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歷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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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從政治、文化、教育、語言、社會習俗及制度等多個方面綜述了近三年專門研究契丹歷史的專著以及學術論文。總結了契丹歷史研究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同時提出了契丹歷史研究的發展方向、趨勢、以及研究途徑。

作者簡介：孫國軍（1963 -），男，漢族，中共黨員。歷史學教授，現任赤峰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執行主編。

基金項目：本課題受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科學技術研究名欄建設「紅山文化·契丹遼文化研究」項目資助（項目編號NJMZ03）

契丹（Khitan）是在中國北方民族歷史上繼匈奴、鮮卑之後又一次統一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並建立了遼政權。契丹自4世紀登上歷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遼滅亡，活躍於中國北方長達8個世紀之久，影響深遠。雖然經歷了千年的風雨和時代的掩蓋，在當年的遼朝統治區域內，城址、墓葬、寺廟、佛塔等遼代遺存數不勝數。然而對於契丹，留給後人更多的是謎團。因此契丹歷史研究也就成為很多學者畢生的事業。受傳世史料的限制，契丹歷史研究一直舉步維艱，鮮有重大突破。近年來隨著考古新發現和學者的不懈努力，契丹歷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讓我們看到了契丹歷史研究的新希望。

專門研究契丹歷史的專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語言、社會習俗及制度等多個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遼代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烏力吉《遼代墓葬藝術中的捺缽文化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姜維東《遼金黃龍府叢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鵬《遼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遼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趙《遼文化與遼上京》（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陳述《契丹史論證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愛民《遼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孫國軍、李春林主編《契丹遼文化論集》（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2014年），內蒙古博物院編、鄭承燕著《遼代貴族喪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張鄴、張敏主編《契丹巾幗：遼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劉浦江、康鵬主編《契丹小字辭彙索引》（中華書局，2014年）等。將契丹歷史納入某一研究體系的專著主要有鄧廣銘《遼宋夏金史講義》（中華書局，2013年），王秋義主編《遼金史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國東北地區遼、金、契丹、女真歷史遺迹與遺物考》（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齊家、苗春德、吳玉琦主編《中國教育通史?宋遼金元卷（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喬衛平《中國教育通史?宋遼金元卷（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王利華、張國剛《中國家庭史?宋遼金元時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楊翼驤編著，喬治忠、朱洪斌訂補《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宋遼金卷》（商務印書館，2013年），宋德金《遼金西夏衣食住行》（中華書局，2013年），武玉環《遼金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國農業通史：宋遼夏金元》（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年），高人雄主編《遼金元文學研究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等。

外文著作有荒川慎太郎、澤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辺健哉編《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勉誠出版，2013年），三島黎子《沙羅雙樹の花の色：宋?契丹茶立て女ものがたり》（東洋書店，2013年），（日）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日）愛宕松男著，邢復禮譯《契丹古代史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學術論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近年來遼代職官問題、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教育與科舉、語言文字、契丹文物與考古方面已經形成了研究的熱點，成果也比較豐富。

遼代職官問題的研究。蔣金玲《遼代漢人的入仕與遷轉》（《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對遼代的漢人入仕進行了分析，認為科舉與蔭補是遼代漢人入仕的主要途徑，而科舉進身與蔭補入仕者，在起家官與官職遷轉過程中均表現出明顯的文武分途特徵。家世對漢官個人仕途影響明顯，這既是受契丹世選制與唐末五代藩鎮舊制理念影響的結果，也是契丹統治者倚用漢人世家大族加強漢地統治、支撐皇權的必然產物。楊軍《遼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資料為中心》（《史學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資料為中心，對遼朝南面官系統進行了分析，認為遼朝並未實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權力機構為樞密院和中書省。何天明《遼代大林牙院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3年第4期）對設於遼太祖時期的大林牙院進行了探討，認為大林牙院除了擔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務，也有承擔軍務、作為使者出使他國等職能。此外，楊軍、王旭東《遼代南京留守的選任與轉遷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鵠《遼世宗、樞密院與政事省》（《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環《遼代職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學集刊》2014年第3期）、康鵬《遼代地方要員選任方式淺議》（《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對遼代職官問題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討。

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楊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歷史考察》（《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1期）認為崇山觀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內容之一，是源自契丹人對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對山林畜獵生活的仰仗等多種心理因素而來，在發展過程中，崇山觀念達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構成遼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內容。何婷婷《遼詩中所見遼代東北契丹風俗與文化》（《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7期）依據詩歌，對遼代東北地區的契丹族風俗，如飲食、穿著、生產、酒樂舞蹈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此外，還有金渭顯《契丹皇帝親征儀及打獵習俗的演變與尚武精神——紀念陳述先生百年誕辰》（《遼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獵犬述略》（《蘭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會生活中薩滿文化研究》（渤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張樹卿《遼時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習俗與傳承》（《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楊婷婷《從考古發現看遼上京地區契丹人習俗》（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張敏《遼代石刻中所反映的遼朝母儀規範》（《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張強《再論契丹射柳習俗之起源》（《蘭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關遼代的婚姻狀況，亦有文章探討，如靳玲、安正《遼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點》（《學理論》2013年第36期），單召傑《淺談金代女真人的婚姻習俗和族際婚》（《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與科舉。教育方面，高福順《契丹皇族儒家經史教育考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認為契丹統治者不僅重視、提倡皇族子弟研讀儒家經史，而且還設定了完備的運行機制。既倡導和引領了契丹社會儒家文化的傳播，也使儒家「大一統」思想觀念以及中原社會的典章制度開始植根於契丹社會的機體之中。相關文章還有高福順《遼朝女性教育述論》（《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高福順《遼朝的尚武騎射教育》（《東北亞研究論叢（第六輯）》，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張敏《遼代契丹女性的教育問題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遼朝儲君教育與培養探析》（《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等。科舉方面，主要有高福順《遼朝科舉考試年限考論——以聖宗統和六年以後為中心》（《東北亞研究論叢》第七輯，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高福順《遼朝科舉考試生源述論》（《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第八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誌所見遼代進士題名錄及相關問題》（《東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聖宗期の政局と遼代科舉制度の確立》（《史觀（168）》2013年3月）黃鳳岐、燕煦《遼朝的教育與科舉》（《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語言文字。康鵬《契丹小字〈蕭敵魯副使墓志銘〉考釋》（《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結合遼代漢文文獻對該墓誌進行了釋讀，並考證墓主的五世祖即遼朝歷史上著名的蕭撻凜，並以此釐清了該墓誌所記載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時糾正了前人的一些訛誤。相關研究還有方東傑、曲赫《遼時期契丹族語言文字的使用特點》（《蘭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語和遼代漢語及其接觸研究——以雙向匹配材料為基礎》（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即實《簡說契丹語的親屬稱謂》（《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傅林《論契丹語中「漢兒（漢人）」的對應詞的來源》（《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內康則撰、申英姬譯《拓跋語與契丹語辭彙拾零》（《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賴寶成《契丹國語「忒里蹇」淺釋》（《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松川節《契丹文字碑文の新発見》（《アジア遊學（160）》，2013年），武內康則《最新の研究からわかる契丹文字の姿》（《アジア遊學（160）》，2013年），清格爾泰撰、陳曉偉譯《20世紀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穫》（《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孫偉祥《契丹小字《蕭仲恭墓誌》削字現象研究》（《〔韓國〕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橫帳節度副使墓誌》研究》（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額爾敦巴特爾《新世紀以來契丹大字研究概述》（《華西語文學刊（第八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高娃《內蒙古大學所藏契丹字文獻》（《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研究》（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等。

文物與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東風裡遼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0期）對山西大同東風裡遼代壁畫墓進行了詳細的報道，李可鑫《湯原新城遼墓調查簡報》（《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則對湯原新城遼墓進行了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考古獲重大發現》（《考古》2013年第1期）對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進行了全方位的闡述。相關文章還有趙少軍、王雷《昌圖四面城城址2009年試掘簡報》（《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鐵嶺市博物館、昌圖縣文管所《遼寧昌圖縣塔東遼代遺址的發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內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場遼代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2014年第4期），張興國、孟令婧《內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遼墓清理簡報》（《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劉海文、王繼紅等《河北宣化遼金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3期），韓國祥、鄧曉存等《遼寧朝陽杜杖子遼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純《遼代遼西走廊的考古遺址與社會發展》（《農業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還有對此進行理論性探討的文章，有劉毅《關於遼代皇陵的幾點認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3期），孫偉祥《試論遼朝帝王陵寢的營造》（《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3年第4期），劉喜民《遼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慶《北京地區遼代墓葬形制研究綜述》（《學理論》2013年第33期）等。

對考古資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較集中。墓誌的考述。蔣金玲《〈賈師訓墓誌〉「駙馬侍中劉公」辨析》（《史學集刊》2014年第1期）詳細論證了墓誌中所述「駙馬侍中劉公」實為「侍中劉公」之誤。相關文章主要有韓世明、都興智《遼〈駙馬蕭公平原公主墓誌〉再考釋》（《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蕭琳墓志銘考釋〉補正》（《遼金史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強《遼〈張守節墓誌〉補釋》（《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齊偉《遼寧省博物館藏〈石重貴墓志銘〉考釋》（《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軍、李宇峰《遼陳顗妻曹氏劉氏墓誌校勘考釋》（《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義、高穎、戴順《〈遼蕭孝恭墓志銘〉校勘》（《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姜洪軍《遼寧北票市發現遼代李紹俞墓誌》（《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輝《遼寧省桓仁縣所出契丹文印》（《東北史地》2013年第6期），趙中文、馮永謙《遼「女真鹿官戶太保印」銅官印考釋》（《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漆木雙陸考述》（《遼金歷史與考古（第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鄧樹平《遼金時期醫療器械的發現與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4期），崔曉晨《對宋遼金時期銅鏡形制分類比較分析》（《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艷陽《遼代早期紀年瓷器研究》（《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遼寧彰武出土的遼代雙陸棋》（《東北史地》2014年第1期）。

這些成果無論是專著還是學術論文，涉及層面廣泛，研究較深入，且數量巨大。呈現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學者學術研究活躍；二是研究涉及的領域更加寬泛。三是研究的問題也更具體。這些研究也體現契丹歷史研究的發展方向。加強對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習慣、語言文字、科舉教育等，有助於我們完整地了解契丹歷史，更加貼近生活。由於契丹歷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學者更加註重考古資料的新發現，同時針對性地加強了考古資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為我們打開契丹神秘面紗的主要途徑。另外，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也是契丹歷史研究的一大趨勢，運用民族學、語言學、社會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帶來了新氣息。

（原文刊於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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