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的兩種選擇

魯迅與胡適的兩種選擇

(2011-05-08 13: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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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轉載]魯迅與胡適的兩種選擇作者：綠島小夜曲 [轉載]魯迅與胡適的兩種選擇

作者孫郁

「現代性」一詞已被許多知識者所注意，但我們發現，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現代性」的資源，或者說具有「現代性」意味的文化因子，少得可憐。因此，在打量這一概念時，知識界不得不求助於域外，而這一概念的本身，也正因為是舶來的，所以置身於這一語境，我們多少有些尷尬。

　　其實撇開這一概念，我們將視線投向同一所指的內容，就會發現，問題遠比想像的複雜。我以為「被近代」與「被現代」這一表述似乎更能描述這100年的歷史。中國的榮辱、興衰，以及知識階層的優劣，均可在這個話題下延伸出來。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一個不斷開化和不斷被推向奴役關係生成的歷史。對這一悖論的深切體味者，應當說是「五四」那一代人。我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書中，談及過這一點。周氏兄弟對現代進程中的人的漸次喪失自我的警覺，被後一代人所證實了。但實際上，對這一歷史話題最具有參照價值的，或許不是周氏兄弟兩人，而是魯迅與胡適。他們的由合而分，由近而遠的不同精神選擇，似乎更能說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切衝突。

　　魯迅與胡適的分道揚鑣始於1925年。那時魯迅開始由官場退向民間，而胡適則由書齋走向議政之路。這種對立的選擇，構成了兩人性格中的閃亮之點──一個充當了社會與政府的批評者，另一位成了現存政權的諍友。但魯迅的走向民間其實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場發言，他本身對世俗社會的厭惡，並不亞於對官場的冷視。同樣的，胡適與現政權──無論是段祺瑞政府還是蔣介石集團，亦保留著相當大的獨立性。他們似乎都感到主奴的關係，最容易在這兩個團體中生成。魯迅後來在「左聯」中承受的壓迫感，以及胡適在台灣受到右翼文人的攻擊，其內心的焦慮與苦痛，從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沒於自願所選擇的隊伍里，且在那裡掙扎著，苦求著，這正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寫真。我們從後來的學人、作家的目錄(如巴金、季羨林、韋君宜等)，多少可體味到同樣的主題。抵抗奴役而終被奴役，是近代以來的歷史無奈。

　　我以為魯迅與胡適的價值選擇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隱喻，或許正是今天的鏡鑒。倘若說中國的文人心靈還缺些什麼，他們兩人身上的明暗，似乎可以提示出許多東西。在閱讀兩人的作品時，可以發現他們對中國文化與人性的看法，有時驚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卻大相徑庭。一個以為中國的進化，有賴於精神的重塑，改造國民性乃知識界的第一要義；另一個則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力階層，借政治的力量，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兩種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續著，我們看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著類似的形態。至於周作人、陳寅恪、顧准一類的文人，其影響力遠無前兩者那麼深遠，後者在中國，很難形成集團式的力量。

　　而魯迅與胡適不僅各自為中心，團結了一批知識分子，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深切地影響了現代進程，倘說，魯迅在心靈的意義上，呈現了人的尊嚴與價值，那麼胡適，則從技術的層面，為中國的現代進程，設計了諸種方案。80年代以後，我們文化與經濟起飛的過程，實際上正隱含著他們的精神余脈。這兩種獨立之精神，為今人擺脫貧困與奴役，提供了良好的範例。雖然，這些影響有時還是有限的。

　　德國的亨利希·曼說：「一個向統治階層靠攏的知識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為一個具有清潔精神的人來說，獨立於這個世界，恪守心靈的聖地，是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所以是知識分子，乃是具有一種屬於自我獨立不倚的價值世界。它以在野的聲音，向權貴世界發出逆俗的聲音。

　　胡適不能說是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但他卻不能像魯迅那樣走向黑暗的深谷，與陳腐的權貴徹底決裂。胡適的獨立意志的表達方式，常常是利用現政權的縫隙，或者說利用已有的社會機體，進行漸進的變革。

　　但這種「利用」不是簡單的依附，他從未跪在統治者面前乞求恩賜。在求索的路上，他沒有低下高貴的頭。他其實知道，真理的實行常常伴以自我的喪失，思想在現實轉換，有時不得不染以俗諦。社會的進化，是不能以「純粹」來實現的。

　　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華、魯迅、薩特，但也需要黑格爾、歌德、高爾基、胡適這樣的人。這是一種文化的生態。當黑暗過於強大時，剷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著黑暗的余影。中國知識界的悲哀在於，這一黑暗的余影太長了。所以，無論是魯迅的反抗，還是胡適的掙扎，都是個未完成的精神表達式。抵抗奴役的路，對他們而言，只意味著剛剛開始。中國的現代進程中，這兩類人，都是非健全的。

　　但在這裡，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資源的，也許只有魯迅。在靈魂的深與思想的深上，魯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兒，提示著人們去注意新的主奴關係的生成。如果說中國的知識界缺少什麼，我們與魯迅的距離有多長，那麼所欠缺的就有多長。

　　這決不是聳人聽聞之談。坦率地說，胡適的選擇是常態人生的記錄，魯迅則是非常態的。高遠東先生將魯迅精神比做「葯」，把胡適思想看成「飯」，正是很好的注釋。在魯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適便凸現出他的意義。但悲哀的是在我們這個國度，魯迅的話題竟是長恆的，一個病態的民族，胡適的自由之夢，常常沒有魯迅式的絕望之聲，更具有廣泛性。我以為要梳理中國「被現代」歷程最富魅力的因子，魯迅與胡適的互補性是重要的。或許，國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們是真正的奠基人。

　　我毫不懷疑這兩種選擇的必要性。飢餓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飯」，但不要忘了，魯迅這副「葯」，永遠是不能或缺的。對魯迅與胡適，或許當如是觀。

　　其實，抵抗奴役的路，會有多種。魯迅與胡適，不過提供了兩種可能。探索「現代性」，或說「被現代」的問題，我們固有的資源不多。但倘若從魯迅與胡適的異同中去發掘探索，那麼會發現，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苦難的癥結，似乎正寫在那裡。中國人倘解決不了魯迅與胡適身上呈現的悖論，那我們的苦運將會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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