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美應抓住機會擺脫「自傷性競爭」

前言說明：

正文：

中美兩國的分量決定了當今全球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前景，習近平主席訪美會晤特朗普總統，給中美兩國提供了一個擺脫「自傷性競爭」、實現良性競爭與合作的機會；無論是為了中美兩國各自的直接利益，還是為了全球政治經濟穩定與發展，中美兩國都應當努力抓住這個機會。

一、特朗普戰略收縮為中美平等和平共處改善外部環境

回顧2016年美國競選期間，在國內外政界、學術界、主流媒體一片看好希拉里、醜化貶低特朗普聲浪氛圍中，作者可能是中國經濟學界少有的能認真正面看待特朗普競選及其政綱的人，在《21世紀經濟報道》、《北大商業評論》、《環球時報》英文版、《上海證券報》等國內主流報刊就發表了10篇以上文章正面看待特朗普勝選概率，解析其政綱，數篇文章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回顧美國競選期間和特朗普勝選後上述文章就中美關係和特朗普、第三國的選擇提出的一系列判斷，現在回顧，基本上符合事實。

之所以主張中美兩國擺脫「自傷性競爭」、實現良性競爭與合作，是因為這是兩國避免漁翁得利、乃至玉石俱焚的最優選擇，也符合特朗普的理念。在去年美國大選投票前一周刊發的《美國大選中的兩種治國理念》（《21世紀經濟報道》2016-11-2）一文中，我明確提出，在中國自強不息的基礎上，綜合看來，可能是「特朗普總統」比「希拉里總統」更好打交道，因為特朗普一貫主張對外戰略放棄以意識形態劃線，減少美國捲入得不償失外部衝突的風險，適度收縮美國的海外存在規模，集中資源建設國內。特朗普勝選之後曾與蔡英文通話，又任命一批被外界貼上「強硬派」標籤的人士出任其政府主要職位，國內外不少人擔心中國是否面臨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的尾聲，或者更直白地說，和平時期是否已經終結而必須直面與超級大國軍事對撞的風險？朝鮮半島風雲激蕩之際，這種擔憂再度高漲；對此問題，我的回答是明確的「否」。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許多人選被視為強硬派，而且不止一位閣員在任命聽證會上發表了許多對華強硬言論，但仔細回顧特朗普競選以來的演講，以及這些強硬派閣員的主張和聽證會言論，就可以發現，美國現在的資源和國內社會分裂狀況實在不適合針對中國這種大國發動全面軍事對抗，且特朗普思路是減少海外軍事干預，集中資源開展國內經濟建設；而且那幾個強硬派閣員實際上也沒有那麼「鷹」，其強硬主要在於重整國內秩序，在聽證會上放出對華狠話，更像是為了通過聽證會環節的套路表演。

在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競選演講中，特朗普指責奧巴馬政府外交失敗，而且抨擊「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聲稱「與其他總統候選人不一樣的是，戰爭和入侵將不會是我的首個本能。沒有外交手段就沒有外交政策。一個超級大國明白小心謹慎和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標記。儘管從未在政府任職，我曾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我對此非常自豪」。

在這篇系統陳述自己外交理念的演講中，他對中國是這樣說的：「我們想與俄羅斯和中國友好和平相處。我們與這兩個國家有嚴重分歧，我們應當明確地看到這一點，但是我們不應成為對手。我們應該在構建利益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

2016年12月1日，特朗普宣布提名綽號「瘋狗」的馬蒂斯將軍擔任國防部長，當時被許多輿論視為他將奉行好戰政策的標誌，但他宣布提名時講了這樣一番話：「我們將與每一個願意加入我們以擊敗伊斯蘭國和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國家為伴，我們將摧毀伊斯蘭國。同時，我們將尋求一種新的外交政策，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們將停止去推翻別國的政治制度、政府和人。我們的目標是穩定，而不是混亂，因為我們想重建我們的國家。」

在就職演講上，特朗普也沒有如同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指名道姓挑釁中國，反而明確提出了這樣的主張：「……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我們不尋求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人，……」

從這些來看，特朗普不是個想與中國全面軍事對抗的人。他那些強硬派閣員其實也是一樣。在國會任命聽證會上，候任國務卿蒂勒森講了許多狠話，但也談到了與中國的合作：「我們也應看到與中國關係的積極方面。我們兩個國家的經濟福祉深深地相互交織，中國是削弱激進伊斯蘭勢力的珍貴盟友，我們不應讓分歧阻礙富有成效的夥伴合作領域。」

馬蒂斯在聽證會上將中國與俄羅斯、恐怖主義組織並列稱作戰後格局面臨的「二戰以來最大挑戰」，聲稱「威脅來自俄羅斯、恐怖主義組織以及中國在南海的行為」，相當轟動，但他同時還說：「我們必須設法管控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爭。有一句名言：恐懼、榮譽和利益是把一個國家變成敵人的根本原因。」此語其實就是暗示應該避免逼迫中國成為「敵人」。

……

儘管一些輿論給特朗普扣上「孤立主義」之類帽子，但他上述理念、主張本質是一個帝國在過度擴張之後而主動實施戰略收縮。縱覽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實施戰略收縮並不是特朗普個人心血來潮突發奇想之舉，而是有著堅實的歷史規律支持，因為這是過度擴張的帝國為避免國力耗竭不可收拾而必須要做的事情。對於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和全世界最發達史學傳統的中國而言，我們歷史上經歷過漢武帝的「輪台罪己」，經歷過明成祖之後的「洪熙新政」，應該不難理解當前美國實施戰略收縮的客觀必要性。

二、不應混淆特朗普戰略目的與談判手法

綜上所述，我們現在不能認為和平時期已經終結、必須直面與超級大國軍事對撞的風險，中美實現和平、平等、互利合作的空間仍然相當廣闊。企圖在談判中先聲奪人以搶佔談判主動權，甚至「越聳人聽聞越好」，這是特朗普早已慣用在心的「交易的藝術」（TheArt of the Deal，特朗普書名），與他的戰略目的是兩回事。

特朗普希望重建美國經濟，特別是重建美國實體經濟，但他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是世界經濟已經步入長周期的蕭條階段，而且還會延續相當一段時期，與中國全面對抗只會使他的目標全盤落空，他對此應該一清二楚。君不見國內外普遍認為中美最有可能發生激烈摩擦的經貿領域乎？美國時間3月31日，特朗普簽署兩份總統令，要求有關部門查明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根源，並計劃向對象國的「不公平貿易」徵收懲罰性關稅；同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年度貿易壁壘報告，其中也批評中國的產能過剩、大量出口「扭曲全球市場」。但在發布上述消息時，無論是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還是商務部長羅斯，都堅稱新行政命令將解決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問題，但不是針對中國，這表明美方雖然企圖在習主席到訪前夕張揚聲勢，在談判中壓倒中方以爭取更有利地位，但歸根結底其實也希望對華關係「斗而不破」。

奧巴馬執政時，習主席訪美有言：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在對內大搞「身份政治」、對外戰略以價值觀劃線的奧巴馬時代，中國的這一良好意願只能停留在紙上，現在，我們看到了兩國聯手把上述意願轉為現實的希望。

（插圖：中國製造的「美國自由」，數年前攝於阿富汗戰場美軍營地）

三、新型大國關係下的中國外交、經濟與內政策略優化調整展望

倘若中美元首會晤確定了雙邊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和重要領域，我們的外交、經濟與內政策略都可以展開一系列更符合我們長期利益、更可持續的優化調整。

首先，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可以優化運用資源，更加明確「一帶一路，首重一路」的原則。由於「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容量、人文社會環境等等遠遠優於「一帶」，加之運輸成本的技術經濟因素，對中國而言，合理的戰略選擇應該是在「一帶」方向以攻為守，在「一路」方向以攻為攻；前者是戰術攻勢而戰略守勢，後者在較長時段上看處於戰略攻勢。須知，海運承擔了我國90%以上的外貿貨物運輸量以及98%的進口鐵礦石、91%的進口原油、92%的進口煤炭和99%的進口糧食運輸量（國務院新聞辦《中國交通運輸發展白皮書》，2016年12月），而中歐班列目前年貨運量用我國海運主力船型6船就能完成，用「中海環球」號集裝箱船隻需要兩船半。[①]更何況陸地運輸深受途經國家治理水平、社會穩定性和外交等因素變動之擾，海運則基本不受上述因素影響，這種自由的優勢是陸運所不可比擬的。

在去年9月15日《21世紀經濟報道》刊發的《希拉里健康與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化》一文中，我提出，倘若希拉里夢斷白宮之路，那麼中國「一帶一路」布局將面臨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方向。今天，希望我們能優化「一帶一路」布局，始終如一力戒冒進衝動，處理好對美、俄關係，避免造成「美國有序合理收縮 中國無序擴張」的糟糕組合，以至於耗竭我國國力，重蹈1970年代蘇聯之覆轍。

在經貿關係方面，鑒於美國巨大的市場容量，它在我國的對外經貿格局中事實上處於「太大不能倒」的地位，只有它宏觀經濟穩定，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可持續開發的最大外部單一國家市場。而且，特朗普希望重建美國經濟，這客觀上就會為中美經貿創造眾多新機會。我們要看到中美貿易爭端可能增多的壓力，更要看到機遇。

同時，隨著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和漸進加息，且加息力度超出預期，全球長期流動性接近拐點，對我們管理資本外逃等等壓力很大；倘若特朗普上台後能夠落實大幅度簡化管制和降低稅率，我們面臨的壓力還會更大。應對這一衝擊，我們最重要的是練好「內功」、增強內部經濟社會活力。除簡政放權、鼓勵創新之外，特別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財稅負擔過重，而福利、扶貧等轉移支付壓力過大，正在從兩方面逐漸消磨、乃至扼殺經濟活力，一方面是扼殺東南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是扼殺受援地區、群體自力更生的內在動力與可能。我們的社保有重蹈西方覆轍之虞，我們的扶貧、對口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有潛在的「科索沃化」風險。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自從1990年代「西部大開發」以來，大規模區域轉移支付至今已歷20餘年，將近一代人之久，要解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很多，其負面作用則日益凸顯。現在經濟及財政增速下行，這方面矛盾有急劇加劇之勢。為此，我們需要儘快早作籌劃，不能將非必需品、乃至與中國國體對立的東西列入必保的「公共服務」之列，降低稅負與適度降低區域間轉移支付規模並舉，以求兼顧增進全國經濟活力與降低財政風險雙重目的。

在我們的金融市場上，不管是發債還是發行股票，都需要格外強調市場化原則，不能要求金融市場承擔「扶貧」之類背離市場化原則的責任，那樣做只能製造本可避免的額外風險。前幾年第一批地方債發行，十個省市中，其它獲准地方都是經濟發達、經濟和財政管理水平高、能夠自食其力自我發展的省市，但有高度依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西北落後小省區進入了第一批十家發行地方債的名單，這恐怕是失誤而非正確舉措。對後來又制定的一些類似政策措施，也有必要重新審視。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改革決定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原則需要落實體現在經濟生活中。

四、擺脫「自傷性競爭」是中美關係改善的最大預期利益

在去年美國競選期間發表的《希拉里健康與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化》（《21世紀經濟報道》2016-9-15）、《美國大選中的兩種治國理念》（《21世紀經濟報道》2016-11-2）等文章中，我提出，特朗普若上台，對中美關係最重要的好處可能是為中美擺脫「自傷性競爭」、各自重塑國家認同、增強內部社會凝聚力創造機會。我提出「自傷性競爭」這個概念，指的是相互競爭的大國領導層雖然明知某些政策措施（特別是逆向歧視政策）會從根本上損害本國社會凝聚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這些政策措施所立足的天真理念本質上與自己立國基本原則相悖，但為了在國際政治鬥爭中佔據某種本質上虛妄的「道義制高點」而競相採取這類政策措施，將失之天真的理念作為「軟實力」而大加倡導，最終導致所有大國都騎虎難下。

蘇聯解體接近尾聲時，約瑟夫·奈寫下影響深遠的《美國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成為「軟實力」（soft power）理論開山之作。他反駁了保羅·肯尼迪等人關於美國影響力衰落的觀點，提出「軟實力」概念，認為傳統帝國過度依賴硬實力，容易因擴張過度、樹敵過多而瓦解，而美國既擁有傳統經濟、軍事的硬實力優勢，也擁有文化、價值觀和國民凝聚力等新型的軟實力優勢，應當充分發揮自身的「軟實力」優勢，通過灌輸美式價值觀，將這些潛在的權力資源轉化為實際的影響力，就能夠長期領導世界。這條思路自有其道理，但「軟實力」的基礎歸根結底在於硬實力，某些被視為「軟實力」的要素會損傷硬實力，被視為軟實力的各項要素中也不乏相互衝突之處，某些文化、價值觀對國民凝聚力這項最重要、最根本的「軟實力」損害日益顯著。因此，大國應該繼續借鑒「軟實力」理論，但更需要超越現有的「軟實力」理論。

從這幾個月中美兩國和國際環境發展變化來看，中美共同擺脫「自傷性競爭」困局的希望正在上升。在中美競爭中，我們不應過多寄希望於美國內耗，因為美國只是我們的外部環境，關鍵是我們自己內部凝聚力和向上進取精神。有這些，美國中興，我們照樣能與他並駕齊驅；沒有這些，即使美國垮了，我們也會垮。而美國國內三觀顛倒、堅持自傷性競爭，對我國未必是好影響。

（初稿2017.4.5，修訂2017.4.6，僅代表個人意見）

[①]梅新育：《「一帶一路」，首重「一路」》，《上海證券報》，201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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