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川鄂：夏志清是發現經典的「智勇之士」

記者歐陽春艷

1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葬禮在美國紐約坎貝爾殯儀館舉行，享年92歲。

53年前，夏志清用英文寫出《中國現代小說史》，發掘了一批被忽略和遮蔽的作家，扭轉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閱讀與歷史敘述。

有人評價，「從《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

作為國內研究張愛玲的知名學者，省作協副主席、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川鄂曾在2006年赴港參加「張愛玲逝世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與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者劉紹銘先生有過對話。

近日，記者專訪了劉川鄂。

堅持「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

在張愛玲幾乎被遺忘的1960年代，夏志清把張愛玲推到了一個令人不解的高度，他將張愛玲的《金鎖記》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在眾人都將錢鍾書視為一位學問家的時候，夏志清發現了《圍城》的價值，並將錢鍾書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夏志清還格外欣賞沈從文，將他與葉芝、福克納相提並論。

由於對魯迅等人的評價較低，有人詬病夏志清對左翼文學的批評是出於偏見。但夏志清說，他的判斷標準一向是文學標準，堅持「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沒有什麼非文學的原因，比如他推崇的張天翼和蕭紅就是左翼作家。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大陸的文學評論界興起「重寫文學史」運動。評論家們提到，對審美和文學史「應該有個人的理解」，這種個體化的視角正是夏志清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命題。

劉川鄂說，英國小說家班乃特在《經典如何產生》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能成為經典，全是因為最初有三兩智勇之士發現了一部傑作，不但看得準確，而且說得堅決，一口咬定就是此書；世俗之人將信將疑，無可無不可，經不起時光的從旁助陣，終於也就漸成「共識」了。這不是故意炒作，它的先決條件是作品傑出，評論家具有慧眼。這兩者的結合，經典就在文學史上誕生了。

在劉川鄂看來，夏志清就是這樣的「智勇之士」。

「好就好，有什麼之一」

查閱資料，夏志清的履歷上寫著：1921年生於上海，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任教。

「夏志清的故事其實就是東方知識分子背井離鄉的故事，在一戰與二戰之間的那段時間，他憑藉獎學金前往美國，然後滯留在這裡。有人因此說夏志清不是個民族主義者，不夠愛國，我想，他的最愛是英語與歐洲文學，他是真的融入到紐約文化、美國文化中去的。」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講授王德威這樣解讀自己的導師。

夏志清最開始研究的是西洋文學，飽讀西方古典與現代著作，一直到博士時期，他才開始認真去研讀張愛玲等中國作家作品。將中國傳統文學韻味和西方現代派小說精髓結合在一起的張愛玲，立即征服了夏志清，他大膽評價「《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小說」。對於《金鎖記》的高度褒揚，夏志清也採用了最西化的表達方式：「中國人就是喜歡客氣，什麼都要講之一，好就好，有什麼之一！」

夏志清對於張愛玲的評價，或許因為他受到西方文學審美的極大影響，他向來討厭中國文學裡的道德評判，更喜歡注重關注人性的西方文學。

「夏志清對大陸文學史研究和觀念的最大衝擊在於——從政治評價回到審美評價，以世界優秀文學審視中國文學。」省作協副主席、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川鄂告訴記者。

夏對中國文學整體性悲觀

身為西洋文學專家，卻以中國文學研究揚名，夏志清在學術界可謂異數。

夏志清對西方文學的基本創作精神與價值標準都有深入了解，而對中國文學，他持有一種整體性的悲觀。2007年，他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說:「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再讀『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中國現代小說的缺點即在其受范於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不便從事於道德問題之探討。」

對中國文學不留情面的批判，也為夏志清引來了兩場著名的「筆戰」。1961年，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曾撰文批評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並表示特別不認同夏志清對魯迅的判斷。夏志清也立即撰文反駁。現在，這兩篇長文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文獻。

1986年，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撰文批夏志清「以夷變夏」，兩人隨後用文字展開了幾番公開的學術爭論，此事一度喧騰海內外。

「任何人要想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新的研究，都要先查閱、質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觀點。」面對關於夏志清的那些彈與贊，王德威作為其學術思想的繼承者之一，如此評判。

訪談記者歐陽春艷

經典如何產生

讀+：能否談談夏志清及其《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你的影響？

劉川鄂：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讀研究生時，導師李愷玲先生托她中央大學同學、著名作家聶華苓從海外輾轉帶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我們專業4位同學如獲至寶，搶讀貪讀。我考研前把國內好幾種文學史對照閱讀並作了一厚本筆記，再讀夏著，驚訝震撼，感服不已。我碩士論文研究張愛玲、博士論文研究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確有夏志清的影響，因此永存敬意。

讀+：很多人覺得夏志清對張愛玲評價過高？

劉川鄂：張愛玲是把中國傳統文學的韻味和西方現代派小說的精髓結合得最好的中國現代作家，《金鎖記》表現金錢與慾望的衝突這樣一個世界文學史上屢見不鮮的主題，但是她有自己的創造，就是將金錢對人性的扭曲、變態的壓抑，塑造到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程度，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戕害人性的罪惡。

在這一點上，她比巴爾扎克、司湯達、中國的「三言二拍」等很多作品，描繪得還要精細，還要深入。所以，張愛玲的《金鎖記》可以認為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讀+：夏志清說張愛玲只感激胡適，對於他這樣的朋友，是不怎麼提的。在你對張愛玲的研究中，有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劉川鄂：胡適之於張愛玲，是師長。夏志清之於張愛玲，是弟子。一老一少，有敬有親，都是朋友。她對胡適「敬若神明」，在信中恭稱「先生」，對夏志清則視為小友，信函以「志清」稱呼。從張夏之間的通信來看，她對夏志清高度評價她並引發熱潮是心存感激的。

有的作家注意與評價過自己的評論家保持一點距離，尤其不願在公開場合談二者之間的私誼，反而會使評價的客觀性、公正性加分。這種做法很正常、很聰明。

怎樣批評魯迅

讀+：夏志清對於魯迅一直持有保留意見，無論是他的散文還是譯作，你覺得這只是他的個人偏見嗎？

劉川鄂：1949年之後，大陸對魯迅的評價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歌頌與讚美，這裡面含有嚴重的「注經」式研究意味。夏志清挑戰了這種模式，並引發了大陸學者「回到魯迅自身、回到文學」的新思維。當然也有人認為批評魯迅的文字是他小說史的敗筆。

不是不能批評魯迅，而是怎樣批評魯迅。他的小說並非篇篇都是佳作，有的近於速寫短章。魯迅承認他自己的創作只有五種：《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他大量的精力都花到雜文創作上了。魯迅的現實感太強，他沒有想做一個單純文學家。他首先是個思想家，再才是個文學家。當他發現雜文是個更直接的表達他對社會看法的方式時，他就放棄了小說創作。

只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沒有完成，魯迅的價值是永存的。魯迅對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僅僅這一個命題我認為魯迅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人。如果每一個受過基本教育的知識分子都能領悟到魯迅思想的價值，中國社會就真正進步了。

讀+：夏志清還品評錢鍾書的《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說」？

劉川鄂：《圍城》是中國現代最有趣的小說，這個是沒有爭議的，說它也許是最偉大的小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的層面來看，認為《圍城》是一部表現抗戰後方知識分子灰色人生的作品；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它表現了現代存在主義的人生困境，在這一點上提升了作品的內容含量。方鴻漸跟4位女性的愛情糾葛，表現了現代社會男女關係的4種形態，那就是肉體之歡、智慧較量、純情之戀和婚姻圈套。這4種形態幾乎概括了現代男女的全部關係，在這一點上，這部作品是很有啟迪意義。

讀+：夏志清評價沈從文「在道德意義上講，其對現代人處境之關注，是與華茲華斯、葉芝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他將沈從文與英語世界的這些大家相併列，你怎麼看？

劉川鄂：沈從文的影響當然不及華茲華斯等人，但說他的創作動機和藝術追求與幾位大師相近，在起點而不是終點上與英語世界的這些大家相併列，毫不為過。

中國現代文學充滿了硝煙。沈從文式的純凈，卓爾不群。

中國文學對外國

是個很大的「赤字」

讀+：夏志清對於中國文學有比較悲觀的論述，他認為「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你覺得這是一個很中肯的評價嗎？

劉川鄂：過去我們認為，洋人看中國文學是通過文本看社會而不是審美需要，他們看重的是中國文學的非文學因素。這個判斷大致是成立的。相較於外國文學對中國的「順差」，中國文學對外國是一個很大的「赤字」。

只有少數幾個西方作家對中國文學表示過讚賞。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審美文化差異。西方的個人本位文化使其文學關注人性，所以西方貢獻了哈姆雷特、堂·吉訶德、浮士德、歐也妮·葛朗台、於連、聶赫留朵夫等文學形象，其豐富的人性含量極大豐富了世界各地讀者對「人」的理解。

中國文化是泛政治泛倫理型的家庭本位文化，中國文學重歷史輕虛構，重情節輕人性，重善惡輕真假。中國古代小說，心理描寫簡單馬虎，亦因中國文化輕視個人價值。古代友情詩多於愛情詩，抽去李白等的愛情詩，李白還是李白。而抽去西方詩人的愛情詩，幾乎就沒有幾個詩人了。

讀+：夏志清對《紅樓夢》評價不高，就此與唐德剛還發生過激烈爭論，你怎麼看？

劉川鄂：說到《紅樓夢》，它的確是中國最好的小說，突破了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舊文學模式，突破了「大團圓」的瞞騙文學模式。但西方讀者對其流水賬式的開菜單、寫茶藝，沒有興緻，對沒有生理缺陷且早早有過性愛經歷的賈寶玉，成天在女兒堆里廝混，卻不再有實質性的性接觸也覺得不可理喻。趙樹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喜接觸異性、愛穿花衣，作者和作品中人物一起嘲笑她。在西方人看來，這是正常的人性要求，怎麼可以貶責。這就是文化差異。

讀+：夏志清還說，「英國作品比中國作品要好。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實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這種說法，你贊同嗎？

劉川鄂：中國作品中，人性含量、審美含量俱佳的作品不太多。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漢語的朦朧性、意象化，使其不宜精密表達外部世界、特殊個例，但宜於表達意境意緒。所以中國古代詩歌的整體成就大於小說。尤其是那些描寫自然和個人心境的對仗式絕句，妙不可言。但只有中國人才悟得出它的妙，老外沒法懂。

夏志清論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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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後期的作品我都沒有看過。我只聽說，寫的都是老東西，都是以前她小說里寫過的內容，而現在很多人靠張愛玲吃飯。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確實偉大，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張愛玲是什麼漢奸作家，台灣那邊認為她是1949年之後才過去的「大陸作家」，但我就發現了她。

有一個觀點我是不會改變的，我個人始終還是覺得，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被高估了，這可能跟毛澤東有關。我個人認為，魯迅還是膽子不夠大，他當時名氣那麼大，其實可以做更多事情。

周作人、郁達夫、梁實秋是好的，他們外語都很好。郭沫若後來的東西沒辦法看，我到中國大陸去過一次，什麼地方都有他的名字；茅盾這個人很規矩，老舍這個人又自殺。魯迅並不聰明，書念得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

端木蕻良和蕭紅都是我朋友。其實我一開始要寫蕭紅，但沒有寫好，就寫了端木。開始寫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蕭紅，你就發現蕭紅太厲害了，張愛玲下來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都是非常好的小說。

（記者歐陽春艷整理）http://cjrb.cjn.cn/html/2014-01/21/content_5282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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