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不再超脫的道教

道教伴隨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明代之際，受到多方面的困擾。在政治上，它已經不再像唐宋時期那樣，皇帝與權貴對之"恩寵有加"，從各方面加以扶持；在道教內部，無論是教派的分化還是教團的腐化，都使之凝聚力、生命力和社會聲望衰減；而在道教外部，在社會的上層文化中有理學的強力排斥，在下層民眾生活的範圍里，則受到各種新興民間宗教的衝擊。當然，民間宗教的勃興在某種意義上看，亦是道教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變動過程中的一種發展（嬗變），但無論如何，正統道教的輝煌時代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檢束中的波瀾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後，以君主獨尊的政治體製為本，他早年出家的經歷使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更了解宗教及其教團內部底細，因此他"對宗教採取了利用與檢束相併用的政策，即籠絡其頭面人物，而控制其勢力的發展"。　　朱元璋尚在推翻元政權的"義軍"之際，便與道教的第42　代"天師"張正常建立聯繫。1361　年，身居吳王之位的朱元璋一方面派人"訪求天師，多有招聘禮請入山，依前住持道教"，另一方面命令部下"但系龍虎山宮觀殿宇及供器什物，諸人毋得作踐損壞，褻瀆神明，舊管山園田地房屋，悉聽為主，諸色軍民人等不許奪占，違者治罪"（《漢天師世家》卷二）。後來，朱元璋又直接寫信給張正常，在肯定頌揚之中定下了"輔國濟民"的基調：吾聞漢祖天師，道德在躬，動得鬼神之助，一噓一吸間，天道為之晦冥，雷霆諸神，莫不有命。以此輔國濟民，除其妖孽，援其水旱，故靈名歷四十餘代而愈著也。今吾師既臨乃祖之位序，當繼乃祖之成烈，有非他術之可同者。願師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靈之跡益顯，則龍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同上）。朱元璋不僅這樣說，而且付諸實踐。1366　年，因戰亂而民間病疫者多，朱元璋下令張正常放符並普施符水以濟民，由於求得符水的人太多，張正常便施符於井，"人爭汲之"，朱元璋命部下作亭於井上，名之為"太乙泉"。在朱元璋建立起明王朝之後，他對宗教的政策，雖然和他爭取各種宗教力量支持以得天下時沒有根本的不同，況且，朱元璋也吃過周顛仙的丹藥，也相信丹藥可致長壽，但是作為統治者和開國皇帝，他要把包括道教在內的一切宗教都納入其中央集權的政治框架中，特別是元末宗教組織與義軍的"天然"聯繫（明代這種事情也是接連不斷，如1386　年，彭玉琳自號彌勒佛祖師，以白蓮會名義稱晉王），這是任何一位希望長治久安的統治者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朱元璋登基之始，曾對宋濂等朝臣說："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勞精神，卒無所。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一？"（《太祖實錄》卷三十三）這說明他雖然當過和尚，但對宗教與國家的關係能夠有較清醒的認識。他在晚年（1388　年）與臣屬的另一次談話再次表達了他的"神道設教"的宗教觀：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為天下蒼生也（《明史·太祖本紀》）。李養正先生說朱元璋並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控制，招攬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時對教團嚴加約束，防止其泛濫造成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損害。確實如此。在朱元璋當政期間，他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將道教限制在一定的範圍里活動。　　首先，將道教領袖置於皇帝的權威之下，減少宗教神職人員的特權。1368年，朱元璋登基，張正常入京朝賀，沒想到朱元璋不僅沒有加封，反而以"天有師乎？"為由，將元朝所封"天師"稱號免去，"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1370　年，朱元璋又下令凡寺觀庵院"除殿宇梁棟門窗神座案棹許用紅色，其餘僧道自居房舍，並不許起斗拱彩畫梁棟及僭用紅色什物床榻椅子"（《明會典》）。　　其次，在意識形態上將道教納入養生治國之道。朱元璋是個三教合一論者，1374　年，他曾將自己注釋的《道德經》出示群臣，意在將道教納入"養生治國之道"。他舉老子所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的話對群臣說："老子所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注，各有異見，朕因注之，以發其義"（《大政記》）。但在三教之中，朱元璋更傾向於以儒為本，1368　年召見孔子55世孫，1382　年詔天下通祀孔子，釋道等教"皆有蠹政擾民，造反作亂嫌"，唯儒教"維人心，扶世教"，無皮弊端。所以詔下之後，朱元璋又於太廟親拜孔子。這中間提倡什麼，抑制什麼，是很明顯的。　　第三，清整道觀，限制出家。1373　年，朱元璋下詔，無論僧道齋醮，若"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明通鑒》卷4），並允許百姓懲處，"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30　兩，鈔50　錠，如無，打死勿論"（《萬曆野獲編》卷27）。1391　年，他又下令清理釋道二教，規定各府州縣的道士都集中合併於一"寬大可容眾者"，不許"雜處於外"，但可以還俗。為了不減少國家的勞動力和賦稅人口，規定男40　歲以上，女50　歲以上方允許出家，而各級行政區域道、姑人數也有定額，即"府40　人，州30　人，縣20　人"。第四，成立道錄司以檢束天下道士。全國道教的最高管理機構是道錄司，設左右"正一"二人，相當於六品官員；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元義"二人（從八品）；神樂觀提點一般，知觀一人，龍虎山真人一般（正二品），閤皂山、三茅山各靈官一人，太和山提點一人。"道錄司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縣有道紀等到司分掌其事"。1381　年編製"黃冊"，正式僧道要以政府頒發的度牒為憑證。於1382　年又再次重申"凡內外道官，專一檢束天下道士，違者從本司懲治，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本司懲治"。　　2。世宗崇道，盛極一時朱元璋制定的這些政策，並沒有貫徹到底，也沒有貫徹始終。而破壞政策者，恰恰是那些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人。朱元璋本人就很篤信容納在道教中的方術，因而他一邊制定政策檢束道教，一邊廣求術士，"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菽園雜記》卷一）。受到朱元璋禮遇的道士有劉基、張中、周顛仙、丘玄清、冷謙、張正常等。特別是劉基（1311-1375　年，字伯溫），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朱元璋成功的道路上，他每當"遇急難，勇氣奮發，定計立談間，人莫能測"，野史稗乘載劉基軼聞趣事很多，大部分與道教中的各種方術有關。至於以後的皇帝則更是寵信道士：永樂年間仙女焦奉真奉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為真武廟官，錄升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1447　年），仙女又奏請乞升，上命特升為太常寺丞。。。以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八）。　　不過，明初皇帝崇信道士，還限於個別人物。到了憲宗朱見深時，崇奉佛道而濫加恩澤，"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倖由茲更進矣"。其中最為顯赫者，有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等人，多授以"傳奉官"。而到了孝宗朱祐樘時，則"傳奉漸多，及是一月中升受二百餘人"。當時較著名者有崔志瑞、王應徛、杜永祺等道士。而孝宗本人則因丹藥而死。由於皇帝本人崇信道教，道教在憲宗與世宗二代得到較大的發展，憲宗在位期間有二次高潮，一次是在1476　年，"度僧道10　萬"，10　年之後又在一年中"度僧道20　萬人"。皇帝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將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制度束之高閣。有人計算過，憲宗時有府147，州277，縣1145，按照定額，僧道各不足4　萬人，但憲宗繼位後，較大規模的度僧度道就有30　萬人，而"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20　萬人，共該50　余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6　石論之，該米260　余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今言》卷二）。　　明朝皇帝中崇信道士之最者為世宗朱厚熜。世宗崇佞道教，首先表現為他對道士的恩典最濫，邵元節、陶仲文以方術得一品之位，其他如段朝用、龔可佩、蘭道行、胡大順、蘭玉田、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等數十輩"，多"以春方、媚葯、房中術進"，皆得恩寵。而天下道士的人數則已到了失控的狀態。其次，世宗最篤信道教的陰陽採補之說，"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盛則用之，聞則立起，不數旬，上大漸"（《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第三，世宗本人最濫行齋醮，他繼位之後，事無大小，"系請於神"，如不靈驗，則反覆祈請，如有驗則又行大醮以謝神佑，"不齋則醮，月無虛日"。世宗"躬服其衣冠"，后妃宮嬪"皆羽衣黃冠"，與邵元節、陶仲文等道士一起"誦法符咒，無間晝夜寒暑"（《松窗夢語》卷五）。第四，世法宗崇道糜費更甚於前代，《明史》說世宗初年每年用於營建的費用已達六七百萬，而世宗認為這太節省了，1536　年之後，"增數十倍"，"時每舉一醮，無論他費，即赤金亦至數千兩"。第五，世宗步宋徽宗之後塵，集天仙、教主、皇帝於一身：（1566　年）上皇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天真君"；後加號"九天玄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是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地步元都境萬壽帝君"（《明史·佞幸》）。　　世宗最後服丹中毒而死，其所寵信的道士或被處死或發配充邊。但崇道所造成的"民窮財竭，士風漸漓"，卻使明朝國運衰敗。　　（二）正統派系，全真與正一道教發展到元代，諸派逐漸歸於正一、全真二大系統，其中正一派為符籙各家的總匯，全真派則被視為丹鼎煉養各門派的代表。陳兵先生在《中國道教史》一書中概括了這一時期道教的基本走向："道教發展至元，宗派繁衍，學說顧熟，可謂登峰造極。由明至清，從停滯漸趨衰落，是道教兩大派的大全趨勢。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義學說的陳陳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貶降；教團的腐化，社會人士對道教的失信，都表現出這一古老宗教日臨垂暮之年"。　　1。正一天師與顯耀道士正一派原為五斗米道，以《正一般》為主要經典，不重修持（其道士可以不居宮觀而有家室），崇拜神仙，畫符念咒，降神驅鬼，祈福禳災。相傳張陵創教時，得太上老君"正一新出道法"，其四代孫張盛徙居江西龍虎山，開道教之龍虎宗，並尊張陵為"正一天師"。唐宋之際，南北天師道與上清、靈寶等道派逐漸合流，宋理宗敕35　代天師張大可提舉龍虎山、閤皂山、茅山符篆，兼御前諸宮觀教門事。於是正一天師成為道教符籙各派的道首。　　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統治的基礎上，以漢族貴族集團為主建立起來的，而朱元璋本人又曾是教中之人，無論從客觀上還是從主觀上都不需要再像唐、宋王朝那樣用道教來神化王權。但是封建社會的秩序和倫理綱常還需要藉助神鬼崇拜來維繫，而且這種秩序和倫理綱常越是陷於危機，就越需要藉助超自然、超社會的力量。最典型的是不怎麼崇道的崇禎皇帝，在天下大亂、風雨飄搖之中，把張真人調到京城"建禳妖護國清醮及羅天大醮於萬壽宮中"。　　所以宗教可以因為這個皇帝或那個皇帝的喜好不同而今天佛教興盛、明天道教得寵，但只要封建社會存在一天，統治階級總是要程度不同地與傳統宗教相結合，並以之為工具，維護自己的統治。在道教的二大派系中，明王朝顯然更支持以鬼神崇拜為主旨的正一派，1374　年，朱元璋命道士宋宗真等編定《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1　卷），簡化了道派傳統科儀，制定了統一的齋醮儀軌。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評價釋道二大派時說："禪與全真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正是因為封建王朝看中了正一派的這種社會功能，所以在明代，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始終高於全真派。　　正一派第42　代天師張正常（1335-1377　年）在朱元璋攻佔南昌時（1361年）就遣使上謁，1365　年和1366　年又二度朝覲，1368　年朱元璋即帝位，張正常入朝禮賀，雖被革去天師稱號，改授正一嗣教真人，但在1372　年受命永掌天下道教。張正常死後，其長子張宇初（？-1410　年）繼位，1380　年被朱元璋授予大真人稱號，繼續總掌道教。張宇初博學能文，為宋代張繼先"以來正一天師中唯一有才華者"。1383　年他奉敕建玉籙大齋於南京紫金山，1385年奉詔祈雨，1390　年奉敕重建龍虎山大上清宮，1406　年，又奉成祖朱棣之命編輯道藏。作為一代教主，張宇初撰寫過《道門十規》1　卷，列述道教源流、道門經籙、坐圜守靜、齋法行持、道法傳緒、住持領袖、雲水參訪、立觀度人、金谷錢糧、宮觀修葺十條，涉及教義和教制各方面的重要問題，特彆強調先秦道家為正統的道統、強調性命雙修並以內煉為本，同時根據時代的發展強調三教同源、主張儒道融合。基本上是當時積累而成的道教正統觀念的一個概括。　　自張宇初到明末張顯庸，歷代正一天師皆襲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　　而道教首領世襲化和道教組織機構官僚化的結果，必然是在道教內部形成一個僧侶貴族，它與封建統治集團結成"收買-服務-互相利用"的關係，這種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聯盟雖然給雙方都帶來一定的利益，但卻使道教自身蛻化和腐化。張宇初就曾"坐不法"而被"奪印誥"，其後更是每況愈下，或者是為非作歹，或者是專營諂媚。如第46　代天師張元吉，《明史》說他"素凶頑，至潛用輿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置家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而第48　代天師張彥頨派人四處搜尋遺經古器，以迎合世宗朱厚熜的神仙之好，並以蟒衣玉帶賄賂鎮守中貴；到了明朝末年，崇禎召第52　代天師張應京入朝祈禳，儘管"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張應京卻乘危難之際，要崇禎加封三官神號，因禮官極力反對才未得到便宜。除了"天師"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顯赫人物要數邵元節（？-1539年）了。他原是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世宗崇道召其入京，倍受寵信，居顯靈宮，專司禱祠。據說曾祈禱雨雪有驗，被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總領道教，賜金、玉、銀、象牙印各一，其父母子孫皆受恩賜。一時權傾內外，朝臣有對其非議不敬者即被下獄治罪。後世宗又以其建醮祝禱皇嗣有驗而拜禮部尚書，其孫、徒"咸受賜贈"。　　邵元節死後，陶仲文（1475-1560　年）接替其總領道教，隨世宗南行。　　他被封為"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有人據此推斷他為神霄派道士）。後世宗有疾，陶仲文特為其祈禱，病癒有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少師。陶仲文曾請各鄉縣建雷壇以祝聖壽，"公私騷然"，但反對者"悉下獄，拷掠長系"。當時道教受寵達到頂峰，中外"爭獻符瑞"。1557　年，陶仲文因病乞准還山，獻上歷年所賜蟒玉、金寶、法冠及白金萬兩。正一派除了龍虎宗這一主幹之外，還有上清、靈寶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創於東晉，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為中心，該派以存神服氣為主要修行方法，輔以誦經、修功德；不重符籙、齋醮和煉丹，並貶斥房中術。靈寶派亦產生於東晉，著名道士有陸修靜，以閤皂山為中心，在存神、誦經、修功德以及輕丹鼎、貶房中等方面與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籙科儀等方面則近於正一派。該派將"齋直"看作"求道之本"，其齋戒禮拜儀式在道教各派中最為完備。這二派在元代已歸入正一派，但在傳承上，有時還堅持自己的系統。如元明之際的道士趙宜真（？-1382　年），主要承全真、上清二派之傳，但卻被靈寶凈明一派尊為五祖，其實他與該四祖徐異並無師承關係，所撰道書，多闡述全真北派的內丹與上清派的雷法。他之所以成為靈寶凈明派的五祖，一是他的"高行偉操"，特別是他"以醫濟人"，為世人所尊崇；二是他的高徒劉淵然（1351-1432　年）被尊為靈寶凈明派的六祖。但實際上，無論靈寶派還是上清派，在與正一派合流之後，既沒有大德高道出現，教義上也沒有什麼新發展。　　2。全真派與張三丰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陽於金朝初年在山東創立，主張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孝經》為主要經典。早期以個人隱居潛修為主，不尚符籙，不事黃白之術。全真派主張清靜無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樸存真，才能識心見性。該派注重修鍊"性命"，主張修道者必須出家，並忍恥含垢、苦己利人、戒殺戒色、節食少眠。王重陽死後，弟子馬珏、丘處機等分別在華北各地傳教，創遇仙、南無、隨山、龍門、嵛山、華山、清靜七脈（號稱"北七真"）。元初，丘處機受到元太祖禮遇，在各地大建宮觀，全真派進入全盛時期。丘處機死後，在"老子化胡"之爭中全真派失利。明王朝從朱元璋起，出於對全真派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對全真派曾與元王室關係密切的警覺，對其採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處於"在野"的地位。　　（全真道士）多隱修于山野，雲遊於江湖，其高者或以氣功、異能引起人們的讚賞，或以高隱深遁而博得朝野的佳譽①。　　（1）傳統全真派這些道士與正一派那些沽名逐利，衣紫腰金的"政治"道士形成對比，他們雖然"在野"，但卻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靜無為、隱淪遁世的本來面目，且在傳教弘宗方面做出貢獻。元末明初的無垢子何道全（1319-1399　年）多年隱棲終南山，著有《隨機應化錄》2　卷，多言心性，兼涉內丹命術。混然子王道淵則撰有《道玄篇》、《還真集》、《升玄護命經注》、《青天歌注》等闡發內丹。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處機的"龍門宗"在元代先盛後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師周玄朴後分為張靜定、沈靜園二支，活動的區域也逐漸向東南轉移。張靜定傳戒法於王常月（1522-1680　年），是為龍門第七代律師，被後人視為中興龍門的主將。在北京白雲觀6　次開壇說戒，其弟子將其演說輯成《龍門心法》，分皈依三寶、懺悔罪業、斷除障礙、舍絕受源、戒行精嚴、忍辱降心、清凈身心、求師問道、定慧等持、密行修真、報恩消災、立志發願、印證效驗、保命延生、闡教弘道、濟度眾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圓滿20　講，將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轉向以嚴持戒律為主。嘉靖年間，本為龍門第四代傳人的嶗山道士孫玄清（1517-1569　年），因在北京白雲觀祈雨有驗，詔賜"護國師左贊教主紫陽真人"，後自立門戶，稱嶗山派（亦稱"金山派"），屬龍門支脈。　　明憲宗與明世宗的崇道與其重用術士，刺激道教將這一方面進一步發展並使之精緻化，由此有陸西星（1520-1601　年）及其"東派"內丹（清代李涵虛創立了"西派"內丹）應運而生。陸西星原為儒生，屢試不第，遂棄儒學道，著有《方壺外史》，彙集所撰骨修著作及道經注釋等15　種，主張男女雙修方可成丹，關鍵在於"凝神聚氣"。晚年轉修佛學，撰《楞嚴經說約》等。陸西星本人並未出家，也未曾受全真教規約束，他自己並沒有創宗立教，但卻被後世道士尊為"東派"之祖。　　（2）張三丰與武當道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謂武當道。武當山在明代以前已成為道教活動的一個勝地，魏晉以來，不少羽客、道士在此隱居修鍊，如西晉的謝允、南朝的劉虯、唐朝的姚簡、五代時的陳摶等，至元代，這裡已有相當規模的道場，並設有道宮"提點"（元末兵火使之大多毀壞）。元代劉道明在其《武　　①　《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46　頁。　　當福地總真集》中描述了武當山的形勢及其名稱來由：（武當山）中嶽佐命之山，應翼軫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回六百里，環列72　峰、36　岩、24　澗。嵩高之儲副，五嶽之流輩，唐虞柴望遍祀之地，72　福地之一。乾兌發原，盤亘萬里，迴旋若地軸天關之象，地勢雄偉，非"玄武"不足以當，因名之曰"武當"。　　武當山能夠成為新道派的發祥地，還藉助於明成祖朱棣在此大建宮觀。　　朱棣重視武當山原因有三：一是傳說武當山出現祥瑞彩雲，"真武大帝"在彩雲中顯現，道士們繪製了《太和山祥瑞圖》獻給朱棣，朱棣為了表示崇奉"真武"，便修建道觀；二是著名道士張三丰就隱居在武當山中，朱元璋在位時尋訪多年而不見，為取悅之而建宮觀（張三丰是元明之際的著名道士，生卒年不詳。因其不修邊幅，人稱張邋遢。自稱張天師後裔）；三是有人傳說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隱居在武當山中，朱棣等帝皆派近臣為道宮"提點"武當山。修復武當山的工程歷時7　年，役民工30　余萬人，建成八宮二觀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壯觀。　　武當派的特點一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宋代以來已有"真武大帝"的稱號，人們將北方星神看作護佑皇帝的天神（四大元帥），而武當山自古奉祀作為北方之神和水火之神的真武大帝。武當派以"真武大帝"為祖師，並將其列為雷部至尊天神。　　武當派的內家拳技是它的又一特點。這種拳法"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實際上，這是武當派重修內丹的一種產物。武當派的基本主張是"先後人道，而後仙道"；把修身之事擺在首位，"不拘男女，此金丹大葯雖愚昧野人得之立登仙位。。。只要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也"；只有"洞曉陰陽，深參造化，察其真偽，得陰陽之正氣，覓鉛汞之真宗，方能換骨長生"。　　武當派在教義上主張三教合一，認為古今教派區別只有正邪之分，儒、釋、道三家區別僅在於創教人不同，至於"修己利人，其趨一也"。　　儒也者，行道濟時者也。佛教者，悟道覺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講各的妙處，合講合的好處，何必口舌是非哉！夫道者，無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三豐全集·大道論》）。　　由於武當派在教義教規上與全真派接近，它逐漸匯入了全真道。然而就全真派來說，儘管有新興教派的融入，但這些點滴的新生活力，比不上舊派系衰亡之急劇，元代紅火一時的北方七脈，在明代，除龍門宗外，其餘傳承可考者似只有南無宗，雖有活動於華北一帶，但"無顯著者"。　　3。正、續《道藏》道書雕板，始於五代，北宋《政和萬壽道藏》（5481　卷）則創全藏刊板之始。然歷經靖康等亂，至金已殘缺不全。1190　年前後，道士孫明道等編纂成《大金玄都寶藏》，共6455　卷。1202　年，天長觀毀於大火，經板亦毀。元代道謝士宋德方、秦志安等於1244　年刊刻《玄都寶藏》，共7800　余卷。元憲宗與元世宗時，因貶道教而先後二次焚經，以1281　年焚經最為徹底，詔令除《道德經》外其餘道書和道經印板全部焚毀。藏經因此亡佚甚多。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便下令第43　代天師張宇初重編《道藏》，爾後又再三督促。張宇初去世後，第44　代天師張宇清繼續主持編修，至1427　年張宇清去世時仍未完成。至明英宗正統年間繼續纂修，終於1444　年"始行刊板"。英宗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備。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統道藏》，共5305　卷，480　函，按三洞、四輔、十二類分類，仍以《千字文》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　　明神宗萬曆年間，又編纂《續道藏》，由第50　代天師張國祥主持，續補32　函，180　卷，將《焦氏易林》與堪輿之書等皆收於內，其函次仍以《千字文》為序（由杜字至纓字），名為《萬曆續道藏》。明代的正、續《道藏》共計5485　卷，520　函。其缺陷一是不全，搜訪道書不夠認真。當時福建龍溪玄妙觀尚存有大量《政和道藏》，若將其收入，今《道藏闕經目錄》所錄道書，皆可收入《正統道藏》；二是選擇不精，不加分辨地將《玄都寶藏》殘卷和元明二代道書彙集成書，以致將偽托"呂祖"、"文昌"降筆等扶鸞之書，"亦均刊入。使內容更為蕪雜"。　　明代道士自己著撰的道書並不多，且多是演化教義，無甚創新。除了已經提到的張宇初的《道門十規》外，他還有《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陸西星除有《方壺外史》外，還有《道言五種》；除此之外，張君寶曾撰《三豐真人玄譚全集》、《三豐丹訣》、《張三丰先生全集》；邵以正撰《長春劉真人語錄》；伍守陽撰《天仙正理》、《伍真人丹道九篇》、《金丹要訣》、《仙佛合宗語錄》；高濂撰《經三屍符咒》、《守庚申法》、《續神咒錄》、《服氣法》；彭好古撰《金丹四百字注》等等。　　（三）世俗化的道教生活任何文明社會產生的宗教，都有如何與傳統文化相協調的問題；而一個社會的傳統文化越悠久，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　　任何宗教，要保持自己在宗教上的獨立性，就不能完全融入傳統文化，否則就會自行消亡；但是任何宗教若不與傳統文化在某種程度或某些範圍里相認同，就始終處於"異己"的受排斥的地位，難以在原有的或異地的文化土壤上真正生根開花。如何在保持獨立性與相互認同中間確定某些雙方都能接受的"結合點"，實際上構成了宗教與傳統文化相協調的基本內容。　　諸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產生於異國他鄉的宗教，傳入中國之後，或遲或早，總要完成其"本土化"的轉變過程（佛教傳入最早，完成這種轉變也最早）。然而，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一個如何同傳統文化相協調的問題。　　任何宗教與傳統文化相協調，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這種協調實際上往往分兩個領域來進行。一個是官方文化，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意識形態，就中國傳統社會來說，意識形態以儒家文化為代表（其協調表現為"三教合一"諸說）；另一個領域則是傳統的信仰和儀式，其內部又分為兩個層面，即處於上層文化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處於民間百姓中的自然神、祖先神及其他神鬼的信仰與崇拜，這方面的協調過程，在明代已經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1。諸神與民間信仰道教由其始創的漢代五斗米道，就已經吸收了巴蜀地區的某些民間信仰，而且早期是以農民義軍的形式出現，在組織上也延續了傳統宗教之全民信仰與政教合一的特點。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及其加速進行的本土化進程，推動道教逐步在組織上向著僧團宮觀的模式方向發展。道教在與政治和傳統信仰拉開一定距離的過程中，有機會集中精力迅速在教義教規等方面完備起來，從而使自己基本上具備文明社會宗教所具有的要素與結構。　　道教的神系分尊神與俗神兩個系統，然而無論尊神、俗神，一直處於變動之中，直到明代才基本定局。這一方面是道教自身發展越來越體系化和制度化在神繫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道教不斷調整自己以便與傳統文化（上層文化與低層文化）相協調的產物。　　道教的尊神系統有四個層次。第一層為三清，即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第二層為四御，即玉皇大帝、紫微北極大帝、勾陳上宮天皇上帝、后土皇帝祗；第三層為日月五星（木、土、金、水、火）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玄武）28　宿等；第四個層次則是五百靈官、真人（如南華、沖虛、通玄、洞靈、"四大真人"）、仙人（如鐵拐李、漢鍾離、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八仙"）等。　　然而道教俗神卻不是這種金字塔式的階梯結構，由於他們來自民間的不同方面，既有與自然現象相關的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也有關公、文昌等文化英雄神，既有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門神、灶神、城隍、土地、媽祖等，也有涉及特定行業或職能的藥王、財神等，所以當他們被吸收進道教時，依然保留其原有的比較鬆散的、並立共存的關係結構。在明代，民間神靈被納入道教神系、其崇拜亦得到強化的神靈主要有金闕玉闕真人、真武大帝、薩王二真君、關公、城隍、五通神、晏公、呂洞賓等。　　道教原已吸收的某些民間神靈的崇拜在明代得到強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藉助了明王朝的政治力量。比如對於玄（真）武大帝的崇拜，起源很早，《楚辭》、《淮南子》、《史記》中已有"玄武"之名。在秦漢之際的星辰崇拜中，玄武已經成為北方七星的總稱，形象為龜蛇，色相為黑。關於玄武的神話在唐代開始為道教所吸收，南宋時已基本人格化，其形象多為道服羽流、仗劍披髮、頗為威猛。儘管如此，真武大帝還只能算個一般人物。然而到了明代，真武大帝的命運有了戲劇性的突變。據說，明成祖朱棣起兵時，屢問姚廣孝師期，姚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召天兵應可也"。及期，眾見空中甲兵，其師玄武像也，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鴻猷錄》卷七）。　　朱棣起兵於北方，即位後以北方神玄武大帝為護佑神，並大修玄武大帝的祭祀道場武當山。　　太宗入靖內難，祀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師艮隅並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孝宗實錄》卷十三）。由於明成祖的推崇，道教對原來並不怎麼重要的玄武大帝"破格提拔"，不僅在許多地方建起了玄（真）武廟，而且將其尊為"雷部之祖"，總司風雨雷電；又尊為武曲大神。除此之外，還出現了真武原為凈樂國王太子、輔助玉帝斬天下妖魔的神話。《玄天誥》把他說得更高更玄："混元六天，傳說教主，修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眾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在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盪魔天尊"。　　如果說，永樂皇帝朱棣尊崇玄武大帝摻雜了許多個人的因素，那麼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國範圍內強化對城隍的崇拜，絕不能僅僅歸於個人的嗜好。民間對於城隍的信仰與崇拜，始於秦漢之前，六朝時在祭儀等方面已發展得較為完備，至唐代已是遍布各地，然而最盛於明代，這中間政治干預起了很大的作用。　　（1368　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特敕群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以誓，期在陰陽表裡，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祥，悉出意。於是城隍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水東日記》卷三○）。　　如此一來，城隍信仰及其崇拜在極短的時間裡迅速膨脹起來。各府州縣都按照同級衙門的樣式和規模改建當地的城隍廟，"廟內設有審判的座位，一如縣州府官升堂退鼓一般"。道教中還應運出現了《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而《道門定製》則把城隍列為管領之神。　　關帝崇拜亦是如此。在宋代，歷史人物關羽已經被神化，而且被納入道教神系，成為張天師屬下一員神將。明朝初年，神位較之元代似乎還有些下降。但到了萬曆年間，陡然崛起，被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妻、子皆得厚封，並輔以丞相二人。於是關帝崇拜急速升溫，諸如成衣店、估衣店、綢緞莊、皮店、煤鋪、豬肉鋪、腳行等行業都把關公奉為行業神，許多商家也把關公作為武財神來崇拜，於是"關帝"不僅定期享受國家祭祀，而且常常沉浸在民間香火之中。至明末清初，關帝廟祀已遍及天下，"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夏，將與天地同不朽"（《陔余叢考》）。如果沒有封建王朝的扶持，單憑道教自身的力量，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如此境地。　　從歷史事實來看，明王朝有意識地扶持民間信仰及其崇拜，用心深遠。　　朱元璋家族起自民間，"故明代帝王信仰有著民間信仰的特點，不但皇宮內引入了民間信仰的神，對各種神祇的祭祀也十分重視"。這種說法雖不失為對於明王朝之所以扶持民間信仰的一種解釋，但是這隻能說明朱元璋起於民間，因而對民間信仰的特點與功能比較了解。然而中國歷史上出身貧寒而後來成為一代帝王或一方霸主的絕非朱元璋一人，即使朱元璋個人篤信民間信仰中的某位神靈，也會不可避免地帶有地方色彩，而不會有意識地強化整個社會的民間信仰。　　所以，明王朝對民間信仰及其崇拜的態度，只有放到其整體的宗教政策中考慮才能得到解釋。元末起義軍最初多藉助於宗教組織的形式，朱元璋深諳此道，也深患此道。然而老百姓的宗教需要必須得到滿足，不讓他們信奉這種宗教，他們就會信奉另一種宗教。最好的出路是既要滿足平民百姓的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宗教組織的隱患，那麼深知民間信仰根底的朱元璋自然會想到充分利用其缺乏組織性的特點。事實也證明，民間信仰的崛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統佛教與道教的力量。明清之際釋道衰微，與廣大民眾通過其他渠道滿足了宗教需要不無關係。　　2。深入民間的道教生活道教來自民間，在其形成過程中創造了許多神靈，同時也使原有的神靈體系化和精緻化，這構成其向上發展的一個走向；但是它始終沒有割斷自己同民間信仰及其崇拜的聯繫，依然不斷地將某些民間神祇納入自己的神系之中，這是道教的另一個基本走向，即向民間深入發展。在明代，隨著中小城鎮的興起，道教又與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　　那些祀奉民間俗神的道教廟宇雖然不如祀奉道教尊神的廟宇規模巨大，但它們分布極廣且為數眾多。那些祀奉山神、雷神、河神、海神、土地、城隍、媽祖、黃大仙，以及關帝、文昌、二郎神、龍王、藥王、蠶神、紫姑、瘟神、財神的廟宇，或單獨建置，或作為宮觀建築群的一部分。其中較著名者如遼寧北鎮廟、廣州南海神廟、山東泰山岱廟與碧霞祠、北京東嶽廟、山西解縣關帝廟、四川灌具二王廟、陝西耀縣藥王廟、香港黃大仙觀、台灣北港朝天宮等。無論大小，它們都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群眾性宗教崇拜活動的中心。　　這種群眾性的宗教崇拜活動，具有較強的自發性，其組織（如下面引文中所提到的"香會"和"婦人會"）是臨時性的，雖為"烏合之眾"，但卻熱鬧非凡。據說3　月28　日為東嶽大帝誕辰，明代民眾每年是日舉行祭儀：（東嶽廟）規制宏廣，神像華麗。國朝歲時敕修，編有廟戶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為降生之辰，設有國醮，費幾百金。民間每年各隨其地預集近鄰為香會，月斂錢若干，掌之會頭，至是盛設，鼓樂幡幢，頭戴方寸紙，名甲馬，群迎以往，婦人會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聲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曰拜香廟。有神浴盆二，約可容水數百石，月一易之，病目人虔卜得許，一洗多愈（《宛署雜記》卷十七）。　　然而這種定期或不定期的群眾性崇拜活動，具有民俗節日的性質，它不僅僅具有宗教的作用，而且具有"旅遊"觀賞和娛樂的功能，特別是在春季舉行的民間俗神的祭祀活動，更具有這種特點：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中嶽廟，碧霞元君誕也（《帝京景物略》卷二）。　　（高梁橋元君廟）塑像如婦人育嬰之狀，備極諸態。橋適當前，即西湖水流入禁城口也。俗傳四月八日娘娘降生。婦人難子者宜以是日乞靈，濫觴遂至傾城婦女無長少競往游之，各攜酒果音樂，雜坐河之兩岸，或解裙系柳為圍，樁點紅綠，千態萬狀，至暮乃罷（《宛署雜記》卷十七）。　　甚至有人利用民間信仰的這種特點，"製造"出宗教熱潮。如北京的娘娘廟，祭祀碧霞元君，舊有五頂之說，即弘仁橋（馬駒橋）、麥庄橋（西頂）、草橋（中頂）、東直門（北頂）、高梁橋五處。1608　年，興建西頂娘娘廟，其地勢較低洼，"都中有狂人倡為進土之說"，一時間，不論男女老少，貴賤聖俗，筐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甚而室女艷婦，藉此機會以恣游觀，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土一袋，隨進香紙以徼福"（《酌中記》）。而有些民俗活動，最後演變成宗教意味極其淡化，人們甚至已經不在乎其宗教意義，而只剩下民俗節日的"熱鬧"了，最典型的是當時京城的"燕九節"：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遊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遊，席地布飲，都人名為耍煙九，。。然京師是日，不但遊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中貴人是日散錢施齋，京都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閹九之說亦似不妄（《萬曆野獲編補遺》）。　　這個節日究竟原本是個道教節日世俗化了，還是民俗節日藉助於宗教場所而引來四方道士，已是莊周夢蝶說不清了，但這恰恰說明明代的道教與民間文化已經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交織在一起了。除此之外，道教還以通俗的、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深入民間，比如明代周憲王朱有燉就以編寫神仙道化合劇著稱，《八仙慶壽》經過他的整理，情節更為生動，人物也更加豐富；而明代陸西星所寫的《封神演義》則使道教的許多神仙傳說變得婦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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