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菡 那些年，非誠勿擾教會我們的事｜特寫

黃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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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工具和大眾想像合謀出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賢良淑德的、是傳統端莊的、是幸福美滿的……而在家從不做飯的、廚藝僅限於將阿姨做好的菜熱一熱的、並且對open marriage也願意大投贊成票的黃菡本尊，對此深表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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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菡的個性，隱藏在貌似無個性中。她的幽默也是如此。「下午見一念六年級的小姑娘，她媽媽向她隆重介紹說：這就是黃老師啊。她認真看了我將近十秒鐘，問：你們的節目是提前錄製的吧？我說是啊。她再問：是提前好幾年嗎？」

她在微博上不帶表情地這樣自黑。

我見到的就是一個不施粉黛的、比電視上推遲了好幾年的黃老師。從眼神到表情，從臉型到牙齒，她都神似《瘋狂動物城》里那隻可愛的兔子警官Judy，動畫片有時比造物主更深諳相由心生的秘訣，擁有一雙這樣眼睛的兔子更容易相信秩序、責任和善意。她正在經受一輪嚴重的皮膚過敏，發消息對孟非說，幸虧她的錄製已經全部結束了，不然以現在這個臉，還怎麼上妝呢？孟非答: 如果還要錄製節目，你就不會過敏了。

在堅持了6年之後，黃菡宣布離開《緣來非誠勿擾》（以下簡稱《非誠勿擾》）的舞台。長期以來，這檔熱門相親節目的舞台上，流水的男女嘉賓，鐵打的孟非黃菡，因此黃菡的離開，引起了最多的猜測。

「我說我早就想離開，想換一個方式，可是你們信嗎？」網上各種解讀中，流傳的最廣的是因為黃磊和黃菡的性格都過於溫和，不夠毒舌，節目組有意要找金星加盟，有心人甚至找出了孟非和金星在飯桌上的合影來力證此事。但這一切很快被證明是空穴來風，接替黃菡的是另一個「從相貌到性格都和黃老師有幾分相似的另一個黃老師」，黃瀾，《虎媽貓爸》的製片人。

「是范冰冰說的吧？『我擔得起怎樣的詆毀，才配得上怎樣的讚美』，反過來說也一樣，天底下沒有便宜可占，我從《非誠勿擾》里得到多少名和利，我就得相應地有多少付出和麻煩。」黃菡決定，統統不要了。

黃菡與黃磊搭檔剖析情感

她列了一張長長的旅行心愿清單，在網上搜羅旅行信息是她對抗繁冗工作的一帖良藥，節目錄製的台本會開得越勞心，這張清單就越長，彷彿一個吃不到美食的人在默寫菜譜。最初她羅列了最想抵達的40個國家，不過癮，接著又羅列了國內所有的5A級景區，「列完發現5A級景區太多了，有兩百多個，不現實，那我就換一個指標，世界遺產，世界遺產還比較可行，48個，而且也已經去過一半了。」這種集郵式的心愿，在從《非誠勿擾》的舞台上謝幕之後，眼看著都有了實現的可能。

給「黨校女教授」上了一課

作為國內第一檔入選哈佛商學院課程的綜藝節目，《非誠勿擾》自2010年1月開播以後，收視率一直居高不下，有人看見急需牽手的俊男和靚女，有人看見待價而沽的愛情與廝殺，但更長久的吸引力，來自節目里出現的複雜社會命題和多元價值衝突。在廣電總局幾次收緊對真人秀和相親節目的管理之後，這檔節目把自己定位在了「生活服務類」。

黃菡加盟《非誠勿擾》，就是在節目最初受到質疑的時候。當時，馬諾等女嘉賓那些「寧坐在寶馬里哭，也不在自行車后座上笑」的拜金言論在網路上沸沸揚揚，節目關注度空前高漲，鮮花和臭雞蛋齊飛，廣電總局等主管單位也不可能等閑視之。如果不積極應對，可能會直接影響節目的存續，「於是就需要這樣一個點評嘉賓加入，包括男女嘉賓的遴選，場上話題的導向，都做了很多改變。」黃菡之前跟孟非在其他節目中有過合作，跟節目組上上下下都熟悉，跟那兩枚光可鑒人的光頭（孟非、樂嘉）比起來，氣質上也大相徑庭。「他們選擇我倒未必是沖著我在黨校，但確實是有一個所謂體制內的身份，是不是給主管部門看起來好接受一些？但是我想總體上來講，肯定要是個女的，肯定得溫和一點，然後要有婚姻和家庭這樣一種經歷，觀念相對比較主流……」

這種選擇給黃菡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當時的新聞出來，標題都是「黨校女教授坐鎮《非誠勿擾》」，民間反對的聲音也很多，非誠勿擾貼吧里做過一次民意調查，支持黃菡在節目中露面的觀眾只有11%，接近90%的人都投了反對票，有些話甚至說得很難聽。

「壓力非常大，我沒有想到人對另外一個他根本不了解的人可以那麼狠，或者沒有那些定語，就是一個人竟然可以對另外一個人有那麼深的惡意，可以那樣去表達，我真的很震驚，我女兒看了那些評論就哭了，她說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你，甚至於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呢？」那是女教授黃菡第一次意識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眾人物意味著什麼。雖然在博士階段，黃菡的研究方向是社會心理學，但這種狂熱的、近乎集體無意識的大眾輿論竟然可以產生如此洶湧的當量，還是讓置身漩渦中的她無比震驚。

她不去看那些新聞和評論，選擇性地遺忘那些惡言相向，第一次萌生去意就是在那個時候。但節目正在存續關頭，且有諾在先，她也就責無旁貸地把壓力扛了下來。事後回想，她承認，那個時候她確實心懷抵觸，在節目中也不太愛說話，因為知道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恐怕都免不了被過度解讀。

一個靠譜婚戀專家的靠譜學術問題

大眾傳播心理就是這麼奇怪，半年之後，黃菡漸漸成為《非誠勿擾》里廣受喜愛的一個人，一個溫暖的存在。常常有男嘉賓一上場就棄24位佳麗不顧，直奔黃老師表白，「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愛人就是像黃老師這樣的。」6年之後，黃菡要離開的消息一出來，就有人在網路上哭天搶地忿忿不平，「《非誠勿擾》如果讓黃菡出局就是作死啊！」

2012年，孟非、黃菡、樂嘉在《非誠勿擾》錄製現場

對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者來說，這一切都是值得玩味的。即使在當事人沒有偽裝的情況下，傳播工具和大眾想像也合謀出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賢良淑德的、是傳統端莊的、是幸福美滿的……而在家從不做飯的、廚藝僅限於將阿姨做好的菜熱一熱的、並且對open marriage也願意大投贊成票的黃菡本尊，對此深表不以為然。

曾經有男嘉賓在場上抒情，「我覺得黃老師就是女性的典範、楷模、榜樣，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黃菡當即打斷他說，「我是不是另說了，但是我覺得你這話本身就有問題，我很難想像一個典範、一個榜樣、一個站在第一的人能是最幸福的人。」

黃菡特煩別人臆斷她的幸福，「我覺得很傻，那是他們的公眾需要：幸福婚姻，幸福家庭，然後各方面都完美。講起政治上的個人崇拜，大家都深惡痛絕，但是講起男神、女神，大家都不反對，大眾心理就需要有這麼一個人，哪怕像我這種完全沒有『神』的素質的，他也非把你弄成完美的。」

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把黃菡當成了婚戀專家，媒體追上門來，向黃老師討教夫婦相處之道、子女養育之法。從來不擅長拒絕別人的黃老師也常常耐心給出意見，雖然她對此話題壓根沒有太多志趣。還是她女兒在一次節目里說出了真相，「我媽媽才不會叮囑我下雨天帶傘，因為她比我更不記得帶傘。」「我和媽媽常常用吵架來溝通，因為不吵架就不交心。」

1984年，黃菡考入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的時候，社會學是本科招生的第二屆，是國內剛剛起步的新銳學科，全國高校有社會學專業的，也僅有中大、復旦、北大和南開四家而已。整個80年代的開放思潮對黃菡影響很大。她在學生時代所做的學術研究，到今天看來依舊不過時：研究生時期，她的研究方向是「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生育意願」；博士時期，她將研究的視角投向更為廣闊的中國問題，在西安農村做了大量田野調查之後，她將「農村人口對城市的認知」作為論文選題。這兩個研究方向放在人口政策嚴重影響經濟指數、城市化成為中國幾代人畢生命題的當下，依然具備前沿價值。這是黃菡不被娛樂化受眾了解的學者的一面。如果一定要和愛情扯上關係，似乎可以一說的，就是她在懷孕期間還幫先生袁劍手工謄寫了大量的政經書稿，大著肚子的時候，消遣讀物是一套經濟學家叢書。

久經考驗的綜藝節目客串主持人

讓黃菡描述自己，她用的形容詞是固執、離經叛道，但她確實長期以來都是別人心目中的溫良恭儉讓。她覺得這是因為自己天生願意與人合作，害怕跟他人起衝突。有的時候，也許不是害怕，甚至是不屑，因為這個世界上99%的事情，是不值得一爭的。她把這種溫和帶到了節目里，她甚至放大了這種溫和。

「就是留有餘地，與人為善，特別你在台上，處於一種比較有先天優勢的地位，你是老師，是長輩，而且你還有一種專家的權威感，你面對的都是年輕的孩子。另外，我真的覺得，在公共表達當中，一定要支持少數和弱者。我特別討厭那種一哄而上，仗著主流就要滅了誰。哪怕為大眾所唾棄的亞文化、亞群體的東西，我都願意寬容，或者表達一點支持。比如說我非常反對整容，但這可能是我自己的經歷、我的年齡、我的見識、我的趣味所決定的，你確實不喜歡它，但是你能肯定它就那麼的十惡不赦、不可以寬恕、不可以理解和接受嗎？甚至不可以從中發現點積極和美好的東西嗎？寧財神說，整容的原罪只在於欺騙，我一聽就覺得豁然開朗了。」

她也因為說話過於坦白受到提點，某次一個男嘉賓是個退伍的士兵，他講到自己特別勇敢，從小就有英雄夢，就是想要在危難時候救人於水火。「然後我講我好欽佩你這種品質，我覺得我身上特別缺乏的就是勇敢。我小時候經常擔心，長大了要成為一個革命者，然後被敵人抓住了，嚴刑拷打，然後我怕我叛節……結果就這樣播出來了。主管部門就說，她是一個黨校的老師，是一個共產黨員，她怎麼這麼經不起考驗？」

她所屬的婦聯、黨校以及節目所在的宣傳系統覺得她表述欠妥，紛紛要求她做出說明和檢查，黃菡解釋說，「第一這個話是有語境的，我說我小時候，我小時候又不是共產黨員，我小時候又不是黨校老師；第二，這不過是一種語言變通表達的藝術，我想通過自己的這樣一種表現，來反襯男嘉賓的高尚和偉大。」

下一代青年人會有他們的非常煩惱

在綜藝節目躥紅的榜單上，《非誠勿擾》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惟一的一個，無論是 《好聲音》、《爸爸去哪兒》、《跑男》、《花兒與少年》，還是新近大熱的《奇葩說》，所有這些受到熱捧的綜藝節目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它們都成為了人性的試金石，那些激起觀眾強烈好奇以及強烈好惡的，也無非是基於，人無法永遠在鏡頭前演戲。總有一部分的真實屬性，透過重重稜鏡，卻依然被感知。而黃菡自己，也因為這種確鑿可見的純真善良，扭轉局面，從一開始不被觀眾接受，一躍成為「中國直男擇偶標準的最大公約數」。

作為1960年代生人，黃菡常常感到自己這一代人的幸運：物質匱乏的時代在他們人生的早年留下一點殘餘的印象，在他們「剛剛懂得享受的時候，生活就好起來了，讀書的時候，趕上了思想解放，而一進入工作，自己的職業發展剛好跟整個中國的經濟起步是重合的，覺得真的挺好的」。他們經歷過時代的複雜性，因此樹立了比較健全的人格和世界觀，但又整體走了一條上升曲線，是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紅利的一代人。相比之下，她覺得女兒這一代反而比較難過: 獨生子女，從小在蜜罐子里生活，缺乏磨礪，讀書趕上應試教育，思想和生活方式都很單一。至於未來，女兒想得簡單，留學之後先在國外積攢工作經歷，然後回國發展。而黃菡剛剛讀完了陳文茜贈予的新書，裡面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萎縮提出了相當令人擔憂的見解。對未來全世界的年輕人來說，最大的困擾恐怕不是找不到對象，要成為剩男剩女或上相親節目，而是在一個逐漸成熟的社會體制里，年輕人所能得到的上升空間和機會勢必越來越少，他們終將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模塊化的人生面前低下頭來。

如果你們還在試圖討要黃老師的婚戀家庭及子女養成大法，那麼也許以下可以算得一個：她告訴遠在美國讀書的女兒，暫時莫提你的國際精英夢吧，做好準備，畢業後先去非洲待兩年鍛煉鍛煉吧，沒準兒未來全球的活躍經濟體會遷徙去了那裡……

本刊記者|蒯樂昊 發自南京 編輯|鄭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