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里尼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國》、《政治秩序的起源》等。

　　導讀：二十五年過去了，並沒有出現對「歷史終結論」的最嚴重威脅，即出現某種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好的制度形式將它取而代之。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是歷史的終結。

　　如果要我猜測一下，五十年後，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

　　本文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新版（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9月）代序言，出版社授權發布。

　　二十五年前，我為《國家利益》這個小雜誌撰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文。那是1989年春，對於我們這些陷在冷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大論爭中的人而言，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刻。這篇文章恰好發表在柏林牆倒塌前幾個月，那時，民主轉型的浪潮正在東歐、拉美、亞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進行得如火如荼。

　　當時我認為，歷史（從宏大的哲學意義上來說）展現出了完全不同於左派思想家所設想的結局。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斷言和蘇聯宣稱的那樣，通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了各種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我寫道，歷史在自由中達到頂峰：民選政府、個人權利，以及勞資流通只需適度政府監管的經濟體制。

　　現在回頭再來看這篇文章，首先很明確的一點是：2014年的情形與1989年完全不同。

　　俄羅斯是一個以石油美元支撐的險惡的選舉型威權政體，對鄰國咄咄逼人，試圖收回1991年蘇聯解體時失去的領土。中國仍是個威權政體，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對南海和東海的領土高度關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寫道的那樣，老式的地緣政治重又興起，全球穩定在歐亞兩端都面臨著威脅。

　　當今世界的問題不僅在於威權政府在發展，還在於許多現存的民主國家運轉不良。以泰國為例，其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在上個月（2014年5月）導致了軍事政變，再來看孟加拉，其體制仍受到兩股腐敗政治力量的控制。許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國家—土耳其、斯里蘭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權體制。其他還有一些國家，包括最近加入歐盟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仍受腐敗困擾。

　　然後就是發達民主國家的情形。在過去十年里，美國和歐盟都遭受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意味著增長乏力和高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儘管美國經濟現在重又開始發展，但是利益沒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國派性明顯的兩極化政治體制也很難說是其他民主國家的卓越典範。

　　那麼，我的歷史終結論因此就被證明是錯了嗎？或者退一步說，即使不是錯的，也需要進行重大修正嗎？我認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確的，不過，在1989年那段令人興奮的日子裡，我對政治發展的本性尚是霧裡看花，如今則有了更多的理解。

　　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誌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現。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裡，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發生的劇烈變化。在經濟方面，世界經濟在產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與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間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儘管危機是個大挫折，但整個世界的繁榮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長。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世界通過一種自由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牢牢地連在一起。甚至在中國和越南等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是市場法則和市場競爭占支配地位。

　　政治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斯坦福大學民主問題專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數據，1974年整個世界只有35個選舉式民主國家，不到整個世界國家數量的30%。到2013年，選舉式民主國家已增加到近120個，佔世界國家總數的60%還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廣泛潮流的一個標誌而已，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把這股潮流標記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於大約十五年前南歐和拉美的民主轉型，後來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

　　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出現與民主的傳播有著顯然的聯繫。民主向來依賴於廣泛的中產階級，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業富裕的、擁有財產的公民在各處猛增。無疑，更加富裕、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對他們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於他們納稅，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對公職人員問責。世界上最頑固的威權主義堡壘，許多都是盛產石油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委內瑞拉或者波斯灣的政權，在這些地方，所謂的「資源詛咒」可以讓政府從資源中而不是從人民那裡獲得巨額稅收。

　　即使認可盛產石油的獨裁者有抵制變化的能力，我們還是從2005年起見證了戴蒙德博士所謂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據自由之家（其發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標被廣泛採用）的統計，在過去的八年里，民主國家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選舉的完整性、新聞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過，還是讓我們來透視一下這個民主衰退：我們雖然可能對俄羅斯、泰國或尼加拉瓜的威權趨勢感到擔憂，但我們也清楚，所有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獨裁政體。儘管也有2011年開羅解放廣場那些令人興奮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發源地突尼西亞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別的地方尚不會產生真正的民主。然而，這可能意味著阿拉伯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會變得更具回應性。因此，以為民主會很快實現是極其不現實的。我們不要忘記，在1848年革命—歐洲的「人民之春」—之後，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時間才得以鞏固。

　　此外，在觀念領域，自由民主仍沒有真正的對手。比如，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和阿亞圖拉領導下的伊朗儘管在實踐中無視自由民主，但也重視民主理想。為什麼還要費心在烏克蘭東部就「民族自決」舉行假公投？中東的一些極端分子可能夢想恢復一個伊斯蘭教政權，但是，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

　　可是，如果要我猜測一下，五十年後，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它依賴於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隨著中國設法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這樣一種高速增長不會再出現。中國因土地污染和空氣污染而積累了大量的隱性負擔，雖然政府仍比絕大多數威權體制更具有回應性，但是，一旦日子變得艱難，中國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會接受現行的家長主義體制。中國不再像毛澤東所處的革命時期那樣，展現一種超出自己邊界的普遍主義理想。……

　　然而，這絕不是說我們可以滿足於過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歷史終結論從來不是一種決定論，或者只是簡單地預測自由民主制度勢必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民主國家還繼續存在並獲得成功，只是因為人民願意為法治、人權和政治問責制奮鬥。這樣的社會既取決於領袖、組織能力，也取決於純粹的好運。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會，唯一的大問題就是，它們未能提供人民想從政府得到的實質性內容：個人安全、共享的經濟增長以及獲得個人機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衛生保健和基礎設施）。由於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關注的是如何限制專制國家或掠奪型國家的權力。但是，他們並沒有花多少時間去思考如何有效地進行統治。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話說，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滿活力」。

　　這就是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失敗的原因所在。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過抵抗上台掌權的領導人—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卻把經歷浪費在內鬥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個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權，整頓基輔的腐敗、讓國家機構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夠在整個烏克蘭確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說俄語的烏克蘭東部，而不會等著普京有足夠的強力來進行干預。相反，民主力量自己敗壞了自己的信譽，從而為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重掌政權大開方便之門，進而導致了最近幾個月緊張的、流血的僵局。

　　與威權體制的中國相比，印度也因類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國之際，就團結在一起確立了民主制度，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製作，只可遠觀，不可近賞。在這個體制里，腐敗和尋租盛行；根據印度民主改革協會的統計，印度近來選舉34%的勝選者，有針對著他們的刑事起訴，其中還包括一些嚴重的指控，比如謀殺、綁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遲緩和低效，甚至許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還沒有開庭。根據《印度斯坦時報》的報道，印度最高法院積壓了6萬多個案件。與威權的中國相比，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提供現代基礎設施或基本服務方面，顯得完全無能為力，比如為居民提供乾淨用水、電或基本教育。

　　根據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讓·德雷茲（Jean Drèze）統計，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師不會上班。納倫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義者，他過去曾因縱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煩纏身，卻以絕大多數的選票當選為總理，人們希望他會一掃印度政治中充斥著的廢話，做些實事。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於限制當權者。在2003年，布希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薩達姆的獨裁統治，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就會自然地出現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源於複雜機構—包括政黨、法庭、財產權、共有的民族認同—的相互作用，這些機構就是在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是經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演進的結果。

　　不幸的是，有效統治能力的缺乏擴展到了美國自身。我們的麥迪遜憲法，有意通過各級政府的大量制衡來阻止暴政，如今卻成了一種否決政治（vetocracy）。在今天華盛頓兩極化—實際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圍中，政府實際上既不能有效地前進，也不能有效地後退。

　　與雙方那些狂熱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國所面臨的極其嚴重的、長期的財政問題，是可以通過合理的政治妥協來解決的。但是，國會根據自己的規則，好幾年沒有通過一項預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黨關閉了整個政府，因為它不同意支付過去欠下的債務。因此，儘管美國經濟仍是不可思議的創新之源，但美國政府很難再說是當前世界的靈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後，歷史終結論最嚴重的威脅，不在於出現了一個更高級、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將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無論是伊斯蘭的神權政治，還是中國模式，都無法對它造成損害。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只要登上了工業化這部上升的電梯，它們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變化，政治參與的要求就會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納這些要求，那我們就獲得了某種民主。

　　問題在於，是否所有國家都必然會登上這部電梯。政治與經濟相互纏繞在一起。經濟增長在起飛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強制執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務，但是，這些基本制度很難在極度貧窮和政治分裂的處境下創建起來。歷史地來看，社會通常是通過歷史事件擺脫這一「陷阱」，藉此，壞事（如戰爭）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現代政府）。然而，是否每個人都必然有這樣的好運，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個問題我在二十五年前確實沒有闡述，即政治衰退問題，它是一部下降的電梯。長期來看，一切制度都會衰退。它們常常會變得僵化和保守；那些與某一段歷史時期的需要相符的規則，在外部境況發生改變之際，不一定還是正確的。

　　此外，現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設計出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常常被強勢的政治行動者把持。回報親友是人的自然傾向，這一點在任何政治體制中都起作用，從而導致自由退化為特權。無論是在威權體制的國家還是在民主國家（看看當前美國的稅法），這種情形都一樣。在這種環境下，並非像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認為的那樣，富人越富是因為資本的高收益，而是因為他們能更好地進入政治體制，從而運用他們的關係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於技術的進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並無定數。比如，信息技術的革新分散了權力，因為它們讓信息變得又便宜又易於接近，但是，它們也損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對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存在造成了威脅。

　　那些生活在穩固的民主國家的人，不應對自己國家幸好是民主體制而自鳴得意。但是，儘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興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無比的力量。我們看到，大眾抵抗運動仍繼續在突尼西亞、基輔和伊斯坦布爾意外爆發，在這些地方，普通民眾要求政府承認自己作為人的平等尊嚴。我們也看到，每年有數百萬的窮人不顧一切地從瓜地馬拉或卡拉奇這樣的地方流向洛杉磯或倫敦。

　　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

　　本文原載《華爾街日報》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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