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碑帖收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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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作為文物藏品門類之一,最初源於唐而興盛於宋。碑帖是金石學的一個分支,在文物藏品中是很獨特的一類。 碑,起源於西周,但不是現在我們見到的文字碑。秦代出現刻石,如著名的《琅琊台刻石》,古人稱之為碣。另將長方形的刻石稱為碑。秦始皇刻石紀功,開樹立碑碣的風氣,東漢以後,碑碣漸多,有碑頌、碑記、又有墓碑。 碑拓源於金石碑刻,起源於唐,為收藏名碑字跡而用。宋代以後,碑拓藝術被刻帖替代,專以書跡為重點而刻石以傳世的拓本為帖,通俗地講類似於今日的影印。現存的碑拓含碑帖和刻帖兩大系列。一、刻石、碑拓的演變 1.石碑的種類刻石和石碑是產生拓本的原始物品,是古代金石學的研究對象,時至今日仍是重要的文物,更是碑拓的基礎。帶文字的刻石起源於何時不很確切,相傳夏商周刻石如《岣嶁碑》、《比干墓字》、《壇山刻石》等均是後人附會摹刻。確實可信的三代石刻只有近年河南安陽出土商代石簋上的字;春秋戰國時秦的石鼓文;中山國《河光石刻》字等。秦始皇東巡刻石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共有7塊:《嶧山》、《泰山》、《之罘》、《琅琊》、《東觀》、《碣石》、《會稽》,今僅存《琅琊山刻石》。 西漢時期是否有文字石碑尚無考古資料證實。有少量傳世西漢帶字刻石,如《群臣上壽刻石 》,為西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刻制,是目前已知西漢最早的帶字刻石。 東漢開始,碑刻大量出現。今日所見碑的形制是東漢時期成熟的。東漢末年、西晉時期出現了買地券、墓誌等刻石(磚)文字。碑 先秦已出現,其形制沿襲2000年不變。由碑額、碑身、碑座組成。《說文》:「碑,堅石也。」碑之初名始於周代,其義有三: ①指宮寢庠序中庭測日景之石。《儀禮·聘禮》:「東面北上,上當碑。」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 ②廟中系牲之石。《儀禮·祭義》:「既入廟門麗於碑。」鄭玄註:「麗,猶系也。」孔穎達疏:「君牽牲入廟門,系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顴貫碑中。」 ③墓所下棺之大木,形如碑。《儀禮·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註:「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穕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颲繞。」《喪大記》:「凡封用熲,去碑負引。」鄭註:「樹於壙之前後,使挽者皆擊紼而繞,要負顴舒縱之,被夫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由此可見早期碑的形制與後來碑的形制是不同的。近人馬衡考證:刻文於碑是漢以後的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刻石紀功,只稱「刻石」,未嘗稱「碑」。《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碑:用以刻辭,果始自何時?曰,始於東漢之初,而盛於桓、靈之際,觀宋以來之所著錄者可知矣。漢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量者,乃墓碑施鹿盧之遺制。其初蓋因墓所顴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紀事於其上,其後相習成風,碑遂為刻辭而設。故最初之碑,有穿有量。題額刻於穿上量間,偏左偏右,各因其勢,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則刻於額下,偏於碑右,不皆布滿。魏、晉以後,穿量漸廢,額必居中,文必布滿,皆其明證也。」劉熙《釋名》:「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碑的正面謂「陽」,刻碑文;碑的反面謂「陰」,刻題名;碑的左右兩面謂「側」,亦用以刻題名。也有碑陽、碑陰均刻碑文的,有的碑文過長,從碑陽至碑側、碑陰旋轉而刻的。碑首稱「額」,為標題,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龍等,甚精美;亦有質樸者,只作圭首狀。漢以後碑額多為蟠龍碑座(碑趺),漢以前為長方形,上不雕花紋。唐時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明清時又有須彌座,上有浮雕花紋,是從佛座演變而來。 碑身刻字從東漢以後普及。按照文字內容,碑的種類有:墓碑,如漢代《袁安碑》、《鮮於璜碑》等;功德碑,如東漢《裴岑碑》、唐《述聖碑》等;廟碑,如北魏《暉福寺碑》、唐《重修東陵聖母宮碑》等;詔敕文牒碑,如唐太宗《少林寺賜田敕》、宋太祖《戒石銘》、元代《聖旨碑》,文牒如北宋《中書門下牒永興軍》等;界碑,如唐永泰二年豐樂寺《大界相碑》、北宋《棲岩寺四至記》等;雜碑,如頌碑、書目碑等。碣 漢以前碑碣混淆,界線不清,如《孔謙碣》實則為碑。故碑碣之分是漢代以後的事,但也有例外,如唐《潘尊師碣》也是一個大碑,但碣首自稱:「唐默仙中嶽體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師碣文」。 《說文》:「碣,特立之石。」古人稱長形刻石為「碑」,稱圓首形或形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刻石為「碣」。《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李賢注云:「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清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紀《琅琊台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營造尺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宋趙彥衛《雲麓漫鈔》紀國山刻石形狀曰:「土人目曰囤碑,以石圓八出如米廩雲。」清阮元《兩浙金石志》紀禹陵窆石曰:「高六尺,周廣四尺,頂上有穿,狀如稱錘。」即屬碣。再如石鼓亦屬此類形制,故亦稱「獵碣」。自碑制盛行後,碣之形制漸廢。然後人碑、碣名稱常混用。現稱碣者,以秦始皇刻石為典型。 墓誌 東漢末,曹操嚴禁立碑。晉武帝時詔云:「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一禁絕之。」魏晉之後,經北魏孝文帝改革,碑才又重新興盛。魏晉禁碑,人們為祭悼亡者,於是出現了墓誌。墓誌是埋在墓內的墓碑。上面記載死者的姓名、籍貫和生平。墓誌起源於何時眾說不一,有四種年代:西漢、東漢、魏晉、南宋元嘉年等。現知標明為墓志銘的方形墓誌以劉宋大明八年(464年)劉懷民墓誌為最早。東漢晚年和西晉墓中或有與墓誌相近的方形墓碑,但都不自稱為志,如1965年北京八寶山出土西晉永嘉元年(307年)華芳墓誌,首題為「晉使持節侍中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幽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博陵公太原晉陽王故夫人平原華氏之銘」。北魏以後,方形墓誌成為定製,下底上蓋,底刻志銘,蓋刻標題。此外,有的在磚上寫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也屬墓誌範圍。 石經 將儒家經典刻在石上以傳世,始於東漢熹平四年(175年),史稱《熹平石經》。其他較著名的有《正始石經》(240~249年)、《唐開成石經》、《蜀石經》、《北宋石經》、《南宋石經》、《清石經》等。至今,唐《開成石經》存西安,清十三經刻石存北京國子監,比較完整,余均殘缺。 摩崖石刻 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之天然石。前人常於需要敘功、紀事的地方,就地刻石,不另立碑。由於摩崖往往是崇山峻岭之間,山巔斷崖之上,故不易受人為的破壞,而往往受陵谷、風雨侵蝕的壞損。清葉昌熾考證,遠在商、周時代已有摩崖出現。近人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摩崖者,刻於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門,不雲立石,疑即摩崖。」漢以後著名之摩崖有永平六年《?開褒斜道記》,建初六年《昆弟六人造冢地記》,建和六年楊孟文《石門頌》,永壽元年李君《通閣道記》,建寧四年李翕《西狹頌》,建寧五年李翕《析里橋秚閣頌》,熹平二年《楊淮表記》等。後人取其易成,故又往往於崖壁間刻經造像、詩文題名等。 刻在石上的佛教經典有刻在摩崖、石碑、幢等形式。現存石刻佛經有山東泰山、徂徠山,山西太原風峪,河北北響堂山等處,而以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最為著名。 經幢 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種。創始於唐。一般作八楞柱狀,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塊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蓋大於柱徑,上刻有垂幔、圖案等。柱身刻經文和佛像等。經幢形制甚多,名稱也多,如稱「石柱」、「八楞碑」、「八佛頭」、「寶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憧」等。經幢高者逾尋丈,小者不過徑尺。經幢上文字一般為楷書,隸書、篆書甚為難得。 其他類別還有畫像石墓、題詠題名等類石刻。 今日所稱碑刻是廣義的範圍,從最初沒有文字系棺用的豎石,發展到後世的文字碑、造像等。 2.碑及碑拓清代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在其著作《語石》中說:「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統呼為碑,及墨而拓之紙,則又統稱為帖,雖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亦有人主張碑拓裝裱後仍稱為碑,造像與墓誌裝裱後仍稱造像與墓誌,名稱是以拓本而定,不能因為是白紙黑地拓本而稱帖。碑拓與後人所稱帖很難有嚴格界線。碑帖過去只是供書法研習,後來,人們為了碑帖的收藏,區別其價值依據碑帖字跡的缺損完好,字口的變化來鑒別某一碑帖的拓制年代及收藏價值。研究者根據某帖多某筆、某帖多某字即為古拓,反之為近拓。也有一些收藏者在自己收藏的碑拓上題跋考據,細考此物的年代真偽。 (1)碑文書體的變化金石學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研究文字的發展演變。碑作為一個歷史的載體,記錄了漢以後文字演變的歷史及文字的書法藝術。戰國時期的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字體介於大篆小篆之間,是商周青銅器銘文向秦始皇統一文字的過渡。秦始皇統一文字,命丞相李斯創小篆體。嶧山、泰山、琅琊山刻石為代表。 西漢繼承秦代書法,但逐漸變篆為隸。考古出土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等漢墓帛書、竹簡均為此書法。漢代碑文以隸書為主,漢代的書法藝術,清代書法家王澍云:「隸法以漢代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其代表作品有《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鮮於璜碑》、《張遷碑》、《校官碑》、《三老忌日碑》等。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隸書處於演變階段。此時隸書尚無撇捺,如《揚量買山地記》、《穋孝禹碑》等。東漢順帝以後的隸書,方才徹底脫盡西漢含篆的筆劃,為漢隸鼎盛之期。其書法上承秦篆,下啟魏晉隋唐正楷。漢隸書法筆畫剛健又不失陰柔,方勁沉著、古樸厚重。至東漢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畫,失去漢隸之神韻。《谷朗碑》、《司馬芳殘碑》等為半隸半楷之字體,是由隸書演變為楷書的開始。 西晉始,隸書更為平板刻畫,如今日勾填之字,如《郛休碑》、《孫夫人碑》、《辟雍碑》等。東晉南遷,書法由隸變楷漸多,達到高峰。南京出土東晉墓誌,如《王興之墓誌》、《顏謙婦劉氏墓誌》等,此時,書法名家王羲之、王獻之等多為楷與行草。 南北朝時期,行楷成熟。南朝楷書稍早於北朝。南朝到宋時期《爨龍顏碑》是楷書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頲碑》為書法家貝義淵書,是成熟的楷書。北朝碑刻著名的有《華岳廟碑》、《中嶽嵩高靈廟碑》等。北魏太和以後,「魏碑」書體有《暉福寺碑》、《高慶碑》、《張猛龍碑》、《根法師碑》、《龍門二十品》等。 隸書演變為楷書之後,篆隸書體仍然存在。正式通用字體為楷書,篆書多用在碑額和墓誌蓋上的文字;有少數碑額、墓誌蓋用隸書、楷書。正文很少用篆書的。 隋代年代很短,《龍藏寺碑》、《曹植碑》及《蘇孝慈》、《董美人》等墓誌的碑文融南北為一體,開唐書之先導。唐朝的書法達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隸篆四體具備,歐柳顏趙各領風騷,書法藝術臻於完善。 唐代碑刻眾多,成為後世摹練書法的範本。如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洵《皇甫誕碑》、《九成宮碑》,褚遂良《伊闕佛龕銘》,顏真卿、柳公權的書法碑。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 羲之書法,不但自摹,並提倡學習,親書《晉祠銘》、《溫泉銘》;唐高宗書《萬年宮》、《紀功頌碑》;武則天草書《碈仙太子碑》等均以身體力行。 唐以後,書體變化不大,碑刻的考據價值低於前代,宋以後帖學發展,形成新的門類。(2)碑拓的歷史藝術價值古之「樹碑立傳」,碑包括墓誌,是很莊重的。金石文物的歷史比書籍久遠,史料準確客觀,可補史之缺,正史之誤。清人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指出:「撰書、結額的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名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可以補闕。郡、縣、省並陵谷遷改,參互考求,礏於目驗。關中碑誌,凡書生卒,必雲終於某縣、某坊、某里之私第,或雲葬於某縣、某礩、某里之原,以證《雍錄長安志》,無不吻合。推之它處,實有資於邑乘者多矣。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潤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朝造像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禓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投龍、齋醮、五嶽登封,可補《郊祀志》。漢之孔廟諸碑,魏之《受禪》、《尊號》,宋之道君《五禮》,可補《禮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古人詩集,凡有登覽紀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題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據為實錄。舉一反三,餉遺靡盡。」直至今日,歷史學家經常大量引用碑誌的原始資料。但碑拓的價值更多地運用於藝術欣賞和藝術收藏方面。歷史遺留的碑刻散存在全國,尋訪不易,自宋代之後,碑刻被大量拓印,特別是一些名碑,更是如此。隨著時間的積累,碑拓本身又有了優劣和時期的歷史藝術價值。 名碑名拓更是收藏的熱門。明代吳門畫派領袖文徵明,把自己收藏的碑帖刊印成書,名《停雲館帖》。董其昌刻了《戲鴻堂帖》,兩人收藏的碑帖有數百種,明代萬曆年間,《曹全碑》出土後,明代文人學漢隸成風。 另一方面,文人書畫家從古碑斷碣中,刻意搜求新體,如金農、鄭板橋從漢碑中創出了「漆書」和「六分半書」。乾嘉之後,古碑大量出土,在樸學領袖阮元提出學碑體的號召下,鄧石如、伊秉綬、包世臣、趙之謙等大書家,接踵而生,從唐朝的碑刻中蛻變出新,形成乾嘉的「碑學中興」。嘉慶十年成書的《金石萃編》共160卷,收錄三代至遼金石刻1500種,是金石學史上的巨著。到了清末,碑刻學從金石學獨立出來,單成一門。現在流傳下來的金石學著作有1000多種。碑帖中蘊含著豐富的書法營養,是幾千年書法藝術的結晶,這些傳統的書法藝術之美的沉澱,成為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碑帖收藏自宋代興起,一直到民國,都是極珍貴的收藏品。中國社會歷來由文人秉持,文人通過文字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立志。因此,文字是文人的另一種生命形式,書法就成了文人最重要的素質之一,帖的地位也就非常高。從收藏方面講,家有一名帖,就可自冠收藏家。如乾隆皇帝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後,將書齋命名為「三希堂」。對於古代碑拓的鑒別、收藏、整理,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碑帖的專著,自宋代始,以 考據內容和書法為多,主要有清代王昶主編的《金石萃編》;民國初年方若著《校碑隨筆》,專門考查字跡損壞情況,鑒定碑刻拓本時代。還有《集古求真》、《南村帖考》等書。 碑拓收藏的重點應以唐代以前的碑刻為主。石鼓文是中國石刻藝術之祖,原石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唐代初年在陝西出土,傳有唐代拓本,今未見。現存有明安桂坡十鼓齋所藏三種北宋拓本。明初拓本,「颽」之「颽」字未損,明中葉拓本「黃帛」二字未損。秦代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有宋代拓本。現存最多的是清嘉慶以來的十字本。 東漢是碑刻藝術的高峰,留下精品甚多。這個時期的代表作,體現了中國隸書發展的全貌。因此,收藏家和愛好者都盡量買碑帖而不是刻帖。 漢碑年代久遠,可大部分碑石都是清代乾嘉以後出土的,拓本年代也都是這一時期以後的,也有一些著名的碑出土較早,曾有宋拓本傳世,現在能見到的以明清拓本多,如《乙瑛碑》、《張遷碑》等,均為漢代最著名的碑刻作品。 東漢晚期至三國禁碑,這一時期的碑刻作品少,大碑不過十幾件。現存《受禪表》、《孔羨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等。由於禁碑,小碑開始多起來,主要是墓誌。墓誌的主要價值在於考古和史料,加之墓誌多為博物館收藏,拓本很少流傳。 北魏碑刻多是明末以後出土,清乾隆以後的拓本居多。如《龍門二十品》所見最早的拓本為康乾時《揚大眼造像》。宋代興起金石考據學,以後拓本多起來,如唐《九成宮》、《多寶塔》、《聖教序》等都有宋拓本。 碑拓的辨偽及版本鑒定,主要從歷史年代、地理、避諱、書體、書法及拓印、紙張、題跋、印章等方面入手綜合考據。充分借鑒前人的經驗。其中清方若《校碑隨筆》、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兩書考訂碑學十分詳細,是基礎著述。今日碑拓收藏較幾十年前乃至古代已有較大不同,古時為摹習書法,翻刻、造偽者很多,今日已大大減少。但因國家為保護文物,已禁止傳拓古碑。有些人為營利,翻刻名碑傳拓出售,這類拓本一望可知,不具收藏價值。二、帖的產生和發展本文碑帖泛指所有碑碣墨拓和各種法帖。古代石刻有兩大流:一為碑;二為帖。碑是為某一事件人物專立的紀念石,文字或以紀事或以頌德,是一件不可移動的獨此一件的文物。而帖是將碑文或圖案拓下來,用以傳習或欣賞收藏之用。帖與碑在形式上與內容上都不同。帖,《說文解字》釋為「帛書也」。後泛指一般的筆札。五代以後,有人彙集名家書跡,摹 刻於石板(或棗木版)上,錘拓以流傳,稱為法帖,也簡稱帖。從帛書到刻帖以至於一切書寫、摹刻、錘拓、影印文字,作為臨摹書法的範本,裝裱成冊的都可稱為帖。清以前有專門的帖學,專門研究法帖的源流、優劣、拓本的先後好壞,以及書跡的真偽和文字內容等。清代嘉慶、道光以前,書法崇尚法帖。清代金石學家阮元提出南北書派論後,一般稱碑學為北派,帖學為南派。 碑帖的起源與發展是碑刻的起源發展的一部分。不同之處在於碑刻是一件地域性、時代性都很強的孤品,可對同一件金石文物反覆錘拓千百年,同一件碑刻的拓本非常多,同一件碑刻 的拓本的歷史、藝術價值差別很大。故而,碑帖發展和碑刻發展的過程同源,但不同流。研究碑帖也需首先從碑刻入手。 碑帖藝術的形成與發展與書法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密切關係。 碑帖最初的用途就是供人臨摹書法之用,因此傳世碑帖都是名人書法。目前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孔子廟堂碑》,唐虞世南作,傳為唐拓孤本。19世紀流落日本,現存於日本東京三井聽冰閣。東漢以後,書法受到社會的重視,「光武中興,武功既盛,文事亦隆,書家輩出,百事宗仰,摩崖碑碣幾遍天下……」(祝嘉《書學史》),漢隸、魏碑、章草、正楷不斷出現,出現了一大批書法家。東晉時期書法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代。從漢字書法發展看,魏晉是完成漢字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楷書和草書到魏晉時已臻成熟。兩晉時,其草、行三體具備,是中國書法史上繼漢代「隸變」之後又一巨大變革。鍾繇、王羲之是這一時代的卓越代表,開闢了中國書法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的真跡,如唐太宗愛好王羲之的行草書,把《蘭亭序》模刻到玉版上,將拓本賞賜群臣。唐太宗命大臣與名書法家撰書碑文,數量巨大。書法到了唐代,不但諸體初備,而且法度嚴謹。例如,楷書在魏晉時已大體 定型,而且達到很高水平,到唐代則十分成熟。初唐四傑虞世南、歐陽詢、諸遂良、薛稷是代表人物。而顏真卿則是繼王羲之之後中國書法史上又一集大成者,他開創了有唐一代剛健雄強的書風。顏之楷書有特點、有個性,是盛唐的代表。而李邕、張旭、懷素則在行草、狂草上有重要突破,使中國書法呈現出空前未有的繁榮景象。 著名的西安碑林就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為保存唐代的「石台孝經」和「開成石經」等歷代碑刻而興建的。西安碑林收藏的唐代名碑中較著名的有:僧懷仁集王羲之書而刻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歐陽詢書《皇甫誕碑》,褚遂良書《同冊三藏聖教序碑》,顏真卿書《多寶塔碑》、《顏氏家廟碑》,柳公權書《玄秘塔碑》,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史維則書《大智禪師碑》,李陽冰書《三墳記碑》等。唐代的書法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唐代的碑刻也非常發達。帶動了碑帖的產生和發展。 帖是石刻的一類,雖然帖有木刻,但畢竟是少數。宋《淳化閣帖》,每冊末尾年月下刻某某「摹勒上石」。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真跡,這種木刻或石刻的文字稱為帖刻,而不是碑刻。 自唐宋後,文人士大夫為科舉、上奏、應酬,都練帖,必須有一手好字。唐玄宗、宋徽宗等皇帝愛好寫帖,帖學一門在唐宋兩朝如日中天,異常興盛。寫帖、刻帖、集字刻碑成風。唐玄宗酷愛王羲之的書法,得《蘭亭序》後置於座側,朝夕觀覽,使得天下文人都去學王羲之的字,致使人們爭相集王羲之字刻碑,有人統計有過23種王羲之字的刻石,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聖教序》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貞觀時,僧人玄奘從印度取經返回長安,翻譯佛教三藏要籍657部,唐太宗親自作序表彰此事。今存四種唐代聖教序:(1)褚遂良楷書,稱《雁塔聖教序》。(2)王行滿楷書。(3)褚書臨本。(4)《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懷仁是長安弘福寺僧人,善文好書,受長安諸寺委託入宮集王羲之字跡,計24年,集摹成此碑。唐時存王羲之書法尚多,但都存在宮中,此碑一出,書壇爭相觀摹。此碑也為後世保存了眾多王羲之遺筆。 古代帖是專以文章、書法、墨跡為重,鑒賞者及臨摹者則更偏注於翰墨的優劣和點劃的微妙。而立碑則主要是記事傳文,因此帖實際上屬於藝術的範疇。 帖刻是南唐李頮所創。他看到歷代墨跡日漸消亡,命徐鉉將內宮珍藏的歷代名人書法勾勒上石,拓印出來的拓本名為帖,以傳百代。他後來廢吳帝,自立為大齊,國號升元,後人便稱其拓帖為《升元帖》。宋以後,《升元帖》已不多見。目前傳世最早的一部帖是北京淳化三年(992年)所刻的《淳化閣帖》。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重刻《升元帖》,並從秘閣中送出漢代張芝、崔瑗、魏晉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唐代顏、柳、歐和懷素等人的墨跡,摹勒於棗木板上,標曰《法帖》,又稱《淳化閣帖》。宋代刻帖十分流行,大型匯刻本不下10種。宋大觀三年(1109年)宋徽宗命蔡京將內府藏墨摹刻上石名為《大觀帖》。因《淳化閣帖》和《大觀帖》彙集歷代名家墨跡,故又稱這類帖為叢帖。 臨摹學習碑帖,整張拓本極不方便,於是將拓本剪裝成冊,既便於翻閱與臨摹,又便於收藏,所以現在存世善本碑帖多都裝裱成冊。元代刻帖極少,傳世更少。明代刻帖繼承了宋代的傳統,仍以刊刻叢帖為主。早期所刻《東書堂帖》、《寶賢堂帖》和後來的《停雲館帖》、《真賞齋帖》、《余清齋帖》、《戲鴻堂帖》、《玉煙堂帖》、《快雪堂帖》等都是著名匯刻法帖。明代的斷代法帖較多,如《晴山堂帖》等都是專刻名人墨跡。個人法帖中有專刻蘇軾、蔡襄書法的《雪浪齋帖》、《古香齋帖》;專刻董其昌書法的《來仲樓帖》等。 由於遼金元時期的多年戰亂,古代碑帖亡佚很多,到明代,連宋刻叢帖都難尋見。明代文人就以刻帖傳播碑跡。不少文人直接參与勾摹上石。如文徵明父子勾摹的《真賞齋帖》,被譽為明刻第一帖。清代刻帖前期以宮廷為主,據《國朝宮史》和《續國朝宮史》記載,宮廷鐫刻的帖有百餘種之多,大都是乾隆時所刻。最著名的是《三希堂法帖》,是以內府所藏曆代書法名家作品選編而成,因內有乾隆帝特別喜歡、秘藏在養心殿三希堂內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的《伯遠帖》三件希世之寶,故取此名。《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是乾隆依據所謂宋太宗賜畢士安本為底本而刻。 清代民間刻帖也很盛行,早期的民間刻本大都是集歷代名人書法的叢帖。《式古堂法帖》是卞永譽從其家藏的魏晉至宋元歷代名家書跡中鑒選的。卞氏精於鑒賞,收藏豐富,選帖精良。又請當時名手黃元穐雙勾、劉光鐫刻,在當時所刻法帖中堪稱一流。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標以家藏墨跡刻《秋碧堂法帖》,所收法書精良,鐫刻亦十分精善。《翰香館帖》為明末清初刻貼名手劉光自選自刻,其精緻可想而知。總之,清代刻帖之風極盛,種類數量之多都大大超過前代。民國初年亦有兩部帖,為《壯陶閣帖》和《蘊真堂帖》。此後由於影印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就不再刻石傳拓。 碑帖的書法價值和歷史價值乃至商業價值都在發生變化。今拓遠不如古拓,況且國家已不允許再傳拓,其書法藝術價值。由於社會的發展進步,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也由過去臨摹為主轉為欣賞為主。帖的實用價值已由原拓改為印刷品。碑帖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轉而為收藏和學術研究之用。更由於大量名人、名撰、名書法墓誌的出土,填補了碑刻的缺項和數量少的不足,資料查找很方便,但收藏越來越難。碑拓的母體是碑石,經戰亂和歷史變遷,許多今已見不到,有些亡佚的碑石幸有拓本流傳,但畢竟是少數。 由於碑帖具有數量多,流傳廣的特點,因而碑帖收藏較其他類文物收藏要普及。就有去蕪存精的必要。碑石歷史悠久,加上自然風化,給碑體本身留下許多痕迹。越早的碑,文字存在越多,碑面完整。時間越長,損傷越大,碑字越少。因此,碑字的多少是碑帖鑒定的最重要的內容。另外,碑上字是字口向內傾斜,拓碑是拓一張洗一遍,隨著時間的推移,碑石再堅硬,也會越磨越薄,字口越來越瘦,一般講,同一碑兩張碑拓對比,筆道肥的拓本要早。三、北京收藏碑帖的特徵 作為金、元、明、清四朝京師的北京,在中國封建王朝後幾百年中起著核心的作用,同時, 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它既是全國著名學者和專家的匯聚地,也是金石碑帖整理、收藏、集散的中心。就其文化功能講,此前歷朝都無法相比,也是全國的首善之區。 1.北京建都800多年,成為碑帖收藏的中心區。中國歷史上的兩個收藏高峰,一個形成於北宋,一個形成於清。北宋的公私收藏,形成了金石學。歐陽修廣覽公私所藏,收藏金石刻文上千件,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金石學專著《集古錄》。《集古錄》一出,眾人競相爭閱,金石學成了熱門。宋代另一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及其夫人李清照,畢生鍾情金石碑拓,敘仿歐陽修,用20年時間寫成《金石錄》。該書「是正訛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皆具載之。」趙明誠親自作序,李清照又於紹興五年(1135年)為此書寫了後序。入清以後,又形成一個歷史上收藏研究的最高峰。清代經康、雍、乾三朝,政局穩定,社會繁榮,首先由於皇帝的身體力行,廣搜天下珍奇古董,皇室成員和士大夫賞玩博古,成為一種時尚,態勢遠勝過宋朝。北京特殊的歷史文化環境,形成了明清以來豐碩的收藏土壤。歷史上最大的收藏者就是歷朝宮廷秘藏,次之,文人士大夫的收藏也多集中於北京。 清代收藏熱和訓詁考據學的興起,除了人為因素之外,還有一定社會原因。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之後,在武力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思想專制統治。統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祿拉攏一些漢族知識分子之外,還極力壓制他們的反滿抗清思想。特別是雍正、乾隆兩朝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橫加迫害。這就使得許多文人學者在治學中盡量迴避現實政治,甚至把畢生精力都用於對碑帖的收藏、考據工作上。這就是考據學在清朝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的收藏與考據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對古代金石學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今日科學收藏奠定了基礎。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和局限。他們收藏和考據往往出於賞玩,八旗子弟玩物喪志者也在其中。有些文人士大夫,埋頭於金石學中,完全脫離了社會政治,把金石收藏作為讀書人逃避現實的避風港。 碑帖由於其兼有實用性和收藏性的雙重特點,讀書人家中都有收藏。中國古代八股取士,文人為考取功名,須練一手好字,以至家家都藏帖。 清末民初,書壇碑帖並舉之風,與書學研究的興起相關,康有為撰寫的《廣藝舟雙楫》,集清代書學之大成,其強調碑學主旨的同時,倡導另闢新見。另有一批收藏大家,如陳介祺、吳大徵、張伯駒、周肇祥等的碑帖收藏引導了收藏潮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北京館藏碑帖的特點和藝術價值。 北京碑帖收藏居全國之首,除少數清末民初官宦士大夫的後人有較珍貴的收藏外,當今北京館藏碑帖主要集中在故宮、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市文物局系統。 除國家圖書館外,北京市文物系統的碑帖收藏又位居北京市之首。北京市文物系統現存各類碑帖約十數萬件,呈現出史傳名帖名拓齊全、數量全國第一、獨家孤品珍藏的特點。 北京自遼代在此建立陪都始,從金代正式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面石碑遺留很多,地下埋葬豐富,歷代收藏遺傳至今的也頗據規模,這一切都是北京成為碑帖收藏的首善 之區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今天的北京館藏碑帖早已遠遠超出古人收藏、考據、臨摩的範疇,具有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和文物收藏的特點。同時,國家機構的收藏力度也是歷史上私人收藏無法比擬的。北京文物局資料信息中心館藏碑帖來源有四類:一是,傳世作品,如前述名帖;二是三次全市文物普查對所有碑刻都進行了錘拓,第一次文物普查是1957年,距今已近半個世紀,經過「文革」今已半數無存,第二次文物普查是1982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是1998年,三次普查的碑拓具有極高的史料藝術價值;三是50年來考古出土的墓誌;四是在社會上徵購的碑帖。所收藏碑帖中傳世碑帖收藏最全,其中不乏珍貴的宋拓本。名碑、名帖、名拓各類碑帖自成系列。這種集名帖在一個部門的現象是全國公私收藏中僅有的。 北京館藏碑帖中孤品、珍品多。例如雲居寺石經拓片。雲居寺位於京郊房山,其創始於隋代。從隋大業年間起至明朝(581~1644年),歷經千年,刻經1122部,主要有華嚴經、法華經等3452卷,經版14278塊。收藏於人工開鑿的9個藏經洞中。遼金時代又在寺南挖地穴埋藏經版。 雲居寺石經自封閉後,千百年無人擾動,直至50年代才發掘出埋葬地下的石經和打開山頂藏經洞,將所有石經錘拓出3套完整的拓片。一套存於法源寺中國佛協,一套存於北京圖書館,另一套現存於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所屬文物公司琉璃廠慶雲堂是一個創建於清光緒年間的專營碑帖的老字號,100多年來至今仍是全國獨一家的碑帖專營店,在全國享有盛譽。慶雲堂的經營和收藏是整個社會碑帖收藏的一個標誌。曾徵集到宋拓《華山碑》、《西樓帖》、《玄秘塔》等名帖。 今日北京館藏碑帖脫離了傳統「藏寶」和實用的特點,具有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北京地區歷史碑刻的拓本收藏最全。碑帖的母體石刻在全國有兩個重要集中地。一是陝西西安碑林,以漢唐石刻為主;一是北京,以近千年石刻為主。歷經千年,不少石刻都已損毀,只留下拓本供人收藏。在浩如煙海的碑帖中,北京地方石刻碑拓和北京的碑帖收藏獨樹一幟,沉澱在北京歷史文物名城的土壤中。(作者為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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