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在與世界其他文明的對話中認識自己

　　漢學是一面鏡子

　　「只有中國人才了解中國」，「外國人懂什麼？」近來，針對德國作家、漢學家顧彬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批評，有人發出了這樣的論斷。

　　的確，漢學研究的成果有時讓人不敢恭維。學者陳引馳說，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並非誕生在中國，但是英國漢學家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1901）連司馬相如的作品是否傳世都語焉不詳。

再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分析了朱熹理學的「天人一物」、「盡心知天」的觀點後認為，儒釋道三學皆屬無神論，這種觀點也可能引來很多非議。

　　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被胡適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清乾嘉學派，其學問轉向就受到在華傳教士的直接影響。根據張西平的介紹，晚清以降，西方漢學的發展直接刺激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導致了中國現代敦煌學的產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中國語音學研究，直接影響了趙元任、李方桂的中國語言學研究；陳寅恪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學術的開創者，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對西方漢學的熟悉。就當代來說，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比如，李約瑟運用現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國歷史，從而開創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新的學科。

　　為什麼國外漢學會取得這樣的成就？有學者分析：一是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獻，海外優於國內；二是研究方法優於國內學者。目前，國內文科研究中許多人採取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這同樣受啟於漢學家。

　　今天的海外研究，早已遠遠超越了數百年前西方了解東方的初衷，成為現代學術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漢學不僅在反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也成為一種對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說：「以洋為鏡，可以知興衰。」漢學，會啟發很多東西。

　　以什麼姿態對話

　　「文明和傳統是經驗和智慧的源泉，應該保持活力，讓人們研究。」瑞典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教授羅多弼說。他同時強調，「文明不能卸去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和立場所應承擔的責任。文明不會製造戰爭，是人製造了戰爭。」也就是說，文明之間的對話主體應該是負有責任的。

　　文明之間的對話有很多種，國內學者和漢學家之間的對話是一種重要形式。

　　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不僅僅是『隔岸觀火』，也並非局限於『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在「作為文明對話的漢學研究」分論壇上，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的這段話直接關聯著這樣三個問題：「我們為什麼需要漢學家？」「該用何種姿態與他們對話？」「什麼樣的對話才可能獲得良好的效果？」

　　陳平原認為，與漢學家對話時，首先應該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漢學家」並不等於「國際學界」，相反，我們必須意識到，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本國學術對話的慾望與責任。「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只跟美國的中國學對話，也跟歐洲、日本、俄國的中國學對話。」

　　陳平原認為，「與漢學家對話時，應該保持平和的心態。」他說，「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很少了。」當然，陳平原也提醒大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陳平原曾經組織翻譯出版日本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學者的論文集，他覺得，「他們的研究背後有『情懷』」。陳平原說，在與漢學家對話時，「雙方交換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物件，更有看不見、摸不著的『信任』與『友情』。」在他看來，學術交流還應該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

　　當對話進行的時候，這些足夠嗎？

　　北京大學教授樂黛雲認為：「在跨文化對話中，最困難的就是要形成一種能相互理解和接受的話語。」她認為，目前，第三世界所面臨的，正是多年來發達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後盾所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已廣泛認同的「文化話語」。「如果我們只用這套文化話語來詮釋本土文化，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性的文化現象就會被摒除在外，」樂黛雲說，「如果這樣，對話仍然只能是同一話語的獨白，無非補充了一些異域資料而已。」

　　那麼，能用「完全本土」的話語來進行對話嗎？樂黛雲說，任何文化都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和影響中發展起來的，「完全本土」很難存在，「即便有這樣的話語，對方也難以接受和理解，對話也難以進行。」怎樣才能走出這種兩難困境呢？樂黛雲認為，一種可能的途徑就是「尋求一個雙方都感興趣的『中介』，一個共同存在的問題，從不同文化立場和角度進行討論。例如，人的生、死、愛、欲等古今人類共同的問題。」

　　羅多弼說：「在人們關注的某些領域裡，真理就是相對的。」多元化和不確定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徵，所以，「真理應該放開讓人們討論」。 （記者　楊桂青）

(責任編輯：久黑必白) [我來說兩句(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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