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中國知識分子難做到「見壞就上」「見好就收」

10月27日，秦暉、劉瑜、劉蘇里、楊立華、錢理群、榮劍、華生等眾學者會聚北京彼岸書店分享秦暉新書《南非啟示》的讀書心得。著名人文學者錢理群先生認為秦暉是在為民主做辯護，讚賞秦暉的「理直氣不壯」，說夠了民主的好，也說透了民主的問題，是謂「成績講夠，問題講透」。希望其他各種理想的堅持者都要警惕「浪漫主義」，不要將自己信奉的主義理想化、絕對化，充滿政治正確的激情，像狼一樣撲向不同意見的人。

錢理群先生感興趣秦暉書中寫到的曼德拉，嘆中國沒有曼德拉式的人物。「本來在整個社會激進時，知識分子應該保守一點；當整個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這是知識分子和一般人區別所在。可中國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同時也擔憂，即使中國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他們在社會保守時激進，在社會激進時保守，「見好就收」的立場能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嗎？「是否能夠在老百姓的怨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是否能夠出現越來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政治家，這可能是未來中國走向的一個關鍵。」以下為錢理群發言實錄，未經講者審閱。騰訊文化出品，轉載敬請註明騰訊思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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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我要祝賀秦暉，秦暉年初出了《共同的底線》，年末出《南非的啟示》，這兩個會我都參加了，但第一個會我很早就到了，因為有我想講的話。這個會我有點猶豫，一開始是拒絕的，因為南非問題我一點都不懂，包括三農問題，我也不了解，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發言，不太好。我現在要講的內容是借題發揮，跟今天主題沒什麼關係但有內在聯繫的一個問題。我準備講五個問題，先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關心秦暉寫這本書的態度。秦暉顯然是在為民主辯護。他在序言里說得很清楚，「為民主辯護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義的基礎上，真正有說服力的辯護是要比指責民主制度的人、對民主化過程中的負面現象看得更透徹。」（記錄大意，非原文）還說「用這些負面圖景嚇唬人，以否定民主的努力固然不可取，但相反的邏輯認為，既然民主化是正確的，那麼什麼代價都不在話下，這樣的邏輯也是不行的。後人不應該被這些負面的案例所嚇住，另一方面這些負面也應該儘可能的避免。」所以秦暉一開始也說了，他的態度是「成績要講夠，問題要講透」，這一點具有普遍性，是對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很有針對性、很有意義的問題。

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有各種不同看法，提出各種不同主義，而且為這些主義吵得你死我活。現在的問題是要從你死我活的種狀態中突圍出來。上次在秦暉那本書《共同的底線》的討論中，提出以「理直氣不壯」的態度可能會避免你死我活。我覺得秦暉說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答，所有主義的倡導者、所有主義的擁護者能不能夠像秦暉這樣，在為自己立場辯護的同時，也說說自己堅持的主義的負面現象，說得比較透。所以我想向左右派的朋友發出呼籲：主張憲政民主的朋友，是否可以深入討論一下民主憲政本身會遮蔽什麼問題？會帶來什麼問題？主張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朋友們，你們可不可以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有沒有負面的問題，有沒有帶來嚴重的後果？為什麼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還有主張儒家社會主義的朋友們，你們可以談談儒家有什麼毛病？儒家有什麼嚴重的後果？我覺得必須這樣來討論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都應該像秦暉說的這樣，把「成績講夠，問題講透」，而不能夠只講成績不講問題，或者用「雖然……但是……」「雖然有這個問題……但是……」，這樣就把問題淡化了。總講自己那套主義，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很難有說服力。我認為理論的力量在於它的徹底性，徹底性就是敢於講成績，理直的講成績，但同時也講指出你所主張的主義有什麼問題，這才有真正的說服力，這樣做才能夠「理直氣不壯」，才能夠冷靜下來聽取不同意見，從別人不同的主義里有所吸取。

所以秦暉說「要警惕民主浪漫主義」，我覺得這句話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是否應該同時警惕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警惕毛澤東時代的浪漫主義？警惕儒家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是什麼意思？是將自己信奉的主義理想化、絕對化，充滿政治正確的激情，像狼一樣撲向不同意見的人，我覺得這會帶來獨斷主義，帶來專制主義，甚至會導致彼此殺戮。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對秦暉這本書最感興趣的是討論《曼德拉現象的歷史意義》那一章。對此我的第一個反映是：中國如果有一個曼德拉該多好（現場笑）。秦暉說南非奇蹟的原因就在於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現的理智或者儘管人民並不那麼理智，但沒有為難他們所信賴的理智者。我覺得這是南非經驗的基本經驗。這對當下中國具有特殊的急迫性和現實性，即當下中國處在轉型時期，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需要怎樣的知識分子和需要怎樣的人民，我們具備這些條件了嗎？我們怎麼樣來創造這些條件？我覺得這是當下最迫切的一個問題。而且在中國這樣一種極權體制下，在歷史轉折時期，政治家最重要。這個鐵腕人物可能帶領大家走出困境，也可能走不出困境。但不管他是否帶領走出困境，最後會他都會成為壓迫者。坦白說，對於這樣的鐵腕人物我不感興趣，而且害怕。強人或半強人的統治，能不能帶領我們走出困境另說。問題是，曼德拉式人物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我覺得有兩點啟示，是當今中國所缺少的：

一是曼德拉的理念，也是楊老說的曼德拉一直堅持包容性理念。曼德拉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解放，我的使命是解放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理念極其重要。這使我們想起了林昭，林昭當年就是這樣說的，她提出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自由觀點」：「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我反抗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壓迫者，而是為了給一切人以自由，這樣才能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才能夠走出革命者成為新的壓迫者，自己也成為新的形態不自由者的歷史怪圈」。林昭當年提的主張是針對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有一個理念「革命的目的是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也就是說把原來的壓迫者變成被壓迫者，地主打倒了還不行，原來的被壓迫者翻身了要成為壓迫者，農民翻身了要成為新的主人，所謂「新的主人」就是成為「新的壓迫者」。但實際上，農民也並沒有成為新的壓迫者，但理論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看曼德拉，就想到毛澤東，因為他們有可比性：都是搞武裝鬥爭，但搞下來的結果跟民主帶來的後果完全不一樣，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曼德拉堅持給一切自由的理念，也是林昭所追求的理念。

今天的中國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要推動改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是什麼？是要重演毛澤東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嗎？還是像曼德拉、林昭說的那樣——解放一切，給一切以自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才可能談到曼德拉後來講的「和解、妥協」，這些理論基礎是這個東西。考慮未來中國變革，這是一個前提性問題。我非常贊成秦暉先生的意見，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和解與妥協、反暴力、非暴力。秦暉先生說這不僅是一個策略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有機會還應該展開討論一下，這樣一個和解的、妥協的和非暴力的哲學、各方面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發展非常重要。

二是曼德拉身上理智和道義的統一。這兩個側面首先是堅持公正、道義。用秦暉的話說是「見壞就上」，維護社會的公正、道義，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不惜牢底坐穿，這樣一種身體力行是使得曼德拉這樣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獲得民眾基本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是理智，按秦暉的話是「見好就收」，懂得和解、妥協、非暴力。而這樣一個把道義和理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恰好是當下中國所欠缺的。我們暫時不說政治家，就說知識分子，我看到的是兩類知識分子：一類確實有社會擔當、維護公正、公平正義，但過於激進，調子過高，而且常常擺出道德制高點的架勢，這樣激進的知識分子常常給人以表演的感覺，所以很難得到一半人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類知識分子非常理智，處處講妥協，但理智過了度就變成犬儒主義。所以秦暉的話我非常欣賞，他說「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特點，我們現在是「見壞不敢上」，到將來好了，「見好不敢收」。前者利於專制，後者卻容易導致以暴易暴。所以秦暉說「人往往不敢反抗那執著擁護的政治，而同時又不願意擁護那可以反對的政治。」也就是說這種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的毛病是一個政治畸形病。我覺得這些話都擊中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要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本來在整個社會激進時，知識分子應該保守一點；當整個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這是知識分子和一般人區別所在。可中國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社會激進時，比誰都激進，社會保守時，比誰都保守。

還有一個問題是需要特別警惕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我對秦暉所討論的「聖雄」「英雄」「梟雄」那一節很感興趣，很有意思，而且很有現實性。在中國很難出現「聖雄」，容易出現「梟雄」，特別是當下社會情緒亢奮時刻很容易出現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在我看來，網上呼風喚雨的一些人恐怕就是這樣的「梟雄」。（您說的就是大V。-現場沈原老師插話）。不全是大V。大V有各種各樣，但當中確實有一些呼風喚雨的亂世梟雄，這非常值得警惕。

現在大家常談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我贊成秦暉的觀點，革命不是一個理念問題，而是「情勢」，情勢發展到某種程度，很難說中國不會發生革命，不管你是否支持。對此我是反對的。如果有一天各種情勢出現時、發生革命時，主導革命的人是誰為問題的關鍵。秦暉提出主導的是甘地、曼德拉還是阿明，這決定著中國命運。也就是說，中國萬一發生革命或者發生騷亂、混亂時，來主導的是那些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還是有道義和理智的政治人物為中國問題所在，是中國的危險所在，也是我擔憂的問題所在。

還有人民的問題，即使中國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他們在社會保守時激進，在社會激進時保守，「見好就收」的立場能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嗎？我很懷疑。秦暉說要阻止「復仇主義的災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警告。現在中國老百姓涌動著一種怨憤情緒、一種戾氣，怨憤情緒、戾氣很容易走上復仇主義。所以魯迅當年說「中國老百姓的怨憤情緒實在是太大了，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問題是怨憤情緒這把火燒向哪裡？魯迅當年提出「一定要在老百姓的怨憤情緒里注入明白的理性與深沉的勇氣」。我覺得曼德拉是這樣的。前面說南非很容易發生激烈的衝突，但出現了曼德拉，曼德拉及時地在民眾的怨憤里注入了「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使這個民族得以發展。這是當下中國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是否能夠在老百姓的怨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是否能夠出現越來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傾向的知識分子甚至政治家，這可能是未來中國走向的一個關鍵。謝謝！

錢理群，著名人文學者，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1939年1月30日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主要從事現代文學史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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