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瑞麗：宋代《詩經》學研究的新氣象——以三家《詩》研究為中心的考察

　　 宋代是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時期，皮錫瑞稱為「經學變古時代」。宋代《詩經》學是《詩經》學史發展的重要階段，圍繞「變古」形成了諸多特色，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宋代的《詩經》學進行詮釋，如譚德興的《宋代詩經學研究》、郝桂敏的《宋代詩經文獻研究》、陳戰峰的《宋代詩經學與理學》等，但關於宋代《詩經》學研究中對三家《詩》的關注和運用，尚鮮有涉及。實際上，宋代《詩經》學發展中運用三家《詩》的意識是逐步強化的，以致到南宋王應麟撰述三家《詩》輯佚專著——《詩考》，乃至影響了整個清代三家《詩》學輯佚研究的復興，是宋代《詩經》學發展的新氣象。

　　 《詩三百》①自結集和經過孔子整理以後，以賦《詩》、引《詩》、用《詩》為主要方式的《詩》學傳播成為先秦《詩》學發展的主流。而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發動的那場文化浩劫，「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②。使得《詩三百》的傳播幾乎中斷。直到漢初惠帝四年，廢除秦代的「挾書律」，《詩三百》才重新被儒生、士子研習。漢初，傳授《詩經》的主要有四家：魯、齊、韓、毛。《漢書?儒林傳》記載了大批魯、齊、韓三家《詩》的傳授者，「大師眾至千餘人」，③「皆至大官，徒眾尤盛」④。在西漢，相對於魯、齊、韓三家聲名顯赫的傳授局面，《毛詩》僅「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⑤。一直「在野」的《毛詩》與「官學」三家《詩》本不可同日而語，而公元前6年，劉歆的一篇奏疏《移讓太常博士書》揭開了可謂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一宗公案——今古文之爭的序幕，也因此古文《毛詩》最終得立官學。

　　 劉歆在整理秘府典籍的時候，發現了用古代「蝌蚪文」所寫的《春秋左氏傳》，在章句訓詁方面比已經立為官學的《公羊傳》和《榖梁傳》更好，遂向漢哀帝建議立為博士。雖然遭到當時今文經師的一致反對，未能如願，但隨後不久，在王莽新朝的「托古改制」中，古文經學得立學官。而用先秦古文書寫的《毛詩》，也因為劉歆的這次上疏以古文經學的面目廣為人識，後立於學官。從此，貫穿整個東漢一朝的今文魯、齊、韓三家《詩》學與古文《毛詩》學之間的紛爭論戰不休。

　　 今文三家《詩》自漢初立於學官之後，其後學在研習過程中，「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⑥。被古文大師劉歆痛貶，「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⑦特別是東漢時期，今文三家《詩》的闡釋越發走向了繁瑣經學、讖緯神學的路子，其缺點也暴露得更加明顯。到了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出現，他以箋釋《毛詩》為主，而融匯三家《詩》說於其中。鄭玄儒學大師的身份，使得他的箋注也獲得更大的影響，因而《毛詩》以訓故的方式，結合史實，疏解《詩》義，被更多的學者所接受，隨後三家《詩》式微，《毛詩》一枝獨秀。

　　 如果說三家《詩》後學在傳承《詩》學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的不利於自身發展的問題，是三家《詩》日益衰落的主觀原因；那麼，社會動亂對學術發展的戕害，則是三家《詩》最終歸於亡佚的客觀原因。《隋書?經籍志》記載：「《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⑧《韓詩》北宋尚存，見於《太平御覽》，後不見傳者，現僅存《韓詩外傳》。

　　 三家《詩》雖然先後亡佚，而三家《詩》學伴隨著《詩經》學和輯佚學的發展，自宋代以來，就已成為《詩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三家《詩》學發展的角度看，朱熹的《詩集傳》中之所以能夠採用三家《詩》說，王應麟之所以能受其啟發撰成影響有清一代的三家《詩》輯佚專著《詩考》，它們的出現絕不是偶然，而是學術界、思想界長期以來在《詩經》學領域疑古惑經，要求革新表現的必然，推源溯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

　　 唐朝建立以後，為推進儒學的發展，實現經學的統一，唐太宗命孔穎達等人編撰《五經正義》，於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流傳全國，成為士子習讀、科舉考試用書。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統一時代》說：「由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⑨可見其影響之大。《五經正義》的編定，一方面使得經書的文字、訓詁、釋義都有了統一的標準；另一方面也使經書的注釋定於一尊，思想漸趨僵化。面對這種高度的統一和僵化的思想，有識之士必然會尋求某種突破，使得某種新思想在這種僵化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如《新唐書?儒學傳》記載：「大曆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⑩諸人士的「自名其學」就是突破，即是對傳統經學的反動。不僅如此，他們還開始懷疑經書的真實性，如劉知己《史通》中有《疑古》、《惑經》兩篇，開始了對傳統經學的挑戰。

　　 《毛詩正義》的頒行使得《詩經》的研究定於《毛詩》一尊。而關於《詩經》學界的疑古，是從《詩序》開始的，韓愈以為子夏不序《詩》，漢代儒生，欲自顯立其學，藉之子夏以自重(11)，啟疑序之始。而成伯玙的《毛詩指說》在漢宋《詩經》轉型及三家《詩》輯佚復興中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它是除《毛詩正義》以外，僅有的保留較為完整的唐代《詩》學著作，成書於唐代中後期，正如有學者云：「(其)是唐代《詩經》學研究成果的重要見證之一，也是研究唐代的經學，考察中晚唐經說異議現象，溯源宋學疑古風氣之所由，必須深究的一部典籍。」(12)

　　 成伯玙「爵里無考」，《毛詩指說》全文僅六千餘字。《四庫全書總目》介紹云：「書凡四篇……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虞》。大略即舉《周南》一篇，隱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13)其所傳達的具有反動思想的《詩》學氣息表現在《解說》和《傳授》兩篇中。如在《解說》篇，關於《詩序》，成伯玙以為小序首句為子夏初裁，有學者認為「伯玙的主張，雖不能作為確解，但能將《小序》首句與以下發揮之語分開來看，有其獨到的見識，比前人所論，更進一步。所持論的理由，也能啟迪後人的思考，對於後代關於《詩序》作者的討論有深遠的影響」(14)。如宋代蘇轍《詩集傳》獨存首句，當受成說啟發，其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以轍說為祖」，亦與成伯玙之首創意見有密切的關係。但成氏關於《詩序》的認識意義不僅僅在於對後來關於《詩序》認識的影響上，更在於表現了《詩經》學界對於疑古惑經的探索，啟迪了北宋《詩經》學領域蔚然成風的疑古惑經思辨學風的發展。而這疑古惑經思辨學風的發展，是導致宋代三家《詩》學開展的重要前提。

　　 《毛詩指說》在《傳受》篇中，有對四家《詩》傳授源流的綜述。意在明確三家《詩》與《毛詩》一樣，都是《詩經》傳播鏈中重要的詩家流派。對宋代三家《詩》的發展亦不無啟迪之功。

　　 北宋時期，在經學研究領域，承中晚唐疑辨風氣而來，疑古思辨學風蔚然成行，劉敞的《七經小傳》通常被認為開風氣之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15)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16)而在《詩經》學界，也開始了對《毛詩》獨行，序傳箋疏一統局面的反思。疑序、非序學術論爭由此展開。宋儒在倡廢序及駁斥毛、鄭之說時，尋找到了最有力的證據即三家《詩》序及三家《詩》說的存在。

　　 1.歐陽修的《詩本義》

　　 歐陽修的《詩本義》是宋代《詩經》學的發軔之作。四庫館臣評曰：「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17)對整個宋代《詩經》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詩本義》不信《詩序》為子夏所作，旨在以本義求詩義，以辨毛、鄭之失。如《序問》就是對《詩序》的質疑：「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18)此一說法，啟發了南宋鄭樵，他在《詩辨妄》中進一步論述，「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反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19)在與三家《詩》的比較中，論證了《詩序》非子夏所作。

　　 歐陽修還是尊信《毛詩》的，他說：「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20)但他在《詩本義》中，多有指正毛、鄭之失的具體論述，與此段主張的矛盾之處，則表明了歐陽修雖然意識到三家《詩》說的存在，但他尚未找到很好地調和《毛詩》與三家《詩》的途徑。而其「《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的言論，又是朱熹「文選注多《韓詩章句》」(21)之說的淵藪。

　　 2.董逌的《廣川詩故》

　　 從懷疑毛、鄭到徵引三家《詩》，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有學者云：「慶曆以來，劉敞、歐陽修、蘇轍等有關《詩經》的新說，多以疑毛、鄭、孔《疏》為主，對三家《詩》的關注不夠。徽宗朝前後，出現古器物、書籍古本等收集的熱潮。諸儒說詩，也多求古字、古義、古說，其中收集和重視三家《詩》是其一個方面。」(22)董逌的《廣川詩故》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比較突出。

　　 董逌所著《廣川詩故》一書，清代朱彝尊《經義考》記載已經亡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傳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考。案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雲耳。」(23)董逌的《藏書志》中記錄收藏有《齊詩》六卷，陳振孫已疑其不可信。《齊詩》亡於唐前，此本當為後人偽作，非漢代《齊詩》說也。

　　 董逌《詩故》「兼取三家」，「據毛氏以考正於三家」。可以說，董逌是三家《詩》亡佚以後，最早收錄、運用三家《詩》遺說的學者。雖然《廣川詩故》具體的「兼取三家」的原貌已經不可得，但朱熹、呂祖謙、王應麟等學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少對董氏《詩》說勝義的引用，從中可以考查出他運用三家《詩》的意識已經很明顯了。吳國武先生撰有《董逌〈廣川詩故〉輯考》一文，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和朱熹《詩集傳》等書中輯得存世佚文238條，涉及120首詩。(24)從《輯考》所輯佚文中，可以分析出《詩故》對三家《詩》的運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董氏從當時存世文獻中，考列出不同於《毛詩》的異文，雖未言明出於三家，實有淵源可考，均被後來清儒證實出於三家。如《周南?汝墳》「遵彼汝墳」，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濆』。晉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濆』也。」(25)黃侃《爾雅音訓》卷中云：「郭說『汝濆』，既異毛、鄭，又殊於李巡，殆本於《魯詩》歟。……《說文》所引作汝為涓，涓，小流也，正與郭注所別為小水義合。」(26)據此可知，董氏從《魯詩》。又如《豳風?狼跋》「赤舄几几」，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掔』。《說文》一作『已已』，一作『掔掔』。」(27)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一三云：「三家，『几几』作『掔掔』，亦作『已已』。」(28)

　　 此種考列《毛詩》異文，吳國武輯佚中約有三十多處，董氏所據文獻最多的為崔靈恩的《集注》，可知是書此時尚存，亡於其後也。另外所涉及文獻還有《爾雅注》、《說文》、《漢書》、《方言》、《玉篇》等所存《詩經》異文。

　　 二是徑列《韓詩》異文，包括《韓詩內傳》、《薛君章句》及《韓詩敘》等相關說法，共25處。如《衛風?考槃》「考槃在阿」，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29)有的引用《韓詩敘》的說法，如《小雅?常棣》，董氏曰：「《韓詩敘》：『《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益與《毛氏》合。」(30)並有的在引用《韓詩》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說，如《小雅?雨無正》，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眾也。』《書》曰：『庶草蘩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眾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31)

　　 僅據現存所輯遺說，可見董氏對《韓詩》的徵引不在少數。多數學者主張《韓詩》亡於南渡以後，多據晁說之、劉安世見《韓詩》為證。吳國武先生說：「據《古佚書輯本目錄》比對若干種《韓詩》輯本發現，至少有七處僅見於董氏《廣川詩故》。」(32)董逌尚且見到《韓詩》，亦不是沒有可能的。

　　 三是引用金石材料，來證明《詩經》的異文。董氏精通金石學，成就卓絕，故多引用石經異說，來表明三家《詩》異字的存在。

　　 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訛也。」(33)又如《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34)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云：「齊、韓，『鏜』作『鼞』。」(35)

　　 四是引用《齊詩》異文，共3處。雖然董氏雲當時《齊詩》尚存，學者多不取信，但其所據《齊詩》說則多被清儒證實。如《豳風?七月》「猗彼女桑」，董氏云：「《齊詩》作『掎，蓋掎而柬也。』」(36)《商頌?長發》「為下國駿龎」，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37)

　　 惜董逌的《廣川詩故》已經亡佚，我們不得考察其全貌，由輯考可以看出，《廣川詩故》「兼取三家」的傾向是很明顯的。其以「詩故」命名，蓋意在推考有關詩義最早的記載，因而關注到三家《詩》遺說是很自然的事情。並且董氏對金石之學頗有研究，而關於石經中所存《詩經》之異字亦有可能觸發了他對三家《詩》遺說的思考。

　　 3.曹粹中的《放齋詩說》

　　 曹粹中著有《放齋詩說》(38)。《宋元學案》卷二十全祖望所補《元城學案》記載：「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39)全氏案曰：「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生之《詩》。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為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為首座與！」又云：「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40)可見，曹粹中《放齋詩說》成書後，不僅影響了四明地區《詩》學的發展，也直接影響了王應麟《詩考》的撰述。

　　 《放齋詩說》在三家《詩》的運用上，突出的特點在於注意對三家《詩》的材料加以辨析，如在解釋《關雎》古說有異時，曹粹中曰：「是時毛傳未行，序文亦未出，學者各宗三家之說，則無怪其為異也。」(41)又如《毛詩正義》以為「《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42)，曹粹中認為「《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43)，運用三家《詩》說，為不同於《毛詩》的說法尋求合適的解釋，在發揮三家《詩》說作用方面更進了一步。

　　 4.楊簡的《慈湖詩傳》

　　 楊簡《慈湖詩傳》，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四庫全書總目》云：「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44)可知今所見本《慈湖詩傳》是四庫館臣裒輯而成的。

　　 楊簡《慈湖詩傳》自序云：「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45)《四庫全書總目》云：「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46)如《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楊曰：「《疏》云：『《韓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47)《鶉之奔奔》，楊曰：「《韓詩傳》曰：奔奔，強強，乘匹之貌。」(48)《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楊曰：「《易林?觀之比》：『騋牝龍身，日馭三千。』正用此詩。」(49)

　　 《慈湖詩傳》中引用《韓詩》與《毛詩》之義相發明，並有的就《韓詩》說進一步進行解釋，藉助於不同於《毛詩》之說，使自己的詩說「自成一家」。在引用《韓詩》說時，沒有註明出處，這是早期運用三家《詩》普遍存在的情況。並且其中也引用了較多的《易林》、郭璞《爾雅注》、《釋文》等典籍中不同於《毛詩》的說法，但由於此時的三家《詩》歸屬意識尚不明確，關於不同於《毛詩》說的三家《詩》的歸屬觀念尚未形成，故在相關著述中沒有明確指出不同於《毛詩》說的即為三家《詩》的說法，這一觀念是三家《詩》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楊簡作為四明地區的詩家，很顯然受到四明詩家如曹粹中等人學風的影響。

　　 5.項安世的《項氏家說》

　　 項安世所著《項氏家說》清代已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十卷，附二卷。卷四之《說經篇四》即是有關《詩》說，其中有《魯詩》和《詩諸家異字》兩篇。《魯詩》中先按《列女傳》中序語，如「《芣苢》，蔡人之妻作也」等，然後云：「劉向父祖世受《魯詩》，故其所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獲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50)由劉向家學淵源，推出《列女傳》所載《詩》說為《魯詩》說，此對後來三家《詩》輯佚中所遇到的歸屬問題是一重要啟示，亦開創了清儒尋求三家《詩》來源及歸屬的重要途徑。另外，還提到了《韓詩外傳》和《薛君章句》在此時尚存於世的信息，但由於關於《薛君章句》南宋尚存的文字資料僅見此處，且沒有進一步的舉證，根據孤證不為定說的原則，《薛君章句》即《韓詩內傳》說南宋是否存在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的公案，只有留待他日如發現更完備的資料，才能證實此說。

　　 在《詩諸家異字》部分，所列舉的「於毛氏之義有所發明」的異字，均出自三家《詩》，項氏這裡以三家之異字異義補毛說的意圖是很明顯的。由於三家《詩》說亡佚時間久遠，百不存一，故自身很難形成完整的《詩》說體系，那麼三家《詩》說存在以及完成三家《詩》輯佚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補充毛義，這也是清儒三家《詩》輯佚研究後期的明顯走向。並且，此處專門三家異字的論述，雖然簡單，但證明了三家《詩》異字的存在已經成為《詩經》學一個無法忽視的現象，而清代在三家《詩》異文異字考釋方面的成果豐碩，或受此影響亦未可知也。

　　 6.鄭樵的《詩辨妄》

　　 鄭樵的《詩辨妄》是廢序說的先鋒，對其後朱熹《詩集傳》中棄序不用有很大影響。由於《詩辨妄》已亡佚，其說多保存在周孚的《非詩辨妄》及《文獻通考》等著述中，僅有顧頡剛輯本。鄭樵在《詩辨妄》自序云：「《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51)

　　 鄭樵認為，之所以會形成目前關於「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的局面」，是因為三家《詩》的亡佚，導致的「偏聽之惑」。很顯然，所隱含的含義即是如果三家《詩》尚存，就不會導致如此局面。因為鄭樵當時的目的是在辨《詩序》，所以沒有深究三家《詩》的問題，但後來深受其廢序思想影響的朱熹，在《詩集傳》中採用三家《詩》說以棄毛不用，或許正是受了鄭樵此番言論的啟發。

　　 鄭樵云：「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為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52)又說：「漢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為時人所鄙。」又言：「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在鄭樵看來。四家《詩》相比較，從產生的時間上來看，毛最晚出；從四家《詩》在漢代的流傳情況來看，三家之說盛行，而《毛詩》則以「妄誕之故，為時人所鄙」；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三家《詩》說勝於毛義，而後來造成《毛詩》獨行的局面，是因為三家《詩》的相繼亡佚。鄭樵雖然沒有從事與三家《詩》有關的工作，但他的上述言論，不僅影響到了稍後的朱熹，而且清人在三家《詩》輯佚過程中，通過發掘三家《詩》說來反駁毛義，或證明三家《詩》義優於毛義，如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正是鄭樵上述思想的具體實踐，可見鄭樵的啟發之助，功莫大焉。

　　 7.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尊崇《毛詩》，以《序》說《詩》，在其《呂氏家塾讀詩記》開篇言大、小序時就引程頤所云：「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53)但呂祖謙對三家《詩》也並不陌生，如有言：「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余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54)但其中亦兼綜眾說，巨細不遺。

　　 他不但引用了董逌《詩故》中的一些《韓詩》之說(已見上文，董逌之說多自《呂氏家塾讀詩記》輯出)，自己也注意收集、運用一些三家《詩》說，從《釋文》、《爾雅》中大量引用與毛異者。如《關雎》序：「《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55)「君子好逑」，「《釋文》曰：『逑』，本亦作『仇』。」「輾轉反側」，「《釋文》曰：『輾亦作展』。」(56)《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引「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57)卷三，《采蘋》「於以采蘋，於以采藻」，「《釋文》曰：『《韓詩》雲，沉者曰蘋，浮者曰藻。』」(58)《羔羊》「素絲五紽，委蛇委蛇」，「《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59)「《摽有梅》」，「《釋文》曰『梅，《韓詩》作楳』。」(60)卷四，《泉水》「毖彼泉水」，「《釋文》曰：『毖，《韓詩》作秘，《說文》作泌。』」(61)「飲餞於禰」，「《釋文》曰『禰，《韓詩》作柅』。」(62)《北門》「王事敦我」，「《釋文》曰『敦，《韓詩》雲敦，迫也。」(63)卷五，《柏舟》「髧彼兩髦」，「《釋文》曰『髦，《韓詩》作髳。」(64)「實維我特」，「《釋文》曰『特，《韓詩》作直，雲相當值也。』」等等，記錄了一些三家《詩》的異文、遺說。

　　 《讀詩記》所引用的三家《詩》說，清代學者也多有借鑒或進一步的考證之。如徐堂《韓詩述》卷四：「《讀詩記》二十一引《韓詩》曰：『《四月》，嘆征役也。』」(65)並加案語引用《孔叢子?記義篇》、徐幹《中論?遣交篇》有關說法，考證《讀詩記》所引《韓詩》「《四月》，嘆征役」之義。但由於在宋代，三家《詩》遺說的收集還處在草創階段，誤引材料，擇焉不精的情況多有發生，清代學者對這一現象也多有考證。如臧庸的《韓詩訂訛》前十二條就是訂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韓詩》之誤。同時也反映了清儒注重對前人三家《詩》說的考辨與運用。

　　 呂祖謙作為南宋尊序學者的代表，在其申序之說的代表著作《讀詩記》中，大量引用三家《詩》之說，說明三家《詩》說已經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在補充發明毛義方面的作用已經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認可，並運用於解《詩》著述之中。此亦是三家《詩》之所以能夠進入學者的視野，在南宋出現三家《詩》運用和輯佚的前期醞釀之一。

　　 從上述諸學者對三家《詩》的態度和採用可知，三家《詩》的相關問題之所以能夠引起學者的關注，是疑古惑經思潮發展的間接結果，而其直接結果則是《詩經》學發展領域的由疑序、廢序進而反駁毛、鄭之說的探索。宋儒所倡廢序之說及駁斥毛、鄭之說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尋求三家詩說。如因三家《詩》序的存在，證明了詩序非子夏作，從而打破了《詩序》的權威性，使後世學者更加客觀、理性地來看待《詩序》。因三家遺說在某些方面更接近詩篇本義，如三家《詩》的某些用字更有助於理解詩旨，遂上述有些學者采而用之，成為反駁毛、鄭之說的有力證據。宋室孱弱，北宋儒者多解經著述闡發義理，以有助於世道人心，三家《詩》「通經致用」的學術傳統與宋儒在此精神方面的追求一致。另外宋代金石學的發展和宋儒喜好搜討經書古本，探求經說古義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學者關注到三家《詩》說的存在。在前期學者研究運用三家《詩》說積累的基礎上，才有後來朱熹《詩集傳》中採用三家《詩》說，及王應麟直接輯佚三家《詩》著錄《詩考》。關於朱熹和王應麟的三家《詩》學，筆者將另文探討。

　　 綜上可知，宋儒對三家《詩》的運用表現在：

　　 一是以三家之序非毛序。因為三家《詩》序的存在使得《毛詩序》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三家《詩》序也成為反駁毛序的有力證據之一。當時反序的許多學者都是以三家《詩》序作為證據的。如鄭樵在《詩辨妄》中所云：「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反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66)從齊、魯詩序與毛序的不同，指出了《詩序》為子夏所作是不足據的，從淵源的角度反駁了毛序之說。

　　 二是用三家之義補毛。這是搜集三家《詩》說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和目的，也是清代學者致力於三家《詩》輯佚研究的重要動因。在宋代的一批學者如呂祖謙、楊簡等人當中，雖然他們是尊崇《毛詩》的，但其著述中不乏對三家《詩》的引用，目的在於他們看到了三家《詩》義能夠很好地補充、完善《毛詩》之說。較早的劉安世也說：「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雲，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67)《毛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68)劉安世以《韓詩序》之說，補充《毛詩序》，雖然劉說受到後世學者的質疑，但其以三家之義補充毛說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三是用三家之說駁毛說。朱熹《詩集傳》中棄毛說而不用，指責「以序說詩」之非，結合己見，採用三家《詩》說來實現「以詩解詩」的主張，是以三家之說駁斥毛說的具體實踐。而尊序學者則感覺到了三家《詩》說存在對《詩序》權威性確立的威脅，遂駁三家之說。如范處義的《詩補傳》中，凡諸家所論詩旨與《詩序》不同者，皆據《詩序》加以駁正，其中，以駁三家《詩》說為最多，三家中又以駁魯說為尤多，魯說中又以駁正出於劉向《列女傳》、《新序》等書者為最常見。

　　 四是以三家之說解詩。如歐陽修定《關雎》為周衰之作，其理由云：「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作也。」(69)並引孔子所說《關雎》「哀而不傷」為證。當然其後的朱熹在《詩集傳》中選擇運用三家《詩》說更是在此方面的進一步發揮。

　　 因三家《詩》說在上述領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因而搜集整理從而進一步研究三家《詩》說，是全面理解《詩經》學發展的前提。經過自中唐以來《詩經》學界革新的要求，到兩宋時期《詩經》廢序棄毛的疑經思辨學風的發展，再由眾多學者對三家《詩》說的極力肯定，到朱熹《詩集傳》中具體實踐採用三家《詩》說，終於在南宋末年王應麟開始輯佚三家《詩》說，撰成第一部三家《詩》輯佚研究專著——《詩考》。因而《詩考》的成書絕不是偶然，是《詩經》學界相當長期探索的結果。而三家《詩》說的被發掘，也是《詩經》學發展的必然。

　　 注釋：

　　 ①《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三百篇》或《詩三百》，到漢武帝時期被尊為經典，才被稱為《詩經》，後一直沿用至今

　　 ②[西漢]司馬遷：《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第255頁。

　　 ③[東漢]班固：《漢書》卷88《儒林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620頁。

　　 ④⑥《漢書》卷88《儒林傳》，第3613、3620頁。

　　 ⑤《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08頁。

　　 ⑦《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70頁。

　　 ⑧[唐]魏徵等：《隋書》卷32，中華書局，1973年，第918頁。關於《齊詩》、《魯詩》的亡佚時間，筆者撰有《〈齊詩〉〈魯詩〉亡佚時間再辨》(《文學遺產》2012年第4期)一文，推測《齊詩》、《魯詩》的亡佚時間應該在南北朝之末及隋初之際。

　　 ⑨[清]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4年，第139頁。

　　 ⑩[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00《儒學傳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5707頁。

　　 (11)[明]楊慎：《升庵經說》卷4《詩小序》：「予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雲，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叢書集成新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9頁。

　　 (12)侯美珍：《成伯玙〈毛詩指說〉之研究》，《河北學刊》1997年第2期，第61頁。

　　 (1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21頁。

　　 (14)《成伯玙〈毛詩指說〉之研究》，第64頁。

　　 (15)[南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3頁。

　　 (16)[南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頁。

　　 (17)《四庫全書總目》，第121頁。

　　 (18)[北宋]歐陽修：《詩本義》卷14《序問》，四部叢刊三編經部，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19)[南宋]鄭樵撰、顧頡剛輯點：《詩辨妄》，《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冊，第227頁。

　　 (20)《詩本義》卷14《序問》，四部叢刊三編經部，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21)[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80，中華書局，1994年，第2066頁。

　　 (22)吳國武：《董逌〈廣川詩故〉輯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2頁。

　　 (23)《直齋書錄解題》，第37頁。

　　 (24)(25)《董逌〈廣川詩故〉輯考》，第152、154頁。

　　 (26)黃侃：《爾雅音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0頁。

　　 (27)(29)(30)(31)(32)(33)(34)(36)(37)《董逌〈廣川詩故〉輯考》，第168、157、169、178、197、155、156、166、196頁。

　　 (28)[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546頁。

　　 (35)《詩三家義集疏》，第151頁。

　　 (38)曹粹中《放齋詩說》已佚，《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有民國三十三年張壽鏞所輯鉛印本，但張氏所輯較為簡略，漏輯之處不在少數。如段昌武《毛詩集解》中有較多引用曹粹中之說，張氏所輯未涉。

　　 (39)[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20《元城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第842頁。

　　 (40)[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23《曹放齋詩說序》，《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9冊，第676頁。

　　 (41)[南宋]段昌武：《毛詩集解》卷1引，《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4冊，第455頁。

　　 (42)[唐]孔穎達等：《毛詩正義?詩譜序疏》，十三經註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3頁。

　　 (43)[南宋]王應麟：《詩考》引，《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5冊，第613頁。

　　 (44)《四庫全書總目》，第123頁。

　　 (45)[南宋]楊簡：《慈湖詩傳》，《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5冊，第458頁。

　　 (46)《四庫全書總目》，第123頁。

　　 (47)《慈湖詩傳》卷1，第465頁。

　　 (48)(49)《慈湖詩傳》卷4，第499、499-500頁。

　　 (50)[南宋]項安世：《項氏家說》卷4《說經篇》，《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06冊，第509頁。

　　 (51)[南宋]鄭樵撰、顧頡剛輯點：《詩辨妄》，《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冊，第227頁。

　　 (52)《詩辨妄》，第229頁。

　　 (53)[南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1,《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第18頁。

　　 (54)《呂氏家塾讀詩記》卷2，第26頁。

　　 (55)(56)(57)《呂氏家塾讀詩記》卷2，第26、27、30頁。

　　 (58)(59)(60)《呂氏家塾讀詩記》卷3，第41、43、45頁。

　　 (61)(62)(63)《呂氏家塾讀詩記》卷4，第65、65-66、67頁。

　　 (64)《呂氏家塾讀詩記》卷5，第74頁。

　　 (65)[清]徐堂：《三家詩述?韓詩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66)《詩辨妄》，第227頁。

　　 (67)[南宋]朱熹：《詩經集傳》卷11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頁。

　　 (68)《毛詩正義》卷12,第447頁。

　　 (69)《詩本義》卷1《關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