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我越來越敬畏生活

　　羊城晚報記者何晶

　　壹

　　以文字描畫浦東的「清明上河圖」

　　羊城晚報：你最新的長篇小說《東岸紀事》是2005年開始動筆的，人們說這是你唯一一次做了寫作提綱。

　　夏商：差不多是2005年動筆，但之前醞釀了很多年，材料和細節在腦海里儲備，一直沒想好用什麼方式寫。我過去寫先鋒小說，語言和結構的訓練比較全面，也一貫注重細節，不是純粹玩形式。但《東岸紀事》的故事發生地浦東是一個真實的地理存在，完全按之前的筆法還是撐不住，後來就決定還是用更接近現實主義的筆法來寫。

　　我寫作從不用提綱，用提綱寫作本身很荒誕，不符合藝術規律。在創作中，很多細節都是靈動的、閃念的，提綱等於做了一個牢籠，會使文本限於僵化，所以說我準備了提綱是訛傳。我確實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去查資料，去採風，去故事的發生地拍照片，做了大量筆記，但這些筆記不是故事提綱，而是小說的材料。

　　羊城晚報：《東岸紀事》去年在《收穫》發表後引起讀者廣泛關注，今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後，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又稱你為「改寫了上海文學版圖的功臣」。

　　夏商：簡單說，《東岸紀事》是一部以老浦東村鎮變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在浦東開發以前，同時間跨度約30年，用工筆的手法描繪了浦東的故人舊事，寫了大量風土人情，我個人把它視作「浦東的清明上河圖」。

　　郜老師所說的改寫上海文學版圖，是基於文學中的上海一直是小資的、摩登的，充斥著「國際大都市、東方巴黎、十里洋場、租界、咖啡館、舞廳、弄堂」等符號，而在《東岸紀事》中，這些符號基本都消失了，我筆下的是粗礪的浦東平民世界，野性的、粗鄙的「鄉村上海」，相比香艷的、脂粉氣的「都市上海」，對文學界來說是陌生的。改寫談不上，算是補上了一塊吧。

　　羊城晚報：《東岸紀事》的細節非常龐雜，甚至某些地方給人感覺有些絮叨，這部小說是試圖給浦東立傳嗎？

　　夏商：摘一段《東岸紀事》後記中的話：「寫這本書的一個收穫是，我對世事細節的迷戀得以充分暴露。須知，小說家猶如說書先生，我是多麼喜歡絮叨，喜歡多餘的廢話，喜歡龐雜的意味深長。小說的魅力正來自於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東拉西扯，整個敘事如同密織的溪澗，最後歸於瀑布的縱身一躍。」

　　試圖給浦東立傳的說法顯得野心太大，我沒那麼大野心，浦東只是一個舞台。和過去一樣，我更關心小人物在時代中的命運。當然，從實際效果看，我用文字留住了老浦東。剛才我說在寫作之前曾去拍了很多照片，等六年後小說完稿，照片上的風貌已完全消失了，從這個角度說，《東岸紀事》以文字復活老浦東。

　　貳

　　寫作用詞如同患上「強迫症」

　　羊城晚報：聽說你正在寫一個同性戀題材的新長篇，採訪了很多同性戀者。在寫作《東岸紀事》之前，你也做了很多實地採訪,這是不是暗合了那句老話，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夏商：我的確在寫一部同性戀題材的長篇，但我的意圖不是獵奇。老實說，我對這個人群具體的性行為沒什麼興趣，還是對人物的命運更感興趣，會有很多靈魂拷問的東西。至於實地採訪，我越來越在乎，因為小說家雖然有想像，但生活中的有些材料和細節，編是編不出來的，所以我越來越敬畏生活。當然，不是所有採訪來的材料都可以用，要經過遴選、加工甚至變形。

　　羊城晚報：在創作小說的同時，你還做了一個普洱茶品牌？在大多數人的概念里，小說家和做生意好像不太搭界？

　　夏商：差不多在開始寫《東岸紀事》的同時，我創立了一個叫「普茶客」的普洱茶品牌，這耗去了我大量心血，也是為什麼這部小說寫了六年的原因之一。對小說家和企業經營者身份的混搭，大家一直有個誤解。其實，絕大多數作家詩人也有一份用於謀生的工作，在中國大陸，比較常見的是編輯、記者或大學老師，對此大家都不會質疑，而對一個作家辦公司，就覺得奇怪，甚至會降低對其作品的評價，我覺得特別荒唐。其實，我沒覺得一個公司老總和記者、教授有什麼區別，後者的工作也很繁忙瑣碎，也要擠出時間從事創作。

　　羊城晚報：你在微博上說自己是「強迫症患者」，在寫作時堅持用詞的規範與準確。比如，不能將「1963年」、「2000年」寫成「63年」、「00」年，不能將「20世紀80年代」寫成「80年代」。政治定義更要保持客觀，「中國大陸」不能寫成「中國」等等。這是否因為你看到了太多不規範的用法而有感而發？

　　夏商：的確，現在的漢語不規範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是民間生成的，比如「童鞋」、「屌絲」、「感腳」等網路用語。有些是意識形態造成的，比如「解放戰爭」、「三年自然災害」、「有關方面」等這樣有歧義的說法。作為作家，有正本清源的義務，一方面是規範母語，一方面也是普及常識。

　　羊城晚報：現在人們常說「文學邊緣化」，且和你同時代出道的不少作家都歇筆了，你一直還在堅持創作。

　　夏商：嚴肅文學式微，很多朋友漸漸不寫了。我始終未輟筆，雖雜事干擾，進展很慢，依然在寫。對我來說，寫作早已不是功名之事，而是生命狀態。尤其近年，對世事和時局失望，更覺得用文字進行表達和反思是多麼重要。我心中真正的祖國，是母語。寫作，是我靈魂的舞蹈。

　　羊城晚報：現代人很多已沒耐心讀書了，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夏商：讀書這個習慣，很多人堅持不下來。很多好習慣，都因為惰性而堅持不下來。其實有一個克服的方法，比方在一本很厚的書籍面前你退縮了。那麼想想作者能把它寫出來，難道作為閱讀者，你比寫作者更難？這樣一想就釋然了，閱讀壓力也減輕了。

　　叄

　　不是生硬植入政治

　　大尺度裸露就了不起

　　羊城晚報：你喜歡在微博上針砭時事，有不少異見者對你的觀點表示不滿,甚至用非常難聽的語言進行人身攻擊，但你似乎不怎麼爭論，還是繼續發表看法。

　　夏商：中國大陸目前只有納稅人，納稅人批評政府是權利也是義務。至於那些人身攻擊，是最下賤無能的行為，這些攻擊者往往沒有真實身份，甚至連頭像都沒有，對這些懦夫，你去搭理他們幹嘛呢？

　　羊城晚報：說到時政，那你怎麼看待政治和文學藝術的關係？

　　夏商：曾有讀者問我為什麼不直接寫政治小說？說實在的，寫政治是時政記者、史學家與政論家的事。當然，小說家難免在字裡行間流露其政治判斷及傾向。但文學藝術遠高於政治，我不認為存在什麼偉大的政治小說，即便如《1984》這樣的名著，從藝術角度說，也是三流小說。小說是人類的秘史，政治只是秘史的一部分。前幾天我還和人說到電影《頤和園》，時至今日，還有人給這樣的爛片叫好，可見對藝術鑒賞力的普及和訓練是多麼重要。不是生硬植入政治大尺度裸露就有多了不起，相反，這正是敗筆，也是很多文藝作品的硬傷。因為對體制不滿，所以只要反體制就是好作品，這是對藝術多大的誤解！好作品應該潤物細無聲，裝蒜沒用，蔥就是蔥。

　　羊城晚報：前段時間看到王安憶勸誡復旦學子，要與主流體系保持理性距離，別急於加入競爭，要在孤立中完善自己。你怎麼看？

　　夏商：王安憶的話道理沒錯，但按她的說法去做，畢業生們在競爭慘烈的當下很可能命運悲催。她是好心，但一個成功者說什麼都是對的，失敗者卻沒有跟社會賭博的籌碼。世道變了，脫離實際去追求精神的世外桃源，難免畫餅充饑。

　　鏈接

　　夏商，原名夏文煜，祖籍江蘇。1969年12月生於上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東岸紀事》、《乞兒流浪記》、《裸露的亡靈》及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選集》。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