。

　　關於錢穆先生我就記得兩件事情，那時候他正在講老子，講到孔子周遊列國不必帶護照，以此批評今天列國林立下的不便，這是第一個；第二，那時候中南美洲有一個國家元首來台灣，在機場有軍樂及儀隊歡迎，他說古代沒有人帶著一支狼犬去歡迎客人的——他認為帶著軍樂隊及儀隊，等於帶著狼犬歡迎客人。這兩件事我印象比較深，其他印象都是讀他的著作得來的。我覺得他最初寫學術史還是受梁啟超的影響最大，現在仔細想想，我覺得他會去寫整部思想史、學術史，主要還是受梁啟超影響。因為在此之前，錢先生寫的大部分還是其他的題目。

　　梁啟超的書寫方式，當然受到日本的影響。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深受梁啟超影響，《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到人物跟他的思想，也講師承關係和影響，處理的方式比較是個別人物式的。反倒是後來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叢論》里的那些論文非常反映他自己的風格。那裡面有很多論文比較通貫，展現的風格不完全一樣，尤其是那幾篇討論中古世家大族跟學術的關係、論禪宗與理學、討論理學與藝術等許多文章。錢穆先生的著作非常多，他的特色是基本上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裡面來談這些東西。

　　接著是余英時先生。除了錢穆之外，余英時先生還受胡適跟楊聯陞先生的影響，當然我個人覺得錢穆先生的影響最大。我的直覺是余先生早期可能對胡適有一點批評。

　　許紀霖：後來余英時先生寫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評價非常高。

　　王汎森：余先生在到哈佛之前，好像對胡適有過一點批評，但是後來對胡適非常肯定。所以我覺得他不只是受錢穆影響。錢先生跟余先生有一個大不同，余先生受近代西方學問直接的熏陶很深。其實余先生最早的幾本書寫的都是西方，他在香港做學生的時候寫過六本書，討論的都是西方，尤其是自由、平等方面的問題。後來，余先生在美國幾十年，更是浸淫於西方思想學術大海中。

　　其實錢穆先生也讀過很多西方古典的譯本。台北市立圖書館曾經有個展覽，把錢先生讀西方的書的筆記全部拿出來展。很可惜，我沒有把那些書名稍微記一下，或者是拍幾張照片。但是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黑格爾的書他讀了很多，包括《小邏輯》《精神現象學》等。總之，錢穆先生其實也讀過很多西方的學術著作，但畢竟不是像余先生那樣大量而直接地接觸西方的歷史、思想方面的著作，這是他們兩代的不同之處。余先生特別具有現代學問的問題意識，雖然他很受錢先生的影響，但已經和錢先生有很大不同。

　　至於史語所，則又與前述不太一樣。傅斯年先生原來不大重視思想史，他後來寫《性命古訓辨證》，可以視為他兼重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步驟。當然，他著作里常多少會牽扯到思想的問題，但是比較大規模、比較長篇地處理思想史的問題，我覺得是《性命古訓辨證》。這個問題有阮元的《性命古訓》在前，所以《性命古訓辨證》有乾嘉考據的背景在裡面。史語所早期最大量的藏書就是乾嘉考據的書，乾嘉學術的書幾乎無不備，所以傅先生對乾嘉學術的書當然非常熟。《性命古訓辨證》有乾嘉的源頭，但是他已經加上很多現代的語言學，還有新出文物等元素。傅先生在後期已經開始有所變化了。1947-1948年傅斯年先生到美國養病，夏鼐以副研究員代理所長，而且以副研究員代理傅斯年出席「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夏鼐日記》里寫了很多我以前不曾注意的東西。他提到抗戰期間，傅斯年在李庄的時候，曾經在史語所的講論會上講宋明理學的問題，這個非常特別。因為傅斯年原來不大講，雖然他其實相當了解。可是到抗戰後期，他有一點轉向，轉向重視意義和價值方面的問題。他曾對夏鼐說過，正續《皇清經解》將來會被超越，但像張伯行《正誼堂叢書》之類講理學和體驗的東西會久存。

　　史語所剛到台灣的時候，當時黃彰健先生的研究跟思想史比較接近。當然史語所在早期，像王明研究道教的那些，像逯欽立研究陶淵明，都有思想史的意味。黃先生曾講，史語所剛到台灣時，他有一次要在講論會上報告明代理學的問題時，心裡惴惴不安，但是傅斯年跟他說，你可以講。這個代表傅斯年後期的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後來他在台大校長任內規定大二學生要讀《孟子》，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涵。當然，史語所思想史的發展主要還是在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這一輩，包括現在的所長黃進興、陳弱水、我等等，才有專門研究思想史的人，所以大概是分三個時代。當然並不表示之前的研究不牽涉思想的議題，比如張政烺雖然不以此為主，可是他有很多文章也接觸到古代的思想問題。

　　許紀霖：對一些大思想家來說，他們的思想總是有變與不變的兩個層面。從傅斯年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思想到了後來有所變化，但是他身上也總是有些不變。無論是錢穆、傅斯年還是余英時先生，他們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時候，背後有很好的西學淵源。我特別喜歡讀錢穆先生的著作，雖然他很少談西學，但是我感覺到他對西學是不陌生的。他經常將中國與西方比較，將秦漢帝國與古羅馬帝國比較，他們沒有將中學與西學分為兩極，而是融會貫通了的。你越是對「他者」有了解，就越是對中國的歷史與思想的獨特性與中西的共通性有深刻的體認。史華慈教授早年研究的是歐洲思想史，他本科論文研究的是法國的帕斯卡，後來由於偶然的機會再轉到研究中國的哲學和思想。張灝先生常說，美國把史華慈低估了，只認為他是中國問題專家，事實上他是一個跨越不同文明的大思想家，做的是比較文明的工作。許多學者著重研究的是中西方的差異，但史華慈教授卻認為，不同的民族所面臨的困境是相似的，只是解決的方式有別。不同文明之間的關懷是相通的。相通而不相同，這就形成了對話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個比較的視野中研究中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前輩也留下了好的傳統。比如列文森，被稱為莫扎特式的思想家，思想的聲部非常豐富，至今而言，依然是我們思想史研究重新思考的出發點之一。魏斐德教授的唯一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里有許多重要的思考，也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葉文心：他們倆教書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不限定學生選題的範圍，也不預做假設，他們跟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談話，充分理解學生的興趣、長處以及希望能夠表述的一些思想。伯克利歷史系有40多位教授，而論文指導委員會通常由3位教授組成，其中只有兩位可以是歷史系的，第三位必須從歷史系之外找，學生們作研究生，多半其實是無法對歷史系全系、或者其他相關科系的老師們在學術特色上有充分的掌握的，所以有時候如何找老師，也需要一些建議。列文森和魏斐德的橫向的知識面非常廣，當他們明白了你想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就會給出一些建議。這些建議通常能夠從側面輔佐你的論文，或者能夠從比較的角度，刺激你的思路的發展。對他們來說，學術上的傳承意義絕對不在於複製。當學生們拿了論文草稿給他們看，他們有興趣的往往是學生們告訴了他們一些他們不知道的事，或者是學生們挑戰了前人的一些慣性的想法，從一些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前人曾經提過的問題。

　　魏斐德教授60大壽的時候，他已經教了30年的書，30年來的畢業生湊在一起，大家討論有沒有伯克利學派這回事。大家的結論是，如果有伯克利學派的話，這個學派的特質可能是兼容並包，從不同的角度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辨。而所謂伯克利學派，對中國近現代史有沒有什麼共同的結論？這個答案是沒有。所以，所謂學術的傳承，有時候是一種精神，有時候是一種思想或者是一種知識層面的實踐，傳承的承載，可以是一種在知識實踐過程中所建構成的研究與學習的文化。總之，傳承的著眼點在於風格，不在內容。

　　許紀霖：您講到伯克利學派的兼容並包，魏斐德教授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大氣，有氣魄。他本來想從事航海是嗎？

　　葉文心：他善於航海。他小時候見過海明威，對海明威非常佩服，所以他對航海，對《老人與海》的這種境界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的父親是作家，他小的時候，就有所謂對他者的感受，在他回美國讀哈佛大學之前，有很長時間都居住在法國、西班牙、中美洲等等其他國家，他對於在外國人眼光之中反觀自己的這種經驗很豐富，感受也很深刻。這些感受，他在一篇叫作《航程》的文章里，有過描述。他的著作《洪業》里，多爾袞為什麼看起來比史可法更偉大呢？顯然就是因為多爾袞有跨越異質文化的能力，多爾袞是一個能夠從自身、同時也從他者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並來進行調試的人。而史可法相形之下就是一個讀聖賢書、一以貫之的實踐者，不是一個範式的重組者。

　　許紀霖：魏斐德那種大海的度量，有一件事特別能體現出來。那年何偉亞的《懷柔遠人》獲頒列文森獎，後來引起很大的爭論。批評者認為魏斐德主持的評委會被後現代史學俘虜了。但這恰恰體現了伯克利的兼容並包。伯克利就有這樣的海量，容得下前衛、先鋒和後現代。

　　無論是做思想史研究，還是別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承繼某一「家法」，同時又博取眾長。在傳統的基礎上，才會有所謂的學術創新。到了一定層次的學子們，一定要有這份學術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