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困境下的話語構建 ———從難民危機報道看歐洲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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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吳燕妮（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刊於《歐洲研究》2017年第3期

內容提要:隨著歐洲恐怖主義事件頻發，難民危機也逐漸被納入「安全」的政策話語。然而，難民危機是「安全」問題嗎? 它為何被定義為安全問題? 難民危機中有關人道主義救援的「人權」話語是如何與「安全」話語相抗衡的? 本文基於對難民危機中歐洲媒體新聞報道的話語分析，認為難民危機的本質是歐洲文化融合失敗下的社會問題，而其轉變為安全問題的根源是歐洲中心主義對「他者」的建構。在建構主義視角下，這一體系結構決定了雙方的身份認同，不僅導致難民危機必然被歐洲當作安全威脅對象加以討伐，也挑戰了歐洲的核心價值觀，使其陷入自我認同困境。換而言之，安全研究的泛化將使一種「安全隱喻」進入政策制定的修辭當中，其結果是掩蓋問題本質而尋求統一化的政策制定原則，從根本上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歐洲難民危機身份認同話語構建安全化

２０１５年夏天，歐洲爆發大規模難民危機，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以及北非的難民為了逃離戰亂，紛紛踏上去往歐洲的旅途。危機爆發後，媒體圍繞難民偷渡、歐洲分歧等議題進行了大量報道，引發了全世界範圍內的關注和激烈爭論。其中，歐洲如何跨越分歧共同應對危機成為焦點問題之一。尤其從「小艾蘭」事件到暴恐事件，難民危機經歷了從「難民處於危機中」（refugee in crisis）到「難民成為危機」 ( refugee is crisis) 的巨大轉折。歐洲難民危機也從人權問題轉向了安全問題，「國家安全」代替先前的「人道主義」佔據了輿論上風。

面對難民危機，歐洲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關於難民危機將迫使歐洲走向分裂的說法甚囂塵上。難民危機究竟從哪些方面、從何種程度上挑戰了歐洲認同（identity）？

基於話語建構角度的初步探索，可以引出下列問題:難民危機究竟是不是一個安全問題? 它為何被建構成了一個安全問題? 這一轉變的發生是客觀事實的推動還是心理認知的結果? 首先，本文將藉助哥本哈根學派的「話語安全」視角，以「艾蘭事件」和「巴黎暴恐」為兩個時間節點，分析歐洲難民危機期間德國和法國兩家主要雜誌在兩起事件前後的報道，通過梳理和總結議題以及輿論變化，闡述危機「安全化」的過程。其次，本文從宗教、社會和政策傳統等方面入手，以建構主義視角下體系結構對認同（identity）的形塑探究難民危機的本質以及它被建構成安全問題背後的動因。最後，筆者指出將難民問題定義為安全問題所引發的認同困境，並以此闡述安全研究泛化的負面效應。

一從「人權問題」到「安全問題」

在追蹤難民危機輿論變化的過程中，本文選取了德國和法國兩家最具影響力的周刊，以其深度報道和評論作為分析的樣本。德國和法國是歐洲政治和經濟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大國，在難民危機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國不僅在經濟上具備更強的難民接收能力，在難民政策態度上也始終走在歐洲各國之前?法國則是暴恐事件的受害者，這也直接影響了其對難民接收政策的態度。因此，選擇這兩個國家研究難民危機問題較有代表性。

在刊物選擇上，? 明鏡? 周刊是德國最重要的新聞周刊，於1947年創刊，同時也是在歐洲發行量最大的新聞周刊之一。該周刊擅長調查性報道，經常揭露政界內幕和社會弊端，因此在國內外都具有重大影響力。 ? 快報? 周刊是法國最早的新聞周刊，也是影響較大的時事生活雜誌，同樣注重調查性報道和新聞分析。本文以「難民」為關鍵詞，選取了艾蘭事件、巴黎暴恐以及布魯塞爾暴恐事件一周內與此相關的文章進行追蹤總結。話語分析的研究樣本包含了這兩份新聞周刊的報道共７９篇，研究時間段從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３０篇?第二階段有４９篇( 事件發生後兩周內報道) 。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歐洲各大報紙頭條都刊載了敘利亞小難民「艾蘭」遇難的照片。小艾蘭的照片一經刊載便在歐洲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幅被認為是難民危機以來最揪心的照片也成了歐洲難民政策的轉折點。短短３天內，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甚至歐盟都推出了一攬子難民接收方案。儘管部分東歐國家依然持反對態度，但總體上看，「小艾蘭」事件促使歐洲大部分國家，尤其是西歐、南歐和北歐國家從此前的消極觀望態度轉為積極的人道主義救助。

這一階段直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為止。歐洲的熱情在持續一段時間後便開始出現冷卻跡象，直到巴黎暴恐事件發生使這種熱情徹底冷卻。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巴黎爆發恐怖主義襲擊，造成至少１３２人死亡，３００多人受傷。該事件發生後，儘管歐盟方面表示其難民政策不會改變，德國和法國也表示會繼續踐行承諾，但是歐洲反難民的浪潮仍然隨之襲來，右翼黨派紛紛呼籲停止接收難民。如果說巴黎恐怖襲擊還沒有完全使歐洲進入「封鎖」狀態，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的發生則讓歐洲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事件發生後，歐洲各國進一步收緊了對難民的開放政策，民間排外勢頭越發高漲。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法國馬賽同樣遭遇了一次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

難民危機的情勢變化充分反映在本文選擇的兩家媒體的報道中，究竟如何對其進行解讀? 美國社會學家甘姆森(William Gamson) 在「阿以衝突的政治文化」中把文本劃分為一個一個的話語包( package) ，而每個話語包里都有一個標識( signature)——— 一組元素反映了話語包的核心框架以及話語包在簡略的表達方式中所處的位置。本文借鑒這種方法，在對話語包的分析中，將其分為文本和語境兩個方面。這些話語包的形成，有些是通過關鍵詞、直接引語和上下文的模塊構建，有些是通過對語義的深讀。在不同的階段，兩家媒體的話語包呈現出兩種類型:

第一類是「人道主義」話語包。「小艾蘭」事件後的歐洲輿論是以「人道主義」議題為核心的，其基本特點是「悲劇話語」。在這一話語包下，難民被建構成了受害者，而歐洲則被建構成了救援者?受害者的悲慘遭遇進一步要求救援者承擔行動責任。因此，小艾蘭的死事實上觸及了「人道主義」這一歐洲人文主義精神的內核，這一時期的難民危機也因此被定義為「人權問題」。

「小艾蘭」事件後，德國? 明鏡? 周刊和法國? 快報? 周刊第一時間將目光聚焦在了難民的艱難處境上。一方面，文本中呈現出以災難為核心的話語體系，由悲劇( tragedy)、恐怖( horror)、慘劇( catastrophe)、痛苦( pain)、絕望( desperation)、人道主義災難 humanitarian disaster) 等概念構成的文本成為報道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描述難民的生存狀態和悲慘境遇，難民急需救助的文本結構形成了媒體筆下的一場「人道主義災難」。例如９月３日，? 快報? 周刊報道了小艾蘭在土耳其海灘被發現的經過並配發了「讓世界沉默」的圖片。此後，以艾蘭事件為起點，媒體報道還綜合了難民危機爆發以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進一步強化了難民危機作為一場悲劇的宏觀議題導向。

報道議題除了聚焦在難民身上，也聚焦在了組織非法偷渡的人販身上。以調查性報道見長的? 明鏡? 周刊在艾蘭事件後對偷渡至歐洲的利益鏈條進行了系列跟蹤報道，進一步把文本關注點集中在危機中難民的悲慘遭遇上。同時，媒體對於難民救助的語境進行了延伸，關於歐洲的責任也隨之集中在了「人道主義救援」之上。艾蘭事件之後，「歐洲」一詞在媒體文章中頻繁與責任( responsibility)、價值(values)、道德義務( moral obligation) 等辭彙一起呈現。在這些文本的建構下，歐洲被集中形塑在執行「人道主義救援」的語境之下。一方面，歐洲政界不斷強調履行責任?另一方面，政界在難民接收政策上的裹足不前也遭到批評。

例如９月３日，? 快報? 周刊報道了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在難民問題上展現的積極態度。奧朗德直接指出，「歐盟必須堅決採取行動，並與其奉行的價值觀保持一致」。他同時指責一些反對分攤計劃的國家，認為他們「沒有踐行自己的道德義務」。同時，? 明鏡? 周刊的評論指出，也許難民慘劇背後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歐洲終於可以從麻木遲緩中蘇醒過來，甚至直接指出「難民之死是歐洲的失敗」，因為面對不斷增加的難民人數，歐洲卻拿不出統一的解決方案，而只會相互指責。

第二類是「國家安全」話語包。暴恐事件的發生使得歐洲輿論的核心議題從「人道主義」轉向「國家安全」，其基本的話語特點是「安全話語」。從這一話語包的文本來看，難民被建構成了安全的威脅者，而歐洲則成了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威脅者的威懾力要求受害者採取驅逐行動。從語境上看，媒體觸及了歐洲對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安全恐懼，由此也將這一時期的難民危機定義為「安全問題」。

連續的暴恐事件使輿論一改風向，先前的「人道主義」話語幾乎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安全」的話語。在媒體上，對難民危機報道的內容從暴恐發生後就不斷集中在「安全問題」之上，關於恐怖分子混雜在難民中的議題被不斷放大。話語包以安全( security)、監控( monitor)、防禦( defense) 等概念為核心。 ? 快報? 周刊評論文章指出，伊斯蘭國正是利用這些混在難民中的假身份證件和恐怖襲擊「使歐洲的難民問題政治化、極端化」。文章援引某非政府組織發言人的話表示，極端組織聲稱要將「戰爭中的難民同化成恐怖分子」，因此「難民所代表的威脅會波及整個歐洲大陸」。

在德國，一直反對默克爾難民接收政策的政黨在巴黎暴恐事件後迅速以此為契機呼籲默克爾轉變政策。而他們轉變政策的首要理由不再是德國超負荷運轉、無法接收難民的能力，而是「國家安全」。 ? 明鏡? 周刊１１月２０號的文章援引德國基社盟主席澤霍夫的話表示，作為執政聯盟，繼續默克爾推行的難民政策將有損黨內的核心競爭力，即「國家安全」。評論指出，巴黎暴恐事件無疑給了反對默克爾政策的人更多的籌碼。在法國，加強邊境管控幾乎成了巴黎暴恐發生後的「第一反應」。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在巴黎暴恐襲擊後就在? 快報? 周刊發文稱，歐洲需要強有力的邊界管控，富裕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歐盟成員國必須採取更加務實有效的安全合作。

因此，在上述兩種話語包的轉換中，每個話語包之中建構的歐洲與難民的關係也由和諧趨於緊張，二者在「艾蘭事件」和「暴恐事件」的互動中被建構成了不同的身份。 ( 見表１)

二話語包的變遷與身份轉化

綜合以上對? 明鏡? 周刊和? 快報? 周刊兩家歐洲媒體在艾蘭事件和暴恐襲擊報道上分階段的話語包分析，可以發現兩家媒體在難民和歐洲兩個指涉對象方面呈現出兩組相對應的基本話語，這兩種基本話語也對應建構了兩組身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個指涉對象在不同事件中被放入了截然不同的語境，也呈現出了前後相反的身份。

如圖１所示，難民在艾蘭事件後的報道中主要呈現為「悲劇話語」。在悲劇話語下，難民的主要身份也被建構為「受害者」，具體在報道中呈現為獨裁政權、「蛇頭」以及不支持難民接收政策國家的受害者。然而在恐怖襲擊發生後，這種佔據主導的「悲劇話語」卻逐漸被「威脅話語」所取代，其身份也從受害者變成了挑戰歐洲非傳統安全的威脅者，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定位。

圍繞難民的話語和身份建構的差異也導致了歐洲自身話語和身份建構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產生主要基於身份建構中道德維度產生的激烈變化。現實正如歐洲一部分人士認識到的那樣，恐怖主義與難民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據了解，在巴黎恐襲中，除了有一人可能是裝成難民進入歐洲之外，其他嫌犯基本都是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均持歐洲護照。可這樣的事實並沒有進入媒體的文本中，取而代之的是難民問題本身。

根據話語包的分析方法，第一階段媒體報道主要歸納出以下四個話語包，我們分別將這四個話語包標註為:危機( 難民的悲慘遭遇)、責任( 歐洲政府應對不力)、分歧 ( 指責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態度強硬) 和包容( 部分歐洲民眾熱情歡迎難民) 。 ( 見表２)

這四個話語包分別對應了難民、歐洲政府( 歐盟)、東歐以及歐洲民眾四個敘述主體，並通過描述四個敘述主體的關係建構了話語包所圍繞的「中心思想」，即框架。四個話語包描述如下:

第一，危機。對危機標識的建構主要通過描述和援引難民的悲慘遭遇以及人販的貪婪冷酷完成。例如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快報? 周刊以「讓世界沉默的照片」為題報道了小艾蘭在土耳其海灘被發現及其照片引發歐洲難民危機大討論。文章綜合援引了多家歐洲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和評論，對「小艾蘭」事件及難民危機的嚴重性表示關切。以艾蘭事件為起點，媒體報道還綜合了難民危機爆發以來一系列的死亡事件，進一步集中了難民危機作為一場危機的宏觀議題導向。此外，組織非法偷渡的人販子也成為媒體報道的中心。尤其是以調查性報道見長的? 明鏡? 周刊在「小艾蘭」事件後對偷渡至歐洲的利益鏈條進行了系列跟蹤報道，內容詳盡，如蛇頭組織上層人物從「土耳其和其他巴爾幹國家僱傭組織的線人、財務人員、司機和保鏢」來進行這種「骯髒的勾當」以及「偷渡組織已經吸引了大量在土耳其和巴爾幹的罪犯」等。

第二，責任。對責任標識的建構主要通過援引歐洲政要的官方話語以及媒體敘述歐洲難民悲慘遭遇時的直接評論完成。如? 快報? 周刊報道了法國總統奧朗德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共同展現出的積極態度。奧朗德直接指出:「歐盟必須堅決採取行動，並與其奉行的價值觀保持一致，踐行自己的道德責任。」與此同時，媒體報道紛紛譴責歐洲政界的裹足不前。面對不斷增加的難民人數，歐洲卻始終拿不出統一的解決方案，只會相互指責，以此強調「人道主義救援」的正義性和緊迫性。如前文所述，? 明鏡? 周刊評論就直接指出「難民之死是歐洲的失敗」。

第三，分歧。分歧話語包集中建構了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歐和以匈牙利為代表的東歐之間的緊張關係，主要通過援引兩國政要的言論和政策等官方話語來實現。一方面，媒體集中報道了匈牙利難民營的惡劣條件和難民的出逃?另一方面，媒體援引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歐領導人譴責匈牙利拒絕接收難民的強硬政策以及匈牙利方面的回應，尤其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讓難民「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的言論格外受到關注。

第四，包容。包容話語包主要援引歐洲民眾以及民間團體中的專業人士和志願者言論反映歐洲民眾堅守人道主義作為歐洲核心價值觀的底線，表達了強烈的包容心。例如，球星坎通納就向媒體表示要接納難民在家居住，? 快報? 周刊還專門就民眾能否在自家收留難民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解答。

以上四個話語包的根本原則都強調「人道主義」這一歐洲的核心價值基礎應受到尊重和維護，進而建構起了這一時期媒體報道的主要框架，即以「人權危機」為核心組織並展開報道，強調難民作為受害者的悲劇，同時強調歐洲作為救援者的責任。

圍繞上述四個敘述主體，暴恐事件頻繁發生的第二個報道階段也主要出現了四個話語包，但其標識卻發生明顯轉向。它們分別是:威脅( 難民可能是恐怖分子)、安全責任( 歐洲政府保障國家安全)、合作( 呼籲加強歐盟邊境合作管控) 和矛盾( 歐洲移民作為少數族裔與主流社會的矛盾) 。

對以上四個話語包的描述如下:

第一，威脅。對威脅標識的建構主要基於文本表述，媒體援引政要和專家言論集中反映恐怖襲擊發生後難民帶給歐洲的安全威脅。這些威脅主要從身份特徵、宗教沖突和文化改變三個方面體現。如? 快報? 周刊評論文章指出，當數以萬計的難民執著地湧向歐洲之時，「極端組織也必然會利用這一混亂安插自己的人在其中」。文章援引布魯塞爾情報專家的話表示:「仍有大約幾十名恐怖分子以難民的身份混入歐洲，這些人將造成巨大的破壞。」還有文章援引歐盟高級官員的評論，認為早前就已經有對難民保持警惕的提醒，但當時這樣的言論只能引起社會不滿。同時也有NGO組織表態，認為「伊斯蘭國」 (ISIS) 正是利用這些混在難民中的假身份證件和恐怖襲擊使歐洲的難民問題政治化、極端化並將戰爭中的難民同化成恐怖分子，因此難民所代表的威脅會波及整個歐洲大陸。難民所帶來的威脅還集中反映在了宗教衝突方面。例如，

? 明鏡? 周刊採訪了德國選擇黨主席佩特里，她在採訪中公開表示:「太多的穆斯林移民會改變我們的文化」。

第二，安全責任。安全責任的標識仍然通過政府官員和官方政策話語進行建構，強調歐洲政府通過管控難民和限制難民的政策保障國家安全。 ? 快報? 周刊援引英國? 衛報? 的報道稱，巴黎暴恐發生後，法國立即向歐盟提交了一份清單，要求歐盟嚴查空中旅客以及希臘和土耳其邊境的難民。同時，法國還希望建立一支專門「監控難民的小組」，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這條路線以難民身份進入歐洲並在申根地區流竄。在德國，反對難民接收政策的政黨也在巴黎暴恐後迅速呼籲默克爾轉變政策，首要理由就是「國家安全」。

第三，合作。為了保障歐洲內部安全，話語包標識還集中在恐怖襲擊之後歐盟成員國的合作之上，它不僅要求在國家內部加強監控，還要求各個成員國履行自己的安全責任，包括處在歐洲外圍的國家應嚴守邊境，經濟能力強的國家應建立更多保障程序並承擔開支。據? 快報? 周刊報道，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後，基於指紋等身份線索的分析，法國便暗指由於希臘對難民審查不力和邊檢不夠嚴格才導致恐怖分子從希臘進入歐洲，釀成巴黎慘劇，因此要求周邊國家切實履行好邊境守衛的職責?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在巴黎暴恐襲擊後也在? 快報? 周刊發文稱，歐洲需要強有力的邊界管控，富裕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歐盟成員國必須推動更加務實有效的安全合作。

第四，排斥:難民的出現也加劇了歐洲對外來移民成為不安定因素的解讀。布魯塞爾恐怖襲擊後，? 明鏡? 周刊深入報道了襲擊背後布魯塞爾作為歐盟中心與一體化之間的格格不入。其中，與外來移民之間的張力是突出的主題。文章將富麗堂皇的歐盟總部與外來移民的底層工作進行了鮮明對比。報道還指出，馬爾貝克地鐵站發生爆炸的時間極富指向性，因為９點鐘爆炸發生時正是歐盟官員們上班的時候，而就在一個小時前，那些下層的清潔工人和夜班守衛剛剛下班，爆炸發生時他們已經在回家的途中。此外，歐洲議會還全職僱用為這一街區工作的下層移民，而不是交給下面的承包商。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行監控，保證安全。

以上四個話語包的根本原則都指向「國家安全」，並作為這一時期媒體報道的主要框架展開報道，強調難民作為威脅的來源以及政府維護國家和歐洲民眾安全的責任。

三話語包與身份認同的挑戰

從以上兩個階段的話語包分析可以發現，圍繞各個敘述主體的報道核心標識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第一階段強調了難民避難、偷渡的遭遇，在語境上建構了「危機」與「幫助」之間的對應關係?而第二階段則強調難民本身作為安全威脅和歐洲應對防御的政策，建構了「威脅」與「防禦」的對應關係。這兩個階段中每一階段所建構出的話語內部都能通過對應關係形成報道邏輯的自洽，從而突出了組織起這一邏輯的中心思想和框架。一方面，指導話語包的根本原則即主導話語從「人權危機」轉向「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各個話語包也出現變化甚至反轉。以難民為敘述主體的話語包從「難民處於危機中」轉變為「難民成為危機」的根源?歐洲各國政府從反思自身人道主義救援責任並推動政策落地轉變為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責任?以德國為首的西歐從指責以匈牙利為首的東歐沒有承擔難民分攤計劃轉向指責其沒有做好難民審查工作，並呼籲加強全歐洲的安全防務合作?最後，對歐洲民眾報道的話語標識從熱情包容轉變為難民和移民等外來族裔在歐洲遭遇的社會歧視以及因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矛盾成為歐洲不穩定的潛在因素。

這種話語包的變動也可以通過詞頻分析得以印證。通過詞頻分析軟體，剔除無實際意義單詞，兩個階段媒體樣本排名前１０位的單詞對比見表４。

關鍵詞話語包標識分析的主要設置( ｄｅｖｉｃｅ) ，表４的對比表明了話語包建構的核心概念的差異以及圍繞這些概念產生的不同話語。第一階段強調了難民避難、偷渡的遭遇，建構了「危機」與「幫助」之間的對應關係?而第二階段則強調難民本身作為安全威脅和歐洲應對防禦的政策，建構了「威脅」與「防禦」的對應關係。這兩個階段中各自建構出的話語內部都能通過對應關係形成報道邏輯的自洽，從而突出了組織起這一邏輯的中心思想和框架。

兩個階段的媒體報道還進一步表明，恐怖襲擊是造成歐洲難民危機從「人權問題」轉向「安全問題」的重要節點，造成話語包變遷的主要原因在於恐怖襲擊改變了難民危機中這兩種解讀框架對敘述主體之間關係的認定。 ( 見表５)

這三種關係體現了歐洲身份認同的三種維度。以歐洲為單位，面對難民，歐洲身份認同是一種對外的集體身份，是使「歐洲」人不同於他者的一種標籤?以國家為單位，面對歐洲內部，歐洲身份認同是歐盟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歐盟之間的「信任」關係?以個人為單位，歐洲身份認同是歐洲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歐盟這一政體之間的「信任」關係。范勇鵬認為，「認同最直接地體現為一種信任」，這意味著話語包在以上三種「信任」關繫上的改變反映了身份認同在三種緯度上的變遷。恐怖襲擊的發生使得歐洲對外的難民政策傾向於以安全為第一要務，從而放棄了人道主義的救援義務?同時，恐怖襲擊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歐盟成員國政府間的分歧，統一了歐洲的行動步伐，但卻在歐洲社會和外來移民之間製造了新的分歧?第三，從包容重回排斥，歐洲民眾也相應減輕了第一階段對歐盟聯合行動遲緩的質疑。綜上所述，以上話語包變遷的核心是恐怖襲擊促使歐洲身份認同在短時間內由安全認同取代了價值認同。

巴裡布贊認為，尊重人權是歐洲認同建立的獨特遺產，這一理念的發展深入人心，凝聚了歐盟。然而恐怖襲擊卻嚴重挑戰了這一歐洲對外集體身份和歐洲公民之間的認同基礎。那麼，價值認同為何會被安全認同輕易取代? 歐洲身份認同賴以建立的人道主義價值基礎為何在面對安全議題時如此「不堪一擊」 ? 筆者認為，其本質原因在於歐洲身份認同一直以建構「他者」為基礎，這與安全政策的「隱喻」不謀而合，這種既定的結構關係塑造了雙方的對立並導致了安全政策的實施。

對話語包的研究表明，難民危機與恐怖主義關聯並轉變成安全問題主要基於三點原因。首先，兩家媒體報道的話語包中出現「概念重合」現象，恐怖主義與難民來源地區的宗教信仰重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曾認為，只要伊斯蘭還是伊斯蘭，那就是反西方的，這是所謂的「伊斯蘭威脅論」的一種表述方式。儘管埃斯波西托在其著作? 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 中認為要區分以和平為主旨的伊斯蘭教和假借伊斯蘭教名義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但亨廷頓的說法在恐怖事件頻繁發生的當下顯然更容易影響公眾和媒體。無論現實中難民與恐怖主義是否存在客觀聯繫，想像中的威脅已經佔據歐洲人的內心。這被認為是「一種混亂狀態下的蝴蝶效應，有時因果之間毫無邏輯性可言」。

其次，社會問題使得難民的概念本身在媒體的話語體系中發生了動搖，媒體對難民問題的概念描述也在發生更迭。在歐洲的主要媒體上，移民問題長期以來是歐洲眾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後不久，歐洲媒體上便出現了「難民」 ( ｒｅｆｕ￣ｇｅｅ) 還是「移民」 ( ｍｉｇｒａｎｔ) 的爭論。隨著危機的不斷發酵，這兩種概念基本上交叉使用，使得難民問題成了歐洲社會移民問題的一個寫照，反映了歐洲在移民問題上的一系列政策態度。在歐洲，移民和移民後代在歐洲社會的邊緣化並不是新問題。在文化觀念上，移民受到的歧視一部分原因仍來自於宗教信仰。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後，德國境內的右翼黨派呼籲關閉邊境，德國選擇黨主席佩特里在接受? 明鏡? 周刊採訪時公開聲明:「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太多的穆斯林移民會改變我們的文化」。佩特里的表態非但沒有受到過多責難，反而在民眾中大有市場。當前，除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宗教教義方面的分歧外，雙方都有被對方威脅的恐懼感，害怕自己成為犧牲品。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安全已經不再單純取決於威脅的客觀存在，而是只要感受到甚至認為有威脅就有安全問題的存在。對於許多歐洲原住居民而言，穆斯林群體的擴大對原有的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因此擔心自己會被征服，憂懼伊斯蘭教的激進主義會橫掃歐洲。儘管只是出於想像，但這種感受已開始表現在行動上。

再次，在媒體的話語體系中，話語偏好正在發生變化。歐洲的移民政策一直具有「安全政策」思路下的傳統，並且隨著「安全」概念從傳統向「非傳統」的深化和擴展越發傾向於管控。回顧歐洲移民政策的媒體報道可以發現，移民政策始終帶有「安全偏見」 (security bias) 或是一種默認的「安全驅動」 ( security-driven) 。移民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不斷通過政策文件、領導人講話和媒體與公眾輿論建構出的「國家安全」話語被「安全化」，進而被納入安全範疇。

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移民在歐洲主要以勞動力身份出現，當時的法國、德國等國家急需這些來自國外的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來補充國內市場需求。也正因如此，彼時鼓勵移民的政策佔據主流。然而進入６０年代後期，移民引發的部分社會問題開始成為公共議題的焦點，鼓勵移民的政策也開始轉向控制移民，政治話語也越來越多地將移民與影響公共秩序聯繫在一起。

儘管如此，限制移民的政策依然沒有被提上歐共體的日程，因為當時人員的自由流動還沒有成為建立歐洲內部市場的首要問題，更談不上來自第三國移民作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了。直到１６１２ / ６８號條例，即歐盟委員會於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通過的關於工人在歐共體範圍內自由流動條例區分了成員國居民自由流動的權利和第三國居住者自由流動權利開始，二者的分野才正式進入法律制度範疇。有學者認為，正是有了這一條例，限制移民的政策才成為鞏固「歐洲堡壘」的基礎。１９７３年，巴黎峰會進一步確定了成員國居民區別於移民的這種特殊權利。

進入８０年代，移民政策又開始與避難政策相關聯，隨著避難被政治化為經濟移民之外另一種進入歐洲的途徑，避難與非法移民的相互聯繫幾乎成為常態。如幫助歐盟成員國識別避難者身份的「Eurodac」系統，其在奧地利實施的條款中就明確將二者聯系起來。

可以說，整個８０年代見證了移民政策在制度層面被安全化的過程。移民問題逐漸成為政府間討論的重要議題，如１９７５年因應恐怖主義問題而由英德兩國主導成立的政府間機制「特萊維小組」，以及與移民相關的各種特別小組。這些機制使各成員國之間加強了移民管制的警務和司法合作，並將這些政策逐步納入歐盟憲法範圍。１９９２年，? 歐洲聯盟條約? 將司法與內政事務引入作為歐盟三大支柱中的第三支柱，並在其中明確將移民作為歐盟政府間管控的對象。

與此同時，安全研究擴展派的興起也加劇著這種現象。安全概念的擴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安全的指涉對象從傳統的軍事－國家為中心向社會和個人轉變? 另一方面，安全的領域隨著全球變暖、環境惡化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生態危機和糧食危機等被進一步擴展。如女性主義將婦女和兒童的權益納入安全研究，而「人的安全」概念更是將貧困、疾病等也看做安全議題。

綜上，在政策層面上，歐洲移民或者難民危機最開始的起源與歐洲廣泛的社會和民生問題有關，它涉及民族政策、宗教融合、文化多元化等多方面問題。然而在媒體層面上，歐洲對移民的政策始終是安全話語多於融合話語。這與其說是融合政策的失敗，不如說這兩家媒體在話語體系上從未實現真正的融合。

四他者視角下被安全化的難民和避難政策

在兩年內，難民問題在歐洲媒體上的話語包發生了重要變化。由於「他者」形態的變化，也使得歐洲整體身份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終形成了對歐洲身份認同的一種挑戰。所謂「他者」，是基於黑格爾和薩特的理論體系、在後殖民主義概念中與西方主體性相對的一個概念，它是西方「自我」意識下的非西方描述，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確定自我優勢的表達方式。

在歐洲的身份認同建構中，「他者」一直被用於建構歐洲的身份認同和價值體系，從而確保了擁有不同文明形態的歐洲能夠以一種身份認同，長期在工業化和一體化的進程中保持其優勢心態。但對於「他者」的界定方式，則隨著媒體話語包的變革而發生變革。應該說，難民問題是「他者」塑造中的一個核心議題。但話語包分析顯示，難民問題本來是一個社會問題，基於歐洲認同中的價值觀理念而形成，但隨著恐怖主義活動的蔓延，這一問題開始呈現出安全問題的新特徵。

簡要回顧歐洲認同的建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難民問題被安全化的本質是歐洲中心主義在建構自我認同過程中不斷進行「他者化」的結果，這種既定的結構關係塑造了雙方的對立並導致了安全政策的實施。

在媒體的歷史上，歐洲身份的認同一直依賴於一種「排除法」，除了對「歐洲是什么」進行界定的努力之外，歐洲其實一直是通過闡明「歐洲不是什麼」來確定其認同。事實上，歐洲的相對性一直建立在與非歐洲世界的比較中，並衍生出了一系列關於其知識、價值上的「他者」，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始終相伴左右。

古希臘時期，這一關係體現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蠻」的他者的對立。從詞源上看，「野蠻」最初是用來指涉「不會說希臘語的人」。隨後，這一辭彙的涵義不斷得到擴充。一方面，它與「非理性」、「專制」和「廣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來?另一方面，它指涉的疆域也逐漸擴展到歐洲以外，尤其是特指東方人、居住在亞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臘人素來為其在哲學、科學和政治領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其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傳統更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奠基石，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做出了巨大貢獻。而與此相反，亞洲人在他們眼中卻因不具備這些能力和價值觀而被認為文明欠發達，歐洲也在此基礎上鞏固著自身的認同。

進入中世紀，對他者的建構重心也轉移至宗教層面，以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對立最為突出。歐洲作為基督教世界，對於來自非基督教，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威脅感到焦慮。直到今天，這一問題仍然影響著歐洲認同的建構。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遲遲未被批准就凸顯了歐洲作為基督教佔主導的社會對伊斯蘭國家的排斥，而多年來歐洲穆斯林的融入問題更是這種他者建構下的負面產物，成為歐洲社會的一塊心病。

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推動下，古希臘時期對理性和人文主義的推崇再次回到了歐洲，也再次成為建構歐洲認同的重要基礎。以達爾文進化論為解釋，歐洲以具備更強的理性思維、更高的進化等級為理由，將非歐洲貶為低下劣等，並以此為殖民統治正名。而冷戰爆發後，歐洲的「他者」則在兩大陣營的劃分下變為蘇聯和以其為首的東歐國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則讓歐洲的「他者」變得更加錯綜復雜。一方面，歐洲驟然失去了蘇聯這一意識形態的反面參照物，另一方面，美國的崛起也讓歐洲開始思考一體化之下的合作。

縱觀歷史上歐洲以他者為參照的認同建構，其核心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發展及其所生產的一系列知識體系和認識論。它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世界，自覺或下意識地感到歐洲相對於世界的優越感，認為歐洲具有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和優越性，是非歐地區邁向現代文明的燈塔。而在這一段時間內，從人道的「他者」到安全的「他者」，實際上歐洲媒體的話語包變更，完成了「他者」對於自身認同的變化。歐洲在恐怖襲擊之後的身份認同，更用安全體系替代了文明體系，使得恐怖襲擊中「他者」形象的變遷帶動了歐洲自我身份認同的變遷。

在建構主義視角下，互動雙方的強弱關係也決定了身份建構的結果。在前文梳理有關難民危機的媒體文章時，我們看到了歐洲在建構認同關係上的強大力量，它定義著難民和難民危機以及自身角色。然而我們卻看不到難民是如何定義歐洲和其自身的，他們在文本中「在場」，卻在建構中「缺席」。在這樣強弱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強勢一方把敵對一方建構在負面表達的框架下，而這種負面表達最終會被固化成本質屬性，使得弱勢一方難以脫身，這也是當今西方話語強權下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直難於突破的困境。這一方面說明了主觀意識上建構力量的強大，也說明了對任何一種既定關係都應謹慎採取默認接受的態度，而要對權力關係進一步深入探討，找到其歷史的、結構性的本質。

綜上所述，難民危機的實質是社會問題，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多元文化融合的失敗，而它之所以被建構成一個安全問題，其根本是歐洲中心主義及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非歐洲世界，尤其是東方世界建構起的一系列處於支配地位的結構而決定的。歐洲建立起的二元對立關係使得雙方註定處在對立的位置上。二者基於各自位置建構的認同決定歐洲對難民採取的態度必然是以對抗威脅為基礎的排斥、隔離甚至是打擊和消滅。

五安全泛化與歐洲認同的困境

歐洲的移民和避難政策為何一直作為安全政策在執行? 海斯曼明確指出了三點原因:內部安全、文化安全和福利國家三種理念。但筆者認為，這三種理念的背後都共同受到歐洲與難民之間結構身份認同關係的支配。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的安全不是客觀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主體間性的。國家是否感到威脅在於自我和他者之間是否建立了集體認同，而影響這一認同的因素是雙方在歷史進程中物質、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動，最終由雙方所處的體系結構確定。

然而，將難民問題界定為安全問題使得歐洲陷入了一個自我認同的困境。首先，從官方文件看，歐洲認同的含義在１９９１年的?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中得到了較為詳細的闡述，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歐洲文化認同，歐盟公民身份和歐盟外交與防務認同。其中文化認同常常被認為是核心。在這三個維度的認同中，一個共享的文化價值觀念是歐洲認同的基礎和核心。哥本哈根學派創始人巴裡布贊指出:尊重人權是歐洲認同建立的獨特遺產，這一理念的發展深入人心，凝聚了歐盟。然而，歐洲在移民問題上卻一直侵蝕這一核心理念，未在人權與安全之間找到平衡。因此，強大的人道精神，一旦在安全威脅面前，就會被媒體話語體系自發地轉化到安全問題上去。

在建構主義視角下，認同是國際關係的核心。其中，自我認同是行為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多種身份的綜合產物，也是形成「他者」的主體意識所在，主要是指行為體的自我認識或自我意識。在國際政治中，國家也有自我認同，它基於雙方共享的「我他關係」 ( self-other) 。對自我認同而言，最重要的是行為體所處的社會語言環境，它直接決定自我認同的內容和完整性。媒體的報道就是這種社會語言環境的表征。

對於以人權為認同核心的歐洲而言，「小艾蘭」事件的發生使其尊重人權的社會環境大打折扣，衝擊著歐洲認同的核心道德底線，這就是為什麼「小艾蘭」事件在歐洲會引起如此大的波瀾的原因。因為它挑戰著歐洲認同賴以維繫的社會環境，對這個案例作出反應，是與歐洲的自身認同相一致的，否則就會帶來巨大的挑戰。然而，接收難民並不意味著可以解決這一認同本身，「小艾蘭」事件引發的認同關係僅僅是暫時的，它無法撼動已經建立並穩固的雙方身份認同的關係。溫特指出，國家間的體系結構關系在形成後很難改變。正如前文指出，西方中心主義下的國際體系結構將歐洲和難民的關係置於西方和非西方對立的立場上，因此在暴恐事件的催化下，這一更為穩固的關係在安全化的過程中便回復到其原有的狀態。

綜上，認同困境的產生正是難民危機被安全化的結果。歐洲將難民危機定義為安全問題，使其解決策略的首要方式就是關閉國境，而這一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了人權在道德規範和安全之間的持續張力。隨著發達國家逆全球化的呼聲漸起，連美國這樣的「文化熔爐」都在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下而鮮有斡旋空間，歐洲調和人權與安全的空間只會在不斷上演的暴恐事件中被進一步壓縮。邊境管控的後果是以犧牲人權這一歐洲認同的核心理念為代價的，其對歐洲認同的挑戰和撕裂作用在小艾蘭事件中已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同時，這一結論進一步指出了安全研究泛化帶來的負面後果。首先，安全研究的泛化使一種「安全隱喻」進入政策制定的修辭當中。隱喻不僅僅是語言現象，而且是一種認知活動。它是用人類在某一領域的經驗去理解另一領域的經驗。已有的經驗領域為「來源域」，而未知並等待被說明的領域就是「目標域」，這兩個領域中的相似元素存在著映射關係。弗科尼亞和特納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論，認為隱喻是心智空間里的概念投射。兩個輸入空間存在對應關係，其相似結構和元素會生成一個類屬空間，並通過投射和認知在整合空間內整合，完成隱喻的生成與運作。

因此，隱喻的完成有賴於事物之間相似性的產生，且這種相似性是可以被主觀建構的。也正是基於此，隱喻的映射模式具有任意性和多樣性。作為一個過程，它的完成有賴於意識形態，而作為一種結果，它則體現一定的意識形態。輸入空間的選擇顯然受控於意識形態。因此，分析隱喻可以發現話語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並對其權力關係進行解碼。黛博拉斯通在其著作? 政策悖論?( policy paradox) 中就指出，政策制定是對問題分類標準、邊界以及定義和解讀的爭奪，它是政治衝突的核心?每一種政策背後都是一種價值觀念的支持。因此實際的政策制定過程就演變為政治場域內對問題界定和歸類在修辭上，即話語權上的爭奪。

難民危機問題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排外思潮下所建構的結構關係，使這一問題在政治場域內被界定為安全問題，從而也將安全隱喻帶入了政策制定的價值基礎中。「安全隱喻」的背後是對引發安全問題威脅的消除，如消除貧困根源、環境危機等。而在難民危機中，「安全隱喻」所產生的映射關係就將難民作為一種安全威脅的來源，並通過隱喻的生成系統使其成為需要被「消滅」的對象。

由此也產生了安全泛化的第二個負面效應，即在解決難民問題的媒體話語選擇上趨向於簡單統一化的模式。任何問題一旦被納入安全問題就意味著可以採取超常規手段加以解決。媒體在從悲劇話語到安全話語的轉變中，更重視的是安全關鍵詞的確定。在悲劇話語中，媒體多採取隱喻、互文等方式，顯示悲劇話語本身的價值分量。但是在安全話語中，媒體多採用更為直接的話語包，將恐怖主義等概念和難民問題直接聯繫起來。這實際上也說明，安全認同和價值認同同樣居於歐洲一體化核心的深處。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學者指出，相較於融合政策，控制移民措施在政策目標上更為明確，在實施方式上也顯然比移民作為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其發展、消除歧視等簡單得多，因為只要關閉邊境阻止移民進入或者把移民「管起來」，就可以完成政策目標。

以上原因解釋了為什麼歐洲在多元文化政策上飽嘗失敗的滋味，因為安全認同的行動邏輯仍然是以傳統安全觀下捍衛主權國家為核心的，它必然不以融合為導向，更多的是處於驅逐、鬥爭或者消滅的敵對狀態。然而，安全概念的擴展，「新安全觀」的建立，或者說安全觀的泛化，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外來族裔的融合在歐洲本質上仍是社會問題的認識而一概訴諸安全手段予以解決。難民危機從人權問題向安全問題的轉變正是安全議題的擴展和其模糊作用的表現，其政策手段只會進一步加劇歐洲自身的認同困境，從內部撕裂歐洲社會。

綜上而言，兩家媒體的話語包變遷說明，話語包顯示了他者形象構建的變遷，同時也揭示了在這個變遷背後歐洲身份認同中的悖論。儘管歐洲一體化更強化的是作為自我的中心主義，並且試圖用這種方式去構建來自北非和異域的他者形象，但隨著恐怖主義活動的出現，這一話語體系發生了劇烈變動，歐洲身份認同中的安全認同更加明顯。而在難民危機發生後的兩年內，兩種話語包的更替體現了歐洲一體化中的認同仍然存在結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