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之道」欄目精選：讀史零簡

二、著書和抄書

顧炎武記他祖父的話，說：「著書不如鈔書。」炎武十一歲的時候，祖父就讓他讀《資治通鑒》，不讓他讀《通鑒綱目》。祖父說：「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竊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以上這些話，見於《四部叢刊》影康熙刊本《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

顧炎武以鑄錢比喻著書說：「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克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見《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十》）

顧炎武這兩篇文章，說到關於著書的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改竄前人的書而成。又一種，是盜竊別人的著作。第三種，是嚴肅認真地去作。所謂「著書不如鈔書」，是針對第一種情況說的。改竄前人的書，本來也可說是抄書，但他不老老實實去抄，還要東改西改，以致搞出來很不象樣的東西，還自命為著作。這當然可以說「著書不如鈔書」了。鑄錢的比喻也是說明同樣的情況。古錢本來是很貴重的文物，但拿來改鑄粗劣的新錢，以致舊錢毀了，新錢也沒有鑄好。這種毛病好象現在也有。如果真有這種現象，是很值得警惕的。至於顧炎武祖父所說的那些例子，倒不一定都很恰當。班固改《史記》，有很多地方確實是改得不好，特別是把司馬遷一些有進步因素的東西改掉了，是更不好的。但《漢書》的十志吸收了《史記》所沒有的材料。《漢書》還記載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議論，也是《史記》所沒有的。這些地方恐怕是《漢書》的好處，不能說不好。就拿《通鑒綱目》跟《通鑒》的關係來說，《綱目》有它自己的特點，也不能說《綱目》一書就處處比《通鑒》差。就對讀書界的影響來說，《綱目》擁有更廣泛的讀者，這跟它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另外，《通鑒紀事本末》全書是由《通鑒》改編而成，它從《通鑒》的材料里提出來一些問題，編成了紀事本末體事目，這不只是有便於讀者，而且表現了作者的歷史見識。從材料的來源說，《紀事本末》是《通鑒》的改編；從書的成就來說，《紀事本末》有它自己的價值。《綱目》和《紀事本末》都是《通鑒》的改編，都可說是由抄書而來，但它們本身又都是著作。顧炎武祖父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不在於改不改，而在於用什麼態度去改，在於改得好不好。顧炎武祖父的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但說得過於籠統，應該加以分析。

盜竊別人的書當作自己的著作，這種事現在也有，但對這個問題也要作具體的分析。古人著書使用別人的材料，不存在盜竊不盜竊的問題。司馬遷著《史記》，寫入了不少前人的材料，他並不認為這是他自己的作品，也從來沒有人說過《史記》有盜竊的成份。司馬遷所用史書的材料，總還有一些旁的材料，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雖沒有說明出處，卻更談不到盜竊。班固修《漢書》，對於漢武帝以前的歷史，大量地採用《史記》的記載，有的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動，有的是原文照抄，只要班固認為這些材料有用處，他就寫進去了。這在當時對於歷史著作來說，可以說是當然的。這在班固，並沒有盜竊別人著作的意思，這在當時輿論也沒有人用「盜竊」來指責他。後人不明白當時的情況，有指責班固剽竊《史記》的，反而成了笑話。顧炎武文章中所指責的「盜竊」，情況跟古代不同。在顧炎武的時代，著作私有的思想已經大為發展，盜竊別人的著作寫上自己的名字，以求名求利，這就成為很卑鄙的事了。盜竊可以說是最徹底的抄書，只消把別人的著作寫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只是因為他不承認自己是抄的，而要宣揚是自己的著作，這就成為盜竊了。我想，在今天說來，歷史工作者應該歡迎別人採用自己的論點和材料，不必要求別人要標明出處，這是我們應該有的雅量，也可說是一種忠誠於科學事業的態度。在另一方面，採用別人論點和材料，特別是對於一些有創見的論點和一些新發現的材料，要作出具體說明，這是對別人勞動成果應有的尊重，也是忠誠於科學事業應有的態度。

關於嚴肅地著書，顧炎武提出「采銅于山」的要求，提出寫《日知錄》的要求，是值得學習的。「采銅于山」就是說，要選取第一手的材料，經過冶煉，鑄造成文。當然，儘管這樣去作，還有一個水平高下之分，但這樣作法，是每一個歷史工作者在著書的時候所必需遵循的途徑。

在這三種情況下，第一種情況固然可以說是「著書不如鈔書」，在第二種情況下，也同樣可以說是「著書不如鈔書」。第三種情況雖是著書了，但也要有一個抄書的過程。「采銅于山」就包含了有抄書的成份，但要抄得好，抄得認真，抄得有水平。還要反覆地抄，反覆地檢查抄出的東西，隨時補充、調整，這就不能說「著書不如鈔書」，而是著書高於抄書了。顧炎武是個善於抄書的人，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是由於抄書成編的，他的《肇域志》基本上也是抄書而成，但他對這兩部書並不滿意，認為是未完成之作。他的《日知錄》在一年之間只能寫出十幾條，他自稱「庶幾采山之銅」，這才是他所承認的著作。在《日知錄》中，有不少條文僅僅是很少的字數，要用我們現在的寫法，是可以成為長篇大論的。

在我們今天看來，「采銅于山」是應該提倡的，抄書是應該提倡的，著書也是應該提倡的。我們有了歷史知識，就應該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廣大的群眾。著書，是歷史家不可逃避的天職。抄書，是著書過程中經常出現的程序。抄書，也有它獨立的意義。書要抄得好，也會對讀者有益處。但要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是在抄書，也還要對原作負責。在學習中，抄書也是一種鍛煉的方法。在抄書中學習一字不苟，學習反覆玩味，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可以鍛煉學習上的耐心和毅力，跟那種為抄書而抄書有很大的不同。抄書和著書有難以擺脫的聯繫，但又必須妥當地加以區別。我們史學界還有某些不健康的情況，使我讀了顧炎武的文章，頗有感慨。顧炎武所說，須加以分析和補充，但對於我們還是有啟發的。

最後，還想再說兩句。「采銅于山」固然很好，但要著書，卻更需要有器識。所謂器識，首先是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同時還需要有為國為民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弘大胸懷。當然，這都不可能是一蹴而成，是要經過長期堅持、逐漸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